摘要：本文以契丹族为例，探讨在民族形成过程中，服饰的发展演变轨迹，进而研究其代表性袍服形制的成因。并通过与女真、党项袍服的对比，得出这种身穿圆领开衩袍、脚着靴的形象是10至13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穿着风格。这种风格的共通性源于相似的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以有民族间不断的融合、借鉴、影响。
关键词：游牧民族 契丹 服饰风格
我国北方自古就有游牧民族居住生活，寒冷的气候和游牧生活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他们普遍以皮毛为服饰原料，上衣下裤，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服饰有较大差异。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包括很多族群，他们不断发展、融合、演变，又形成分化出新的民族和分支，其服饰上会有区别，但相似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的共通性：放牧狩猎，要求身手敏捷，服饰合体；行走于广漠草原，要求袍服瘦短，足穿长靴。本文追随契丹民族形成过程中服饰发展演变的轨迹，研究其服饰形制，并与女真、党项族服饰进行比较，探讨10至13 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服饰风格的成因。
一、契丹民族服饰的产生与发展
契丹源于胡，“胡”本指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人们贬称为“胡”，秦汉时期沿续，后来“胡”的概念扩大，把西方，如新疆中亚等地的外族人或外国人加入进来，统称为胡人。先秦时期胡有东胡、西胡之分，东胡为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三大族系之一，是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部族。《史记·匈奴传》索引：“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 [1]。契丹即源于东胡之后的鲜卑。
在契丹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服饰面貌不尽相同，分如下几个阶段：
（一）契丹先祖的胡服形制
胡人生活于寒冷的中国北方漠北地区，过着逐寒暑变、随水草而牧的生活，他们的服饰依生活劳动而生，以便利、易得为主要特点。面料上，因天气寒冷，要以厚实材料来御寒，游牧生活快速强悍的节奏要求服饰质料结实耐穿，而狩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恰能提供丰富的皮料，很是适合服装材料的需求。另外，游牧射猎的生活要求服饰便利，一切以实用为最基本要求。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胡人就形成了一套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服饰，和中原地区的服饰风格有很大不同，两种服饰文化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交流。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富国强兵实行胡服骑射改革，把胡人衣装引入到中原地区，主要用于军队之中，其形制为：上衣为紧身窄袖短袍，长及臀或膝部，下装为合裆长裤，腿部缠裹，脚穿长靿皮靴，头戴帽。契丹始祖为东胡人，早期服饰形制也应如此。
（二）南北朝时期契丹服饰的变化
契丹被记入史册是在南北朝时期，当时还是游牧部落集团，“转居荐草之间，去邃古之风犹未远”[2]。狩猎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猎则别部，战则同行” “射猎，居处无常”。此时契丹畜养业已有一定规模，史载北齐与契丹的一次冲突中，掳获契丹牲畜十万多头，可以想见发达的畜牧业可给服饰质料提供充足的毛皮。从文献记载来看，此时期的契丹服饰还保留古风，强调实用，“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3]；形制以短衣、长裤为主，寒冷时节披长衣，戴帽，穿靴。同时，毛织业有很大发展，能用驼、羊毛制毡。《魏书》载“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还，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以青毡为上服，人给青毡两匹”[4]。青毡，即黑毡，契丹人有敬天尚黑习俗，故以黑衣为上服。当然，随着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开始增多，契丹人常以牲畜、毛皮换取中原地区粮食、织物等，衣装中也较多地使用织物。
在契丹人衣牛、马、羊、驼皮毛之前，还应有一个更为原始的阶段。《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载，契丹族有一个传说，一酋长名呵，戴野猪皮，披野猪皮，居穹庐中。后其妻偷把其猪皮拿走，遂“莫之所如”。另一酋长，名昼里昏呵，也“戴猪服豕，罔测所终”。传说表明早期契丹人曾有过以野猪皮为衣的阶段，后来畜牧业发展起来后，才用较为柔软舒适的牛、马、羊等皮为衣料
（三）隋唐时期契丹服饰文化与中原的交流融合
隋唐时期，是契丹族的大发展阶段，契丹与中原政权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唐时，契丹成为唐中央政权管辖下的地方政权，首领受唐政府封赐，并与唐宗室联姻，唐公主带来了纺织术及大量丝帛制品，对契丹上层贵族服饰影响很大。高级贵族开始较多地穿用丝质服装，其多来源于唐政府的赏赐与赠与，或与中原地区的交换。服饰款式与中原地区较为接近，但保留着民族服饰的左衽传统。《契丹国志》载：“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汉兵，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 窃为契丹之饰。”[5]唐朝末年，契丹首领述澜时期，开始定居，植桑麻，“以遥辇氏于越之官，占据潢河(今西拉沐沦河)沃壤,始置城邑,为树艺、桑麻、组织之教，有辽王业之隆，其亦肇迹于此乎”[6]。虽然开始初期纺织物在衣料中所占比例不大，契丹人服饰质料还较多以皮毛为主，但贵族阶层所用织物面料则越来越多。《辽史》载契丹人“网罟禽兽，食肉衣皮。以俪鹿韦掩前后，谓之靴。然后夏葛冬裘之制兴焉”[7]，即以唐晚期为分界。
契丹人建立辽政权之前，一直过着狩猎游牧的生活，居无定所，这样的生存环境要求服饰以实用、保暖为主，故多采用皮毛质料，以皮毛的优劣作为身份地位的标志，形制上则没有大的差别。随着与中原地区交流增多，尤其归附唐政权后，更多地接触到中原先进服饰文化，中原汉人舒适的丝织、麻质服料，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契丹贵族越来越多地采用织物，认同中原服饰文化。
二、契丹民族代表性服饰形制
契丹民族的特色服饰为袍，男女均服。游牧部落主要是男子从事生产活动，男子服饰更能体现生产生活特色，故本文以契丹男子袍服举例。
契丹人原始袍服以皮质为主，有带毛的裘衣和去除皮毛的板皮衣两种，服饰形制在契丹壁画中有描绘。蒙古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石棺内壁绘有春季《契丹族草原放牧图》，图中放牧人头戴皮帽，身穿对襟裘皮短衣，腰系带，脚穿靴，手持短鞭作赶畜状，应是天气稍热，敞露胸怀。短袍类似今短大衣，对襟，窄袖，长至臀部。（图一）克什克腾二八地辽石棺前堵头内壁《引马出行图》中的牵马人，（图二）据考证身上所服为皮质袍，由于皮质较硬，故在袍服前裾正中开褉，这样袍身才可在骑马时顺腿而下，最大面积的护腿取暖，又能活动自如，这应是契丹袍服的传统形制。采用布帛后的契丹男子袍服形制为圆领、左衽、无缘饰、窄袖，疙瘩襷扣，长至膝，身后正中开褉，两侧不开（因布帛较软，身后开衩即可达到皮质袍服前后开衩的效果）。圆领袍是以北朝旧式鲜卑外衣为基础，融合西域胡服因素而成的一种服装。山西太原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娄叡墓壁画中的鲜卑人展示了圆领袍的形制，只是开衩有侧也有后，衩开得较低。唐时，有胡人血统的唐统治者也采用圆领窄袖袍，作为男子的日常袍服，但改制为圆领、右衽，长至踝，两侧开衩，也称缺胯袍。唐人袍服的胡化，表明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胡、汉服饰文化互相交流吸收，中原袍服形制和同时期契丹服饰有了许多相近之处。
对比契丹袍和中原袍，可以看出两种袍服形制的异同。相同处：两者均为圆领不加缘边，顶端有襷扣，纽扣多为一粒，也有二粒的。不同处：一是契丹袍为左衽，中原袍服为右衽；二是开衩，契丹袍服开衩位于袍服后部，中原袍服为两侧开衩。契丹袍服后开衩呈上窄下宽的梯形，平时用扣子扣住，骑马时解开，这样两侧袍裙可护腿防寒，此种形制更适于游牧民族的马上生活。（图三，①）三是中原袍服的身、袖部较契丹袍宽松，并在下身部加襕（在下摆处加一道宽边，作为上衣和下裳的区别）以纪念中原传统服饰的上衣下裳之制。另外，中原袍服襷扣扣于领右侧，而契丹袍服扣于领后部。（图三。②）
圆领后开衩袍服适用于契丹各阶层男性，是契丹民族传统袍服的真实形制。
① 契丹男子（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墓《进食图》）
② 着圆领加襕袍服的唐代男子（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壁画）
从史料记载及遗留图像可知，契丹男子穿窄袖左衽圆领袍，腰束革带，脚穿革靴，显现出粗犷彪悍形象，虽因时代早晚人物形象稍有不同 ，但基本装扮形式没有大的变化，表明这种形制为契丹民族的代表性服饰形制。
三、契丹民族服饰风格的形成
地理环境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观念，进而形成了某地的风俗习惯。服饰作为行为观念的一种表现，适应环境，反映风俗，表现个性，也就形成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服饰文化。契丹是10至12世纪生活于我国北方，并最先发展强大建立政权的民族，通过征伐将其他部族归于其统治之下，直接影响了其他民族的服饰，因此契丹民族服饰风格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代表性。
（一）生活生产环境与契丹民族服饰风格的形成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服饰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服饰产生于劳动生活中，主要功能是保护、遮敝和装饰，因此，人类早期的服饰差别不大。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服饰和北方胡服还较为类似，都为小袖、长及膝的短袍。后来，因生活环境和生产劳动方式的不同，服饰差别逐渐显现，两周时期，两者差别就较为明显，中原地区人们装束以宽衣大袖为主，下装为裳（类似裙），北方游牧民族则为裤。这是因为中原地区为农耕区，似裙的下裳穿着随意方便，游牧民族狩猎放牧，出于对臀、腿部的保护，裤得到了较早完善。足部的靴，也是同样原因，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地势平坦，故多穿浅口的履；而北方地区气候寒冷，草原山林，同时由于骑马的需求，长靿的皮靴更为保暖适宜。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男子普遍穿着严重胡化的圆领袍，只是使用舒适的丝绸面料来制作，脚穿改制的乌皮六合靴。此时期，契丹部族发展强大起来，他们的服饰文化因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影响，和中原服饰文化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契丹族生活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一带。《辽史》载：“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皮毛以衣”， “至黑榆林，时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长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见日而寒尤甚。”[8]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永安地宜畜牧，畜以马、牛、羊，草宜荔挺、臬耳，谷宜粱荞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稼，七月毕敛；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陨霜，三月释冻。”[9]契丹人生活区域处于寒温带，冬季寒冷漫长，夏季短，春秋多风，因而要求穿着耐寒保暖衣物，“北方苦寒，故多衣皮” “虽盛夏必重裘”。因此，他们多以皮质为衣料，“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10]。同时，他们生活在山林草原地带，野生动物众多，游猎放牧为主要生活生产方式，毛皮易得，于是他们就地取材，利用身边易得的原料，制作出简朴又具有较高实用性的服饰。
契丹民族以游牧为生，与中原地区交往增多后，他们以交换、赏赐及战争等方式取得中原地区的布帛，尤其是部族强大后，他们引进中原先进的纺织技术，迁移汉地工匠帮助牧民发展纺织业，使服饰质料进入皮毛、布帛共用时代，但皮毛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服饰原料，即使接受汉民族舒适的布帛后，也力求保持本民族的服饰特色，较多地使用皮毛质服料。
契丹服饰继承游牧民族服饰特点，袍服瘦短，足穿长靴。北宋时期，沈括出使辽国，对契丹服有了深刻认识，说“窄袖、绯绿短衣、长腰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裤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11]。
可见，契丹民族服饰是自然环境、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等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以皮毛为主，形制瘦窄短小，穿靴的整体风格，这些特点在同时期的女真及党项服饰上也有同样反映。女真人生活于我国东北部的大、小兴安岭及长白山间的松嫩平原、三江平源和辽河平原地带，即“白山黑水”之间；党项族生活在我国西北高原地区。他们与契丹族同处于高纬度寒冷地区，都过着渔猎畜牧的游牧生活，也均着圆领左衽袍，以皮毛为主，脚穿靴，表现出服饰风格的共通性。
（二）契丹民族服饰形制特点的形成
契丹代表性袍服与中原袍服形制的主要区别为后开衩、左衽。
1.契丹袍服的后开衩
游牧民族传统袍服多有开衩。北齐时期娄叡墓壁画中人们所服的圆领或交领袍中就有侧部及后部开衩形式。（图四）契丹袍服中外袍多为后开衩，开衩似乎更高，以身后中线对称，外侧向左、内侧向右接片，显然是为骑马生活而设计。这类袍服在女真、党项服饰中也有发现，表明这是游牧民族服饰的一大特征，但形式稍有区别：一是女真袍开衩较高，往往从腰部开始，而契丹袍相对则开衩较低，党项袍开衩高度与契丹袍近似。二是女真袍开衩两侧接片较宽，外部一侧与袍身同宽；契丹袍后开衩两侧接片较窄，约占袍身二分之一宽；党项袍后开衩，从图像来看两侧仅交接，穿时露出内衣。他们的同类差别，可能具有借鉴改进之意，女真袍或取源于契丹袍，只是使开衩更阔，进一步扩大了身体的活动空间，同时使御寒性更佳，并可全部提起束于腰间，使腿部活动自由，这是优于契丹袍、党项袍的先进之处。（图五）
2.契丹袍服的左衽
左衽，即指右侧衣襟大于左衣襟而向左掩，右衽反之。据考古学及民族学考证，人们最早的衣服形制为：在一块长方形布中间挖孔，穿时将头从孔中伸出，伸臂两侧，胸前背后两片，以带束腰成贯口衫。后来，为了穿脱方便，前面片一分为二，形成了对襟。为了保暖的需求或为了不易袒露胸部而将前部两襟加大，交合叠压形成偏衽状，这样也就产生了左衽或右衽。从我国早期人物形象来看，左衽、右衽、对襟共同使用，中原地区也没有形成尚右的习惯。如商代出土的玉、石俑及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衣襟交合不拘一格，甲骨文中的“衣”为象形字，其反映衣襟的掩合可分为向左、向右及中部对合等，（图六）表明商代中原地区衣襟开合的方向并没有形成固定形式。
中原地区服饰右衽风尚大概形成于西周时期。《礼记·丧服大记》载：“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孔颖达释：“皆左衽，大敛小敛同，故云皆也。衽，衣襟也。生则右手解抽带，便也。死则襟向左，示不复解也。”可知，中原地区已经形成死者服左衽、生者为右衽的服饰风格。究其原因，因为周代中原地区已形成了高度的农耕文明，在长期农业劳动中养成多使用右手的习惯，将左衣襟拉至右侧系结顺手方便，故右衽服制发展成为定制。为区别生死，左衽也就用于丧葬服饰上。
从文献记载看，中原地区外的四周民族，服饰多为左衽。《尚书·周书·毕节》：“四夷左祍，罔不咸赖”。春秋时，孔子赞扬率众打败北方戎狄入侵中原的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左衽已成为北方民族形象特征。究其原因，说法各一，有人认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与拜日习俗有关。契丹袍服的左衽，文献载可能与其崇尚萨满教有关，契丹人“好鬼而贵日”， 祭祀中专设有“拜日仪”，“东向而尚左”，以太阳为自然崇拜，形成拜日习俗，面日则东即为左向，形成了以左为尊。宋人刘攽诗曰：“饮冰重见古人心, 绝幕仍当暮雪深。朝出穹庐随拜日, 夜鸣刁斗候横参。胡儿射雁争娱客,羌女听笳却走林。闻说敌情亲博望, 一言珍重万黄金” 。契丹《辽史·国语解》：“国俗，凡祭皆东向，故曰祭东” 。
此外，从生活习惯来看，左衽可能与生产劳动有很大关系。人们骑马时，左衽服方便从右侧上下马。另外，以游牧为业的骑马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也形成了一些固定习惯。如他们将长弓放置于腰左边，箭囊背于右肩，左手拉弓右手搭箭时弓弦箭尾位于右胸前，如果穿着右衽服装则多出的衣襟就会影响射箭的角度，故衣襟开于左胸前；骑马时，右手习惯拿马鞭或武器，左衽方便左手从怀中放取物品。鉴于左衽于生活中的的这些便利特点，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较早就穿着左衽服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引入东胡之袍服，即称“褶服”，“一曰左衽之袍”。游牧民族的左衽服饰一直沿习下来，契丹、女真均起源于东胡族系的鲜卑族，服饰形制世代相传，皆为左衽形制。党项族也有一部分由鲜卑融合而来，服饰形制也为左衽，只是后来受中原服饰的影响，有的才改为右衽形制。
四、结语
服饰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反映了民族风俗习惯、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契丹民族服饰特点是在民族产生发展过程中，同其它民族不断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契丹人注重保持服饰的民族性，在与先进的中原服饰文化接触交流后，学习汉人的纺织技术，引入舒适的纺织品，使服饰质料进入皮毛、织物共用时代，但并不如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实行汉化，而是保持传统，多使用本民族原有服饰原料皮毛，即使用织物作衣，也以其传统服饰形制为准。
契丹服饰身窄衣短、后部开衩、衣襟左衽，这种特点的形成是民族历史、风俗习惯的传承的结果，圆领开衩袍是契丹民族的代表性服饰，也是隋唐、两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服饰形制，此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较多地保持了服饰上的一致性。10-13世纪北方较为强大的民族契丹、女真、党项等在服饰上的共通性，是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的相似，部落间的兼并征服、贸易往来等引发的服饰文化相互影响下形成的。契丹族建立政权时，正值中原五代战乱时期，辽迅速壮大，把一大批汉人及其他民族置于其统治下，当时女真人受辽统治，部分女真人甚至被编入辽的社会组织，直接地实现了服饰文化的相互交融；党项与契丹也有臣服关系，服饰文化也多受契丹影响。因此，契丹服饰在 10至13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服饰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男子身穿圆领、窄体、小袖的左衽袍，足穿靴，腰束革带或大带，这样的装束，轻便简单，利于骑射、游猎，成为此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典型的服饰风格。
* 本文为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考古视野下辽夏金元服饰演变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17BKG02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2885.
[2]（元）脱脱.辽史：卷五六：仪卫志二. 北京：中华书局，1974：905.
[3] （元）脱脱.辽史：卷三二：营卫志. 北京：中华书局，197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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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三：兵马制度.台北：景印文渊阁四库丛书，1986：96.
[6] （元）脱脱.辽史.卷五六：仪卫志. 北京：中华书局，1974：905.
[7] 同[6]
[8]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四.胡峤陷北记. 台北：景印文渊阁四库丛书，1986：237.
[9] （宋）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 北京：中华书局，1984：123.
[10]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三.岁时杂记. 台北：景印文渊阁四库丛书，1986：225.
[11]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