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2期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正式出版的第100期。虽然杂志刊期（季刊）没有变化，但容量却不断增加，由最初的118页增加到了182页，同时本刊被国内几个评价体系列为核心期刊，并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200家期刊之一。自2001年第1期至今的62期是由我主持编辑的，一晃担任主编已有16年，编辑过程中的喜怒哀乐自然可在闲暇时私下细细品味，不过利用“百期笔谈”的机会将自己的办刊思路和感悟提供给学界，于方兴未艾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日益壮大的学者队伍以及办好该领域内唯一学术理论刊物而言，应该是有益的，故而就刊物定位、重点办刊方向及作者队伍等问题谈些感悟，求教于学界同人。

　　一 经世致用，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回顾60余期的办刊历程，“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争鸣，为促进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发展服务”的办刊方针是我编辑工作恪守的根本原则。因此，举凡与边疆研究有关的文稿都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选稿范畴，但在选择上则是侧重于历代治边理论和实践、边疆民族政权、边疆地理、海疆，以及边疆学理论（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文稿。据粗略统计，2001年第1期至2016年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共刊发文稿982篇，全部与边疆有关，其中属于历代治边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文稿298篇，占全部用稿的30.3%；边疆民族方面的文稿106篇，占全部用稿的10.8%；边疆地理方面的文稿86篇，占全部用稿的8.8%；海疆方面的文稿69篇，占全部用稿的7%。之所以这几个方面用稿比例较高，一方面是源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为促进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发展服务”的办刊方针，另一方面也和我对边疆研究（边疆学），包括历史研究性质的认识有关。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办刊方针是第一任主编马大正先生时期确定下来的。1991年第1期署名边众的《论当前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对“边疆”及“边疆史地研究”有如下阐述：“‘边疆’是指直接与国界关联的地区。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不仅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在提供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的科学依据和维护领土完整的历史经验等方面，也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也就是说，边疆研究不仅事关国家的领土主权，更事关边疆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决定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刊发的文稿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且经世致用的特点突出。“边疆”是多民族中国长期发展的结果，边疆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边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我们今天认识和了解边疆地区现实的基础，当今边疆地区稳定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有或多或少历史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历代王朝或政权多数也是由多个族群构成的，也存在着对边疆和其他族群的治理问题，对其在治理过程中留下的诸多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可以为我们更好地解决边疆地区的现实问题提供借鉴。

　　2001年之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虽然没有开设以“边政”为题的栏目，但也刊发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稿，这些文稿为提升刊物的学术质量做出了重大贡献。我本人原供职于《民族研究》编辑部，主要负责民族史方面稿件的审读和编辑，在编辑之余也从事历代治边政策、边疆民族政权历史的研究，《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1998年再版）是那一阶段的代表作。对于历史研究的性质，我认为其精髓即是经世致用，因为人们对历史的解读都存在或隐含着现实的需要和目的，概莫能外，尤其在边疆研究（边疆学）上更为突出。所以，担任主编后，笔者继承并发扬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中国边疆地区稳定和发展服务的这一传统，甚至为了突出这一选稿原则一度开设了“边政研究”栏目，目的自然是希望在得到学界同人的更多关注、引领边疆研究发展方向的同时，也为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这即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历代治边理论和实践、边疆民族政权、海疆方面的文稿占多数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体现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点选稿方向。

　　值得高兴的是，幸赖众多学者的大力支持，16年来这么多高水平的文稿能够得以顺利刊出，对此一直心怀感激之情；不过得到学者的回应也说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这一选稿方向对边疆研究的发展方向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从已经刊出的文稿看，选题不仅涉及历朝各代的治边思想与实践，而且也涵盖了边疆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蕴含着作者的真知灼见。在获得较高下载率和引用率的同时，其中有些文章也得到《新华文摘》等刊物的转载，并获得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奖励，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如崔明德、马晓丽的《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总体考察》（2012年第1期）2015年获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同年方铁、黄禾雨的《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2013年第2期）获云南省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迎来了新机遇，但也存在着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加大边疆基础研究的力度，历代治边思想与实践作为边疆史地研究的核心内容，其咨政的功能迎合了这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会更好地突出“经世致用”的办刊特色，为更多学者展示自己的智慧提供平台，服务于边疆。

　　二 注重边疆学学科建设，推动中国边疆话语体系构建

　　边疆，包括陆路边疆和海疆，尽管占到了当今国土面积的60%以上和海疆的全部，且建立“边政学”“边疆学”的呼声在20世纪不断出现，但边疆研究依然没有进入“学科”之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制约着边疆研究学科的健康发展，而且更严重的是一定程度上我们在国家、领土、海疆等诸多方面话语权的丧失，这不仅不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而且使我们在海洋权益的维护上也处于劣势。进入21世纪后，陆路边疆问题依然得到世人关注，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不仅遇到了分裂势力的歪曲，也遇到了某些国外学派和学者的挑战，而海洋权益的维护则是一个日益突出的新问题。面对这种情况，肆意追捧国外学者对我国边疆历史的所谓“理论解读”，或对其“理论”进行驳斥但难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国内学界的一种常态。李国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2015年第4期）认为“我国海洋权益领域所面临的诸多现实挑战，以及对海疆历史认知上的诸多偏差，凸显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缺失，深刻体现构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紧迫性”，而“理论研究的滞后，不仅造成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迟缓，而且与维护我国海洋主权、海洋权益的现实需要不相适应”。这一认识虽然是针对海疆研究而言的，但整个边疆研究领域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迫切需要建构符合我国边疆实际的中国边疆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则是边疆学学科的核心内容。

　　中国边疆话语体系乃至边疆学包括哪些内容，尽管需要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以2001年第1期刊发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笔谈专稿为开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做了重点组稿，目的就是推动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构建。

　　（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研究

　　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的研究事涉边疆政权的归属问题，是边疆学研究的难点也是薄弱环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自1991年第1期刊出谭其骧先生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的疆域》后，虽然得到了学界关注，但并没有展开相应讨论。新世纪初期，有关高句丽历史的研究引发了学界对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进行探讨的热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自2002年至今，先后刊用相关文稿近50篇，其中值得特别提及的是2005年第2期刊出由于沛先生的《从地理边疆到“利益边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担纲的一组4篇专稿，对西方的边疆理论作了全方位探讨，在为学界提供借鉴的同时，其“利益边疆”观点的提出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有重要参考价值。2011年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现为西北边疆研究院）合作举办了以“疆域理论”为题的学术会议，11篇参会论文分别刊发于第三、第四期。可以说，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推动下，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的研究日益得到学者的关注，而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置的“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路径与模式研究”等重大招标课题与此也不无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推出符合中国边疆实际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话语体系为时不远了。

　　（二）东亚传统政治格局研究

　　在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东亚之前，东亚存在着独特的政治秩序，鸦片战争后不仅这一秩序被殖民体系取代，而且相应的话语权也落入国外学者之手，他们甚至将其和殖民体系进行比附，进而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质疑。对东亚传统政治秩序的解读，不仅是边疆研究者客观阐述的学术问题，而且也事关国际关系的现实。针对这一情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在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合作举办国际专题会议的同时，先后在2014年第2期和2015年第2期设置了“藩属与朝贡专题研究”专栏，刊出10篇专题文稿，以期推动学界对东亚传统政治秩序的深入研究，早日确立中国学者对东亚传统政治秩序的话语体系。

　　（三）海疆研究

　　海疆研究一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海疆问题凸显，海洋权益的维护迫切需要学界提供智力支撑，对此前述李国强先生文中已经有详细阐述。尽管国内从事海疆研究的学者较少，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还是通过积极组稿，除在2001年第2期、2002年第1期、2014年第1期分别推出了“中国海疆理论及相关问题研究”（5篇）、“钓鱼岛主权问题研究学术座谈会”（选登文章6篇）、“海疆研究专题”（4篇）等专题栏目之外，还坚持每期都有海疆方面的文稿。从已经刊发的69篇文稿看，内容涉及了海洋权益的方方面面。尤其南海诸岛、钓鱼岛以及历史上的中琉关系等，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其中吴辉《从国际法论中日钓鱼岛争端及其解决前景》（2001年第1期）、郭永虎《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2005年第4期）、郑海麟《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与国际法分析》（2011年第4期）等在中国知网的下载量都高达3500人次以上，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如前述李国强文中所言，我们希望“学术界同人潜心努力，科学的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终将构建起来”。

　　（四）边疆学学科构建

　　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相关高校及有关科研机构的积极推动下，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呼声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其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1992年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就刊出了邢玉林的《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进行探讨，惜未得到学界的积极响应。为了推动学科建设，自2001年第1期步平的《让中国边疆学具有更强的时代感》发表后，我有意识地注重组织这方面的文稿，先后刊发有关边疆学理论方面的文稿122篇，占全部用稿的12.4%。其中以“边疆学”为题的专稿先后刊发了马大正的《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2003年第2期）、《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2007年第1期）、《我与中国边疆学》（2013年第4期），方铁的《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2007年第2期），邢广程的《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2013年第4期），周伟洲的《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2014年第1期）等，并带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设置了“边疆学”栏目，对边疆学学科构建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如今构建中国边疆学已经成为中国边疆研究所科研工作的中心，如邢广程在上文中所言，我们希望国内学界“着眼于中国边疆所面临的新情况、新因素和新问题，构筑新的边疆研究学科体系，以中国边疆学为基本框架来全面、深入、客观地分析与判断中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问题，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根本改善”。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重点组稿方向和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并不矛盾，因为只有立足于历代治边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讨，才能推动和实现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构建，因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刊出了很多有关边疆地理、边疆文化、边界、与周边地区关系等方面的文稿。

　　三 壮大作者队伍，繁荣中国边疆学研究

　　由于边疆研究的敏感性，文稿的发表存在一定困难，不仅限制了学科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了研究队伍的形成，使得边疆学长期以来依附于史学学科。作为边疆研究领域唯一一个学术理论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一般的史学类学术刊物不同，创刊时间较晚，同时也存在着更为紧迫的作者队伍培育问题。因此在主持编辑工作伊始我即把作者队伍建设放到了关乎刊物存亡的重要位置，并确立了完善选稿机制以壮大作者队伍的基本思路。一是利用约稿机制，巩固和发展高端作者队伍。约稿是保障刊物特色和学术水准的有效途径，不仅可让每期有一个突出的主题，避免刊物的论文集化，而且也可以通过约稿形成相对稳定的高端作者队伍。二是完善审稿和编辑流程，壮大以博士研究生为主的年轻作者队伍。学术水平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稿件取舍的唯一标准，但我们对以博士研究生为主的年轻作者则有政策倾斜，向他们提供详细的修改意见促其达到刊发标准的情况也时常出现，因为他们代表着边疆研究的未来和希望，培养和指导他们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不能推卸的责任。三是注重少数民族学者的培养，形成多种民族成分的作者队伍。边疆是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地区，多民族的中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边疆研究离不开少数民族学者的参与，少数民族作者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作者队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朱尖、苗威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现状分析》（2015年第3期）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包括1988年至1990年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的作者队伍有如下统计分析：“共涉及956位作者（独撰与合作发文同等对待，包括1篇编辑部发文），累计1726人次。这表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已经拥有了一个规模相对较大的作者群……共涉及278个单位”。可以说，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由一般期刊到核心期刊，在国内众多史学期刊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作者队伍的不断壮大是最为有效的、可靠的保障。

　　优秀的学术刊物编辑也应该是合格的研究者，这是从事编辑工作伊始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从30余年的编辑实践看，研究为我提供了及时把握学科发展和加强与作者联系的有效途径，是进一步做好编辑工作的基础；而编辑则是我从事研究的动力来源，二者相辅相成。办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研究者提供展示成果的平台，推动边疆学学科建设，服务于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才是我最终的目的和愿望。

（作者：李大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