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已过了一个甲子。就自己的生活而言，我感到人生把握不易。就自己的学业而言，我进入史学专业可以说是偶然的。1953年高中毕业，那一年高考仍考八门课，志愿仍是理工农医文可以交叉着填。正逢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为了建设祖国，同学们大多报考工科，我也这样想。可是，由于一个特殊的原因，我一气之下全部报了文科。那年志愿的填报非同往常，第一志愿是一个学校三个专业，第二、三、四志愿都是一个专业三个学校。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三个专业，未加思索填了文史哲。这样，我就考入了北大历史系。

　　在北大学习，从一年级开始，授课的几乎都是有学问的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大影响，如教中国史的张政烺、汪篯、邓广铭、许大龄、陈庆华，教世界史的胡钟达、齐思和、杨人鞭、张芝联，以及教历史文选的商鸿逵等先生。有些课是请校外专家来讲授的，教“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当时已不提“人类学”）的是林耀华先生，教“考古学通论”的是夏鼐先生。大约就在入学后不久，当时的高教部选定1953年这届的北大物理系和历史系学生作为五年制的试点班，于是我们从三年级起分专门化进行学习，我被编入中国近代史组，邵循正先生为我们开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和“1840一1894年中国对外关系”两门课。在分了专门化以后，在老师的指导下，三年级写一篇论文，四年级写一篇论文，五年级写毕业论文，从而得到专业研究的初步训练和实践。

　　分了专门化以后，中国近代史组不到十人，邵先生讲课便比较深入了。我很喜欢听他讲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每次上课，他总是把一两叠西文书放在讲台上，然后一本本进行介绍。他当时身体已显得孱弱，常用手支撑着讲台，发音很细，可是我静心地听着、记着。而且，我在心底里记下了史学研究必须从史料出发，必须广泛地掌握史料，必须注意发掘新的史料，然后据史料弄清史实，据史实研讨史事。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班上有些同学在大学时代已经有了研究方向，可是我当时兴趣较广，自己想专治何史尚不明白。有的同学就已定的方向去请教相关的教授，我只是有时与一两位同学相约随意去拜访教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一个求学入门的好机会，常常引以为憾。本来这个缺憾并非不能弥补，因为从1954年起已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是很想报考研究生的。可是到1958年毕业时正值反右以后，那年研究生停招。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开始编在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接着大跃进集体编写《内蒙古革命史》，完后不久就转入新建的蒙古史研究室。我的基础是中国近代史，便开始从事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但从1964年起，室内又组织六人编著《内蒙古史纲》，室主任生病住进医院，让我代为主持编写工作，我便开始学习古代蒙古史以及北方民族史。1966年春，韩儒林先生调到内蒙古大学任副校长，主管研究室的工作，我有了一位可以直接请教的老师。可惜历时短暂，不久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等到1971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后，研究室人员便集中力量做了《元史》点校本的校勘工作，直到1973年基本完成。我在这项工作中研读元史，同时逐渐掌握古籍整理的一些方法，并开始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元史。

　　元史是中国的断代史之一，但它与多数断代史有所不同。元代是蒙古族皇帝君临全国的朝代，也是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西关系大有发展的时代。元代史事在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波斯语等外国语言的文献中留下了重要的记载。这样，研究元史需要掌握蒙古、波斯等语文，至少要有一些了解，并懂得怎样利用有关文献。又，蒙古的三次西征，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声威远播，引起后来世界各国学者的注目，国际上蒙古学成果累累，要掌握它们还必须学好现代外语。因此，治元史者比诸一般治中国古代史者在语言上要求更高一些，在研究方法上似乎也更复杂一些。甚至元代的中文文献也有其特点，其中一部分是用所谓硬译公牍文体书写的，不能按一般的古文读通。为了研究元史，我在这些方面做过一些努力，但起步已晚，难以达标，成绩有限。

　　正当致力于元史研究的时候，1979年我从内蒙古大学调到了杭州大学。抵杭大报到以前，我在南京大学工作了半年，使得我有机会就近向韩儒林教授问学，也同韩先生的弟子们切磋讨论，向他们学到不少东西。我特别要提到陈得芝先生，他曾给了我许多启示和帮助。还有姚大力、刘迎胜两位，当时他们是研究生，比我年轻，但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史学界新生力量的崛起，备受鼓舞。在我到杭大任教以后，我一直同“韩门弟子”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他们治元史，一般也兼及北方民族史或中西关系史，同他们叙谈往往颇觉投机契合。

　　从80年代中期起，我渐渐把教学和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西关系史。这大体上有两个原因：一是元代的中西关系特别发展，它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后来因教学工作需要，我便上伸下延，在杭大开设了中西关系史课程；二是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可以直接移用于中西关系史的研究，教学过程中我发现饶有兴味的研究题目，很容易便钻了进去。自1993年春天起，沈善洪学长让我助他经管新成立的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我又做了一些中韩关系史的题目，并导致我将研究中西关系史的视角延伸到东西交流史。现在回头一看，近十余年来，中外关系史反而成了我的主要的研究领域。最近，我有机会出版一本文集，自选了二十七篇文章，其中八篇属于各代中外关系史的具体问题，四篇属于马可波罗研究，三篇属于中伊（朗）关系史，五篇属于大航海以来中欧关系史，七篇属于中韩关系史，题为《远迹索心契——东西交流史论稿》。

　　除了研究一些题目，我一直在酝酿写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纲》。十余年来，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这方面的选修课、研究导论、方法与个案，不断积累起一些心得和认识。我想在前人论著基础上，做一次新的综合，而且将自己的心得和认识写出来。原来已有的几部著作看来都已经有些陈旧，当然我要超越前人，自立“清规”，亦殊非易事。我主编的《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已经在1994年出版，那是我编写《史纲》的前行基础工作。也许在进入2000年的时候，《史纲》可以问世。

　　《史纲》的编著已经酝酿了很久，至今未能完稿的原因之一是不断有一些研究课题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心有旁骛。例如，1993年秋天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见读三十九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致我花了一年半时间对它进行整理和研究。现在，此刊的影印本已在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我对它一见倾心，难以割舍，不仅因为它本身在中国出版史、报刊史和新闻史上的重大价值，而且因为它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意义。我相信，此刊的整理影印当会对新教教士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这段重要历史的深入研究起到推动的作用。

　　为了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我必须对此全套刊物细加研究，并深入涉及进入19世纪以后欧美新教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与文化事业。现在我感觉到，与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入华的研究相比，人们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显得颇为薄弱（也已有若干成果）。但是，这项研究宜当引起更大的注意，至少宜当引起与耶稣会士入华同样的重视。第一，它本质上是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变化和发展，而其内容更加丰富，影响更加深广。第二，它的活动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以至今天，包括文化教育的许多方面，甚至及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第三，它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中西文资料，有待我们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并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研究课题，或对一些历史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和判断。

　　1997年，我指导的三位博士生同时通过论文答辩，取得了博士学位，我颇感欣慰。三篇博士论文是：徐海松的《清初士人与西学》、龚缨晏的《鸦片入华与对华鸦片贸易（迄于1840年）》和莫小也的《17—18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研究》。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我的学术注意力既要引导学生走到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前沿，又要追踪着各篇博士论文选题的内容。我自知学识有限，为了给学生以切实的帮助，必须不断充实自己，这也花费了我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我乐在其中，这使我享有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的旨趣和成果。我脑子里积累了许多可做研究的题目，但我自己不可能把它们一一做出来，我想培养好研究生，他们年纪轻，他们可以完成更多更大的课题。

　　二

　　我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将中外关系史的内容定为：一、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民族或者人民的迁徙和交融（人种、语言、习俗等）；三、中外通道的开辟和交通的方式；四、经济与物质生活方式的交流，生物的传播；五、文化与精神生活方式的交流（语文、传说、宗教、思想、科技、艺术、文学等）。东西交流史的内容也大体相当。如此看来，这门专史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在这样学术领域做研究工作，自然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

　　前面已经提到，史学研究（不是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从史料出发。古代中外关系史史料的特点是丰富、分散、语种多、新材料层出不穷。史料方面的这种特点向我们展示了广阔的学术前景，同时要求我们下很大的功夫。不过，在具体研究方向确定以后，语言的要求仍有一定的范围，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一般说来，治史的学人都注意到大量地详尽地占有史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若要将自己的研究工作推向前沿，就更需注意陈寅恪先生的如下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由于中外关系史几乎包罗万象，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和善于运用新材料。

　　就行将终结的20世纪中国而言，出现了哪些新材料呢? 20年代时，王国维以为，自19世纪末以来，由新材料做出新学问者有五，即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四裔遗文。这五方面的研究，至今仍在发展中。现在已临20世纪之末，我们回头来看，新材料又增加了许多。我想至少又可以列出以下五个方面：史前遗存、历代考古、清代档案、海外文献、外销遗物。囿于专业与闻知，缺漏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匡正。

　　以上这些新材料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关。史前遗存也有关吗?是的。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在对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古生物的研究中，就存在“中外关系”的问题，当然，这是属于史前范畴的问题。敦煌这个宝库当然更大有关系。我们在撰写《中国烧酒的起始与中国蒸馏器》、《佛国寺双塔与中国古塔的比较研究》和《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等文章时，为了深入讨论某些问题，都从敦煌的壁画与文献中找到了重要的论据，从而体会到这种新材料在研究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潜力和潜质。

　　至于“海外文献”，我想在这里多说几句。“海外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时间内陆续流存在海外的中国文献，这已较多地引起中国学人的注意，尤其是海外保存的珍本和特藏，一旦用于研究，往往会使研究的课题获得新的进展，甚至出现重大的突破。例如19世纪在华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特藏共达七百零八种（个别著作刊于20世纪），其分类包括教义通论、圣经、神学、礼仪与传教士、教堂历史与传记、史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科学与技术、生理学与医学，等等。若要研究19世纪初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无疑是一个资料的宝库。

　　另一类“海外文献”主要是指大航海以来西方人士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西文著作。这类文献当然在海外有很多的收藏，但是如果就一座图书馆的收藏量而言，北京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可以说都居于前列。据1949年出版的北堂书目，当时入目的书籍是四千一百零一种。这批图书一直保存在北京图书馆，据说近年已进行查核，极少缺失。上海图书馆在1992年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收有书籍一千八百三十一种，这两批西文藏书，大多数与中国有关，有的即使没有直接关系，但既已流藏中国，它本身已构成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内容。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珍贵的文献宝藏如何使从事研究的学人得以阅读利用。在今日神州，学子们常有读书难之叹，盼藏馆不断有所改进，以利学术。这类“海外文献”，海外某些图书馆收藏亦丰，而且检索阅读的条件胜于国内。例如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地的一些图书馆均有可观的收藏。又如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图书馆的迄至1850年关于中国的西方书籍特藏，共六百五十四种，虽其数量远不及北图与上图，但已全部做成缩微胶片，为学人检读提供了方便条件。

　　所谓“外销遗物”，主要是指历代中国对外贸易（包括“贡赐”）中出口的物品。历史上，作为中国出口商品中最具特色、最受重视、最有影响的是丝绸、瓷器和茶叶。早在60年代，夏鼐先生已根据到那时为止发现的中国古代丝织品的遗址地点，从长安到西亚的哈来比、杜拉欧罗波和帕尔米拉，画出了一幅丝路简图，图中的路线正好同依据文献研究出来的丝绸之路相吻合。后来出土的丝绸遗物，使这幅地图不断充实起来。1967年，在北高加索莫谢瓦亚•巴勒卡墓葬中出土一百四十三件丝织物，其以东的哈萨乌特墓出土六十五件，据研究，属于安国的产品占百分之六十，中国的与拜占廷的各占百分之二十，年代可断在8—9世纪。70—80年代，在欧洲，远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比尔卡和什切青也发现了中国古代丝织物。从大航海时代起，丝绸仍然是中国向欧美销售的主要商品之一，迄今在欧美的许多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不少藏品。

　　与丝绸相比，在重要的外销物品中，茶叶的遗存极少，因为它是一种不能存留的消耗品。可是，也有偶然被保存下来的。例如从1986年起瑞典哥德堡水下考古学会连续数年对1745年触礁沉没的“哥德堡号”沉船进行打捞作业，在打捞出来的物品中就有三百多吨中国茶叶。由于这些茶叶当年经过紧压处理和密封包装，沉到海底后又因泥沙覆盖而没有受到氧化，其中有一部分居然在打捞出来后还可以饮用。1992年瑞典驻华大使在杭州访问中国茶叶博物馆时曾将一包二百多年前“哥德堡号”船上运载的茶叶赠送给该馆，现已成为该馆珍贵的收藏与展品。1994年我在美国庇博岱•伊塞克斯博物馆考察该馆所藏装茶木箱时，在一只木箱内见到还残存一些茶叶，若据箱上的标识，那是19世纪的Hyson Skin，即皮茶。这些茶叶的残存很少，但它们使中西茶叶贸易的历史倍加生动。

　　在古代中国三大出口商品中，瓷器的遗留最为丰富，因为从唐代起，它的出口数量最多，最容易保存下来，而且最具有艺术方面的观赏价值。本世纪中，在古代中国陶瓷的海上输出地点，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北非、东非各地，不断有实物出土，早已引起陶瓷收藏家、鉴赏家和一些历史学家的注意。进入70年代以后，不仅埋有中国陶瓷的陆上遗址继续增加，而且与中国瓷器有关的海洋考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遗憾的是，除了个别的成果如1976一1977年在韩国新安海域所打捞的中国沉船上的瓷器以外，中国学术界所知甚少。1997年我写了《从海底射出的中国瓷器之光》一文，集中介绍80年代哈契尔的两次沉船打捞业绩，旨在唤起国人的注意。在该文结尾时，我写道：“总之，哈契尔的两次沉船打捞向人们展示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使许多历史学家、艺术史家、陶瓷收藏家、古玩商人和一般民众分享了一次人类艺术创造和交流的巨大成果，而且在惊讶和激赏之余引发深邃的沉思和隽永的回味。瓷器是中国伟大的创造之一，它在世界物质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是中外贸易史上历时久远的重要商品，也曾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辉煌使者。哈契尔的打捞业绩，使沉没于海底的大量中国瓷器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这是文明之光，闪耀在全世界，具有永恒的、与世长存的魅力。”

　　18、19世纪的中国外销瓷器，现在仍然被大量收藏在欧美的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手中。随着80年代以来中国再一次打开国门，面向世界，世人的目光也再一次注视中国，这在文化艺术界的表现之一就是不断有西方的博物馆举办中国外销瓷器展览会，同时有不少研究中国外销瓷器的著作问世。其中，那种被称为“洋彩”的中国外销瓷十分引人注目。“洋彩”就是按照欧美商人的定货及其所提供的形制、图样和色彩而专门制作的中国外销瓷器。由于当时是外销产品，今天国内已属罕见，但欧美却有不少收藏。对于中国外销瓷器的研究虽已有人涉及，但尚待深入，而对于“洋彩”的研究在国内还几乎是空白。这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史的光辉篇章，宜当引起国人的重视。

　　三

　　我们都知道，凡做一种学问，必要了解它的研究史及当前的研究动态，否则几乎不可能获得多少真正的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并没有关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史的专门论著，那末应该怎样进行学习和了解呢?我认为，鉴于这门专史的内容与特点，应该从中外两方面的学术发展史着手。

　　一方面，要学习和了解中国固有传统。在古代中国，官方和私家的相关载录颇为丰富，但至多只是史料汇编和考证。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为例，其所整理和排印的大体上是历代重要的史料文献。其中，明代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和张燮的《东西洋考》始有专著的性质。到了清代，道光以后，才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域外史地。王国维曾说：“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23）“新”在哪里?那就是他所说的，“道光以后，学者颇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史地”。从西北史地推广出去，也有学者进而研究北亚、西亚以及东欧的史地，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先进的中国学者更注意从海上东来的西方国家，开始搜集、记述和研究海外的史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种种活动，爱国的知识分子关注祖国的边事和命运；二是中外联系的增多，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于是学者辈出，著述丰赡。学术上总的特点是由精入新。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看，最值得一提的著作当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这就是上个世纪之交，与中外关系史相关的中国学术界的概况。

　　在外国古代文献中，也有大量涉及中外关系历史内容的记载。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东亚朝鲜、日本、越南的载录，欧洲各种文字的载录，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献的载录。但是，在研究史的意义上，我们需要着重了解欧洲东方学与汉学的发展史。在欧美，中外关系史实际上是汉学的一部分，而汉学又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

　　东方学与汉学首先是在欧洲兴起的。它们的兴起同近代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活动联系在一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是航海家、传教士、商人、军人和使者对他们足迹所到之处的各种记述，以及主要基于这类记述的编著。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欧洲近代的东方学则从18世纪后期起才逐渐形成，各国诸分支的建立也自有先后。从欧洲东方学的发展史看，其每一分支的建立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大学或学术研究机构设有专业讲座教授，二是出版专门的学术刊物。近代汉学最早在法国确立已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事，紧随其后的是俄、英、荷等国，德国较为滞后。美国的汉学起初是从欧洲移植过去的，后来才有了自己的特点。自19世纪之末起，日本也受到欧洲汉学影响，革新其原有的传统汉学，使之变为近代汉学。在海外汉学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学者从欧美（以及日本）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与西方（西域）的关系，扩而充之，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样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导入了近代学术范畴。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除了汉学，欧洲的东方学的范围非常之广，其中，中亚学、伊朗学、阿拉伯学、突厥学、印度学、马来学、蒙古学、藏学、日本学、朝鲜—韩国学和越南学等都与中外关系史密切有关，需要我们常加关注。我以为，东方学各个分支的比较全面的发展，乃是欧美一些国家以及日本的学者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相对占有优势的总体学术条件。我们切勿忽视这一点。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外关系史，就必须注意到欧美日本诸国东方学有关分支的已有成果。

　　但是，实际上，当欧洲的东方学以及汉学逐渐兴起时，直到19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对它们几乎一无所知。在中国，与欧美日本的东方学、汉学相观照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开始起步。本世纪中国的几位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都在古代中外关系史方面有开山之作。王国维撰有《西胡考》和刘郁《西使记》、刘祁《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圣武亲征录》四书的校注等。陈垣对基督教、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犹太教）、回回教的传入中国做出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其精湛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为我们树立起著述的典范。陈寅恪1925—1929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率先开设“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和“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等课程，并曾撰写《支愍度学说考》、《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武曌与佛教》和《元代汉人译名考》等文，可是他自称“但开风气不为先”，后来在这方面未有更多论著，令人憾失。然而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阐发“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治中外关系史者仍可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起，中西交通史以及诸双边关系史逐渐出现专治的学者，先行者为张星烺、冯承钧和向达，而方豪、朱杰勤、朱谦之、张维华、孙毓棠、韩振华、姚楠、章巽、季羡林、周一良、梁容若、杨志玖„„等等紧随其后，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开辟了道路，安放了基石。以夏鼐为代表的一些考古学者利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所做的相关研究，也具有开拓意义。从50年代起涌现的相关学者和专家更多，除马雍、罗荣渠等不幸已逝，他人均继续在学坛耕耘，毋需在这里一一列举了。总之，经过近一个世纪历程，我国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我们的研究曾一度中断，更长的一段时间基本上与国际学术界脱轨，但近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得到恢复和发展，新人与新作的不断出现是十分可喜的。

　　当然，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我们还没有完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难以做到与世界各国的同行进行普遍的经常的交流，也不容易及时获得国外的学术信息。但是，经过积极的努力，在有识之士的帮助之下，有的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例如，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汉学已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前所未有的关注，这表现在：一、专门的丛书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汉学丛书”等不断推出重要的译著；二、专门的集刊《国际汉学》、《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等已经问世，同时几种重要的学术刊物开辟了相关的专栏；三、开始出现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四、若干专门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已经成立。这种情况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当然，无可讳言，与中外关系史有关的东方学的各个分支，在我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有的原来较有基础，有的近年发展较快，而有的则尚处于草创阶段。我们希望我国东方学各个分支的全面发展已为期不远。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我们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同道们加倍努力，我们已可期待此学此业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取得长足的进展。

　　四

　　下面我想再谈谈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法问题。研究方法很多，我在这里想着重谈及的是学科交叉的方法。学科交叉是20世纪科学研究的重大特点之一，历史学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在20世纪方始兴起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可以说适逢其会。

　　按我的理解，学科交叉有两个含义：一、在科学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数理逻辑、地缘政治学，等等。二、在对某种学科从事研究时，采用其他学科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在第二个含义上，学科交叉往往是多边的。历史包罗万象，因而与历史学有关的学科特别多。20世纪流行过的一些历史学派，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用学科交叉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社会史学、边疆史学、传记史学、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史观也是直接建立在其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就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而言，我感到语言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相关学科。语言学是人文科学的先行学科，它的发展往往推进了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语言学的发展推进了历史的研究，也是显而易见的。大体上说，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密切关系集中地表现在采用语言学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

　　我们所注意的语言学的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学方面。随着近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在世界若干地方发现了各种古文字。这些古文字本身大大丰富了人类的文明史，而这些古文字的解读则开掘了新的史料宝藏，使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人所共知，西亚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中国甲骨文字和墨西哥玛雅文字的发现和解读，拓宽与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古文明史的认识。而在古代中西交流史方面，佉罗文、粟特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古藏文等等的发现和研究，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任何一种古文字的研究都是一门颇有难度的专门学问，我们不大可能轻易破门而入，但是应该尽可能了解它们的进展，并在必要的时候掌握和利用与自己的研究有关的成果。

　　除了古文字，我们在研究中外关系史的时候，实际上经常需要运用的是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应该如何进行表述，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简单地称之为“对音”，后来，有些学者更准确地称之为“审音和勘同”。就学科范畴而言，它无疑是一种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具体说来，它属于语音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但语音学本身是包含在语言学的范围之内的，因而两个说法并无不协之处。

　　“审音与勘同”的方法是在19世纪欧洲的语言学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从19世纪后期起，西方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与东方学家不断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历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获得愈来愈多的显著成果。其中，法国学者伯希和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巨匠，他用这种方法破释了东方史、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的许多疑团，推进了这些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大约从20世纪初这种方法开始传入中国，有的学者使用它来解决自己从事研究中遇到的难点。冯承钧在大量翻译法国学者论文的过程中，领会了这种方法的奥义，并在其所译《多桑蒙古史》的《译序（二）》一文中作出初步的归纳。后来，韩儒林发表《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和勘同》一文，明确提出：“要做好这一步工作，一、必须具有一定的音韵学知识，懂得汉字的古代读音；二、必须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懂得西北民族的语言规律；三、还必须知道不同时代的翻译规则。”（此文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收于其《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及《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此文论题是关于西北民族史的，因而第二条行文如此；如果扩而言之，可以改作“必须学习相关民族的语文，懂得相关的语言规律”。这就是做“审音和勘同”工作的三条基本要求，韩先生的这段概述，使我们后学者得益匪浅。

　　基本要求已明，那末用“审音和勘同”的方法去解决历史研究中的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当一种文字记载外来的、异族的事物时，常常采用音译的方法。这种音译的词汇涉及人名、族名、国名、地名、宗教名称、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名称，等等。在经历若干世纪以后，它们往往不为人们所了解。而且，在中国文献中，有些外来词汇，中文中开始用音译，音译的用字又往往不一；后来再改为意译，原来的音译写法却渐渐地不为人知，如淡巴菰／谈巴菰／淡婆古——烟草、梵哑铃／梵哦玲／伐乌林／繁华令——小提琴之类。研究历史时，遇到这类词汇，史料就弄不明白，研究会陷入困境。反之，如果能对之作出正确的解释，那末研究工作便会取得进展，有时候它可能正是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如异族对中国的称谓大体有四个，Čīnī/Ĉīn/Šīnae可与“秦”勘同，Serice／Seres可与“缯”或“丝”勘同，Cathay／Κнтай可与“契丹”勘同，以及Taughast／Tabghac可与“拓跋”勘同，就是著名的例子。尽管除了Cathay／Κнтай契丹说别无异议外，其余三说均尚有各种不同意见，但有关的探索和讨论对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又如中国文献中的“大食”，一般认为指称的是阿拉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源自伊朗语的Tazik（大食）一词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起初指称阿拉伯人；随着阿拉伯势力的向东扩张和伊朗地区的伊斯兰化，它成为阿拉伯人和操伊朗语诸民族的统称，而且正是带着这个含义进入了突厥语。在突厥语中，这个词一般地只是指称信奉伊斯兰教的操伊朗语诸民族。据此，并结合史料进行研究，我曾在《辽与“大食”》一文中论证辽代所交往的“大食”并不是阿拉伯，而是萨曼王朝及其亡后迄至1036年以前的河中地区。西辽耶律大石“西至大食”，这个“大食”指的也是河中。又，中国文献中“回回”一词的形成及其含义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辽史•部族表》中的“回回大食部”，则当是编纂《辽史》的元人按照蒙元时代“回回”一词起初指称地处河中一带的花剌子模而加给“大食”的说明。

　　我在从事蒙古史、元史研究时已经接触和开始使用“审音和勘同”的方法，后来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这个方法使用得更多。前文说的“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可以直接移用于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主要的就是指这个方法。实际上，我在撰写多数论文时都运用了“审音和勘同”的方法，它使我有可能最后将这些论文写了出来。在这样反复实践以后，我感到在运用这种方法时，除了韩先生提出的三条要求，还可以注意到：一、要将对词汇的“审音和勘同”与对史料的分析缜密地结合起来；二、对于某些特定的语词，不仅要审音，而且要考察其词义的演变。三、甚至对于表面上含义不同的词汇，要考察它们在历史上的特定的联系。在《辽与“大食”》一文的末尾，我写出这样的认识和感受：“对于单一概念的研究是人们探寻历史演变真相的方法之一。现在我们发现‘大食’与‘回回’这两个单一的概念汇合在一个点上，而且它确实含有历史活动及其意识表现的某种内容。对此，我们真感欣然不已。”后来，我又在《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的末尾这样写道：“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特殊语词的研究有时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今天我们依靠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各种语言中的特殊语词进行研究，可以揭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许多具体面貌，从而将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学人们用“审音和勘同”的方法解决了许多历史研究中的难题，使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更加确切和充实，也使历史研究本身更加深入和开阔。还可以这样说：一个注意到语言学比较研究方法的学人自会独具慧眼，会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更多的问题，更有可能品尝“预流”之果，登入学术的堂奥。

　　（本文原刊于《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