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9世纪末的欧洲思想界，犹太人通常被描绘为阴柔、虚弱、胆怯的女性化形象。对此，犹太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新型犹太人”构想，力图在民族复兴进程中革新犹太身体形象：一方面，通过转向健身运动、农业垦殖和军事斗争来恢复犹太人的劳动本能和男性气概；另一方面，在象征层面将希伯来文化作为民族之根，把流散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构建为女性化的“他者”加以排斥。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阳刚、健壮、勇敢、土生土长的“萨布拉”成为理想的民族身体意象。“新人”塑造与民族国家构建交织在一起，成为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重要支撑。犹太“新人”不仅重塑了犹太身体形象，而且深刻影响了当代以色列的国民性格与精神气质，成为身体转型与政治转型互动的重要案例。

　　关键词：犹太 民族构建 身体史 希伯来 男性气概

　　诞生于1948年的以色列被称为“现代斯巴达”，素来以其强悍、勇武的国民性格而著称，尤其充满男性气概的以色列国防军成为核心的民族形象。然而，在19世纪末之前，犹太人的身体形象通常被视为虚弱、病态、退化的代表：“在过去，东欧的‘传统犹太人’因其承受精神痛苦和道德折磨的能力以及身体虚弱而闻名。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东欧犹太人没有被征召入伍，也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主要活动于商业和教育领域，这导致犹太人四肢乏力、肌肉松弛……但是对于新的以色列来说，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他的公民身形高大、肩膀宽阔、肌肉强壮。以色列人的身体健壮是促使以色列军队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取得闪电般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犹太人的身体形象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从阴柔、虚弱、胆怯的女性化形象转变为阳刚、健壮、勇武的男性气概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犹太身体形象发生巨变的这一时期，也是犹太民族国家构建的时期。身体形象塑造作为犹太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内容，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两大路径。一是身体史路径，以美国学者为主，聚焦于犹太民族主义者对理想身体的话语塑造。例如，托德·普雷斯勒以“肌肉犹太人”为中心，探讨犹太民族主义者对理想身体的构建；而丹尼尔·波亚林对犹太民族主义者主导的身体构建进行了批判，他通过重新肯定传统犹太人的文弱形象来挑战欧洲模式的男性气概话语霸权。二是政治史路径，以以色列学者为主，侧重从政治角度考察犹太“新人”塑造问题，例如阿尼塔·夏皮拉和奥兹·阿尔莫格的研究，主要关注犹太“新人”的社会和政治特征而较少涉及身体层面的变迁。另外，一些学者以影视和文学作品为中心，探讨了犹太民族主义与身体、性别的关系。上述研究的共同缺陷是，对犹太身体转型与政治转型之间的互动关注不够，尤其忽略了犹太身体转型的政治内涵（包括实际和象征层面）。

　　作为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复兴运动，犹太知识精英提倡用民族主义的方式解决欧洲犹太人的困境，不仅力图重建正常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且致力于塑造现代犹太人格、更新犹太身体形象。实际上，现代犹太民族复兴肩负着政治转型和身体转型的双重使命：致力于在故土重建犹太国家和政治主权，与此同时，恢复健康、正常的身体形象。基于此，审视现代犹太民族构建的身体史，可以为犹太政治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本文将犹太“新人”的塑造置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犹太民族复兴的框架下加以考察，从身体史的维度探讨犹太身体构建与民族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政治转型如何呼唤犹太身体转型，而身体转型又如何助推犹太政治转型，从而揭示“新人”塑造之于现代犹太民族构建的重要意义。

　　一、19世纪末欧洲思想界对犹太身体的认知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欧洲各地普遍兴起了“身体文化运动”（Physical Culture Movement），这场运动以德国古典学家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 ）的“身体美学”（body aesthetics ）为指导，以审美和健康等标准对欧洲人和非欧洲人进行分类，并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改善身体状况。在此影响下，古典时期希腊的男性身体被视为现代人身体的理想类型（idea type），认为它不仅体现了阳刚、健壮、力量等外在美感，而且蕴含着克制、纪律、美德等精神层面的内在美感。与理想身体类型相对的是反面类型（counter type），例如犹太人、黑人、同性恋者等边缘群体，尤其是作为欧洲社会内部“他者”的犹太人被当作反面典型，认为其身体缺乏美感，是虚弱和病态的，从根本上说缺乏男性气概。实际上，这种认知可以追溯至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在基督教的刻板印象中，犹太身体通常被表征为女性化形象，其特征是阴柔、奸诈、胆怯、歇斯底里等。可以说，“女人气”（effeminacy）是反犹者时常提及的犹太表征：“从中世纪开始，犹太人在反犹宣传中的惯常形象，就是极其圆滑多变，善于变通与依附，柔软得像女人一般。”

　　与中古基督教的宗教偏见不同，19世纪欧洲思想界对犹太身体的认知具有种族主义的新内涵。犹太人被视为来自亚洲的“东方种族”（Oriental race），认为他们与欧洲主体民族有着不同的生理和心理条件，其种族特征是身材矮小、体质虚弱、倾向于神经质和精神疾病。到“世纪末”（Fin-de-Siècle，特指19世纪末）时期，犹太人的身体与欧洲社会对文明走向“退化”的担忧联系在一起，前者被视为不健康的现代主义特征的携带者。正如当时人对犹太人身体的典型描述：“在每个国家，都有许多身体不良、发育迟缓和体质虚弱的犹太人。……在许多国家，他们显然不适合繁重的劳作。英国人、奥弗涅人、皮埃蒙特人、西班牙加利西亚人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似乎都是为了繁重劳作而生。此外，犹太人是畸形的，很少有种族拥有这么多身体缺陷者、残疾或驼背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盲人、聋哑人或先天性白痴。”而且，犹太人的身体“病态”认知得到了所谓病理学的“科学”支持。这一时期的病理学家发现，犹太人具有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症的天然倾向，他们患上这些疾病的比例是所有民族中最高的。在当时欧洲的医学话语中，犹太人成为核心的负面角色，其身体特征通常与病态、疯癫、女性化联系在一起，被视为种族“退化”的主要代表。归纳起来，19世纪末欧洲病理学中的犹太身体“病态”认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在身体层面，认为犹太人的身体是一种畸形的存在。不少病理学研究者认为，犹太人身上具有许多病态特征，例如鹰钩鼻、罗圈腿、扁平足、弯腰驼背等。这种畸形的“犹太类型”被医学研究者拉斐尔·艾萨克斯认为是“由鹰钩鼻、曲鼻褶、厚嘴唇、萎缩的前额和下巴、大耳朵、黑色卷发、深色皮肤、佝偻的肩膀和狡黠的眼睛组成”。在当时的医学权威看来，犹太人身体畸形的病因是，缺乏体力劳动，偏好城市定居生活，主要从事金钱交易、借贷等非生产性活动；可以说，城市生活及其商业习性使犹太人成为“人口中最为城市化、最具有资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的人群”。

　　其次，在精神层面，强调犹太人普遍遭受着精神失常的折磨。根据当时的医学数据，犹太人在精神疾病（例如歇斯底里症、神经质、怯懦、妄想症、狂躁症等）患者中占有较高的比例，通常是非犹太人的2—4倍，以致精神失常被称为“犹太精神病”（psychosis Judaica）。在当时的医学权威看来，精神失常的病因主要有近亲结婚、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等，“精神焦虑和忧郁是精神崩溃的最常见诱因。他们（犹太人——引者注）特别容易激动，过着情绪激动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持续地处在城市商业的巨大压力之下”。患上这些精神疾病的后果是精神错乱、疯癫，甚至是很高的自杀率。在19世纪末的文献中，犹太人与精神失常之间的关联极为常见，当时的法国学者阿纳托尔·勒罗伊-博利约指出：“犹太人是人群中最为神经质的，或许因为他们是最为‘理智’的，主要依靠大脑生活……犹太人是最为神经质的，也是迄今为止人群中最为现代的。”

　　最后，在社会层面，指责犹太人是许多疾病的制造者和传播者。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梅毒、肺结核、酗酒、自杀等生理和社会疾病横行。当时医学界普遍将这些疾病归咎于犹太人，认为它们是由犹太人滋生并到处传播的，尤其是梅毒在构建犹太人的负面形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时欧洲人的观念中，犹太人是梅毒的携带者，并通过与其他群体的接触进行传播。

　　实际上，“世纪末”欧洲思想界对犹太身体“病态”的认知夹杂着他们对现代潮流的反动，与对现代性、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作为高度城市化的中产阶级群体，犹太人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他们所反对的现代力量，正如学者约翰·埃夫伦（John M.Efron）分析的，“由于过分集中在城市中，犹太人被视为无根的、无家可归的、缺乏战斗精神的群体。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腐化的城市群体，与之相反的类型是具有高贵农业传统的健康农民或充满骑士精神的战士阶层”。在现代性的攻击者看来，犹太人的身体病态不是因为他们落后和传统，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如此得现代；犹太人的身体和精神不正常是其过度参与现代性事业的后果，尤其是他们在城市定居（例如参与商业和金融交易活动）并承受其压力和不确定性（通常与四处迁徙相关）的逻辑结果。简言之，浪漫派民族主义者认为，犹太人代表着一种寄生、胆怯、破坏性的城市资本主义力量，与原生、英勇、创造性的雅利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也是本真性的民族有机体的对立面；在此基础上，欧洲的民族主义者强调犹太人是来自亚洲的东方民族，这种外来者身份与欧洲主体民族格格不入。这种“东方主义”的认知把犹太人的身体视为正在“退化”的代表，认为他们不适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健康成员，而是欧洲文明秩序和种族纯洁的真正威胁和破坏者。

　　二、退化焦虑与“新型犹太人”构想的提出

　　诞生于19世纪末欧洲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以在故土重建民族国家为目标，力图在身体和政治层面使犹太人实现正常化。该运动的主要代表（例如西奥多·赫茨尔、马克斯·诺尔道等）很大程度上借用了反犹主义的刻板印象，强调犹太人是一个身体和精神上都畸形的不正常民族。但与反犹主义者否定犹太人的立场不同，犹太民族主义者的出发点是担心自身种族走向退化，主张通过改变欧洲犹太人的身体异常，来寻求“犹太人问题”以及所谓欧洲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方法。早期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如利奥·平斯克（Leo Pinsker）、马克斯·诺尔道、A.D. 戈登（A.D.Gordon）等，不少是受过系统训练的医生出身，他们从病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对犹太人身体不正常的原因进行了系统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让犹太人失去了内在自由和自然天性，导致了身体和精神的不正常，“变得神经质、病态、古怪、多疑、发牢骚和可鄙的”。平斯克认为，脱离土地使犹太人沦为“犹太幽灵”（Jewish ghost）：“在犹太人放弃了作为一个实际国家和政治实体的存在之后……它并没有停止作为一个精神民族的存在。因此，在这个民族身上看到了行尸走肉的骇人形式。这个鬼魂般的幽灵民族没有组织、没有土地以及其他联系纽带，不再活跃但在活人中间不断移动——这种恐怖的形式在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不同于它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事物，从而在各民族的想象中留下了奇怪而独特的印象。”诺尔道也强调，长期生活在隔都的经历使犹太人受到女人气和神经质的折磨：“在狭窄的犹太街道，我们发育不良的四肢已经忘了如何快乐地移动；在不见阳光的暗屋里，我们的眼睛习惯于胆怯地眨眼；对持续迫害的担忧，使我们的音色消失在焦虑的低语中，只有当被绑在火刑柱上的殉道者在行刑者面前宣读临终祈祷时才变成大声呐喊。”

　　其次，犹太人的理智主义倾向（即偏好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导致其远离农业生产和体力劳动，而专注于思想操练和智力提升，加剧了身体“病态”。过度的智力化（over-intellectualized）使犹太人成为一个以文本为中心的社团——“圣书之民”（people of the Book ，也译作“书的民族”）。埋首经典、须发苍白的学者成为传统犹太人的典型形象。桑巴特强调，犹太人形成了“过度的智力”：“在他们（犹太人——引者注）身上，智力兴趣与智力技能比身体能力获得了更强发展。犹太人确实可以称得上是‘高级智能体’。”

　　最后，犹太人集中生活在城市，形成了畸形的倒金字塔职业结构，不仅对民族性格产生破坏性影响，而且激起周围人群的憎恨。由于被禁止拥有土地，犹太人主要集中在非生产性行业（例如商业、借贷、金融、医学），极少从事农业。这种“不正常”和“不健康”的经济结构使之堕落为以依靠他人劳动为生的寄生民族，即“空中民族”（luftmensch），正如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博罗霍夫强调的，“我们是外来者……我们被从自然中切断，不从事农业。所有这些导致我们盘旋在空中”。

　　为了克服犹太人身体走向退化的焦虑，19—20世纪之交，在犹太思想界出现了各种关于“新型犹太人”的构想。1896年，赫茨尔在《犹太国》中呼唤“新一代犹太人”的出现：“我相信新一代优秀的犹太人将从地球上出现，马卡比人将再次兴起。”1898年，地位仅次于赫茨尔的民族主义运动领袖马克斯·诺尔道在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提出“肌肉犹太人”（Muskeljudentum）概念，呼吁以欧洲的方式（例如开展健身运动）重塑犹太身体，用阳刚、健壮的犹太“新人”代替阴柔、虚弱的流散犹太人：“让我们拾起最古老的传统；让我们再度成为肩膀宽阔、肌肉强壮和目光敏锐的人。”诺尔道设想的“肌肉犹太人”，不仅致力于革新犹太人的身体形象，而且力图为纠正欧洲社会的退化指明方向，从而代表着“真正的现代人”（true moderns）：“一种新型犹太人必须被创造出来以终结犹太人的退化威胁。这种新型犹太人将在流散的废墟中产生，它象征着犹太民族的重生。这种新型犹太人是诺尔道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核心。”

　　除了赫茨尔、诺尔道以外，当时众多的犹太思想家都对犹太“新人”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述，其中包括阿哈德·哈姆（Ahad Ha’am）、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别尔季切夫斯基（Micah Joseph Berdichevski）、A.D. 戈登等。可以说，塑造一代犹太“新人”、实现民族复兴成为20世纪上半叶犹太民族主义者的迫切追求，它几乎得到各个阶层的大力支持。诗人别尔季切夫斯基以莎士比亚式的口吻发出呼吁：“生存或者毁灭！要么做最后一批犹太人，要么做第一批希伯来人。”具体来说，犹太“新人”将使犹太人从非生产性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转变成扎根故土的体力劳动者，“根据追随赫茨尔的诸先驱者的哲学，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旨是：重振犹太民族，造就一种新型的犹太人，用一种强壮、勇敢、皮肤黝黑、用双手开垦大地的人，代替脆弱、畏缩、苍白的东欧城市居民”。

　　几乎与思想界的呼吁同步，东欧地区出现了以实际行动更新犹太身体形象的做法，其动力主要来自遭受集体迫害后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1903年的基什涅夫集体迫害成为东欧犹太人身体觉醒的分水岭。学者阿尼塔·夏皮拉指出：“基什涅夫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和之后，犹太青年对于自身遭受攻击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人们不再准备默认这种冒犯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或对人的尊严以及人性的侮辱。无能为力的愤怒是一种革命性的炸药，它摧毁了传统犹太人的消极态度，而主张一种新的证明，即犹太人也是人，可以不受惩罚地屠杀犹太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许多东欧犹太知识精英因为这场集体屠杀事件而发生了深刻转变，强调漫长的大流散剥夺了犹太人的力量和勇气，他们在批判传统犹太人身体懦弱和消极被动的基础上，采取实际行动，拿起武器对迫害行为进行反抗。

　　三、在民族复兴进程中革新犹太身体

　　对锡安故土的神秘性依附，是犹太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主要动力之一。兴起于19世纪末的犹太民族主义受到欧洲浪漫派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持批判立场，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人与土地之间有机联系的建立是恢复民族本真性的首要前提；而流散过程中犹太人丧失了与土地的联系，不再从事体力劳动和军事斗争，职业结构被扭曲，这是导致其身体和精神不正常的根源。

　　20世纪上半叶，在改变犹太人身体异常的具体举措上有三种主导性路径：一是以赫茨尔和诺尔道为代表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强调以欧洲的方式（例如开展健身运动）重塑犹太人，实现犹太民族的正常化。诺尔道设想的犹太“新人”拥有“清晰的头脑、结实的腹部和坚硬的肌肉”是民族复兴与身体更新的结合。二是以A.D.戈登、博罗霍夫和从事农业垦殖的基，布兹成员（Kibbutznik）为代表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强调开展农业垦殖来建设故土，以此作为身体形象更新的手段。戈登把体力劳动视为犹太身体病态的“治疗方法”：“劳动是我们的治疗方法。劳动的理想必须成为我们所有愿望的支点。它是我们建立国家结构的基础。……只有通过从事劳动，才能治愈多年来困扰我们的病态，并修补我们与自然之间的裂缝。”三是以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为代表的修正犹太复国主义者，强调流散犹太人遭受迫害和压迫的根源是缺乏政治独立，只有通过军事斗争才能实现建国目标。亚博廷斯基提出著名的“铁墙”（Iron Wall）概念，主张以铁血手段应对与阿拉伯人的冲突。在20世纪上半叶，健身运动、农业生产和军事斗争等不仅是犹太人力图在故土恢复政治主权的实际途径，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治愈犹太人身体“病态”的药方。

　　（一）健身运动与犹太人体魄的强健

　　传统犹太人对体育运动是极其排斥的，第二圣殿时期马卡比起义的导火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对作为希腊生活方式的健身运动。犹太人参与健身运动，是19世纪末随着犹太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犹太民族主义者赋予健身运动以重要意义，不仅把它用来塑造形体和强健体魄，而且将之视为塑造新人和新社会的重要手段。马克斯·诺尔道是犹太健身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赋予健身运动极其重要的民族价值：“健身运动在其他任何民族中间，都没有比在我们犹太人中间发挥着更为重要的教育作用。”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犹太健身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的中东欧地区，它主要受到德国体操运动（Turner Movement）和捷克索科尔运动（Sokol Movement）的影响。当时德国的健身协会奉行“唯独雅利安”会员制而拒绝接纳犹太人。1895年，最早的犹太健身组织“君士坦丁堡以色列体操协会”（IsraelitischeTurnverein Konstantinopel）在伊斯坦布尔成立。该机构以德国健身协会为模板，采纳了当时流行的“4F”原则——活力、奉献、愉快、自由（Frish, Fromm, Froehlichand Frei），作为协会的宗旨。1897年，保加利亚成立了“参孙健身协会”（Shimshon Gymnastics Society）。在赫茨尔与诺尔道等人的号召下，1898年，“柏林巴尔·科赫巴健身协会”（Bar Kochba Berlin）成立，两年后该协会创办刊物《犹太健身运动》（Die Juedische Turnzeitung），致力于推广犹太健身运动。犹太杂志《东方与西方》（Ost und West）呼吁：“犹太健身运动可以实现种族优化的目标，它将有助于强健身体、增强意志以及犹太民族的复兴。”1903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犹太健身协会”（Jüdische Turnerschaft），以联合当时所有的犹太体育俱乐部，其总部设在柏林，一开始成员在1500人左右。该组织的主要原则是“以体操为媒介，将打造身体健康的犹太人作为犹太民族观念的一部分”。

　　这股犹太健身之风随着移民进入巴勒斯坦。1906年，利奥·科恩（Leo Cohen）在雅法创立里雄·莱锡安健身协会（Rishon LeZion Sports Association，后来更名为特拉维夫马卡比协会）；几乎与此同时，耶路撒冷成立了巴尔·吉奥拉体操俱乐部（Bar Giora Gymnastic Club）。在很短时间内，健身俱乐部遍布巴勒斯坦许多城市，包括盖代拉（Gedera）、兹齐隆·亚科夫（Zichron Ya’akov）、海法、内斯茨奥纳（Ness Ziona）、埃克隆（Ekron）、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雷霍沃特（Rehovot）等。1912年，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健身协会联合起来定名为“以色列地马卡比健身与运动联盟”（Maccabi Federation for Gymnastics and Sports in Eretz Israel），总部设在特拉维夫，下辖多个小型协会等，成员超过500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犹太健身运动得到迅猛发展，俱乐部遍布欧洲各地，并扩展到中东和远东地区，犹太健身组织已有30个协会、常驻会员达45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世界性犹太健身组织的呼声日益高涨。1921年8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卡尔斯巴德（Carlsbad）召开的第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所有犹太健身运动协会正式联合组建了“世界马卡比联盟”（World Maccabi Federation）；来自德国的海因里希·库恩（Heinrich Kuhn）当选主席，该联盟正式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包括394家健身俱乐部，成员遍布22个地区，总人数超过10万。该组织作为世界范围内所有犹太健身运动协会的领导机构，在章程中强调其核心目标是“致力于更新犹太人的身体与道德，恢复犹太人的国家与民族”。

　　在世界马卡比联盟的推动下，身体教育成为各地犹太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强世界犹太健身运动组织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世界马卡比联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举办了被誉为“犹太奥林匹克”（Jewish Olympics）的马卡比运动会。该运动会的发起人耶库铁利（Joseph Yekutieli）强调其宗旨是：“促进犹太文化（包括身体和精神上的）的发展，以及向犹太人民和全世界展示这种文化；促进犹太体育在世界上的发展，强调犹太运动员不仅是他们所在国家的一部分，而且是犹太流散地的一部分；强调以色列地是犹太世界的中心；最后，增强马卡比运动。”1932年3月29日，第一届马卡比运动会（Maccabiah Games）在特拉维夫北部的马卡比竞技场举行，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390名运动员参加了这届运动会。选择这个时间开幕是为了纪念反抗罗马的巴尔·科赫巴大起义1800周年。马卡比运动会以始于1896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模范，男女均可以参加，设立了田径、体操、冰球、足球、篮球、网球、橄榄球、手球、摔跤、击剑、游泳等项目。

　　作为一项世界性运动，健身运动成为犹太民族主义者“野蛮其体魄”的重要手段，服务于改善犹太身体素质的目标，成为塑造“新人”的直接途径。实际上，体育运动成为重振古代历史上犹太军事英雄主义的重要手段，“许多犹太健身俱乐部的名字都证明了他们（犹太民族主义者——引者注）的目的，像马卡比、巴尔·科赫巴、哈斯蒙尼、参孙、英雄（Hagibor）或力量（Hakoah）这样的名字，说明了体育运动是如何重振过去犹太军事英雄主义的”，更重要的是，健身运动还通过培育纪律、竞争、团体意识等为犹太社会迈向军事化提供了关键性准备，“借助体育运动使非军事化的社会军事化，这个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犹太社会中。通过使身体成为犹太民族复兴的场所，犹太体育运动不仅颂扬以战士为中心的男性气概形象，而且成为一种军事化的工具，通过这个过程，‘社会为了制造暴力而组织起来’。”

　　（二）农业垦殖与犹太民族生产能力的恢复

　　犹太人转向农业生产的思想起源于哈斯卡拉运动，当时受到重农学派思想影响的不少知识精英（包括犹太的和非犹太的）认为，回到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将解决流散犹太人的社会贫困与道德退化问题。为此，犹太启蒙者提出促进犹太人的“生产化”（Productivization）以革新身体形象，强调从商业转向制造业和农业是犹太人道德更新和融入主流社会的方式之一：“回到生产性工作……将增强欧洲犹太人的身体、心智和精神，而欧洲犹太人曾在日益拥挤的城镇和迫使他们从事非生产性职业的强制性法律中被限制了许多个世纪。”但是由于犹太人在欧洲没有自己的土地，犹太启蒙运动者恢复生产性的主张停留在理论层面。

　　19世纪中叶，犹大·阿勒卡莱（Judah Alkalai）、兹维·卡里舍尔（Zvi Hirsch Kalischer）、摩西·赫斯（Moses Hess）等犹太民族主义者率先提倡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从事农业垦殖，作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途径。到19世纪80 年代，农业劳动受到世界犹太人的广泛关注。在“圣山热爱运动”（Hovevei Zion ）等组织的提倡下，东欧犹太人兴起了“回到土地运动”（returnto the soil），许多俄国犹太人移民美洲和巴勒斯坦建立农业定居点。由于犹太人长期缺乏从事农业的经历，亟须加强农业知识的教育和技能培训，犹太慈善家和国际犹太慈善组织参与进来，在开展农业教育、促进农业垦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世纪末，积极推动犹太农业垦殖活动的主要有三大国际犹太慈善组织：世界以色列人联盟、犹太人技能促进协会、犹太垦殖协会。这些国际犹太慈善组织开设了农业学校和培训课程，在美洲（阿根廷、巴西、加拿大、美国等）、欧洲（乌克兰、俄国、罗马尼亚、加利西亚等）、中东（塞浦路斯、小亚细亚、巴勒斯坦等）等地建立了几百个犹太农业定居点。在此情况下，犹太农业垦殖运动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犹太现象：“在19世纪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农业化’（Agrarianization）是真正全球性的犹太现象，它导致了大型犹太社团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

　　1878年，巴勒斯坦第一个现代犹太农业垦殖点在雅法城外8公里处建立，起名为“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意为“希望之门”），1882年至1884年，新移民建立了7个犹太农业定居点，它们成为伊休夫（Yishuv，即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基石。到20世纪上半叶，犹太农业垦殖活动在巴勒斯坦快速发展，莫沙瓦（moshava）、基布兹（kibbutz）、莫沙夫（moshav）等集体农业定居点纷纷建立。

　　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看来，农业垦殖作为联结人与土地的纽带，是一项崇高的民族使命，它不仅是犹太人获得经济独立和恢复劳动本能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巴勒斯坦犹太社团领袖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强调，体力劳动“不是一种方式，而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在从事劳动生产过程中，犹太社会改变了传统上对体力劳动的轻视态度，体力劳动甚至被抬高到宗教般的高度。劳动不仅是一项基本任务，它更是一项宗教诫命，因而被赋予了神圣内涵：劳动本身是一种创造行为，人们在农业劳动中才真正模仿着上帝的模样。而且，农业垦殖还有助于恢复犹太人对其故土的主权，“如果农业在此，故土也在此”。

　　体力劳动还在象征层面塑造着犹太身体，犹太民族主义者通常把体力劳动性爱化（eroticisation of labor），比喻犹太人与故土的密切关系。在希伯来语中，指称“民族”（ummah）、“城市”（ir, kiryah）和“土地”（eretz, adama）的许多词汇都是阴性词汇，圣经时代的希伯来先知们频繁使用例如母亲、新娘、女儿、良妻、弃妇等女性化形象来称呼以色列的土地和民族。到20世纪初，返回故土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把这些宗教比喻转变成世俗的和民族的内涵。在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作品中，以色列故土通常被拟人化为女性角色——“处女、爱人、大地母亲”（virgin, beloved, Mother Earth）。通过在土地上劳作（workingthe Land），充满男性气概特征的犹太“新人”与作为女性形象的故土之间实现了结合。

　　更重要的是，从身体变革的角度看，农业生产扭转了不正常的犹太职业结构，治愈了流散犹太人的佝偻、驼背等病态身体特征，使之恢复了健康、力量和美感。与从事经典研究或商业活动的祖辈们不同，犹太“新人”的典型形象是肩扛锄头、皮肤黝黑的农民，他们集中在基布兹、莫沙夫等集体农业定居点，在田间地头从事农业、建筑、筑路等各种体力劳动。当时的流行口号“我们来建设这块土地，同时也被它改造”（to Build and be Built）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犹太人通过劳动来建设这块土地，使之适于居住和生产；另一方面，在建设这块土地的过程中，犹太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改造，由不事劳作、四处游荡的“旧式犹太人”转变为热爱劳动、扎根故土的“新型犹太人”。

　　（三）军事斗争与犹太尚武精神的形成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持续开展农业垦殖活动（尤其是大规模移民和购买土地），激起了当地阿拉伯人的反对。为了保护农业垦殖活动，巴勒斯坦犹太人恢复了军事斗争的传统。军事斗争与农业垦殖一道成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两大核心意识形态，也是塑造“新人”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在犹太民族主义者看来，通过一系列为保卫故土付出的流血牺牲行为，犹太“新人”与以色列故土达成了“血盟”（covenant of blood）。在希伯来语中，鲜血（dam）和土地（adama）具有密切的词源关系；犹太传统认为鲜血浇灌土壤使之肥沃，预示着新生活的创造：“在你的鲜血中存活。”（《以西结书》16∶6）

　　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通常对外在压迫不加反抗，因而被视为胆怯、虚弱、“不英勇的犹太人”（un-soldierly Jew）。早期犹太民族主义者提倡军事斗争，以改变流散犹太人的文弱形象。从行动上看，犹太人转向军事反抗的行为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欧，尤其在1903年基什涅夫集体迫害中，犹太人首次采取了自卫行动。随后东欧移民把自卫精神带到了巴勒斯坦，以应对当地阿拉伯人的压力。1907年，伊休夫建立了第一个自卫组织巴尔·吉奥拉（Bar Giora），其名称来自罗马—犹太战争期间的反抗领袖西蒙·巴尔·吉奥拉（Simon Bar Giora），1909年改组为“卫士组织”（Hashomer）。该组织成为犹太人转向军事斗争的重要体现，“卫士组织创造了一种新型犹太人，一个勇敢的犹太人决不害怕危险并时刻准备面对面的战斗”。1920年，“哈加纳”（Haganah，意为防卫）组织建立，作为巴勒斯坦犹太地下防卫组织，它在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了培养犹太人的战斗意志和坚韧性格，犹太民族主义者塑造了众多民族英雄。这些犹太民族英雄不仅扎根故土从事劳作，而且为保卫故土不惜流血牺牲。在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以及后来的以色列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民族英雄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别。一是古代的民族英雄，时间上包括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时代，这些英雄与异族强敌开展着以少敌多的英勇战斗。尤其第二圣殿时期受到特别关注，这一时期出现许多从异族压迫者手中争取自由的战斗英雄，例如战胜强大的希腊人重获独立的马卡比兄弟、抵抗罗马军团围攻的马萨达守卫者以及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抗争的巴尔·科赫巴等。古代犹太英雄以其不惜牺牲保卫故土的精神，为新一代希伯来青年树立了榜样。二是当代的民族英雄，主要是自19世纪末犹太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以来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积极从事农业垦殖和保卫故土的活动，为了捍卫犹太人的故土和荣誉不惜流血牺牲，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俄国犹太独臂英雄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Joseph Trumpeldor）为首的特尔哈伊守卫者。1920年，特鲁姆佩尔道等人为保卫犹太定居点特尔哈伊与阿拉伯人展开战斗，由于众寡悬殊而不幸牺牲，他临终前的遗言是“没有关系，为保卫我们的土地而死是一件好事”，特尔哈伊随即成为犹太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而流散地英雄的主要代表是华沙隔都起义战士，他们被塑造为在哪怕没有一丝取胜可能的情况下也要捍卫犹太人荣誉的当代英雄。

　　20世纪上半叶的犹太民族国家构建始终伴随着血与火的较量，军事斗争成为民族动员的核心手段。同阿拉伯人的长期冲突以及大屠杀的空前灾难，促使巴勒斯坦犹太社团转向武力，认为犹太民族复兴必须通过军事斗争来实现浴火重生，“犹地亚曾经在血与火中陷落，犹地亚也将在血与火中崛起”。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犹太人形成了一种军事化的民族性概念，它塑造了犹太人对待权力的新态度，认为在必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犹太地下军事组织“伊尔贡”的创始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指出：“世界不会怜悯被屠戮者。它只尊重那些战斗者……在血与火、泪与灰中，诞生了一个新的人类标杆，这个标杆在过去1800多年完全不为人知，即‘战斗的犹太人’。”

　　通过对军事斗争和民族英雄的推崇，犹太民族主义者力求找回失落已久的尚武精神，借此武装在流散中变得虚弱不堪的犹太人。军事斗争是塑造犹太“新人”的重要途径，犹太武装力量（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作为超级英雄主义的典型，成为锤炼民族性格的大熔炉。参军服役几乎是每个以色列人迈入成年的必要前提之一，学者丹尼·卡普兰将之称为“第二次犹太成年礼”（second Bar Mitzvah）：“它（服兵役——引者注）是通过一种有组织的文化来实现的，这种文化鼓励形成军人的理想品格，例如身体能力、耐力、自我控制、专业精神、合群、进攻性和异性恋。这些特征都源于男性气概的表现，它们与‘他者’形象的特征（例如女性气质、同性恋和阿拉伯敌人）形成了对比。”

　　四、构建“他者”与新希伯来人的诞生

　　犹太民族主义者不仅借助健身运动、农业生产和军事斗争等实际途径塑造“新人”，而且也在象征层面通过构建“他者”来强化身份认同：一个“他者”是作为过去自我的流散犹太人，他们丧失了必要的人格尊严，形成了消极、虚弱、依附的状态；另一个“他者”是作为眼前敌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将他们斥为原始、野蛮、落后的东方民族，并把巴勒斯坦从“流奶与蜜之地”沦为遍地沙漠的责任归咎于他们，以此来否定阿拉伯人对于这块土地的主权。犹太民族主义者对流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否定，很大程度上借用了欧洲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的贬低性描述，把这两个“他者”构建为女性化的“负面”形象。

　　（一）作为内部“他者”的流散犹太人

　　在中古和近代早期，犹太男性的理想典范是终日从事经典研习的学者，这种形象在两千余年的流散时期被作为犹太社会的主要典范。返回故土的新一代犹太人把自身定义为对流散时代耻辱、消极存在的否定，由此形成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否定流散地”（Negation of the Diaspora），这个概念是从“旧式犹太人”向“新型犹太人”转变的关键。到20世纪上半叶，传统犹太人的文弱形象遭到完全否定，被斥为虚弱、阴柔、胆怯的“旧式犹太人”；而且，新一代犹太人还积极运用大屠杀记忆，贬低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进屠场”、不加反抗的软弱举动，把大屠杀作为流散地注定遭受毁灭厄运的证明。在否定流散犹太人的基础上，犹太民族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有关犹太男性气概的新理想，他们设想的犹太“新人”是一种强壮、阳刚、勇敢的“超人”（superhuman）。

　　为了消除流散地特征，同时抹去故土的非犹太因素，犹太民族主义者采取向前跳跃2000年的做法，通过回到圣经时代使之消弭在希伯来文化之中，大卫·本·古里安强调，“如果我们想要百分之百的希伯来救赎，那么我们必须拥有百分之百的希伯来定居点，百分之百的希伯来农庄，百分之百的希伯来港口”。犹太“新人”的塑造体现出鲜明的“返祖”倾向，古老的希伯来文化被表征为民族的本真性。为此要极力强调自身的希伯来属性，避免称自己为“犹太人”而宁愿称“希伯来人”，这是由于“希伯来人”体现了他们与其故土的天然联系，而“犹太人”的称呼更具宗教色彩和体现流散地特征。

　　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名称体现着身份认同的归属。在犹太民族主义者看来，流散地名称是屈辱和无根的象征，也是虚弱和受压迫的代表。为了抹除残留的流散地印记、增强对以色列故土的认同和亲近感，新希伯来人通常抛弃自己的流散地名字，另取希伯来名字。在此情况下，古代英雄的名字大量被采纳，例如Yiftach、Gideon、Boaz、Yoav、Bar-Kochva ；大卫·格伦（David Green）移居巴勒斯坦后改名大卫·本·古里安，其名字来自公元66年领导犹太人反抗罗马的军事领袖。为了体现对故土的亲近，以色列的地名、植物、动物都被拿来作为名字，例如Alon（橡树）、Oren（松树）、Erez（雪松）、Dafna（月桂）、Tzur（岩石）、Eyal（公羊）、Kineret（加利利湖）。据统计，1920—194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大约有2.8万次姓名变更启事刊登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机关报《巴勒斯坦公报》（Palestine Gazette）上，绝大部分采用了希伯来姓氏，尤其与巴勒斯坦的地名和自然地貌有关。

　　（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东方化”

　　在赋予犹太“新人”男性气概的同时，犹太民族主义者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身体构建为虚弱、病态、退化的女性化形象。作为东方类型的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身体被女性化，沦为犹太民族主义殖民计划的规训对象，“作为女性的巴勒斯坦”（Palestine as woman）的形象普遍存在于当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可以说，犹太民族主义者把巴勒斯坦身体女性化，与19世纪欧洲思想界将犹太身体女性化如出一辙，学者大卫·拜尔（David Biale）分析道：“对于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东方的巴勒斯坦曾承诺将犹太人从欧洲的窒息感中解放出来，这种窒息感既是传统的也是资产阶级的。在这个神话中，阿拉伯人作为野蛮人的身体形象起着关键作用。后来，当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民族斗争越来越激烈时，阿拉伯人常常被视为女性化的，与犹太民族主义充满男性气概的现代主义相对立。软弱无力的流散犹太人形象现在被投射到巴勒斯坦人身上，后者就像流散犹太人一样拒绝摆脱中世纪的传统。”

　　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发展出一套“东方主义”叙事，把自己视为现代、文明、健康的欧洲人，而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想象成原始、野蛮、病态的东方民族。他们理想中的未来犹太国家是“中东地区的欧洲”（a Europe in the Middle East），赫茨尔声称：“对于欧洲，我们将构成一道抵挡亚洲的堡垒，我们将作为文明对抗野蛮的前哨。”犹太民族主义者自认为是“病态”东方的治愈者，带着“文明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来拯救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他们在巴勒斯坦开展的定居活动被视为在落后的中东地区引入现代文明的积极行为：“我们来到这里把西方……不仅带给我们自己，而且也带给整个落后的东方。”

　　“文明/野蛮”话语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对立置换成“欧洲”与“东方”之间的对立，其目的是强调犹太人征服这块土地的合法性，同时否认阿拉伯人的民族权利。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原始、野蛮、落后的阿拉伯人忽视了这块土地，破坏了它的自然生长，制造了许多瘴气和疟疾，使圣地从“流奶与蜜之地”沦为荒芜不毛之地，他们要对这块土地的病态负责，所以他们没有资格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本·古里安1924年声称：“我们不承认阿拉伯人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因为巴勒斯坦一直处于欠发达状态，它在等待它的建设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强调，巴勒斯坦的荒废状态直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到来才得到遏止，与造成圣地荒废的阿拉伯人相反，犹太人扎根故土、发展生产，通过引入欧洲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使这块土地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在构建“他者”过程中，诞生了一种理想的犹太“新人”。在犹太民族主义者看来，与流散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女性气质不同，“新型犹太人”是充满男性气概的，代表着世俗现代、贴近自然、热衷劳动的新的犹太民族形象，这种理想的犹太“新人”又被称为“新希伯来人”。亚博廷斯基曾这样描绘“旧式犹太人”与“新希伯来人”之间的巨大反差：“由于犹太人（Zid，俄国人对犹太人的贬称——引者注）是丑陋、病态和缺乏礼貌的，我们应该赋予希伯来人以阳刚的美感、魁梧的身材、结实的肩膀、敏捷的动作和多彩的肤色。犹太人被人践踏且容易胆怯，因此，希伯来人应该是自豪的和独立的。犹太人被所有人鄙视，因此，希伯来人应该受到所有人尊敬。”为了帮助犹太人克服因流散造成的文化、种族、肤色、语言等方方面面的多样性，找回共同的“民族之根”，犹太民族主义者对犹太集体记忆进行了根本性重构，把犹太历史划分为古代时期、流散时代与现代民族复兴三大时期，古代时期被视为理想的“黄金时代”，流散时代则是停滞和退化的，当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即是致力于复兴古老的民族辉煌。

　　五、“萨布拉”与理想民族身体的物化意象

　　为了塑造“新人”，巴勒斯坦犹太人还使用了一种理想民族身体的物化意象——“萨布拉”（Sabra），字面上指耐旱植物仙人掌。D这种植物外表坚硬多刺但内部果实软甜，因特别耐旱而适于在缺水的巴勒斯坦地区生长。希伯来语中的“萨布拉”（图片/ tzabar）一词，系从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语对仙人掌的指称“sabre”借用而来。1931年4月18日，记者乌里·克萨里（Uri Kesari ）在《每日邮报》（Doar HaYom）发表题为《我们都是萨布拉的叶子！》（We Are theLeaves of the Sabra!）的文章，首次用“萨布拉”来指代“土生土长的犹太人”群体。它一经出现就被迅速使用开来，从坚硬多刺的沙漠植物转变为犹太“新人”的身体形象隐喻。

　　在构建理想国民过程中，现代民族主义者通常借用一些植物、动物或特定的身体意象。作为一种物化的民族身体意象，“萨布拉”体现了犹太“新人”土生土长、顽强扎根同时又略带粗野的民族性格。“萨布拉”成为巴勒斯坦犹太社会新的民族偶像，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民族构建神话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形象被创造出来，这群热心、合群、强壮的人，外形美观、略有瑕疵但内部甘甜，就像仙人掌的果实一般……作为以色列之子，他象征着正处在民族复兴中的以色列儿女。他把生命献给了他的国家……”可以说，该群体代表着“新型犹太人”的具象化，有着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鲜明特征。

　　首先，“萨布拉”具有强烈的反流散特征。作为全新的一代，“萨布拉”强烈反对父辈及其流散地传统，具有某种“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也译作弑父情结）。他们拒绝接受流散犹太人的虚弱、屈从、不加反抗，认为他们与父辈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萨布拉的精神形象不是自然、连续成熟过程的结果。萨布拉是非常奇特的杂交的结果。我们这里有两个世界。我们的父辈不是萨布拉，无论他们在这里居住了多少年……”

　　其次，“萨布拉”具有鲜明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为了扭转流散犹太人的过度智力化，“萨布拉”鼓励从事体力劳动和军事训练，形成了反智传统。“萨布拉”所属的各种组织（包括学校、青年运动、基布兹、军事团体），定期前往巴勒斯坦边远地区徒步行军，以了解和接触故土的山川、地形、植物和动物。这些行为不仅增强了身体力量与精神意志，而且也是“了解故土”的重要途径，培养了犹太人扎根土地的意识。

　　再次，“萨布拉”具有浓厚的农业和军事色彩。“萨布拉”反对城市生活方式，积极从事农业垦殖活动，其典型形象是集手拿锄头的劳动者与肩上扛枪的战斗者为一体的“萨布拉农民战士”（Sabra farmer-warriors），这种典型特征普遍存在于当时的文学、诗歌、绘画、电影中。摩西·沙米尔（Moshe Shamir）1947 年在其小说《他行走在田野上》（He Walked through the Fields ）中将主人公乌里（Uri）描绘为典型的“萨布拉”：“他是犹太人的一员，皮肤黝黑、青春阳光……乐于运动，他内在地是一名农民……同时又是一名战士。”

　　最后，“萨布拉”还发展出一系列独特的生活方式，成为犹太“新人”的外在标识。从行为特征上看，“萨布拉”通常带有直接、简朴、果断的作风，其标志性外在形象是光着脚板或穿着凉鞋、头发蓬乱。从穿着样式上看，“萨布拉”通常身着短衣短裤、汗衫背心，头戴绒线帽，肩扛来复枪，有时驾驶一辆吉普车，从而刮起一阵青春风暴。此外，新型犹太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俚语来表达自己独立、直爽、粗鲁的个性，以表明其贴近自然的态度。

　　作为理想的民族典范，“萨布拉”似乎集中了许多优良品质，以至被称为“神话般的萨布拉”（the Mythological Sabra）。在犹太民族主义者看来，“萨布拉”犹太人与出生在流散地的旧式犹太人形成了鲜明对照，它代表着后者所缺乏的一切，从而象征着全新的犹太身体形象。学者亚尔·泽鲁巴弗尔分析道：“萨布拉成为一种神话般——当然也是典范式——人物，构成了塑造土生土长以色列人的坚固模具（solid mold）……他们没有任何恐惧、虚弱和胆怯，完全没有流散的精神。他们是以色列这块土地的产物和许多代人希望的成果，他们与流散犹太人形成了对比。他们是希伯来人，而不是犹太人，他们准备终结父辈的耻辱。犹太人缺乏的所有特征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力量、健康、劳作、返回自然、扎根故土，以及农民身上的一些缓慢和沉重。”

　　结语

　　现代意义上的“新人”塑造始于法国大革命，革命者期望通过政治变革实现身体和道德的更新，在摧毁旧制度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社会，“新人”（l’homme nouveau/New Man）则是这个新社会中一整套革命性价值观的基石。兴起于19世纪的现代民族主义把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运用到民族之上，从而为“新人”塑造增添了身体维度。现代民族主义认为，与个体身体一样，民族也存在健康和病态、美和丑之分，民族与个体身体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形成了“民族即身体”的隐喻（nation-as-body metaphor ）。作为民族这个庞大身体的隐喻，个体身体的塑造成为民族塑造的深刻缩影和情感投射。从身体政治的角度看，凝聚了理想身体类型的“男性气概”成为“新人”塑造和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目标，这是由于它代表着青春、阳刚、美感和健康的民族状态，其反面则是苍老、阴柔、丑陋和病态。对于后发民族而言，“新人”塑造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它成为这些民族在身体层面实施的赶超行为，希望通过效仿理想类型对国民身体进行规训和重塑以快速实现民族国家构建的目标。在此意义上，身体的正常代表着民族国家的正常，身体的强壮象征着民族国家的强大。

　　犹太民族主义对“新人”的塑造，体现了身体构建与民族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19世纪末的欧洲民族国家构建中，犹太人被主流社会视为来自东方的“他者”，被描绘为阴柔、虚弱、胆怯的女性化形象。为了应对反犹主义者的压力并扭转这种刻板印象，犹太民族主义者致力于通过在以色列故土重建政治主权来实现“正常化”（normalization），即不仅要像其他民族一样拥有正常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且致力于犹太身体形象的正常化。可以说，犹太民族主义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身体革命，学者塔玛尔·玛耶就强调必须把犹太民族主义同时视为一项男性气概工程：“如果不把犹太民族主义理解为一项男性气概工程，我们就无法想象它。从一开始，犹太民族主义背后的思想就是改变欧洲犹太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面貌，创造一种新型犹太人，即肌肉发达的犹太人，以作为贬义的‘女性化’的流散犹太人的对立面。反过来，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也需要塑造身体健康的新型犹太人，他们在到达巴勒斯坦后将拿起武器保卫自己、他的社区以及他认为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返回故土过程中，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犹太男性气概完成了系统性构建和重塑：一方面，犹太民族主义者通过提倡健身运动、农业垦殖、军事斗争等手段，彻底革新了犹太身体形象；另一方面，他们把反犹者对犹太身体的负面描述用于流散犹太人，而后又用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身上，从而在身体层面构建了两个主要的“他者”。实际上，在塑造“新人”、创建民族国家过程中，犹太人从“东方主义”的受害者变成了“东方主义”的运用者。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犹太身体完成了根本性改造，从虚弱、无根、非生产性的城市居民转向强壮、扎根、生产性的农业劳动者和战斗者，“剑”（sayif）取代“书”（sefer）成为新一代犹太人的核心追求。从思想来源看，犹太“新人”主要从欧洲的雅利安模式中受到启发，致力于将犹太男性转变成其羡慕的男性类型，即理想的“雅利安”身体类型。可以说，犹太民族主义者倡导的身体更新和民族复兴，主要是通过将欧洲模式移植到巴勒斯坦当地来实现的，他们所设想的犹太“新人”是一种欧洲类型，而非东方类型，用犹太作家马库斯·埃伦普赖斯（Marcus Ehrenpreis）的话说，“对于在我们历史性故土实现民族复兴的期望，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再度成为亚洲人。我们是犹太人，也是欧洲的犹太人；因此我们的文化，作为我们自己的延伸，必须同时是民族的和欧洲的”。这种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自我界定确立了欧洲裔犹太人在以色列社会的霸权地位，同时埋下了歧视国内东方犹太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种子。

　　从深远影响来看，在“新人”塑造过程中，犹太身体中沉睡的“巨兽”被唤醒，成为现代民族复兴运动的重要支撑，并促使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以及后来的以色列）的国民性格和精神气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种转向促成了崇尚武力和反智的民族特性，具体表现为强悍的民族意志、过度的民族自信与极端的忧患意识，面临不安全感经常作出强硬的回击。在现代希伯来语中，“Chutzpah”（直译为“胡茨帕”，意为无所畏惧）一词通常被用来形容犹太“新人”的强悍性格，这种国民性格培养了以色列人敢于冒险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气质；但该词也有肆无忌惮和粗鲁蛮横的内涵，成为国民性格中的弱点。作为一把双刃剑，对权力政治的过分追求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色列习惯性地无视弱势群体和其他民族的利益，沦为斯巴达式的现代“兵营国家”（garrison state），从而遭遇着持久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