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为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丰富了史学史的内涵,不仅如此,它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紧密联系,因而探讨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汲取历史智慧,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史学交流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中外史学交流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史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在不无学术话语权焦虑的当下,中外史学的交流研究,成为历史学家,尤其是史学史家之要务。日前,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图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三卷本,张广智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10)出版座谈会在复旦大学经世书局召开。据主编张广智教授回顾,2008年夏,已届古稀之年的他接到这个“夕阳工程”,课题虽然艰巨,但义不容辞,此后十余年,他率领一支优秀团队,在史学史之路上孜孜“寻找金羊毛”。
开拓了中外史学史的“伊甸园”
客观的历史不会改变,但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却是与时变易的,历史不断地被重写,对历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也就成了各个时代历史学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了。正在国内学界兴起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毋庸置疑,也应提上日程。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为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丰富了史学史的内涵,不仅如此,它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紧密联系,因而探讨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汲取历史智慧,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该著由“域外史学在中国”和“中国史学在域外”两编组成,以宏富的史料、翔实的论证,较为清晰、具体地展示了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历史进程。
如上海社会科学院郭长刚教授所言,《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开拓了中外史学史的“伊甸园”。该书有两处最令他印象深刻,一是讲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如何输入中国,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纲领的执政党,因此该著在今年的出版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二是该书后半部分对于中国史学在域外传播的阐述,是将过去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界的“单向”输入转变为中外史学的“双向”交流的研究,真正写出了中外史学的“交流史”,这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
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特殊意义
20世纪是中外史学直接对话与接触的历史时期。其亮点当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西史学交流。其繁荣之情景前所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留学生)取代了外国的传教士,成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主角,这使中外史学交流呈现了与昔日迥异的文化景观。由于史学的滞后性,严格意义上的国外史学著作的翻译在20世纪中国才有了大规模的开展,并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亦外传,且影响在不断扩大。到了20世纪末,中外史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东传、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引入及其对我国史学的影响等,又如后者作品的中译,我国学人的西方新文化史之史的研究,改变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是引进西方新史学流派(其中尤是法国年鉴学派)成果的单一局面,显示出了精彩纷呈的景观。
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该著为学界反思历史知识的全球性生产机制是如何运行的、近代中国史学是如何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下逐步专业化的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此外,复旦大学顾云深、戴鞍钢、邹振环等教授也给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如:补充更多对相关史学家的论述;扩展研究的范围,对中亚文化圈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史学交流史作进一步的拓展;研究时段上向前延伸,囊括古代的史学交流史,以形成从点状式到链条式到网状式的全面、深入的研究。顾云深教授尤其指出,除了史学著作之外,史学的职业化,如院系设置等,对中国史学发展影响很大,也值得书写。章可副教授作为书的作者之一亦表示,西方历史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如何对中国史学产生影响,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瑕不掩瑜,全书历十余年完成,为中外史学史的硏究,尤为构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