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两个观念展开，考察在英国帝国史叙述内部殖民帝国神话的自我建构，并特别呈现殖民帝国主义的自我美化，以及这种自我塑造的神话在霸权的政治扩张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我们发现，在这种帝国者的自我叙述中，帝国主义的正当性始终建立在“帝国”作为一种“现代”的“进步”力量，带领全人类走向“共荣”这一神话之上。本文用这条线索，串联了19世纪末英国“帝国”与“合作共荣”（commonwealth）观，以及这种帝国主义世界观在20世纪末期与新自由主义世界观之间的联系。本文还希望展现冷战之后西方左翼在国家理论建设方面的缺失，并试图用无政府主义来回应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全球化”。这一现状导致了今天西方绝大多数左翼在解释现实时的无力状态。本文认为，对帝国主义者帝国论述的梳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背后的基本逻辑。更重要的是，它能作为反例，提醒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世界图景，以及在这种图景中，构建一个符合非西方世界现代发展历史与诉求的国家观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 / 导言

　　20世纪末21世纪初，英语知识界左右翼都重新开始对“帝国”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承载这场讨论的基本历史背景是苏联的解体与美国霸权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有趣的理论现象。首先，与过去对“帝国”问题的讨论不同，今天并没有太多对与之相关的“帝国主义”问题作出深入的理论与历史的阐述。在公共媒体中，“帝国主义”甚至有倾向成为一个没有历史、无须被理论化的词语。在国际政治话语中，“帝国主义”也作为一种内涵不言自明的污名，以及暴力干涉、傲慢自大与经济剥削的代名词，被用来形容对手一切可能对自身利益形成挑战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政策。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种系统性的对19世纪以来全球反帝运动历史经验的遗忘。

　　这种对“帝国”的学术兴趣也伴随着“后殖民理论”的深度发展，以及来自历史、政治哲学、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对后殖民批判的广泛运用。在这大量讨论的带动下，“帝国”的殖民世界秩序，其霸权的政治与文化多重内涵得到了更为细致与深刻的分析。这类讨论注意到，作为一种世界秩序，殖民主义为殖民地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类变化被总结为“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其特点，是那种源于欧洲历史进程中，对个人“自治”（autonomy）的发现。这种康德式的理性自主意识的形成，被视为经由启蒙带来的个体的“成熟”。这种对个人主体性的发现进而也影响了包括知识、文化、道德、政治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的全面变迁。“理性”而非传统与经验，成为这种“现代性”世界观的认识基础。而“殖民现代性”则更为强调这种欧洲中心的认识论对欧洲之外世界的影响以及这种随着欧洲殖民帝国主义政治霸权扩张的认识论，在殖民地出现的复杂变化。这种变化，用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的话来说，便是对“（传统）不可逆转的告别”。

　　早在萨义德的讨论中，我们便认识到了“东方”作为19世纪英帝国“知识和强力的辉煌的战利品”这一双重属性。这种由帝国暴力扩张而形成的全球秩序现实，又反过来哺育了帝国中心人们的世界想象。这种“视野”（vision）如实地反映了欧洲在现实政治权力关系中相对于“东方”的强力地位。并进而“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在随后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更突出描述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帝国秩序观，其对维护帝国全球秩序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帝国治下特别是帝国中心人们生活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到了20世纪末期，这种对“殖民现代性”的讨论更进一步扩展，被用于分析半殖民地的现代历史进程。而也正是随着地理视野的扩展，殖民作为一种全球秩序的特点才真正得到体现。在这之后，“殖民”也不仅限于欧洲/西方对其有限殖民地的统治关系，也逐渐被用于理解“殖民资本主义”（colonial capitalism）通过贸易扩张而对全世界，特别是那些并未遭到直接殖民的地区的宰制。同时，特别是一批亚洲学者，更采用“殖民现代性”的范畴，分析亚洲内部权力关系，以及作为“半殖民地”的亚洲与欧洲殖民资本主义帝国的关系。

　　然而，到21世纪初期，一种有趣的现象在对“殖民现代性”讨论中出现。在后殖民研究的影响下，旧的帝国史研究其合法性越发脆弱。在殖民史研究内部，大约30年前，研究对象便从原先对英帝国制度与道德合法性的研究，转变为对“不列颠世界”（British world）的讨论。在这类殖民史书写下，帝国从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网络，蜕变为一种隐藏在“全球化”图景背后、不能被言明乃至需要被彻底抛弃的底色。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帝国史研究彻底走向了帝国史初生时期的反面。成为反对帝国的历史书写，并由此悄然地完成了对帝国问题的去政治化。“帝国”与“帝国主义”也随之成为人们羞于提及的恶名。当今对“英语世界”（Anglophone world）、“法语世界”（Francophone World）的研究，便是这类回避帝国霸权而专心阐述“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有趣的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华文世界”（Sinophone world）研究旨趣则呈现了“去殖民”研究的另一个面向。通过对全球化历史的书写，一方面消解了“中国”作为历史主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还对历史的中国进行了“有罪推定”，暗示中国与欧洲殖民国家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扩张历史。

　　除了将“殖民资本主义”的帝国掩藏在“全球化”图景的现象之外，另一个现象是，来自西方政治光谱右端的讨论者们不约而同地通过重新书写“帝国”历史建构起了一个新时期的自由主义国家理论。而相反，在政治光谱左端的学者却纷纷走向了无政府主义，并将世界未来寄希望于面目模糊的诸众反抗。本文的讨论希望表明，两种倾向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非西方世界现代化与反帝反殖民经验的淡漠。事实上，诸如阿拉伯政治动荡连带的欧洲难民危机、中国经济崛起与扶贫工作大规模深入推进、反全球化运动和全球民粹主义回潮乃至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中美贸易摩擦等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事件，绝大多数能寻找到其在非西方世界中的起源。这个从20世纪70年代末便被逐渐遗忘，甚至被宣判了死刑的“第三世界”，直至今天仍旧对全球的政治变迁产生着巨大影响。

　　本文强调，重新理解过去20年间左翼与右翼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者的帝国观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及其全球化叙述的逻辑及其困境。本文希望将西方新保守主义帝国史叙事放在一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长时段中理解，尝试展现新保守主义帝国史叙述与20世纪上半叶英帝国史叙述之间，在问题意识与历史观之间的相通之处。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更能帮助我们认识今天英语世界中“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话语背后的深层秩序观。

　　二 / 左翼的帝国

　　20世纪末，欧美学术界对“帝国”问题的兴趣，其问题意识来源于如何认识冷战之后世界格局，特别是美国全球地位的迫切需求。在这类讨论中，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哈特（Michael Hardt）与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言，“帝国”在哈特与奈格里的叙述中，被视为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秩序”，该秩序表现为一种“司法构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特与奈格里所处理的“帝国”更多是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一种主权形式。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全球化帝国与曾经的“帝国主义”之间有着明确的差异。前者不依靠固定疆域，其权力可以不存在绝对的中心，更无须有边界。而后者，以欧洲殖民帝国为代表，则更基于传统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统治模式。

　　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哈特和奈格里着重处理了全球化时代那种“不受地域限制”的帝国机器。哈特和奈格里极力强调，他们所讨论的帝国并不是美国对欧洲帝国主义的简单复制。在对萨义德和霍米巴巴等后现代理论家的批评中，哈特和奈格里表示，他们所讨论的帝国，“不是现代帝国主义的一声微弱回响”，而是“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在他们看来，帝国表现出的是全球化世界市场条件下，对于一切固定分界与二元划分的彻底打击。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消解是“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边界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接纳了20世纪末全球化资本主义创造的神话。他们援引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罗伯特·瑞奇的话，认为“既然生产的每一要素——资金、技术、工厂和设备——现在都可毫不费力地穿越国界，那么国家经济这个概念本身已无任何意义。……我们所理解的国家经济将不复存在”。因此，帝国作为吸引他们的“新的主权形式”从根本上是一种新的统治逻辑和统治结构。帝国在他们看来，就是资本根据其意志，为自身的流动创造的一个无法规化的、流动的、富有弹性且能够持续不断自我调节、趋向于均质化的“平滑的空间”。这一意志被哈特和奈格里称为“资本主义的主权”。

　　哈特和奈格里表示，帝国通过三种专制手段对全球实施控制：炸弹、金钱和无线电。而三者之中，无线电则显得极为独特。他们认为当代“通信的非区域化的能力是独特的”，它彻底打破了炸弹与金钱所垄断的空间——无疑，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这指的是“帝国主义”时代欧洲殖民霸权所创造的全球政治空间。虽然冷战后的美国似乎控制了产生这三种帝国专制手段的“脉络”，但是，由于通信本质上无法像炸弹与金钱那样，受到地理区域的限制，其绝对的流动性创造了一个新的、无边界的空间。它的出现，成为“确立生产关系的中心要素，引导着资本主义发展，也转变着各种生产力”，同时创造出一种当代帝国秩序“极度开放的形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像齐泽克（Slavoj Žižek）那样，将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视为“21世纪重写《共产党宣言》的书”，不如将之视为对20世纪最后十年中，高歌猛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神话的批判。在那本2005年出版，畅销全球的《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系统性地勾勒了他对冷战后全球化秩序及其未来的想象。也像哈特和奈格里一样，弗里德曼对“信息技术”赋予了极大的热情。在弗里德曼描绘的全球化2.0时代里，互联网、开源代码、外包经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与产业分配，都是构建这一伟大全球秩序的核心推动力。

　　哈特和奈格里将这样一个“平”的世界表述为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后现代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主权摆脱了民族国家的空间，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的“帝国”。当然，他们与弗里德曼的相似性也就此结束。哈特和奈格里希望打破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宰制的状态。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他们将反抗这一帝国霸权，寻求解放的历史重任交付给了一个面目不清的集合名词——“斗士”。哈特和奈格里所想象的“斗士”没有“任何类似第三世界的悲伤和苦行者的代表”，而是像“反法西斯斗争过程中被迫害和流放的知识分子，西班牙内战和欧洲抵抗运动的共和主义者，以及所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自由斗士”。哈特和奈格里在后来的作品——特别是《诸众》（Multitude，2004）与《集会》（Assembly，2017）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全球化时代反抗的主体性问题。特别是在2017年出版的《集会》一书中，他们更乐观地认为，只要社会运动得到了充分的“民主化”，那么运动便不但能够更有效地达成其诉求，甚至可以在运动过程中创造新的、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的民主的主体。“新君主”即可在“革命的进程”中，从“现有的社会主体”中间诞生。

　　然而，恰是这种从无政府主义角度出发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的批判，反映出哈特和奈格里对民主化主体与解放的想象实际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神话的沙堡上。他们对帝国问题及一系列对于反抗问题的讨论，都表达出了一种对于国家主权问题的轻视甚至敌意。而这也使得他们在对资本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似乎同新自由主义神话的拥趸站在了同一的假设基础上——资本已彻底消解了国家的历史主体性意义。因此，在2015年一则访谈中，哈特明确表示，“反美”已经不再是“左翼的政治基础”，美国“已无力塑造今天的全球局势”了。因此，“左派的目标不再是主权。我们想要一种反主权的政治”。在此基础上，哈特进一步消解了影响整个20世纪反帝反殖民运动的民族解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