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宝国教授的专著《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现象研究(公元前1600-前1100年)》(以下简称《现象》),此书是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地中海地理位置特殊,连接着欧、亚、非三大洲,“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各种文化又在这里分流”[1]。历史上地中海周边各国各地区因地中海而保持着联系与交往,从而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世界,即地中海世界。地中海世界作为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以及不同文明交融碰撞的中心地带,其历史长期以来备受西方学术界关注。近年来,地中海世界的跨文化交流成为国外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而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交往作为有文献可考的世界上最早的区域性跨文化交流范例,具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为推动世界古代跨文化交流史的发展,孙宝国教授汇集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现象研究(公元前1600-前1100年)》一书,这是目前学术界一部系统研究阿玛纳时代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的学术著作。
全书以时间和空间为依据,共分五章。第一章论述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国际政治生态,再现当时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作者认为,在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初步形成了由当时的五大强国巴比伦、亚述、米坦尼、赫梯、埃及为主导的国际格局。由于这五个国家在这一时期实力相当,互相制衡,使阿玛纳时代成为东地中海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体系调整过程中两个动荡时期之间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除了五大强国之外,在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留下深刻印记的还有爱琴诸岛和叙巴地区诸城邦。爱琴诸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商业贸易发达,与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保持着密切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而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在阿玛纳时代“既是五大强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的缓冲地带,也是贸易和交通的枢纽,自然成为埃及、赫梯、米坦尼、巴比伦、亚述五大强国的必争之地”[2]。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跨文化交流,主要就是在五大强国、爱琴诸岛以及叙巴地区展开。
第二章至第五章作者以传播学理论为基础,考察跨文化交流的介质、主体、渠道、内容等要素在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的价值和功能,全面完整地呈现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错综复杂、波澜起伏的交往状况。第二章作者分析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的介质,即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在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出现了通用语言文字。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交往,促进了各国各地区的交流与融合。第三章作者考察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的主体-人。作者指出,虽然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以及泥板文书等介质的运用使东地中海世界的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但真正将跨文化交流变为现实的,则是具体的人。这些人包括信使、商人、医生、教师、难民、雇佣兵等等,他们身份各异,往来目的不同,但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进行了交往,成为了跨文化交流的使者。第四章作者论述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的渠道。作者认为在古代东地中海世界,信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道路系统以及车辆和马匹等交通工具和运力,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交通工具的改进和路网的形成,有效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和距离,为这一时期跨文化交流的开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第五章主要考察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时间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即阿玛纳书信中所反映的各国各地区之间交往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艺术等诸多问题。这些书信所传达的内容比较全面地揭示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图景。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现象》一书的学术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运用了传播学和历史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这一研究课题,国外学者的著述多以历史学研究为主体,鲜少涉及传播学理论。而《现象》一书则突破了这种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论的指导下,以一手史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历史学和传播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不同文明相遇、碰撞、融合的过程。本书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总结:纵向上将阿玛纳时代及其之前的时期作为考察的主要历史时期,对古代东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进而揭示推动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横向上,则遵循了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对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跨文化交流从介质、主体、渠道、内容等方面进行考察。
作者在论述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跨文化交流时,运用了“我者”与“他者”这样一对传播学概念。作者提出,“‘我者’可以理解为‘自我’或‘自我的文化’,而‘他者’则可以理解为‘我者’之外的其他个体或群体以及其他的文化。”我者与他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一般来说,双方都从自身文化出发来认知对方,由此建构出不同形象并将对方他者化,而跨文化交流则旨在弥合彼此之间的文明冲突,以期达成文明共生。这种我者与他者从彼此对立走向彼此认同的趋势和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古代世界。换言之,作者认为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实际上是我者与他者互相转化,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互相认同的过程,也就是巴比伦、亚述、赫梯、米坦尼、埃及五大强国、爱琴诸岛以及叙巴地区不同文明从冲突到共生的过程。
其次,宏观历史叙事与微观个案剖析的有机结合。作者将阿玛纳书信等原始文献所记录的每一个具体生动的交往事件都置于整个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体系之下,从而揭示不同文明在阿玛纳时代从冲突到共生的普遍规律。
作者在论述五大强国、爱琴诸岛以及叙巴地区城邦的历史时,将其放在整个地中海世界进行考察,这种宏观历史叙事使读者可以更系统地把握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与此同时,论及国家和国家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时,还辅之以微观个案分析。比如,作者在叙述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王室联姻时,首先追溯了王室联姻的历史和传统,对古代世界各国之间的王室联姻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继而列举了赫梯与埃及王室联姻历史中的两个著名案例,说明赫梯与埃及通过这种王室联姻结成秦晋之好,在确立两国战略同盟关系的同时,也促成了埃及人唯我独尊的文化观念的改变,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第三,史料翔实,论证严密。《现象》一书使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本书研究的支撑性文献之一是阿玛纳书信,阿玛纳书信是指“在阿玛纳王宫附近发现的西亚各国给埃及的书信,包括350多片以阿卡德语书写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3],也就是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外交往来通信。鉴于目前国内还未有系统的对阿玛纳书信翻译和注释成果,作者首先对阿玛纳书信进行了校勘和译注工作,这一工作本身就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国内学术界也属开先河之举。作者在论及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对外交往时,每一论题都会引用阿玛纳书信加以佐证。除了阿玛纳书信这一主要原始文献之外,作者还大量使用了当时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留存下来的原始文献资料,涉及埃及、赫梯、亚述、巴比伦、米坦尼等国以及叙巴地区,如《拉美西斯时代铭文》、《赫梯外交铭文》、《亚述王室铭文》等等。特别是所使用的古埃及原始文献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包括像《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这样的王室铭文,《威纳蒙历险记》等文学作品。
虽然文献史料是论证一个问题的重要依据,但由于此书所涉及的这些古代国家和地区历史悠久,保存下来的文献史料有限,在一些没有文献史料论证的问题上,就需要依靠考古资料。因此作者在书中除了使用所能获得的原始文献资料,还充分采用了可获得的考古资料进行论证,以期达到所有论点的严谨性和可靠性。比如在探讨爱琴文明与东地中海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时,由于缺乏相应的原始文献资料,作者就以考古证据为主要依据。以考古学家在叙巴地区和埃及希克索斯王朝首都阿瓦里斯的考古遗址发现的克里特文明风格的壁画为据,进而揭示了爱琴诸岛与埃及、小亚等东地中海世界之间存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
《现象》一书尽管史料数量众多,但作者在具体使用时对史料进行了辨析,力图保证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比如作者在第五章提及的赫梯与埃及之间的王室联姻中的第二个案例,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迎娶赫梯国王和王后的嫡长女这一事件,可以充分反映两国之间的关系。拉美西斯二世在给赫梯王后的回信中称赫梯国王和王后为兄弟和妹妹,似乎表明拉美西斯二世承认赫梯是与埃及平起平坐的兄弟国家。但是作者继而指出,埃及的官方文献中埃及对赫梯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并说赫梯已经成为埃及的属邦,杜撰出了赫梯人对埃及谦卑恭敬的态度。这一事件在不同文献中不同的表达说明埃及的官方文献存有夸大之处,其目的或许是为了彰显埃及在东地中海世界的权威。作者在书中还有其他几处阿玛纳书信与国家官方文献的对比,明确在使用这些原始文献时须细心考证。
第四,对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国外学术界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的研究虽然已有不少成果,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学者们还未达成共识,存在颇多争议。作者在涉及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时,并不是取一家之言,而是进行了细致的学术观点梳理。对诸如古巴比伦王国加喜特人的来源问题、埃及与米坦尼睦邻关系确立的时间、克里特文明衰亡的原因以及两河流域与埃及之间交往的陆上路线等目前还未定论、存有争议的话题,作者在探讨时给出了各家之言,以便读者能充分掌握学术界关于这些学术问题的最新研究动态。
除了对一些存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进行学术观点的梳理,作者还对一些学术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作者在书中探讨的埃及与赫梯之间的卡代什战役,埃及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继位后,把从赫梯手中收复叙巴地区原有势力范围作为目标。公元前1275年,拉美西斯二世发动了意图收复转叛赫梯的阿姆如等城邦的战役,双方在叙巴地区城邦卡代什展开激战。虽然埃及的官方文献记载埃及取得了胜利,并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外墙上刻画了战争的场景以宣传拉美西斯二世的英勇果敢,但作者通过对史料的层层剖析,最后得出结论,卡迭什战役的实际结局是埃及失败赫梯获胜。因为埃及发动这场战役的目的是收复阿姆如等反叛城邦,但是战役结果是赫梯不仅成功守住了卡代什城,使埃及军队无功而返,而且迫使埃及放弃了刚刚收复的阿姆如等战略要地。作者认为,埃及并没有实现发动这场战役的目的,埃及的官方文献只是为了掩饰未能达成战略目标的真相。
《现象》一书从内到外无不透露着作者运用史料的严谨和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但此书仍有进一步深化与完善的空间。由于本书涉猎甚广,涉及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周边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进行论述时,有些学术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而不是只叙述史实。此外,本书还有许多校对错误之处,在此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现象》一书结合历史学和传播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翔实的史料,揭示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文明共生现象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律。该书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该书也定能推动国内学术界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跨文化交流的研究。
转载自:新华网客户端新媒体平台“新华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