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发生了被人们称之为百年变局、千古变局的深刻变革，其中包括晚清大变局、民初大变局与目前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三次大变局，世界格局、国际地位、外部挑战发生深刻变化：从“一统垂棠”的天下秩序演变而成“列国并立”的世界秩序，演变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体制，世界霸主由“晚清大变局”发生时的英国，到二战后成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再到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国际秩序重塑，国际关系重心则从“大航海时代”到晚清时争霸全球海洋，到民国以来以太西洋为中心，到目前太平洋一带成为重点地区。在“晚清大变局”中，中国从“天朝大国”沦落为备受列强欺凌的贫国弱国；在“民初大变局”中，中国成为一战的战胜国，但由于国力衰弱，战败国德国在华权益被《巴黎和约》转让给了日本，又经从1931年到1945年的长期抗日，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经过长期努力，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所面临外部挑战之变化：在“晚清大变局”中，中国农耕文明遭遇的是更为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外敌入侵主要来自海上，且同时遭到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近代先驱者主张顺应时代大势，变易以通古今；适应世界潮流，开放以通中外；因应全新挑战，转型以通新旧。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经历了从仿行西法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三次转型。三次大变局见证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从走向衰落到重拾自信、再到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晚清大变局 民初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华文明 复兴

　　近代以来，世界格局与中国内部发生了相互联动、急剧深刻的巨大变革，被人们称之为千古变局、百年变局，它包括晚清大变局、民初大变局与目前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三次大变局的大动荡、大变革、大转折，中华文明发生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现代信息文明，从封建文明到近世资本主义文明再到社会主义文明的根本性转型；中华文明之于世界文明的格局，发生了从晚清时的衰落、民初时“中国化”回归到目前“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深刻变化。近代先驱者对历史大变局有着较为敏锐、清醒的自觉意识，对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对历史变局带来的挑战与中国应对世界格局变化的策略进行了不尽一致的谋划，反思其历史变局论与文化转型观，对我们更好地把握与应对变局、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近代以来的三次大变局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接见参加该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使节时作出了“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此后，他多次重申了这一重要论述。目前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大国博弈的加剧，在不断证明党中央所作出的当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判断之敏锐、科学、准确。

　　如果将目前所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推一百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的崛起、进入世界强大国家之列和苏联的诞生，开启了现代世界史大国格局的第一个序幕”[汤闯新著：《大国竞争决定世界变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那时中国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封建帝制退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启、“东方文化思潮”兴起、中国共产党创立等事件相继发生，可称之为“民初大变局”。再前推到19世纪中叶，发生了被时人称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开辟以来之变局”的“晚清大变局”。中国历史上可与“晚清大变局”相比的沧桑巨变，就应该是自周初封建到秦汉一统的历史大变革了，清人赵冀称其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7页。]，康有为称“秦汉之郡县不得不变三代，此千年之大变者也”[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至于“晚明大变局”是西方文明、世界现代化浪潮对中国的一次冲击，它只是近代以来历史大变局的一种铺垫。所以，“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版，第94页。]。

　　晚清士大夫对“晚清大变局”的认知较为迟钝[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士绅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魏源写成《海国图志》“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 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魏源全集》第7册，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255页。]。他们的“变局”论，随着外部世界不断变化、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中国社会内部不断变革而发展深化。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后，少数有识之士开始以“变局”观认识时势的深刻变化。黄钧宰1844年在《金壶七墨》中感叹英法入侵使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一家”之世道，是“古今一大变局”，称“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黄钧宰：《金壶七墨》，《鸦片战争》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23-624页。]。徐继畲1846年在《瀛环志略》中以“古今一大变局”描述“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后南洋格局大变、中土多事的局势，指出“南洋诸岛国苇航闽粤，五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 [徐继畲：《瀛环志略•凡例》。]；他还称赞“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九。]。黄恩彤在《抚夷纪略》中也提到，外人入侵、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是“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局”。另外，曾国藩1854年在《讨粤匪檄》称太平天国“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国藩：《讨粤匪檄》，董丛林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曾国藩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更多人士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他们纷纷以“变局”论立论中外大势，并从“夷洋”观、时代观、变法观等方面全面展开“变局”论的具体内涵。有学者统计，自1844年至1902年间中国士人提出“变局”之言论者不下66人。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他们除了使用“变局”一词，还有“变端”“世变”“奇变”“创局”“奇局”“创事”等提法。李鸿章是洋务派官僚中谈论“变局”论较早、较多，他在1865年的信函中提到：“外夷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李鸿章：《复朱学院》，《李鸿章全集》第29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3页。]他在1872年的奏折中提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5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他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中又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60页。]其他洋务派官僚也分别阐释了“变局”论，如：奕䜣1867年在奏折中指出“今日外国偪处于中国都城，而又滨海沿江要害之区节节盘踞，实为创局”[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郭嵩焘1860年在日记中说“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丁日昌1867年在奏折中称“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曾纪泽1878年指出“泰西之轮辑，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等。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纷纷阐发了“变局”论，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称“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薛福成1865年上书曾国藩陈言“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王韬称泰西诸国纷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郑观应指出“惟今昔殊形，远近异辙，海禁大开，梯航毕集，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等等。

　　继一再败于西方列强之后，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又败于“岛夷”日本，在朝野造成了更大的震动，“变局”论在思想界继续发酵，维新派在政论文章中就以其诠释当时时局。康有为早在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就指出，列强入侵，国势危蹙，“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在1895年5月2日的《上清帝第二书》、5月29日的《上清帝第三书》中指出“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7页；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全集》，《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69页。]；在5月22日的《殿试策》中指出“方今当数千年之变局，环数十国之觊觎，既古史所未闻，亦非旧法所能治”[康有为：《殿试策》，《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66页。]；在6月30日的《上清帝第四书》中指出“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81页。]；在1898年1月初的《上清帝第五书》中指出“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船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在1898年1月29日的“上清帝第六书”中指出，“今日当大地忽通、万国竞长之时，迥非汉、唐、宋、明之旧”，且列强在制造、文法、幅员、财富、武备等诸多方面有着优势，“此固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亦祖宗二百年来所未遇也”[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12页。]；等。梁启超1901年撰写了“李鸿章传”，引述了李氏论及“大变局”的相关段落并评论道：“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但其“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 ，因此，洋务运动最终破产。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一文中称“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谭嗣同在1898年发表讲演时指出“中国艰危，曾土耳其之不若，真是古今奇变”。洋务论者、维新人士所关注的“晚清大变局”不断发展，最终以1912年中华民国取代大清帝国收场。

　　以全球化为特征的世界历史大变局开始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或者说大航海时代，西方从追寻现代性到反省现代性、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持续了数百年时间。“晚明大变局”是对早期现代化、全球化的一种回应，但后来中断了。近代中国是在短短数十年内重演西方在数百年内的历史变局，在“晚清大变局”告一段落后，紧接着就发生了“民初大变局”。以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为机缘，世界格局与中国走向再次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战成为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世界格局看，大战导致了“西方的分裂”、“西方的没落”，导致了反现代化、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从中国走向看，导致了从“向西方学习”到“走俄国人的路”的历史转向，导致了从讴歌西方文明到回归东方文明的文化转向。在大战刚刚发生或进行过程中，时贤们已估计到欧战将给世界、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局。蔡元培在1914年8月发表的《吾侪何故而欲归国乎》的演讲中指出：“此次战局，为百年来所未有，不特影响所及，人权之消长，学说之抑扬，于世界文明史中必留一莫大之纪念；而且社会之组织，民族之心理，其缘此战祸而呈种种之变态者，皆足以新吾人蹈常习故之耳目，而资其研究。”[ 蔡元培：《吾侪何故而欲归国乎》，《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杜亚泉在是年9月发表的《大战争与中国》一文中指出：“故今日之大战争，殆将为吾国未来之十年中开一变局。”[ 杜亚泉：《大战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1914年9月1日。]胡适在同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论欧洲大战祸》一文，称“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大战祸，今忽突起于欧陆”，从“大局论之”，他预言“欧洲均势之局必大变”，“战后欧陆民党必战优胜，德奥之社会工党必将勃起，或竟能取代贵族政体而代之。俄之革命党或亦勃兴”，“此役或竟波及亚洲，当其冲者，波斯与吾中国耳”[ 胡适：《论欧洲大战祸》，《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149页。]。梁启超预言“战后之狂潮，势必且坌涌以集于我，譬之飓风方怒号于新加坡，则知其三日后必且簸荡以薄香港，而吾侪生斯土者，宜如何恐惧修省以应大变，此尤蚤作暮思所当有事”[ 梁启超：《欧战蠡测》，《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三第32页。]。严复估判“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 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9页。]。战争结束不久，陈独秀指出“欧战后世界上各国的思想制度，都要大大的改变”，要思考“我们东洋民族对于世界这样的大变动应有何种觉悟、何种要求，才能够适应这样大变的潮流，共图人类的幸福”[ 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084年版，第307页。]。李大钊认为，一战对中国影响极大，称中国无法置身世界风云之外，可能“由此以跃入世界交战之舞台”，“中国今后生死存亡之运命，实于是乎系之”[ 李大钊：《今后国民之责任》，《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284页。]；他尤其关注俄国革命的，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大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72页。]。“民初大变局”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极格局的定型与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一段落。

　　二、外部环境的三重变化——世界格局、国际地位、外部挑战之变

　　近代以来的“大变局”、“大变动”包括了外部的“世变”与内部的“应变”的深刻变化，也就是说既包括中国外部环境上世界格局、国际地位、外部挑战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中国发展走向为适应世界大变局而进行的相应调整，即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实现现代性转型。我们先看“世变”即外部环境变化的三重内涵：

　　一是世界格局之变化。古人的世界意识、国家观念是淡薄、模糊的。“世界”一词源于佛教用语，如《楞罗经》中说“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与先秦古籍中的“宇宙”一词含义接近，该词到了近代才成为国人描绘地理空间的流行用语。先人们习惯以“天下”一词言说“普天之下”的人类生存空间，由于对世界认识的局限性，“天下”一词的含义是不统一的，“实际运用中的‘天下’一词既可以指中国，也可以指世界”，“据学者统计，《史记》、《汉书》、《后汉书》三种史书中，‘天下’一词出现3375次，其中，仅用以指中国的2801次，同时将中国以外族群纳入‘天下’一词的，只有64例，不及总数的2%。后世的情形，大体类似”[ 梁治平：《“天下”的观念：从古代到现代》，《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这反映了古人对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认识的隔膜。在晚清迎来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后，国人获得了全新的地理空间观念，认识到世界是“没有中心的空间概念”[ 李晨：《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18页。]，中国仅是广袤世界的一小部分，于是逐渐以“瀛环”“万国”“全球”“世界”等说法替代“普天之下”意义上的“天下”，以“外国”“异邦”等说法替代“四夷”用来描述中国以外的域外空间，并将域外世界再细分为五洲、泰西、东方、东亚等单元与国别。徐继畲在1849年成书的《瀛环志略》一书中以“瀛环”一词表示世界这一地理空间，有学者称其为“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海国图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地理书，魏源根本没有走出天下观念的限制，只是把四夷的范围推向极致而已。‘海国’二字其实就是新形势下的四夷，以中国为天下的概念没有根本的变化。《瀛环志略》则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地理图志，徐继畲客观地将中国降为万国之一，走出‘天下’的阴影，进入世界新境，瀛环就是世界的意思。”[ 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周振鹤著：《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6页。]“瀛环”的说法使用了一阵子。1857年1月，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中文报刊《六合丛谈》，以“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为宗旨，“六合”一词被用来指称包括“中”与“外”在内的地理空间。19世纪60年代以后，源出《周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一句的“万国”又被用于表示涵盖全球的概念，1864年同文馆刊行了丁韪良（W.A.P.Martin）翻译的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万国公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从301期（1874年9月5日）起改称《万国公报》；李鸿章、王韬、薛福成、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朝野人士纷纷使用“万国”一词，有时与“世界”、“地球”连用组合而成“世界万国”、“地球万国”，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说“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任智勇、戴圆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郑观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康有为曰“今地球万国，俄地三万里为大”[ 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5页。]；梁启超称“中国数千年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梁启超：《致康有为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张之洞批评吸食鸦片“以地球万国鄙恶不食之鸩毒，独我中华乃举世寝馈湛溺于其中，以自求贫弱死亡”[ 《劝学篇•去毒第九》。]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一词已经盛行并成为普遍用语，如梁启超的多篇文章如《世界最小之民主国》（1900年）、《世界外之世界》（1900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年）、《世界将来大势论》（1904年）、《世界上广东之位置》（1905年）、《世界大势及中国前途》（1907年）的篇名有“世界”一词，至于文中提及“世界”一词就更为普遍，如他在1901年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2次提及“世界”一词、在同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10次提及“世界”一词、在1902年的《新民说》中8次提及“世界”一词。当时，还出版了《世界地理》（1902）、《世界地理志》（1902）、《最新世界地理志》（1907）等译著。同时，由于以“外国”替代了“四夷”的说法，“中国——世界”、“中国——外国”的对应关系取代了原来的华夷关系，如《清议报》以“中国近事”与“外国近事”区别国内外新闻栏目。到了五四时期，“世界”一词更被频频表达，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多位思想家还阐释、讨论了世界主义，他们不仅探索中国新文化，也思考世界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