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从张骞凿空西域，丝路大开，中国与西亚、中亚和印度，甚至东地中海地区都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地方大多属于原来的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开创的希腊化世界，其中的希腊化王国此时有的已经消失，易名改主，有的偏安一隅，苟延残喘，但也都在公元前后彻底消亡。幸运的是，这些王国的遗产，尤其是希腊人原来建立的希腊化城市却没有随之湮没，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多演变成为丝路重镇或文化中心。关于这些王国和城市的记忆和传闻也就随着丝路的扩展传入中原内地，从而在史书中留下了关于它们的记载。

　　中国文献关于西域的确切记载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此后，正史中关于西域的内容成为定制，其主要原因还是中原与西域关系一直在延续、在变化。历朝历代对西域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清晰。但本文之所以集中于《史记》《汉书》《后汉书》，是因为这些史书关于西域的记载所涉及的时间、空间与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后）、希腊化世界（最大时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河）最为接近，甚至重合，因而有可能留下关于这些曾经在西域地区存在的希腊化王国及其城市，乃至它们的政治影响和文化辐射之地的记忆或传闻。本文不揣冒昧，愿在中外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文献的记载和最新的考古资料，对此再做一点探索，请方家指正。

　　一 《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故地

　　汉代以后中国方面关于葱岭之外西域各地的记载，大致以司马迁《大宛列传》为基础。《史记·大宛列传》的资料主要来自张骞归来给汉武帝的报告，是第一手实地考察的结果，可信性、准确性最高。张骞辗转十余岁抵达中亚腹地之时（约公元前129~前128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显然已不存在，但他经过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事实上就是原来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控制或影响之地，境内的那些著名城市多与原来统治此地的希腊人有关，也可以说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希腊化世界的遗产。

　　大宛的大致方位在今费尔干纳盆地，是张骞趁匈奴内乱出走之后的第一站。大宛国王早就知道汉朝，欲通而不得。今日汉使来临，自然十分高兴，愿意与汉廷建立友好关系，于是派向导带张骞去康居。张骞应该到了大宛的都城。遗憾的是，《史记·大宛列传》中多次提到大宛，却没有提到都城的名字，只用“王城”代之。但在《汉书·西域传》中，明确提到大宛的都城是贵山城。[2]可见这个贵山就是那个“王城”，就是大宛国王接待张骞的地方，也就是李广利后来征伐大宛时断其水源的那个国王所在地——“宛城”[3]。那么，这个贵山又在何处呢？学界一般认为，贵山就是现在塔吉克斯坦的苦盏（Khojent，一译俱战提）之名的谐音。根据苦盏所处的位置，它很可能就是或接近于亚历山大在锡尔河南岸建立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ate)。[4]此城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西端，建于公元前329年，主要是为了防范河对岸的那些斯基泰游牧民族。临河而建似乎也与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的记载暗合。亚历山大攻打的居鲁士城也是从城外引水，[5]但这座亚历山大里亚是否就在居鲁士城的基础上重建，没有明确记载，但在其附近则确定无疑。此城应该是一座新城，后来在塞琉古一世时得到重建，称为“斯基泰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eschata in Scythia）[6]或“斯基泰的安条克”（Antioch in Scythia）。遗憾的是该城的早期遗址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但希腊化时期的钱币和陶器已经有所发现。[7]

　　第二站是康居。张骞笔下的康居本是个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的“行国”，即游牧民族，但此时应该已经定居，有了固定的方位：“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8]不知当时大宛与康居、大月氏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微妙之处。就张骞的直接目的地而言，大宛王应该直接送他去西（南）[9]面的大月氏，但却舍近求远，先到大宛西北方向的康居，然后由康居“传致大月氏”。或如余太山先生所言，当时索格底亚那役属康居，故先遣张骞到康居。[10]后来汉军围攻宛都城时，康居就驰援而来。[11]两国或为友邦，但未必是“役属”关系。另外，既然康居“南羁事月氏”，那先把张骞送往大月氏的属国，再由其转送大月氏也有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与张骞之时康居的都城所在地可能也有关系。[12]如果我们认同今日之苦盏即大宛的王城、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所在地，那它西面的最大城市应该就是波斯帝国时期索格底亚那的首府撒马尔罕（Samarkand，“石头城堡”之意，此城名沿用至今），希腊人称之为马拉坎大（Maracanda）。张骞提到的康居应来自Maracanda或Samarkand的谐音，或取二者的后半部分发音，他应该是以城代国。[13]亚历山大曾在此驻跸，酒后刺死好友克雷塔斯（Creitus）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14]他在此地建立城堡，驻军设防。城堡有城墙、城门，还有一个大粮仓，储有小米和大麦。这些粮食或从当地居民中征收而来。法国考古学家葛勒耐认为，希腊人在此地的存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亚历山大开始到前3世纪中叶，第二阶段是欧克拉提德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71~前145年）。[15]但也有学者否认希腊人统治的断层。[16]无论如何，张骞抵达康居都城的时间应该离希腊人的撤出并不遥远。他抵达的应该是泽拉夫善河（Zarafshan River）畔的撒马尔罕。如果要从大宛去大月氏，撒马尔罕是必经之地，因为通向大月氏所在地“妫水北”的铁门关（Iron Gate）就位于撒马尔罕以南的希萨尔—库吉唐（Hisar—Kugitang）山中。这是古代连通索格底亚那与巴克特里亚的主要关隘。由此南下，最为便捷。张骞从大宛经康居去大月氏，必然要经过康居的管控之地。所以先到康居，再到大月氏。当然，三地之间能够互相联系，说明彼此之间不仅毗邻接壤，而且关系密切。这或与它们曾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一部分有关，也或与它们曾被大月氏借道或征服有关。张骞的这条路线应该与大月氏“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的路线相似。张骞后来抵达的大夏显然不在大宛的西面，而在西南。这里的“西击大夏”实际暗示了西面的康居当时也是巴克特里亚—大夏的一部分。康居“南羁事月氏”当与此有关。

　　第三站是大月氏。此时的大月氏已经在妫水北定居建都，张骞在此见到月氏王。但这个都城或王庭位于何处、什么名称，张骞均未提及。有的学者将《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这个王庭所在地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月氏都城监氏城相等同，提出了多种假设，其中认同度最高的有三个城市：阿姆河北岸的坎佩尔（Kampyr Tepe），距离阿姆河之北约120公里的帕永库尔干（Payonkurgan，西距铁门关12公里）和苏尔汉河上游、距阿姆河之北也是约120公里的卡尔恰扬（Khalchayang）。[17]但相比之下，坎佩尔似乎可能性较大。此城位于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南端，与阿富汗隔河相望。此地是亚历山大当年从巴克特拉出发到索格底亚那的渡河之处，现存有希腊驻防军的城堡遗迹，有学者认为它有可能就是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Oxiana）[18]。大月氏人要征服大夏的全部领土，就必须渡河向南，而且要统治阿姆河两岸，选择临河之地作为都城和统治中心也符合常理。或许，此地就曾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都城之一。大月氏当时位于“妫水北”的王庭如果在此，那张骞也一定是由此渡河去大夏的。但是，当时附近同为希腊军队驻地和阿姆河渡口的还有一处，即铁尔梅兹（Termez）古城。该城在月氏—贵霜时期发展迅速，建有大型的宫殿、城堡、佛教的寺庙。此地离坎佩尔仅30公里。从城址的成倍扩大和出土的宫殿遗迹来看，此处也有作为大月氏王庭所在地的可能性，[19]至少作为贵霜帝国时期的都城之一是可以肯定的。考古证明，在铁尔梅兹城繁盛的同时，坎佩尔城却衰落了。[20]这似乎也反映了月氏—贵霜人统治中心的转移。

　　大夏是张骞西域之行的最后一站。当时的大夏都城是蓝市城。大夏此时虽然已经被大月氏征服，但还是保持了藩属的地位。根据张骞亲眼所见，它“无大（王）［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说明此时大夏不仅失去独立，也失去统一的王权，处于据城自守、分裂割据的局面。虽有都城，但无王庭。所以，张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只好“留岁余”后返回。张骞一定去过大夏的都城蓝市城。他注意到了大夏人“善贾市”，特别提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在市场上还见到了来自大汉西南地区的“邛竹杖、蜀布”。[21]可见他观察得很仔细、很深入。这个妫水南的大夏实际上就是阿姆河以南的巴克特里亚。由此可见，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此时不复存在，但一些希腊人城市或小城主残留，大概也是可能的。张骞应该是和他们有过接触的。至于这个蓝市城，学界一般认为应该就是巴克特里亚地区的首府巴克特拉（Bactra），也就是今日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城所在地。此地确实有古代城堡的遗迹，而且近年刚刚在附近的扎尔伽兰（Zargaran Tepe）发现了希腊科林斯式、爱奥尼亚式柱头等。[22]巴克特拉作为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都城，至少之一应该没有疑问。但张骞在东返途中是否经过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另外一个城市（今阿伊·哈努姆遗址）呢？此城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化城市，城中有希腊式的体育馆、剧场、柱头、雕塑和造币场，还有希腊语石刻铭文和希腊语文献的遗迹。[23]此城位于阿姆河与科克查河（Kokcha）的汇合处，是从大夏通往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地。[24]张骞是从大夏启程“并（傍）南山”而归，古代山区的道路一般都是沿河道而行，张骞沿阿姆河东行经过今阿伊·哈努姆是完全可能的。此城当时虽然也被希腊人王朝遗弃，但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可能还有希腊人居住。[25]

　　二 《汉书·西域传》中的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王国

　　《汉书》是东汉时班固（32~92年）所著，所记年代下限是公元25年，其中《西域传》所记最后的年代是公元23年（地皇四年，“西域因绝”之时）。此时与张骞出使和司马迁《史记》成书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西域的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变化。中原内地对西域的了解范围大为扩大，也更为详细。张骞之时的传闻之国，这时有的与西汉政权建立了明确的政治经济关系，有的则是汉使或中国商人的亲临之地。西域的信息随之而来。班固撰写《西域传》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他的弟弟班超长期经营西域（明帝永平十六年至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73~102年），他有可能从其弟那里获取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汉书·西域传》的信息量大大超过了《史记》的《大宛列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两个重要的国家：罽宾和乌弋山离。

　　按照班固的记述，罽宾“王治循鲜城”，大致方位在葱岭以南的犍陀罗地区，[26]但要超过这一地区，应是以犍陀罗为中心的印度西北部，包括今日阿富汗的喀布尔地区。罽宾也有“克什米尔说”，此说受到钱币学家西尼尔（R.C.Senior）的支持。[27]但克什米尔是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只有一面与犍陀罗地区相通，因此，笔者倾向于将罽宾泛指为犍陀罗地区。但克什米尔谷地属于大犍陀罗地区的范畴，是印度—希腊人或印度—斯基泰人控制或影响之地，这个应该也没有问题。至于循鲜之方位，有学者认为是塔克西拉。[28]更早有学者认为是喀布尔或加兹尼（Ghazni）。[29]这主要取决于罽宾方位的最终确定。如果定位于犍陀罗地区，那塔克西拉就最有可能。此地的斯尔卡普（Sirkap）遗址就有印度—斯基泰人的地层。[30]但不管怎样，罽宾及其都城都在印度西北部，也就应当在原来印度—希腊人控制的范围之内。

　　按照《汉书·西域传》，罽宾本是由大月氏驱逐的塞人所建，但它却有可能与当地的印度—希腊人王国发生关系。他们的钱币“文为骑马，幕为人面”[31]就是希腊式钱币的一个变种，与曾经统治此地的印度—斯基泰人国王的钱币相似。[32]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罽宾和西汉政府、印度西北部的印度—希腊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地缘政治关系。据班固“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33]这段记载信息量很大，首先，就罽宾与汉廷关系而言，可谓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但这种关系变化莫测。中国方面积极介入罽宾事务，但往往不得好报，原因就在于其地“绝远”，有恃无恐。其次，就罽宾本身而言，先是内部发生王位更替，随后又因新王谋害汉使，促成汉使与另一位容屈王子联合，杀其王，夺其地，致使江山易主，罽宾成为汉属国。这三者中只有这位容屈王子阴末赴的身份是个难解之谜。据希腊化史家塔恩的考证，这个“容屈王子”是希腊人城主赫尔迈欧斯（Hermaeus，Hermaios）。理由是：罽宾是兴都库什山以南以喀布尔为中心的地区，容屈是“Yonaki”的音译，“希腊城”之意。此城即亚历山大里亚—迦毕试城（Alexandria—kapisa）。阴末赴是此城国王之子赫尔迈欧斯。乌头劳是公元前1世纪中期在印度西北部称王的塞人（Sacas，印度—斯基泰人）斯帕莱利斯(希腊语名Spalyris，佉卢文名Spalahores)。他在钱币上曾自称“国王的兄弟”（“αδελφου του βασιλεωs”）。乌头劳之名当由“αδελφου”（adelphou）误译而来。[34]若此，印度西北部的希腊人王国则和中国的汉朝政府建立了正式的藩属关系。但这只是一种解释，其中到底有多少合理性呢？

　　首先，乌头劳之名不论是否被文忠误读，塞人在公元前1世纪进入印度西北部确是事实。根据现有的钱币资料可知，塞人可能分两支进入，一支是中国史书所说的南越悬度进入罽宾地区的塞人，首领是毛伊斯（Maoes，约公元前95/85~前60—57年在位），他和他的家族统治的地区初期大致在今克什米尔、斯瓦特（Swat）、哈扎拉（Hazara）一带。大约与此同时，另一支塞人从西北方向经喀布尔进入印度河地区，首领是沃诺尼斯（Vonones，公元前85~前65年之间在位），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犍陀罗和旁遮普。他的钱币有个特点，就是与家族成员共同发行，因此，在他的钱币上，他的兄弟、侄子都留下了名字，他们也或是他的副王。[35]这个自称国王兄弟的斯帕莱利斯（Spalyris）的名字首先就出现在沃诺尼斯（Vonones）的钱币上。因此，斯帕莱利斯在位的时间应该在此之后。这个时间与《汉书·西域传》记述的乌头劳及其子与汉发生关系的时间大致吻合。但这时还有一位同时代的印度—斯基泰人国王斯帕里利斯（Spaliris）在其钱币中也自称国王的兄弟（βασιλεωs αδελφου），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沃诺尼斯的钱币上。因此，如果我们认可塔恩等人的“乌头劳—Adelphou”说，那实际上乌头劳对应的国王就多了一个选项。他们中有的也独立称王，如斯帕里利斯就自称“大王”“王中王”。可能正是在沃诺尼斯家族统治时期（下迄约公元前45年），罽宾和汉朝发生了直接的关系。[36]这与《汉书·西域传》所记“塞王南君罽宾”，“武帝始通罽宾”还是比较吻合的。

　　其次，容屈王子阴末赴与赫尔迈欧斯的认同似乎也有可能，二者的希腊语发音图片和汉语发音（Yin—mo—fu）的确有所近似，但由于汉与罽宾的官方接触主要发生在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期，因此与法国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确定的赫尔迈欧斯在位年代（约公元前90~前70年[37]）似乎不符。但根据钱币资料，赫尔迈欧斯当时是印度西北部统治时间较长，控制区域较大的一个印度—希腊人国王。一般认为，他属于欧克拉提德家族，控制着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帕罗帕米萨代（Paropamisadae）地区，首府是高加索山（兴都库什山）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of the Caucasus），即《大唐西域记》中的迦毕试（Kapisa）[38]，今日阿富汗的贝格拉姆。欧克拉提德发行过一种钱币，正面是国王的胸像，反面是一位戴塔楼状王冠的女神坐像，两边的佉卢文铭文是“Kavisiyenagara devata”， 即“Kapisa”的城市神（“the City—Deity of Kapisa”）[39]，这枚钱币显然表明了他对该城的占领。此城位于喀布尔以北60多公里，是大犍陀罗地区的一部分，或属于罽宾，或与罽宾为邻。赫尔迈欧斯在位时如果确实还控制着此城，他与罽宾发生交集并控制该地区是有可能的。他的钱币被这批印度—斯基泰人在喀布尔河流域仿制并带到犍陀罗地区应该与此有关。[40]而且他是帕罗帕米萨代地区最后一位印度—希腊人国王，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容屈王子是位希腊人，那赫尔迈欧斯，或者他的钱币的冒名仿造者，或者同名者，都是可能的人选。不论文忠扶植他还是别的印度—希腊人国王占据罽宾之地，公元前1世纪的中原王朝无疑和印度—希腊人和印度—斯基泰人控制下的印度西北部有了直接的接触，只是对于对方的真正身份还不十分了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