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是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其暗含的理论前提是，中国边疆研究需要从国家与边疆相结合的视角出发。从这个角度说，所谓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边疆的科学。1981年在香山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提出当代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活动的范围”论，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提出“历史上的中国自然形成”论即清代中国范围论，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提出“国家历史多民族共同缔造”论，中国疆域理论的三大观点由此进入民族史学科范式的单一轨道，这反而成为问题所在。本文从“历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论”出发，对1979——2019年的中国古代边疆理论研究进行回顾和思考。
有别于凭借民族史学科范式看待疆域问题的民族史学者，“历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论”是中国历史学者的主导观点，不过其间互有驳难，甚至个人认识也出现前后反复，因此这一观点难说成于一人之手。改革开放之初，《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中俄关系史论文集》于1979年分别由人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前书第二章标题是“鸦片战争前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后书收录杨建新《沙俄最早侵占的中国领土和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一文，该文基于沙俄侵华史的研究提出问题，指出“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问题”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同，强调以统一王朝为基础，这些标志着中国历史学者的“历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论”初步形成。杨建新《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兰州学刊》1986年第1期）坚持行政管辖标准，但《“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出现反复。他把中国疆域形成归纳为开拓式、嵌入式两种途径，后者以吐蕃为“最好例证”，认为7世纪初到13世纪初嵌入祖国大家庭“是藏族在缔造伟大祖国历程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这其实是行政管辖标准论经由“行政管辖缺陷论”走到了类似翁独健的“国家历史多民族共同缔造论”。孙祚民早在《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中(《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即提出，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所谓“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忽略了一个国家的疆域发展过程，主张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整整20年后，他发表《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读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坚持此两点。针对后一点，周伟洲《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表示：孙祚民“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就是汉族所建的王朝，一概称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为‘外族’、‘外国’，甚至把元、清入主中原说成‘中国灭亡’的论点，显然是错误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谓“显然是错误的”之“显然”尚需理论说明，而中国作为王朝国家比如宋、明也存在“灭亡”的问题，即使元、清也有个由汗制到皇帝制的中国化过程(白寿彝称之为边疆民族封建化)，最主要的是孙祚民、杨建新、周伟洲有如下共识：都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观点看问题，而秦、汉为中国，秦人、汉人是最初的凝聚主体、核心、中心。周伟洲把谭其骧所谓的“历史上的中国”界定为“统一多民族中国”，认为其范围“只能用一个国际上也通用的标准，即行政管辖”，譬如“只有在南匈奴降汉以后，这部分匈奴人及所居的漠南地区才属于当时的中国”。显然，周伟洲把“历史上的中国”(谭其骧）与“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翁独健）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表达的是“历史中国”(古代中国)的思想。周伟洲《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认为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政权或分裂割据政权向四周开疆拓土即所谓“开拓式”为主，但是统一、分裂、再统一的规律阐释似乎与分裂割据政权被归属于开拓式而非嵌入式存在矛盾，认为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把清代确定为奠定期的疆域史分期是“基于古代中国疆域以现今中国疆域或清初疆域为准的主流观点”，其实，正是该文在古代民族国家(新罗而非高句丽)、现代民族国家的二分理论框架下把行政管辖标准论推进到“政治上隶属”这一疆域标准。王义康《唐代的化外与化内》(《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指出，秦开启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臣邦、外臣邦体制，而高宗征服高句丽之前颁布的唐律通过把高句丽、新罗纳入化外异类相犯的法律条款而引入化内、化外这一对版图内外概念，政治隶属由此确立了“以版图外藩属为界线”的内涵，而刘志扬、李大龙《“藩属”与“宗藩”辨析——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所揭示的“天下宗—藩属体系”也得以实现疆域内外的二分。
总体看来，“历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论”的基本思想是如下三点：秦汉凝聚核心“历史中国”形成论、政治隶属疆域标准论、边疆民族中国化论。
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三期发展及其遗留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于1983年成立之初，民族史学科的理论、范式主导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这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一期发展。早在1981年香山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翁独健就提出“我们国家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曾活动过的地区”。这一中国历史疆域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历史多民族共同缔造”论。考虑1954年到1978年宪法一直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表述，而1982年宪法新增“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字眼，民族史研究与当代中国之国家民族属性界定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理论、范式逐渐走向成熟，这是第二期发展。吕一燃在厉声等著《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的《序》中提出“今天的中国是由中华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共同缔造的，古代中国历史疆域的发展也有个复杂过程”“今天的中国边疆是历史上中国边疆的发展与继承”等核心观点，其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之“前言”及沿用多年的《〈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都指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些实际上是进一步把1982年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缔造论”这一现实政治命题转化为历史学术命题。
以民族史研究为源头，以边疆史地研究为根本，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于2014年改名中国边疆研究所及中国边疆学于2016年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为契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建构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由此进入第三期发展。早在2003年，马大正《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代前言》(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就提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历史，其中也包括了边疆地区发展的历史”，这是毛泽东所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即“人民创造世界历史论”的中国应用，而《试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则提出了至今仍有探讨价值的三大研究课题：
第一，中国边疆作为研究客体的独立性、完整性问题。马大正上文指出，之所以“中国边疆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客体供人们进行研究”，“首先取决于内涵十分丰富而复杂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的历程问题”。对此，整体认知不够，提升也存在困难。宋培军《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内涵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认为，由“内边疆”(内贮存地、过渡地带、行政边疆)、“外边疆”(外贮存地、贮存地、政治边疆)两者——其实是几个概念对子——编织的“双边疆”分析框架是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Capitol Publishing CO.，Inc. and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New York，1951) 的重大学术贡献。拉铁摩尔认为内蒙古(边疆地区border zones的一个典型) 有一个超越于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第170页)，这实际上揭示了边疆学有别于民族学的特殊性，也是边疆史地学科成立的重要学科依据。吴楚克、徐姗姗《现时代理性认识的特点与中国边疆学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认为“不能把中国边疆学与中国边疆史的关系混淆，就像不可能把民族学与民族史混淆一样”，主张“从范畴角度看，边疆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对象”。其问题在于，对于中国边疆作为学科范畴缺乏科学性、实用性、简明性、兼容性、扩延性、唯一性六原则指导下的分别论证。
第二，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简称、全称、自称、他称问题。马大正上文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所统辖的地区称之为中国，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称谓。”在中国边疆史地学科范式下，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导论”)的突破在于，认识到谭其骧清代“版图最大”论的不足(清版图西北远不及西汉、东北远不及盛唐)，提出古代疆域历程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为核心概念，其实质是“发展”而非“扩展”，认为唐代疆域包含唐朝辖区与边疆辖区，其问题在于唐朝处在唐代之下，不再是中国国家概念，弱化为一个文化概念。从民族史学科理论、范式出发，李大龙、李元晖《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互动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4、36页)及厉声等《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第57页)显示，对于何尊所说“宅兹中国”之“中国”，不是被解释为“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京师)”，就是被解释为“周王直接施政的范围(农耕地区政治体的核心区域)”，《礼记·王制》所谓“中国、戎、夷，五方之民”被解释为“以文化来区分民族”，而“中国”被解释为“指中原华夏民族”，《旧唐书》所谓“中国百姓”之“中国”则被解释为“指汉代以来的郡县区域”，一句话，“中国”字眼都不是国家，而是“区域”，不是行政区域就是文化区域。这里涉及“中国”是简称还是全称，是自称还是他称的问题，对此，后文集中辨析。
第三，边界的类型问题，马大正上文认为“中国古代疆域之边有‘内边’‘外边’之分”。“中国古代大小政权的边，可称之‘内边’，所以古代中国治边主要是针对边疆内部的问题。”“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可称之为‘外边’。”“治理‘内边’为主的边疆政策”无法应对“现代意义上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基于此，宋培军《中国边疆治理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思考》第一章《乾隆君臣底定新疆及其“双边界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7—151页)提出内边界与外边界的“双边界”框架，并且把内外边界之间的区域带作为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对象，其中内边界的典型形态是康熙定制“俱以离边六十里为界”，外边界的典型形态是乾隆君臣确定的处于新疆“卡外界内”的所谓“哈萨克边界”。徐冉《农牧交错带的山地环境与界线迁移——以清代宁夏、阿拉善贺兰山界争问题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进一步考察了内边界其后的变化：和啰理之子阿宝于康熙四十三年迎娶皇室郡主，授和硕额驸，政治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后又屡立战功，得到清廷极大信任。雍正帝将地处宁朔县“边外地”的定远营城赐给阿拉善，导致宁、阿界线在事实上移向贺兰山西麓。内外边界、内外边疆的普遍适用性还需进一步论证。
二、“中国边疆学”的推进及其理论障碍
中国边疆研究所对于“中国边疆学”的推进，建立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雄厚基础之上，在中国边疆学话语、学术、学科体系三大体系的建构方面都有重要表现。
就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构来说，李国强《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指出，中国边疆学是“独立知识体系”，“边疆研究的理论（或知识）基础，决定了中国边疆学所具有的独立性，它包含了中国边疆从无疆无界，到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发生、发展的全部历史”。这是中国边疆学作为独立学科得以成立的最新阐释，但是对于无疆无界、有疆无界、有疆有界作为中国边疆发展的三段论，具体如何划分，仍须说明。对于无疆无界、有疆无界的区分，李鸿宾《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谈到的拉铁摩尔《历史的疆域》(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3—380页)对部落领地、国家“疆域”(或国土、领土)的区分，或可提供思路。
就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建构来说，王欣《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理论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把王朝国家(历史上的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当代中国纳入中国边疆学的范围，认为中国疆域形态具有动态(相对模糊)、静态(大致稳定)双重属性。李鸿宾《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服膺沃勒斯坦“学者的使命就在于明辨其所研究对象的真实性，从研究中推导出一般原理，并将这些原理最终加以特别的应用”的论说，把中国边疆学归入“历史学科”，主张“以王朝至民国阶段中国边缘地带的人群之间的活动、人群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及相邻问题为研讨的内容”，进而把中国边疆学分为王朝国家边疆学、民族国家边疆学两个阶段，实际上1949年后的中国边疆被排除出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之外。
就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来说，既有《中国边疆政治学》的论述，无论是基于民族学的学科背景(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还是基于政治学的学科背景(周平主编《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9—30页)，都谈到土司问题，并且把它都归结为政治制度，但是谈的很多是经济问题，对它的东方农业公社性质没有揭示。宋培军《马克思“农业公社”思想放弃论之我见》(《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揭示了这一边疆存在及其性质，其实这样的土司不是政治型土司的典型，后者的典型是清代四川土司、民国初年云南土司。对行政型土司与政治型土司没有基本的分类，或者只研究前者，就会遗漏所谓“中国边疆政治学”的真正主体对象。从边疆史地的学科范式出发，周伟洲《论中国与西方之中国边疆研究》(《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认为拉铁摩尔提出的“内边疆”“外边疆”即“二元边疆”概念，是可以接受的，显示出对国外边疆理论的包容态度。
与之不同，如果从民族史的学科范式出发，则很容易把清代长城的民族分界意义做固定化理解，无视其秦汉国界意义。李治亭《康熙帝缘何废长城》(《中国文化报》2013年8月26日)认为“秦修筑的长城”“是区分内外民族与文化的分界线”。刘子敏《“高句丽县”研究》(《东北史地》2004年第7期)同样把辽东长城仅仅界定为汉与高句丽的“民族界限”。李大龙《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西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3期)也把长城视为两大族群的分界线。
三、中国边疆学建构的历史基石：国家与边疆的结合
张云《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特征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认为谭其骧的“历史上的中国自然形成”论及清代中国范围论有助于解决西方理论解构中国历史的挑战，不仅像宋辽金夏等众多王朝属于中国，而且吐蕃王朝、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也属于中国历史。其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此反击西方的吐蕃王朝非中国论，发生了概念的不自觉游移，其实，“中国”“历史中国”概念并非“中国历史”概念。吐蕃王朝非中国论的核心在于指出吐蕃王朝不属于大唐(中国)管辖，与说中国(中华民族)历史研究要追溯吐蕃王朝历史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是共时态，一个是历时态，不可混淆。谭其骧以“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时间为“历史上的中国”设限，并不能排除对“历史中国”(翁独健给他的命题是所谓“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进行前溯考察。从历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论看来，重新梳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历史中国及其边疆呈现为不同的国家形态与边疆形态组合。
第一，商周之际，“宅兹中国”之“中国”已经是国家形态。
对于商代中国疆域，陈梦家早有研究，不过，既往中国边疆史地学科局限于学科对象，往往对边疆史地之外的内容注意不够，忽视了从国家整体角度去分析边疆。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325页)把商代疆域分为五个层级，“殷边的侯田(甸)”就是殷邦国的边境侯伯、四域诸侯所在的四戈，即行政边疆。后人的研究往往不能出其右，比如黎虎《殷代外交制度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认为在殷人的观念中，“把四周一切诸侯、方国、部落均包括在内，均视为应是自己的领土和臣民”。
既往研究把何尊“宅兹中国”之“中国”解成国中、京师、中央地区(唐兰《图片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唯独不是国家，恐怕并不周延。从铭文看，成王追溯武王克大邑商，廷告说想要“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但是直到周公营建洛邑之后，成王“初迁宅于成周”，才实现了武王的夙愿。由此可见，洛邑就是成周，但不能说洛邑就是武王所说的“中国”，大邑商(商的京师)也不是武王要“自之乂民”的“中国”，对于武王来说，只有“中商”、商方才是中国。这里的关键在于，在天子、王是国家代表的王国阶段，商、周国王及其所宅之地就是国家本身。林甘泉《封建社会一定要从领主制开始吗?——关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普遍规律的商榷》(《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早就注意到东周时代“中国”与“王之亲姻”的关系。对于周王直辖的“中国”赐地，面对“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的诘问，晋文公只能“出其民”、取其地。可见，相对于“四夷”而言，“中国之民”政治地位特殊，周邦作为“中国”，其政治地位也高于当时的晋国。到了《国语·周语》追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认可证明周邦包含甸服，与“中商”无异，只是伴随着“周邦”降为“周国”，“周语”才列入“国语”。此时的国家形态转入国君、士大夫家纷纷建国称王(国家作为一个合成词而出现)的轨道，自然有别于此前的天子国家形态。
针对春秋战国时期周、卫、齐、鲁、晋、宋等国都称“中国”的现象，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陈平原等主编《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指出，“居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有一个由复数到单数的过程”。秦统一六国，完成了这一单数化过程。对于先秦时期的边疆政治形态，马大正《试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个问题》曾指出，县与郡最初均设于边境地区，春秋时期秦、晋、楚已设县，春秋末晋又设郡，以后各国纷纷在边防重镇设郡，但并未显示文献依据。对于郡县制起源于春秋各国本土以外的边疆，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县》(《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6、7合期，1937年6月1日)早就指出，县是春秋时本国以外(晋向北、楚向南、齐向东、秦向西、吴向东南)土地的区划，也是原有的乡鄙制的扩大。对于秦把冀戎之地设置为冀县，蔡副全《〈妙胜院敕碑〉释考——兼论天水、昧谷、西、邽之地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指出秦武公“伐邽、冀戎”，因冀戎而置冀县。可见，郡县之初，作为国君直接控制区，也设置在边疆，后来周国(中国)地区也设置了。据此，可以推断，边疆不仅是周代诸侯制度，而且是春秋战国郡县制度的发祥地，这一命题当然需要进一步论证。
第二，国号“中国”与国称“朝号”倒置、合一，大致发生在唐辽时期。
对于《大唐西域记》第五卷玄奘对戒日王所谓“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胡阿祥《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83页)认为“至那”是“他称”“尊称”。其实，玄奘更倾向于把“至那(Cina)”作为国号，与大唐作为国称(王朝名称)，两者区分明确。也就是说，汉、唐是基于“我君”所建立朝代的国称，中国(至那，Cina，秦)则是基于地域、文化尤其是“前王”的国号。辽兴宗重熙二十一年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国称、国号(中国)由此出现倒置。
由此启发我们，对“中国”这一国号生成史的考察，可以追溯历史上自称或他称“中国”的所有政权。以五德始终贯穿的政权为基本线索，可以看到，从秦汉到唐宋，中隔魏晋南北朝，“中国”作为国号不绝如缕，辽宋金时代更是多个历史中国多线交错，最后还是拧成一股绳，汇集成了不叙德运的元明清。如下三个问题需要澄清：
(一)秦汉时代，是历史中国的形成时期，其边疆形态一度呈现为线性长城国界。
大汉作为“中国”“冠带之室”，匈奴、强胡作为“引弓之国”，这一历史层面不应该因为批判“长城之外非中国论”而遮蔽，不能为了说明长城之外是“中国”，就否定长城之内早就是“中国”。《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2页)载汉文帝云：“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这种对峙的局面被冠以“先帝制”，说明是从刘邦时代传下来的，李鸿宾《唐初弃修长城之检讨》(《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认为这应当是白登之围以后汉与匈奴关系的写照。汉武帝时，公孙弘先是“盛毁西南夷无所用”，当置朔方郡与东海郡之后又表示反对，“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这说明“中国”对应的就是“大汉”。对于汉帝国的边疆，杨军《双重边疆：古代中国边疆的特殊性》(《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指出，边郡是汉帝国的内边疆，边郡代管的部族属国，以及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西域都护等加官辖区，是汉帝国的外边疆。周伟洲《论中国与西方之中国边疆研究》认为杨军“双重边疆”值得商榷，其理由是内地郡县地区非边疆，不能划为或称为“内边疆”。问题在于，对于汉代边郡、边县延续至今呈现为边省(自治区)、边县的边疆形态，恐怕无法解释。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5、25—26页)、刘晓原《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暨民族关系史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引言”，第XIX页)，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认定拉铁摩尔认为古代中华帝国只有边疆没有边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页)把“有的时期(periods)”存在长城边界与“其他时期(recurrent periods)”存在“边疆地带”这样两种情况相区分，从英文表述来说，后者译为经常、通常时期更为准确。这就是说，这两种情况不是后者比前者早，而是并存，前者很早就有，比如秦汉长城。
(二)汉唐之间，中隔魏晋南北朝，中国作为“国号”不绝如缕，其后历五代十国辽宋金元，中国重现单数化趋势。
赵永春、王观《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指出，三国时期魏独享“中国”之名。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检索发现，正史中“边疆”一词的出现首见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谓“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由此边疆处于“四海”“边疆”“宇内”这一由外到内以“中国”(“宇内”)为核心的圈层结构中，诸葛亮“跨陵边疆”与拉铁摩尔所谓“跨边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29页)指出，唐朝初期以北方为正统，继承北周和隋的统绪，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则将唐代统绪上接汉代，于是正统便移到了南朝。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8—205页)认为，这一新的帝国定位使唐玄宗对胡族将领难以形成恰当的统御，终于招致安史之乱。由此，边疆、正统与王朝兴衰的关系成为亟待加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指出，北魏孝文帝上承西晋更定土德为水德、金上承北宋更定金德为土德，标志着“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帝制王朝的立场”。依据辽宋金元称“中国”的历史，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揭示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过程。其实，他们表达的是一个主题，就是边疆民族的中国化。
国号、国称合一，起于辽，延续于金、元、清，是边疆民族名号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指出，“桃花石”作为中国的他称而存在，上秦为宋朝，中秦为契丹，下秦为黑韩汗国统治下的喀什噶尔。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2010年第3期)认为契丹小字中的“契丹”即“大中”或“中央”之意，以此推论契丹建国之初就已萌发了“中国意识”，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指出这是误解。辽末汉文“大辽中国”、契丹语“大中央契丹国”、女真文“大中央金国”、蒙古语“中央蒙古国”、汉文“中原”的满文对应语“中央金国”(dulimbai aisin gurun)一脉相承，构成“大……中国”或“大中央……国”这样的套语格式，属于国号、国称合一名称。女真人只有合一名称，契丹、蒙古人则采用双国号，体现了中国化程度的不同。钟焓《从“海内汗”到转轮王———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的元朝皇帝称衔考释》(《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指出“大明”除了在蒙古人源流史指中国的Daibu ng(大明汗)之外，明代后期还被林丹汗当作称衔，甚至用于成吉思汗。不难发现，“大明”名号的名实分离，国号、国称的名号组合，需要联系双国号边疆民族、单国号边疆民族对中国认同程度问题，加大研究力度。而“天下宗”大元中国与西北宗藩察合台汗国的关系，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吐鲁番，如何体现了行政边疆与政治边疆的二重性，乃至元明清三代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了“汉为天下宗”(《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载汉武帝自言)、“天可汗”(唐太宗尊称)之类的汉唐话语，也是重要课题。
(三)元明清三代，与汉唐、宋辽金时代不同，不叙德运，而重在积德累仁，元、清又是两大边疆王朝类型的代表，边疆王朝类型学研究亟待加强。
整体来看，北魏、辽、金、元、清相继起于北边，作为边疆王朝，其边疆形态的异同比较，也就是类型学，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双国号制的边疆意义更是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运用拉铁摩尔的内、外边疆概念，姚大力《内陆亚洲与中国历史：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札记》(《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三联书店，2018年，第182、183页)全面揭示了北魏以降长城边疆的历史实态，指出北魏只有平城时代那样的过渡时期才有对内边疆(六镇)的依赖，迁都洛阳后则差不多完全失去了对外边疆的控制，只是利用在内边疆的部落防范更北边的柔然，而金也是安排降服后的汪古等部守卫边墙，其做法与汉利用南匈奴防范北匈奴戍守长城一脉相承。辽、金、元、清四个边疆王朝与之前边疆王朝北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各自的“贮存地”都在外边疆地区，至少不限于内边疆。
面对中国疆域何以越来越大的问题，发展论、拓展论、嵌入论都有不同角度的回答，但是殖民论的疑问、帝国论的质疑依然存在。拉铁摩尔英文原著(pp.249－250)显示，4—6世纪北魏“对外边疆南部(inner part of trans-Frontier，应该翻译为‘跨边疆南部’)的主要部分的统治”区域正是13世纪蒙古侵入的区域，也就是说，盛乐地区其实是“跨边疆”。trans-Frontier（跨边疆）有别于“outer”Frontier（“外”边疆）的特殊内涵在于：外边疆是从地理角度提出的概念，跨边疆是从所有权角度提出的概念。这也就从所有权（从非中国所有变为中国所有）的角度解释了何以中国越来越大的问题。非中国所有的“跨边疆”，通过边疆王朝入主中国，成为中国，也便成为属于中国的“外边疆”。
仅就杨建新提出的嵌入模式来说，这一模式本身也需要类型分析，因为蒙古类型明显有别于他所研究的吐蕃类型。对于金朝边地的蒙古兴起，陈晓伟《再论“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期)指出，1206年铁木真称汗时，只是统一了草原地区，名义上仍未摆脱对金朝的臣属纳贡地位，就在两年之后他还要亲赴金朝边境拜会金使以履行臣节。直到1211年伐金前夕，“大蒙古国”的称号才正式启用。
通过对秦汉以来中国国号及其指称变化的考察，不难发现，确定历史中国的国家形态，进而从中切割出边疆形态，进行无疆无界、有疆无界、有疆有界这一具体阶段认定，进而把边疆民族中国化作为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确立中国边疆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相对于先秦封建国家形态时期，专制国家形态时期中国的单数化过程内容更为丰富，分合模式、历程更为繁复，需要在行政边疆、政治边疆二分的框架下进行前后贯通的整体研究，加大文献梳理力度。
四、结论
基于以上考察，笔者认为民族史视角的中国边疆学建构，存在以多民族国家遮蔽民族国家、以民族遮蔽中国、疆域内外难分的问题。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把“酋邦”称为“中心聚落阶段”，提出城市国家（邦国)、早期国家(王国)、成熟国家(帝国)的先秦国家形态三阶段论。这就引出了进一步建构普适性的中国国家形态与民族边疆形态对应序列的研究任务：
第一，“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构需要从国家形态角度突破。宋培军《马克思的游牧民族思想及其对中国边疆学建构的意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4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古代、现代两大历史阶段都分别存在“部族”“民族”，今后需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从“现代部族——君主国”即“现代的民族(modernen Nationalitäten，Nationalitäten一度译为‘部族’)”到“现代民族国家”即现代民族发展的基本理论视阈，把马大正针对朝鲜提出的古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二分法应用于认识中国，确立秦汉时代基于华夏族联合而形成的“汉人”与雅典城邦作为“古代民族”(Nation)的对应关系，确立“中华民国”的建立之于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形成的标志意义。
第二，需要研究普适性的民族边疆形态。边疆地区封建化而非文明化，是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3、84页)的核心主张。这里，秦汉时期边疆民族地区处于“前封建”的说法比较模糊，文明化以国家形成为标志的内涵也被冲淡。基于钟焓《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30—333页)的考察，可以认定特德·C.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朱伦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所提出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四阶段论尚有不足。大致而言，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或酋邦、部族国家(比如，汗国)、帝国、民族国家，构成斯大林“现代民族”概念在排除“现代”限定之后所势必呈现的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发展五形态。从民族五形态的升降起伏演进的视角看，部族国家(后金汗国)上升则为帝国如大清，下降则为部落(从龙六十六国、部，即所谓固伦，其实很多是“分部”)、部族(满洲)。
第三，“历史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论”的三点基本思想尚需达成共识，边疆民族的嵌入模式类型、边疆问题的国家化也有待于深化研究。中国边疆学不是历史中国的边疆学，而是以当今中国的边疆为研究对象，历史上边疆民族的中国化应该成为中国边疆学的重要研究主题，而不必刻意划分出“边疆历史中国”与“内地历史中国”的边疆部分。
（作者：宋培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