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本书的出版最早来源于2010年国际史学大会上史学理论分组的讨论，其中的一些论文2012年发表在《史学史》杂志上。王晴佳和伊格尔斯教授邀请当时参与讨论的作者与其他一些学者合作，共同完成了这一研究计划。
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在《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四大史学范式之一。这更不消说在有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占据了主流地位。回顾全球史学的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已经崭露头角，卢卡奇（Georg LuXcs）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札记》等著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迅速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逐渐俘获了众多历史学家的思想，成为历史书写的指导性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范式，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不仅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上，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同样受到推崇。例如，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等法国知名史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将其史学理论与方法介绍到年鉴学派当中，使其成为年鉴学派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则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年鉴学派并立，作为当时史学中的两支巨流，这与林恩•亨特的看法相类似。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英国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E. P.汤普森（E. P. Thompson）等人的著作对欧美史坛产生了普遍影响，延续至今。
即便在苏联解体之后，近20年来仍然有不少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不断问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探讨不绝于耳，并没有随着全球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沉寂下去。尽管以往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已较多，但该书仍可视作第一次从全球视角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
一、为何需要全球视角？
过去西方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往往仅将自己的目光局限于西方的世界里，缺乏对非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照。而该书的研究表明，在非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对史学实践的影响绝不亚于西方，甚至要更大。作为一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史学范式，此前却缺乏从全球性的视角来加以考察的研究。但全球视角究竟对于重新估价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何意义，在当下为何需要一个全球视角？
（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全球面相
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一种普世的全球面相。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所处的特定时代与社会环境之下，但其理论核心一直是针对整个资本主义的，而贯穿其间的正是它的世界视野。马克思主义认为19世纪大工业与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全球联系在一起，“大工业通 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种经济上的联系，使得文化上也逐渐形成世界主义。“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 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视野还体现在对于非西方文明的关注，例如对中国和印度文明都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指出了它们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
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看重世界各个地区的发展，其实践也扩展到了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始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广泛流传。共产主义形成一种国际事业，在世界政治中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建立，形成了政治集团；而在世界范围内，反战运动、民主运动、青年学生运动等风起云涌，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国家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榨，它们往往更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
除了政治实践和思想影响外，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范式也同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最丰富的遗产之一就是历史学”。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非西方的学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还是对共产主义抱有怀疑态度的许多历史学家都被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所吸引，可以说这种影响直至今日仍然广泛存在。而该书的目的正在于此，它试图有意识地采用全球视野下的分析办法，比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书写在各个地区的不同实践及其史学思想，重新思考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
（二）超越西方与非西方
长期以来，特别是冷战时期，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占据了人们对于全球政治环境的想象。对于史学领域来说，这样一种对立情绪体现得甚为明显，而在这部著作中提供了一个超越对立状态的平台。一方面，不同区域的史学家借此机会互相交流，共同完成了一部跨区域、跨文化的史学著作。他们试图打破意识形态的隔膜与偏 见，面对分歧平等对话，放弃狭隘的中心主义观念，展示出全球视角所应有的学术胸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身肩重负，它很少是单纯 的学术研究，而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普遍关怀，这是从经典作家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不与追求民族独立、现代化以及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目的 在许多时候不仅是出于学术追求，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发展的客 观需要，集中体现在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认识上。
要想超越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就必须从全球的、整体的视野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这首先意味着不以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自己单一的研究对象，而要放眼全球，但目前所缺乏的正是这类大范围、综合性、总体性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同时，这也意味着要将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状况置于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去认识。因此，区域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面貌才能在整体的流动发展中更为立体地展现出来。其次，这种全球视角更意味着合理地处理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在这部著作中，关注了较多非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状况，意图在于纠正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并且，也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各个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交互作用与相互关系。
（三）在当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察尤其需要全球视角
该书尤其关注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状况，旨在为当下的史学发展提供教益。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以全球视角重新书写历史业已成为史学主潮。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下的发展趋向，也急需从全球范围加以把握。恰好全球史的兴起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也成为该书的主要突破口。
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运动逐渐陷于低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不免大受挫折。在这种情形下，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其意义更为深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球性考察，更能有效地回应对 马克思主义史学生命力的质疑。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共12篇文章，由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者对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尤其是近20年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从写作框架上来看，其研究大部分是以区域为单元的，而不是简单地以国家为界限。在各个区域的专题分析中，特别重视其与外来思想或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从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全球史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广泛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未走向衰亡，只是自身经历了很大变化。
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不同区域的历史书写所造成的实际影响不同，为了 探索这种差异性，该书的四个部分分别集中讨论了某些具有共同性的区域。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主要集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史学实践在西方传统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变化过程，即西欧和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与史学”，主要关注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仅改变了历史书写的发展，同时更改变了其历史走向的地区，即共产主义运动发挥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中东欧、中国和拉美。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在 促进民族主义运动、反抗西方霸权统治方面具有指导意义的地区，包括土耳其、巴西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是指马克思主义史学为后殖民主义批判作出重要贡献的地区，主要包括那些长期受到西方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因此该书的框架结构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方面影响广泛，扩展到全球的各个地区；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地区又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个侧面。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适时而变
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是一成不变、僵硬固化的，它的转变和发展是该书的重要内容。如果固守着19世纪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会丧失自己的生命活力。实际上任何一种理论学说，都应该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这样才能够与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这个问题却变得异常复杂。任何一次小心谨慎的理论更新，都会面临着同样的诘难：这还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吗？特别是在苏联、东欧等地区，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理论”，长期影响着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历史学家被期待着遵循特定的研究道路，不能随意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航线。尽管存在着“正统”与“修正”的争执，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出现了丰富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并非是一种背离，而是不断地在新的时空条件下，超越旧有的教条，对长期钳制历史学家思想的条条框框的挣脱。经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伏，以及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退潮，这些都促使史学家们反思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影响。这种反思与随之而来的发展改造，并非是一种自我否定，相反它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使其保持了不断发展的生命力。对于那种传统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该书毫不留 情地指出了它的不合时宜，如在苏联时期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被证明是一次失败的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加以改造和发展，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社会变革的分析需要更多超越狭隘的经济解释，而把广泛的文化因素考虑在内；其二，普遍使用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更广泛地关注除工人阶级以外的农民、庶民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此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各地区的地方性传统、社会实际状况的相互结合，使之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发展变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同形态。
（二）文化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变化的趋势之一
葛兰西和E.P.汤普森等人对于阶级的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阶级不再被看作是由经济条件单独决定的，阶级意识、文化霸权等概念取代了经济决定论，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转向”。汤普森主张：“英国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的出现，不能被理解为客观的经济过程，而应该在工人进入工业化的文化语境中来考量。工人阶级不能被视为一种'结构'或是'范畴'，而应该被看作是'人类关系'。”这样的文化转向不仅出 现在欧美，很快扩展到印度、拉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广阔世界，成为 全球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变化趋势。
例如，巴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表现出“文化转向”的趋势。9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在巴西失去了它原有的优势地位，很少有人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几乎扩散到历史学研究的所有分支领域。许多巴西的历史学家受到E.P.汤普森等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启发，推动了当地社会文化史的发展。这一“文化转向”的浪潮很快就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的范围，而成为对整个历史书写产生巨大影响的潮流。
（三）自下而上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史学的普遍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扩大。历史学家开始超越“欧洲白种工人阶级”这一狭窄的范围，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大量关注到过去被忽略的人群。葛兰西的“庶民阶层”概念，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印度的庶民阶层研究就将目光放在了工人、农民等整个下层人群，试图自下而上地来重新书写历史。这种研究对象的扩展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面相格外丰富起来，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研究领域迅速兴起。再如，南非金山大学的历史学家提出，要开始“从底层视角重建金山”。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影响时都结合了关乎普通群众日常生活的种族政策内容，而在新都市的环境下尤其关注对妇女的影响。在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关注 那些日本社会的边缘群体，包括农民、工人、无家可归者、家庭妇女、母亲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进入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原本注重的宏大叙事开始被大量的小历史所取代。
（四）地区差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以及与其他理论的相互结合，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变化的又一表现。在拉丁美洲，一些历史学家尝试去修正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从而形成了一种拉美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早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玛丽亚提圭(Jos6 Carlos Maridtegui)就提出应将马克思主义的范式更好地同当地实际相结合，他的思想在拉美影响深远。而在中国，这种本土化和结合表现得更加突出。李怀印的文章重点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变化情况，尤其关注现代化理论的应用，论述了从革命史的历史叙事到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他认为罗荣渠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既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也广泛吸收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于中国的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来说是革命性的”；同时，颠覆了斯大林所使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提出了中国社会进化的基本主张。
我们在各个地区都能看到类似的案例，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当关注非洲的自我认同。20世纪早期，汉斯贝利（William Leo Hansberry）和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这两位非裔美国史家首先提出非洲研究的重要性，他们试图说明在殖民地历史之前，非洲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开始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性大学，并在历史学职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书写理论。特别是在三个不同地区：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the Ibadan School）、坦桑尼亚的萨拉姆学派（Dar es Salaam School）以及南非，它们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极大影响，但又都彼此不同，杂糅了身份认同的政治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有助于塑造非洲的自我认同。
不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重点不同，所使用的理论方法也各异，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学术特点。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面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大的根源在于各个地区依据自身的需求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不同方面，再加之与其他理论的结合，最终铸就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世界政治
（一）全球政治形势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全球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一方面， 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的作为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最为明显的就是苏联的解体，这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为受挫；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历史理论为武器，尝试通过历史书写来影响本国的政治 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大约从1890年到1930年，那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往往不是学院派的学者，他们都深深介入了当时的政治实践活动。在中国史学领域，那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可称之为战斗的史学家，他们通过论战来宣扬主张，历史成为探索救国道路的方法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视野宏阔，又直接关系着现实政治道路的选择。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发展理论深刻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政治选择。
冷战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新的挑战。虽然共产主义运动衰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此消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适时作出了改变，仍然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和影响。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被边缘化，但在某些地区还保留着小范 围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圈。对于中东欧的史学家们来说，他们现在能更轻易地得到现代和当代的历史档案材料，同时在讨论问题时也不再有话题上的禁忌，完成了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并形成了新的史学趋向，把目光聚焦在“联合、和平工作、个人和集体的生存策略、集体记忆和社会传统”等内容上面。拉美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依然有一些团体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兴做着各种努力。例如，阿根廷的“左翼文化记录和研究中心”（CeDinCi）,墨西哥的“反历史团体”（Counterhistories）。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尝试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与此相呼应的，智利也出现了一些史学家，萨拉泽（Gabriel Salazar）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提出要书写新的社会史，探索另外一条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在土耳其，随着冷战的结束，“妇女史、库尔德和非穆斯林的历史、劳工史、新经济史，甚至伊斯兰历史的新发展，都帮助重新定义和发展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尽管冷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解释逐渐黯淡，但一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学家同中、韩历史学家合作，试图寻求新的历史分析方法，并且提出要 建立新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一）民族独立、现代化与后殖民主义
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促进民族解放运动、反抗西方霸权统治方面，无疑具有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马克思主义承担了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以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进程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普遍起到促进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许多国家提供了通往现代化的途径。特别是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寻找到一条现代化之路是最为迫切的要务。中国、中东欧、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都积极地尝试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认识自身的社会性质，定位自身社会发展的方向；思考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怎样实现现代化。在该书中，重点介绍了这些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社会发展道路与现代化问题的相关讨论，注意结合本国国情的探究、选择和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吸收。
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为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指出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还通过强有力的批判方式在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之后，继续反抗既存的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曾经对印度的历史发展作出过大量讨论，科学分析了推动印度发展的社会力量。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印度史家都对殖民主义的分析很感兴趣，注重探讨英帝国在印度统治的作用——是加重了印度的落后状态，还是为印度向现代化的转变提供了催化剂。更以此为核心问题，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形式。在这种思想氛围下，出现了新型的历史书写，最为突出的是有关庶民阶层的研究，逐步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
（三）从政治到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从政治到学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又一趋势。尽管与政治的相关 性，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征，但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发展，其影响力愈来愈强。这里所说的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指史学 家逐渐远离了直接的政治活动，转而沉浸于学术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 们对政治事件的关注逐渐冷淡下来，开始更为重视社会和文化因素。例如，在拉美地区，这一转变表现得就十分明显。20世纪70年代，拉美知识分子试图使用马克思主义来对抗独裁的军事政府；到80年代，随着拉美政府对国内局势的迅速掌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被迫在流亡过程中远离政治活动，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即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而在拉美国内，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强调经济和社会史，同样走上了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再如，中东地区在I960年以前，主要受到《共产党宣言》等革命文献的影响，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活跃在社会民主运动当中，他们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改变现实世界；而在I96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中东史家开始关注如何理解世界的问题，也逐步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挑战、问题及其展望
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挫折，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似乎迅速衰落。一些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后退，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史 学被迅速边缘化。这种情况在北美、俄罗斯、东欧等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面临的这种困局，正是该书至关重要的写作背景，也是它的意图所在。在“前言”中，编者即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彻底脱离于我们的世界，相反为它提供了一个绝好良机，使我们能检视和评估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和历史书写中留下的遗产。”因而，该书对各个国家和地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都特别关注到了90年代之后发生的变化，并着意体现出世界政治格局的突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该书还反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不断地与其他学派相结合，也不断地为其提供滋养。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有所衰落，但实际上仍然占据着许多历史学家思考的核心位置。换言之，当今的历史书写要想回避马克思主义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了。这样说的原因在于，虽然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衰微，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神与方法却广为流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远未走到衰亡的地步，甚至会在新的 挑战与机遇下不断发展和再生。
当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不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因此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挑战。全球化的趋势、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复归、宏大叙事的复兴、种族问题的积累、阶级与阶层的流动等等，这些都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里，继续更新自我、负重前行。因而，从该书的各个章节里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新变化。最终，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又保持与时代的相关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对此,伊格尔斯认为，对现有秩序的批判，对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关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要素；即便在21世纪，仍会有许多史学家继续进行与此相关问题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范式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史学新趋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改变了自己的某些教条，融会到新的史学潮流中，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思想……如此深植于现代历史书写当中，以至于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或者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定义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显得模糊不清。虽然我们可以乐观地说，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似乎又要面对马克思主义被泛化的危险。它好像失去了过往那种强大的系统解释力，而变成只是与其他众多理论并驾齐驱的一种学说。保持开放的态度固然是有益的，但前提是不能以放弃马克思主义史学固有的本质属性为代价，从而失去了其立足的根本。对于近二十年来的全球史学而言，也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性仍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
文章来源：《理论与史学》第5辑，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阅原文。
作者：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宇哲，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