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部落构成了中东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是理解中东国家必不可少的视角。1953年，法国在摩洛哥发动政变，废黜了支持民族主义力量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格拉维部落在此期间经历了兴衰起落。此次政变集中反映了摩洛哥国内部落和民族主义力量对国家政权的竞逐，是观察中东地区部落和国家间复杂逻辑关系的典型个案。摩洛哥传统势力的代表格拉维部落与国家间关系表现出复杂形态：部落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崛起，部落对抗民族主义力量发动政变企图控制国家，最后部落被国家抛弃而衰落。在部落和民族主义竞逐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法国殖民者成为二者沉浮的决定性因素和制衡力量。由于部落对国家认同的脆弱性，殖民主义政权得以通过玩弄部落认同对殖民地进行分而治之。
关键词：格拉维部落；摩洛哥；法国
部落构成了中东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是理解中东国家政治生态必不可少的视角。中东部落和国家间的逻辑关系存在三重进路，即部落转变为国家、部落对抗国家、部落与国家合作。[1]而1953年法国在摩洛哥发动的废黜支持民族主义力量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Mohammad V，1927—1961)的政变，则是观察中东部落和国家之间复杂逻辑关系的典型个案。作为该事件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格拉维部落的兴衰起落既是殖民主义在摩洛哥瓦解的体现，也是部落与民族主义力量竞逐国家权力的反映。在摩洛哥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中，格拉维部落与国家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王朝危机时期的部落崛起、殖民统治时期部落同民族主义力量之间的对抗，以及国家独立时期部落被国家抛弃。
由于缺乏文献资料，对于如此重要的学术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寥寥，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法国人亨利·康崩(Henri Cambon)提及摩洛哥民族主义的兴起及1953年政变的背景，[2]加文·麦斯威尔(Gavin Maxwell)探讨了1893年至1956年间格拉维部落的兴衰变迁，[3]罗宾·比德威尔(Robin Bidwell)分析了法国殖民时期摩洛哥格拉维部落的基本情况，[4]苏珊·吉尔森·米勒(Susan Gilson Miller)追踪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的轨迹，解释了民族主义者和格拉维部落之间利益角逐的细节。[5]国内学者肖克提及1953年摩洛哥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6]
本文拟在研读美国解密档案的基础上，以格拉维部落的兴衰变迁为主线，爬梳格拉维部落、民族主义者、法国殖民者和摩洛哥王权等诸多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研究部落与国家的复杂结构，进而分析部落与国家间的互动规律。
一、部落利用国家：格拉维部落的兴起之路
格拉维部落(the House of Glaoua)是摩洛哥南部的诸多部落之一，控制着摩洛哥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和重要通道——阿特拉斯山的泰勒瓦特山口(TiznTelouet)。泰勒瓦特山口地势险要，部落民众在和平时期向过往商旅征收过路费。一旦发生战争，部落民众则可以躲进深山，凭借险要地势与来犯之敌周旋。19世纪中期，格拉维部落的酋长斯·穆罕默德·本·哈冒(Si Mohammed Ben Hammou)曾试图以武力对抗中央政府，统一分散的格拉维部落，但以失败而告终。哈冒随后改变策略，通过赠送礼品、宣誓效忠向苏丹示好。1859年，摩洛哥苏丹封哈冒为卡伊德(Caid)，[7]授予他对周边部落名义上的统治权。[8]经过多年的经营，到1888年哈冒去世时，格拉维部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财富，在诸多部落中地位显赫。
格拉维部落的兴起与三大事件密不可分：一是部落首领马达尼·格拉维(Madani Glaoui)盛情接待苏丹哈桑一世(Hassan I，1873—1894)。1893年，哈桑一世远征摩洛哥东南部的塔菲拉勒(Tafilelt)部落，目的是收取税赋和震慑部落。格拉维部落控制的泰勒瓦特是哈桑一世前往马拉喀什的必经之路，马达尼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又送给哈桑一世几千只羊。苏丹任命马达尼为他的哈里发(Khalifa)，[9]并赠送其一门克虏伯加农炮。[10]这一事件的政治象征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既是部落支持国家的象征，又体现了苏丹对格拉维部落的认可，同时也是苏丹对周边其他部落的一种震慑。
二是支持苏丹穆莱·哈菲德(Moulay Hafid)上位。1901年9月16日，苏丹哈桑一世的继承人阿卜杜·阿齐兹(Abdul Aziz，1894—1907)公布了“太尔提布”(Tartib)计划，要求所有人每年都一律要缴纳同等的捐税。[11]该计划遭到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宗教集团认为人人同等捐税会损害宗教体制，地方的卡伊德们会因为没有税收而失去其主要收入来源。布·哈马拉(Bou Hamara)原本只是一个苏丹家族成员的秘书，却声称自己是苏丹的哥哥穆莱·穆罕默德(Moulay Mohammed)，公开索求王位。1902年，他率众在摩洛哥东北部的塔扎(Taza)地区发动叛乱。格拉维部落首领马达尼帮助苏丹镇压哈马拉起义，以惨败而告终。马达尼前往非斯(Fes)觐见苏丹，希望得到苏丹的认可和报酬，但遭到冷遇。1907年11月，马拉喀什的哈里发、苏丹的哥哥穆莱·哈菲德(Moulay Hafid)在格拉维部落的支持下打败阿齐兹，后者在丹吉尔(Tangier)宣布退位。哈菲德任命马达尼为战争部长和大维齐尔(Grand Vizier)，马达尼成为摩洛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借此身份，他开始在南方扩大格拉维部落的势力，并修建城堡，控制南方各地。马达尼控制了摩洛哥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俨然将南部地区变成他的独立王国。1911年，苏丹哈菲德开始疏远格拉维部落。马达尼的权力被架空，实权转移到蒙托嘎部落(M' tougga)[12]手中。格拉维部落在南方各地安插的部落官员全部被替换，蒙托嘎部落成为摩洛哥南部事实上的统治者。
三是赢得法国的支持。1912年3月30日，法国与摩洛哥签订《非斯协定》，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哈菲德不愿做保护国的傀儡苏丹，于8月12日宣布退位，法国总督府指定哈菲德同父异母的兄弟穆莱·尤素福(Moulay Yousef)继位。摩洛哥进入了长达44年的保护国时期。许多人或对法国统治不满，或想在混乱中夺取权力，相继举起了反法的大旗。摩洛哥南部阿特拉斯山以南的沙漠中崛起了一支自称“希巴”(El Hiba)的起义力量，但遭到镇压。法国总督里奥泰设计了“间接统治”战略：在中央设置两个政府，即苏丹政府和保护国政府，前者负责宗教事务，行政、立法等大权归后者；在地方，由保护国政府的本土事务局深入各部落，在当地部落首领的配合下进行管理。
1912年10月1日，法国总督里奥泰来到马拉喀什，调解三大部落之间的矛盾，希望他们能维持和平。三大部落的酋长意识到法国的强大，纷纷向保护国政府宣誓效忠。作为回报，保护国政府将三大部落在苏丹哈菲德时期失去的土地重新归还他们。格拉维部落在哈菲德时期势力最大，当法国人重新分配土地之后，格拉维部落再次成为南方势力最大的部落。1913年5月，格拉维和贡达菲(Goundafi)[13]的军队攻陷希巴的大本营塔鲁丹特(Taroudant)城堡。经此一战，希巴在南方的势力分崩离析。之前效忠希巴的部落纷纷投降，格拉维部落的势力进一步壮大。为了避免被征服的部落陷入分裂，格拉维部落希望通过政治上的集权统治、经济上的压榨剥削来彻底控制被征服的部落。在征服一个部落后，格拉维部落会立刻派人掌控政治事务，同时向部落收取巨额赋税，许多部落民破产，只得依附当地部落领袖。格拉维部落用金钱贿赂当地部落有影响力的人物，利用他们控制部落，并派出本部落成员加以协助或与其联姻。之后又用金钱换取保护国政府的支持，利用法国强大的军队为后盾巩固部落统治。经过多年的不断征服，格拉维部落重新确立起在南方的统治。
1918年，格拉维部落酋长马达尼去世，法国总督里奥泰支持亲法的泰米·格拉维(Thami Glaoui)为首领。泰米·格拉维效忠保护国政府，镇压反叛部落。随着保护国政府在摩洛哥南部不断取得胜利，对三大部落的干涉也越来越多，贡达菲部落和蒙托嘎部落遂开始不满。他们拒绝向保护国政府缴纳赋税，甚至私收赋税。1924年和1928年，法国先后将贡达菲和蒙托嘎的领地一分为三，划归保护国政府管理，这两大部落自此衰落，格拉维部落则一家独大。保护国政府对贡达菲和蒙托嘎部落的惩罚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警告格拉维部落不要同法国作对，否则也会面临同样的下场；另一方面，摩洛哥南部的大部落只剩下格拉维，日后保护国政府势必会同其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只要继续效忠法国，格拉维部落就可以巩固在南方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实在利益。泰米·格拉维担任酋长之后，经过14年的征服，部落领地不断扩大。到1934年，其领地范围从南部的阿特拉斯山延伸至大西洋沿岸。摩洛哥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格拉维的实际控制之下，“格拉维帝国”由此形成。
1935年，法国宣布平定了摩洛哥南部的部落叛乱，彻底完成对摩洛哥的征服。虽然保护国政府名义上掌控摩洛哥的司法，但实际上只限于城市和法国人聚居区，广大部落地区的司法体系、资源、商业、税收全部由格拉维部落掌控。格拉维部落之所以一直忠于法国，其原因有三：一是格拉维部落由法国一手扶植，其酋长格拉维与保护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是法国利用格拉维部落统治摩洛哥南部，格拉维部落则通过法国的支持维护其在摩洛哥南部的统治，双方利益紧密相连，共存共生；三是法国能够保证泰米·格拉维在摩洛哥的利益，一旦法国势力退出摩洛哥，格拉维部落必然会衰落。
二、部落和民族主义的竞逐：格拉维部落与法国在摩洛哥的政变
法国之所以在摩洛哥发动政变，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
一是民族主义者提出摩洛哥独立问题。1934年，摩洛哥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摩洛哥行动委员会”成立，并向保护国政府提出民族主义改革方案。1944年，民族主义政党独立党提出“独立宣言”，要求法国承认摩洛哥独立。
二是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支持民族主义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丹就同美国总统罗斯福谈到关于摩洛哥的独立问题。1947年4月9日，苏丹在丹吉尔发表了复兴摩洛哥、反抗外敌的演讲，之后更多次向法国总统致函，要求“变更”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制度。得知苏丹和民族主义者建立联盟后，保护国政府意识到了危机。1950年，保护国政府设计挑拨苏丹和格拉维部落酋长泰米·格拉维的关系，导致双方决裂。之后法国协助泰米·格拉维在南方获得足够的支持，准备以部落武装威胁苏丹。1951年2月25日，在格拉维部落的威胁下，苏丹签署了谴责独立党的声明，保护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的第一次斗争暂时结束。
三是苏丹备忘录与法国“改革计划”的冲突。1952年3月14日，在民族主义者和摩洛哥民众的支持下，苏丹向法国政府递交备忘录，提出四点要求：(1)取消戒严令，以缓和人民的情绪；(2)摩洛哥人应获得公共自由和享有结社的权利；(3)摩洛哥应拥有一个由摩洛哥国家元首组成的代表性政府；(4)法国和摩洛哥应根据国王在1950年照会提出的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尽早进行谈判。[14]1952年9月17日，法国政府向苏丹回复，提出了一份“改革方案”：(1)在乡村成立由选举产生的“热玛”(Djemaa)；[15] (2)在城市成立混合市政议会，在各乡村中心组织法摩委员会。住在摩洛哥的法国侨民有权当选为法摩委员会的代表，并与摩洛哥籍人同样享有发言权；(3)改革司法制度。[16]这份改革方案看似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摩洛哥民众一定的政治权力，但与民族主义者和苏丹所追求的民族独立自主的目标相距甚远。究其实质，只是在保护国对城市和乡村绝对控制的基础上，给予摩洛哥人民一定程度的参政权，未从根本上改变法国对摩洛哥的殖民统治。
四是卡萨布兰卡骚乱事件。苏丹对法国的改革方案感到不满，宣布其子穆莱·哈桑(Moulay Hassan)为继承人，这一点引起了保护国官员的不满。他们认为，哈桑受独立党影响甚大，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适合继任苏丹。[17]1952年12月7日至8日，卡萨布兰卡发生了一次大骚乱，原因是一位突尼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被刺，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群起抗议。据目击者回忆，法军架设机关枪向人群扫射，至少有500人身亡。[18]摩洛哥独立党和共产党都被保护国政府解散，其成员大部分转入地下活动。卡萨布兰卡事件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造成巨大打击。
格拉维部落等传统势力成为法国拉拢的对象。他们设计挑拨马拉喀什的大卡伊德泰米·格拉维与苏丹反目，迫使苏丹向法方屈服，断绝与民族主义者的联系。[19]虽然苏丹在法方的压力之下签署了谴责独立党的声明，但之后苏丹仍然私下与独立党联系。当以威胁迫使苏丹与法国合作的计划破产之后，通过政变废除苏丹的计划就提上日程。
保护国政府再次找到了摩洛哥传统势力的代表——马拉喀什帕夏泰米·格拉维，原因有三：一是他在殖民时期一直是保护国政府的忠实朋友，也是法国坚定的支持者；二是格拉维部落实力雄厚，在柏柏尔人中有很高威望；三是他与苏丹有陈年旧怨，可以说是反对苏丹的不二人选。另外，保护国政府还找到了非斯宗教兄弟会的领袖阿卜德·海伊·卡塔尼(Abd El Hay Kittani)，因为兄弟会与乌莱玛(Ulama)阶层长期不和，加之其领袖卡塔尼的兄长因为反对苏丹阿卜杜拉·阿齐兹(Abdel Aziz)而被处死，导致卡塔尼希望推翻苏丹。在格拉维和卡塔尼的努力下，反对苏丹的部落势力蠢蠢欲动。
1953年8月13日，法国军队封锁了拉巴特(Rabat)的苏丹王宫，将苏丹及其家人软禁起来。8月15日，格拉维在马拉喀什宣布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的叔叔穆莱·穆罕默德·本·阿拉法(Moulay Mohammed Ben Arafa)为伊玛目。摩洛哥民众闻讯后，走上街头抗议。自15日起，拉巴特、马拉喀什、乌杰达、梅克内斯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法国警察与抗议民众冲突不断，伤亡数字不断上升。[20]8月20日，法国总督纪尧姆闯入苏丹王宫，宣布苏丹被废黜。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及其两个儿子被流放到科西嘉岛。[21]
通过1953年政变，法国政府实现了三个目的：第一，将支持民族独立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废黜，亲法的阿拉法成为苏丹，实际上成为保护国政府的傀儡；第二，通过改革方案将法国对摩洛哥的殖民统治进一步合理化，最后实现“联合主权”的目标；第三，进一步加强格拉维等亲法的部落力量，用来巩固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但被迫转入地下的摩洛哥民族主义者并没有被消灭，激进派开始通过恐怖活动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自阿拉法登基之后，摩洛哥各地的恐怖袭击不断，保护国政府被迫应对摩洛哥国内的混乱局面。法国政府虽然获得了权力，但摩洛哥政局不稳，社会秩序混乱。
三、部落控制国家：格拉维部落与摩洛哥王位问题
1953年政变之后，摩洛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被废除，阿拉法成为新苏丹。但阿拉法并没有得到民族主义者和摩洛哥民众的认可，由此产生了摩洛哥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摩洛哥王位问题。民族主义者认为阿拉法只是法国殖民者统治摩洛哥的傀儡，不配成为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才是摩洛哥的合法苏丹。然而，以格拉维为首的部落力量认为阿拉法是摩洛哥的合法苏丹，并且坚决反对穆罕默德五世复位。法国方面则因为殖民地收缩政策以及民族主义的压力，在这一问题上扮演了居中调停的角色。王位问题的实质是民族主义者和法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角逐，是争取摩洛哥彻底独立的斗争。格拉维支持法国殖民者的行为不但没有成功限制民族主义在摩洛哥的发展，反而使其失去了民心。
8月20日政变次日，阿拉法在马赫赞(Makhzen)[22]、大维齐尔以及法国政府的认可下成为摩洛哥新一任苏丹。[23]与此同时，法国总督纪尧姆将这次政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苏丹穆罕默德五世，认为他与独立党的合作导致了民众的不满，代表民众的卡伊德和帕夏开始反抗苏丹的统治，而法国政府为了顺应“民意”、避免内战才废黜了苏丹。[24]
阿拉法继任苏丹激化了保护国政府与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的矛盾，使摩洛哥民族主义斗争愈演愈烈。8月27日，摩洛哥的乌莱玛阶层召开会议，号召全国的穆斯林采用一切手段反对政变。[25]9月11日中午，苏丹阿拉法在前往清真寺礼拜时遇刺，凶手被当场击杀，苏丹幸免于难。[26]12月1日，格拉维部落在马拉喀什遭受不明人士投掷燃烧瓶。[27]1954年1月，摩洛哥著名部落成员、前拉巴特帕夏的侄子、格拉维在拉巴特的代表拉尔比·巴尔加什(Larbi Bargache)被杀。[28]2月19日，泰米·格拉维在马拉喀什一所清真寺参加周五聚礼时，不明人士向礼拜人群投掷两枚手雷，造成2人死亡，28人受伤。[29]在保护国政府以铁腕手段镇压反抗者之时，苏丹阿拉法的权力被架空。法国以皮埃尔·门德斯·佛朗斯(Pierre Mendes France)为首的左翼激进派执政，在殖民地问题上开始实行收缩战略。1954年6月14日，摩洛哥迎来了一位新总督弗朗西斯·拉科斯特(Francis Lacoste)。在就职演说中，拉科斯特对警察的工作表示赞许，认为清除摩洛哥的“恐怖主义”是最优先的问题，还号召摩洛哥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国家管理。[30]虽然拉科斯特表面上沿袭纪尧姆的政策，但他出于维持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考虑，计划同民族主义者就王位问题谈判，希望得到格拉维等实力派的支持。
在摩洛哥王位问题上，泰米·格拉维态度十分强硬，坚持主张阿拉法的合法性，反对废黜苏丹。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和苏丹阿拉法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泰米·格拉维的帮助，阿拉法才能顺利成为苏丹，后者一定会以利益作为回报。相反，如果阿拉法被废黜，那么无论继任者是谁，格拉维在摩洛哥的地位都将会大不如前。如果穆罕默德五世重回王座，等待格拉维的只能是灭族之灾。
1954年8月23日，格拉维公开了一封给总督拉科斯特的信。拉科斯特表示，任何人都不如现在的苏丹阿拉法更能执掌谢里夫帝国，格拉维则希望总督能够向公众表明此观点，以此一劳永逸地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封被公开的信件在摩洛哥掀起轩然大波，总督拉科斯特也不得不做出回应。出乎格拉维意料的是，总督对此信的公开表示不满。他表示：只有他的就职演说能够代表法国的立场，其他言论都是无效的。他的任务是为法摩两国至高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其他事情服务。[31]很明显格拉维此举是想向拉科斯特施压，迫使他认同苏丹阿拉法的合法性。格拉维是法国忠实的支持者，总督不会公开与其意见相左，但总督此举着实让格拉维颜面扫地，这也是法国总督与格拉维第一次重大分歧。通过这件事情，总督拉科斯特和法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十分清楚，他们改变了之前强硬镇压民族主义者的政策，与保守派格拉维等部落力量保持一定距离。
总督拉科斯特为确保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计划同民族主义者们谈判。格拉维和法国的保守势力对法国政府放任民族主义者的行为不满，民族主义者希望保守势力进一步让步，法国政府则努力平衡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这种奇怪的“三角关系”有助于维持摩洛哥政局的稳定。虽然法国政府试图以“平衡术”来平衡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但一旦任意一方实力增强，天平必然会倾斜，“三角关系”也会瓦解。自从拉科斯特在公开场合批评格拉维之后，二者的关系就开始变得疏离起来。8月28日，格拉维在与前美国军方将领进餐时就表达了对拉科斯特政策的不满：第一，保护国政府未尽全力打击“恐怖主义”，未能将其迅速剿灭；第二，摩洛哥民众没有自主管理国家的能力，不应当实行内部自治，直到他们有能力为止；第三，摩洛哥的总督应该为军人；第四，法国政府必须许诺穆罕默德五世永不复位，否则他会起兵反对后者，掀起内战。[32]如此一来，以格拉维为首的部落保守势力成为保护国政府和民族主义者谈判道路上的阻碍。
总督拉科斯特不久后酝酿召集摩洛哥不同政治派别进行商谈，讨论关于摩洛哥未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但他自己也十分清楚面前有重重阻力，他曾跟美国特使说道：“无论我下一步怎么走，都会受到两派的攻击。”[33] 9月20日，为了传递保护国政府的改革意向，拉科斯特向公众演讲，试图以此邀请民族主义者走上谈判桌。此次演讲的主旨是表明保护国政府愿意在其主导的前提下邀请摩洛哥人参与改革。[34]虽然总督对民族主义者做出了让步，但是并未结束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王位问题也未得到解决，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果不其然，民族主义者对总督拉科斯特的这次讲话并不满意，他们于9月21日在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等地举行罢市运动表达不满。[35]他们还提出了解决当前危机的条件：法国政府废除1953年8月的协议，穆罕默德五世复位。总督的这次谈话也未得到保守派的支持，格拉维、卡塔尼、部分法国政党和法国爱国组织仍然反对穆罕默德五世复位。[36]
1955年1月23日，总督拉科斯特从巴黎归来，指示摩洛哥问题将于2月2日之后开始讨论。与此同时，关于摩洛哥问题，保守派和摩洛哥民族主义者之间仍然争执不休。独立民主党、独立党以及前塞夫鲁(Sefrou)的帕夏斯·贝凯(Si Bekkai)在巴黎发表联合公报，声称摩洛哥王位问题的解决是摩洛哥政治的关键。[37]在摩洛哥的部分法国民众向总统发电报抗议，反对向民族主义者妥协。法国政府部分官员也对政府此举表示不满。[38]
3月6日，格拉维发表声明，重申反对任何王位变动。他提出“对我们来说不存在王位问题”，还声称“阿拉法本人不会退位，我们拒绝承认任何强加于其身的决定”。[39]不久后，法国总督希望格拉维支持“穆罕默德五世的一个兄弟”代替阿拉法成为苏丹，但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40]以格拉维为首的保守派和以独立党为首的民族主义者们围绕王位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格拉维不惜同保护国政府产生分歧，坚持保留苏丹阿拉法。法国政府的立场看似在不断变化，其实是在通过平衡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力量以达到维持法国在摩统治的目标，但这也反映出法国政府无力镇压日渐壮大的民族主义势力，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摩洛哥民族主义者倾斜。
四、部落遭国家辗轧：摩洛哥内战与格拉维部落的衰亡
1955年6月22日，法国政府任命吉尔伯特·格兰德瓦(Gilbert Grandval)代替拉科斯特成为摩洛哥新总督。摩洛哥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卡萨布兰卡事件为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敲响了丧钟。1955年7月14日，欧洲人正聚集在卡萨布兰卡市中心欢庆巴士底狱节，一枚炸弹在梅尔斯－苏尔坦(MersSultan)街上一家咖啡馆中突然爆炸，7名欧洲人死亡，35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不久，有组织的暴民开始行动，他们四处攻击摩洛哥人和法国人，烧毁他们的房子，市场秩序混乱。[41]7月17日，欧洲区较为安静，但新城区的骚乱仍在持续。2名美国记者称他们当天统计共有20次纵火和75次枪声。保护国政府为加强此地的安保工作而临时抽调一批新的宪兵来维持秩序，甚至连坦克也部署在卡萨布兰卡。7月18日清晨，欧洲区商店陆续开门，部署的部队开始撤退，新城区恢复平静。
在此次事件中法国存在社(Presence Francaise)是背后煽动的主谋，但是卡萨布兰卡警察非但没有阻止法国人的暴动，甚至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据统计，此次事件至少造成58人死亡，65人受伤。[42]保护国政府也对此次事件的责任人做出了处理：卡萨布兰卡的警察局长被停职；7名督察、巡警被辞退；39名警察被调职。[43]背后煽动事端的法国存在社主席乔治·考塞(George Causse)于7月20日被保护国政府驱逐出境。在被驱逐之后，他在境外仍宣传反对废黜阿拉法的言论：“改换苏丹是不可能的，阿拉法是摩洛哥的合法苏丹，他是由乌莱玛选出的，废黜他就好像由红衣主教们废除教皇一样。你们知道谁在领导我们吗，(摩洛哥)南方将陷入战火，我的朋友，帕夏和卡伊德们绝不会置之不理。”
虽然卡萨布兰卡暴动告一段落，但法国人和摩洛哥人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总督和大维齐尔在摩洛哥各地奔走调停，但收效甚微。卡萨布兰卡的摩洛哥人仍旧有“进军马里夫(Maarif)”(法国人游行开始之地)的想法，许多摩洛哥人为牺牲者祈祷，更有甚者要求发动“圣战”。[44]法国存在社虽然受到压制，但仍在暗地里发布小册子，控告总督和前总理门德斯·佛朗斯出卖摩洛哥，号召法国群众保卫摩洛哥。[45]
不仅在卡萨布兰卡，摩洛哥其他城市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十分高涨。7月21日，总督格兰德瓦前往马拉喀什，受到格拉维的欢迎。但在欢迎仪式上仍然出现了突发状况，300名摩洛哥年轻人呼喊着总督和前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的名字，之后又在城市里游行。民众将商店关闭，并且聚集起来与格拉维队伍对峙。格拉维下令向民众开火，共打死9人，打伤27人，但人群并没有就此散去，反而继续举着谢里夫旗帜在城中游行。[46]
法国政府意识到了摩洛哥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讨论关于王位问题的解决办法。8月12日，法国政府公布了关于王位问题的计划：第一，苏丹阿拉法必须建立一个“能代表广大民众的政府”，由14人组成，其人选从法国政府提供的40人名单中选择，至8月19日完成；第二，如果苏丹阿拉法未能于19日前组成政府，那么他将被带往法国，由总督组建“过渡摄政委员会”代行苏丹职责。但这一决定令大部分党派生疑，他们认为苏丹阿拉法不可能在摩洛哥政治分裂的情况下于短短7天内，组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民族主义者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行动。
1955年8月20日是苏丹穆罕默德五世遭废黜两周年的日子，整个摩洛哥都在举行纪念活动。民族主义者选择在柏柏尔人聚集的乡村瓦迪泽姆、哈尼夫拉(Khenifa)等地发动起义。据统计，当天至少有60名欧洲人和100名摩洛哥人死亡。摩洛哥内战开始了。
8月22日，由于阿拉法并未成功组建政府，法国总统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摩洛哥大维齐尔埃尔·穆克里(El Mokri)和格拉维等人在法国南部的艾克斯莱班(AixLes Bains)召开了关于摩洛哥未来发展的会议，民族主义者拒绝出席。[47]会议由埃德加·富尔主持。8月29日，会议做出如下决定：(1)总督格兰德瓦由于镇压瓦迪泽姆起义不力而被撤职，苏丹阿拉法权力被剥夺；(2)任命皮埃尔·波伊尔·德·拉·图尔(Pierre Boyer De La Tour)为摩洛哥新任总督；(3)建立王位委员会代理苏丹权力；(4)9月12日成立包括民族主义者的政府；(5)继续进行改革。[48]
虽然法国在艾克斯莱班会议上做出了些许让步，但围绕着王室问题的核心——苏丹阿拉法的去留和穆罕默德五世的复位仍然没有进展。以格拉维部落为首的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依旧就这个问题进行斗争。新总督在上任之初首先视察了瓦迪泽姆等地的战况，接着又同格拉维和卡塔尼等保守派人物会面，总督表示阿拉法的退位不可避免，格拉维要求法国政府保证前苏丹不得继承王位。独立党则提出以下要求：废黜阿拉法；穆罕默德五世须结束流放，前往法国；参与1953年政变的人不得参与王位委员会。[49]10月15日，法国政府宣布摩洛哥王位委员会成员名单。根据规定，王位委员会的决定要经过全体一致才能执行。在民族主义者眼中，由于有亲法成员的存在，此委员会只不过是法国政府的傀儡。独立党和独立民主党均不承认此委员会的合法性。
不久后，一个戏剧性的变化震惊了所有人，也彻底改变了摩洛哥的政治生态。10月25日，格拉维之子在王位委员会中宣读其父的宣言，表示摩洛哥民众的愿望是使穆罕默德五世回归王位，只有如此才能恢复国内秩序。而且他还拒绝承认王位委员会的合法性，并表示会不断与其斗争。[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