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德国概念史研究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科塞雷克领衔编撰的《历史基本概念》，是透过概念来重构现代性之兴起的最成功的尝试，常被誉为经典概念史。“鞍型期”和“不同时的同时性”是科氏著述中的两个基点，是他以时间概念为核心的历史认识之中心范畴。鞍型期是走向未来的特殊过渡期，或曰新时代之开端。不同时的同时性则是所有历史的基本经验，更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科塞雷克的近代历史时间理论，倾注于特定历史时期从渐变到剧变的断裂经验和现代语言的形成，概念史在他眼中实为概念之时间史。他的历史时间语义学，旨在探索过渡期之经验和语言的多重时间层，考掘那些蕴含过去、现在和未来之时间结构的关键概念，呈现“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野”之间的断裂。仅就过渡期本身的结构性特征而论，东亚国家走向现代的决定性时期与鞍型期有其可比之处。科氏所揭示的鞍型期概念的诸多特征，同样见于中国近现代过渡期/转型期的许多援西入中的重要概念，见于汉语概念的现代化。
关键词：科塞雷克 概念史 《历史基本概念》 历史时间
一、 德国概念史与历史基本概念
概念史研究在德国比在其他国家早而深入，并被视为历史语义学的重要范式之一。德国历史学家早就对流行语或关键词产生兴趣，重视“作为社会心理和精神史现象”的概念之作用。概念史在德国的特殊发展，导致两项大型概念史辞书规划在20世纪50年代问世，即十多年之后陆续出版的13卷《哲学历史辞典》（1971—2007）和8卷《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1972—1997）。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诠释学，强调语言对于所有理解的中心位置，同时要求人们严格区分哲学概念史与史学概念史，至少须意识到区分的必要性。《历史基本概念》的开创性课题之后，另一个德国概念史工程、已出21册的《法国政治/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将概念史方法运用于另一个欧洲国家，旨在考察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至复辟时期的政治/社会语汇。此乃著名的概念史三大巨著，而史学概念史成果《历史基本概念》实为标杆之作，常被誉为“经典概念史”，这部辞书也是本文讨论的基础材料之一。
《历史基本概念》的编撰工作主要由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主导，他是该辞书编写方案的重要制定者和理论设计师，所以论说德国概念史或《历史基本概念》，言必提科塞雷克。他所倡言的《历史基本概念》的出发点是，导致概念从旧到新的根本性语义结构变化，发生于1750—1850年，他称之为“鞍型期”（后将详述）。概念史和打上科氏烙印的历史时间语义学，是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科塞雷克认为，“18世纪中期之后，传统的常用概念经历了深刻的含义嬗变……旧词获致新义，已接近今日理解，从而无须移译”。这一假设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性理论之认识旨趣引入概念和思想领域，并赋予概念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回头看来，概念史无疑是透过语言介质，重构现代性之兴起的最突出、最成功的尝试。容克尔（Detlef Junker）在20世纪末断言：“《历史基本概念》是过去数十年德国史学之最具原创性、最能指点方向的成就。”
莫茨金（Gabriel Motzkin）认为，科塞雷克的整个概念史研究有两个主要参数：其一是深信历史的非连续性可以借助概念分析来准确定位；若说历史有连续和断裂的特征，那断裂就会体现于语言。此外，历史非连续性在语言上的表现，会渗透进事件和制度。其二是另一条主线，因习以为常而不太引人注意，但在科氏思维中极为显著，即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时代“加速”之感受。加速会导致更多变易，这种思想对今人来说并不新鲜，但科塞雷克用于理解近代社会向现代性的过渡，颇具启示意义。科氏在寻找概念史研究路径时，极为重视认识论根基。他从普通语言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中导引出概念史的历史哲学前提，认为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唯有理解和概念化，才会有历史。这是《历史基本概念》的立足点，也是这部大型辞书的编写指南。
何谓历史基本概念？科塞雷克在这部辞书第一卷（1972）的“导论”中略有提示，但未及具体含义，只说那是“作为史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运动之主导概念”，即能够揭示“各种结构和重大事件关联”的概念；它们不仅指称事实状况，且为解析过去时代提供了特定可能性。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基本概念》最后一卷即第七卷（第八卷是两本“索引”，1997年问世，该工程卒底于成）的“序言”中，科氏补充说，一个基本概念是“所有相互抗衡的阶层和党派都离不开的概念”，即各色人等表达各自经验、兴趣或政治主张时不可或缺的概念，从而也是社会中的常用概念。并且，概念（比如“民主”“自由”）是多义的，甚至模糊的，往往是有争议的，所以一个基本概念“从长远看，肯定需要不同的解释，旨在找到见解，或者激发行动力”。
科塞雷克起初颇为自信，同时把握（甚至以为把握了）“日常的政治/社会语言空间”，后来他几乎再也没有如此肯定的说法，并在总结其概念史课题时强调指出，必须在浩繁的原始资料中做出选择，辞书编写者主要根究了关键的“概念生成之转折点和连接点”。最后，他甚至不主张非要把对大量共时日常语言的分析纳入概念史有所限定的研究范围。科塞雷克倾注于历史宏观考察，科氏思维中的历时取向，如他注重被视为鞍型期特征的“时代化”和“加速度”，加上《历史基本概念》耗时长久的编撰工作，使得本可更好地揭示时间结构的共时分析未得到充分重视。后来借由“时间层”（后将详述）——科氏甚至将之用作自己的一部史学论文集的书名，共时分析视角重又进入他的中心视域，以历时向度进行共时分析，即经由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时间视角来探索概念的变迁。
《历史基本概念》的重要方法论前提是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结合，但最后还是常被人诟病社会史的缺失，即没有真正融会社会知识，选材依然过于倚重精英文化和大思想家的著作。继之而出的《法国政治/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为了避免《历史基本概念》所遭到的理论与实际尚有差距的责难，竭力将概念史纳入一般社会史和心态史研究，也就是更多凸显原先设想中的概念史与社会史的关联，强调社会史和大众心态而不是重要思想家，注重第一手资料的甄选及其归类。《工具书》的研究方案可谓出色，但实际研究并未见出它同《历史基本概念》有多大区别，对后者的有些负面评价也常被套在它的头上。
客观地说，科塞雷克1972年在《历史基本概念》第一卷“导论”中提出的一些假设，按照最后一卷（1992）“序言”中的说法，总的看来得到证实。研究成果表明，在“老欧洲”走向“现代世界”的剧变过程中，政治/社会主导概念不再只见于有限的学者圈内，呈现出跨越阶层的接受（“民主化”）；许多表述的“可意识形态化”，使基本概念越来越被当作论战武器，也在语言的可操控中带来更多语义拓展；概念承载各种见之于流行语或关键词的特定期待和目标，在“时代化”和“政治化”进程中成为指引方向、鼓动情绪的运动概念。政治/社会概念的“四化”现象，是深刻的经验嬗变之真实体现；诸如“阶级”“需求”“进步”“历史”等基本概念，正是在西方现代并得力于现代社会才得以生成的。
在鞍型期，概念从旧到新的语义革新过程拥有诸多特征，其中一个显豁现象是许多中心概念的诞生，即一些概念从复数向单数的过渡，例如从原先各种各样事件和经历的“历史”，发展出具有总括意义的、抽象化的“历史”。科塞雷克称之为“复合单数”（德：Kollektivsingular；英：collective singular），也就是过去不可言说、无法想象的概念。又如“进步”概念，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是具体事物的进步，而可用来表示以往无法表达、不可思议的历史之进步。这些概念所体现的语义变化过程，得以揭示往昔不曾有、也不可能有的近现代经验。此外，科氏在其后期论述概念史的文字中，较多强调概念的效用，即许多中心概念的双重特征：它们既是特定事实状况的“表征”（Indikator），也是无论以哪种方式把握、确定或改变事实的语言“因素”（Faktor），即历史运动的因素。
二、 “鞍型期”，或“新时代”之开端
18世纪以降的社会变化之加速，致使个体和集体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急变，这早已属于历史社会理论的基本常识。“历史基本概念”研究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此启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导致欧洲向现代社会转型，剧变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语言中的词语和用法也随之生变。常用概念的含义变化，是旧世界解体和新世界诞生在语言上的体现。
论说概念史的思想史关联，最引人注目的是让科塞雷克名声大振的“鞍型期”概念。他借助“鞍型山体”（Bergsattel）意象，即连接两座山峰之间的鞍型过渡地带，提出了西方史学中著名的“鞍型期”（德：Sattelzeit；英：saddle-time/saddle period）概念，意指过渡时期或时代界线，故而亦有“界线期”（Schwellenzeit）之说，其时间范围约为1750年至1850年。科塞雷克以及《历史基本概念》所倡导的研究模式，起初受到学院中人的怀疑，但怀疑者未能阻碍这一模式被广泛认可；“鞍型期”这一意义含量极大的时段，或曰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分水岭，已被不少学者视为有用的历史范畴。科氏这个新造词之所以声名远扬，在于其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时间想象的干预，着眼于历史的加速度。经典的历史分期通常只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断裂，科氏却设置了一百年的鞍型时段，既可从断裂亦可从连续性的视角回观历史变迁。
科塞雷克在其著述中一再强调指出，在鞍型期，传统的“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与面向未来的“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鸿沟。他的“鞍型期”之说，似乎全然不顾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中的惯例，即把近代早期定格于1500年前后。对于鞍型期与1500年前后之时代过渡的关系，科氏采取的是一种辩证视角：鞍型期的大多数重要范畴，都已见于16—18世纪，但直到鞍型期才得以相互关联，并被历史哲学与诸多概念之新的语义所证实。的确，历史学家在讨论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时，也总要回溯到描述和概括18世纪后三十年以降剧变过程中的各种“主义”，这些“主义”以其历史性而成为重构过去事物的重要源泉。
其实在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和文化哲学家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早在1900年前后就已强调后来鞍型期概念所说的具有政治和社会断裂意义的时代界线，科塞雷克对此颇多领会。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其时间哲学著述中，视当代为一个伸展的时间域，一个连续体，也颇似鞍型体。虽说科氏鞍型期概念并无这一哲学起源，而是基于他的认识旨趣和研究策略，但明显有其相似之处。科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法学史和宗教史家施米特（Carl Schmitt）与社会学和历史学家弗赖尔（Hans Freyer）等人提出的1800年前后的“时代门槛”（Zeitschwelle）之说，那不只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门槛，更是精神上的。然而，传统的德国精神史无法将不同层面结合起来，所以概念史家希望通过追究语言变迁而有所发现。
从义理上说，关于鞍型期以及这个过渡时期的政治和社会语汇的基本语义变化，概念史先驱人物、德国史学界最早阐发历史语义学的学者克布纳（Richard Koebner）早有扬榷。他对“时代转折”（Zeitwende）有过深入研究，并在《语义学与历史编纂学》一文中断言，约从1750年起，所有政治语汇都经历了含义嬗变。他同科塞雷克治史的相同之处，不仅见于他对转折期或过渡期的认识，还体现于二者对语言的注重和在历史语义学领域的耕耘。早在1932年，布洛赫（Marc Bloch）就在一篇书评中，称赞克布纳的概念史研究与同样也关心语言、概念、语义的年鉴学派之方法论相似，称之为“把握事实的最可靠的途径”。我们知道，年鉴学派的学者也深信转折期或过渡期的结构性断裂。
关于过渡时期，似乎从来就有各种说法。比如克布纳在《语义学与历史编纂学》中也把1750年设为起点，但不像科氏“鞍型期”那样设有明确的时段，克氏认为我们始终处在过渡期，此乃现代性的结构性特征。与之相仿又有所区别的是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一个观察，他在《心理学原理》中把当前说成鞍型时间：“我们坐在宽阔的鞍型背上，朝着两个方向瞻望时间。”不只是隐喻本身，而且两个瞻望方向的说法，都在科塞雷克那里得到回声。
詹姆斯和科塞雷克二者界说的重叠，恰能见出科氏鞍型期概念的两个关键点：首先能够明确的是，鞍型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时代，而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当前经验。莫茨金的观点很有见地，他认为设定“鞍型期”，自然同选择某段历史时期有关，但更同设定者的当前意识有关。“鞍型期”之说首先关乎“现代性的同时性”，其最重要的功能是让人从当代经验出发，统观过去200年的欧洲历史。其次是透过詹姆斯和科塞雷克的界说，看到“鞍型”之喻的特殊含义：二者都言及可以观望两个方向的界线，向后和向前，向历史和向未来。而作为当代经验的界线，不可理解为刀刃那样切出的分界，它有自身范围，就像鞍型有其宽度一样。
莫茨金对鞍型期/过渡期的划分和归属问题做过较多思考：“鞍型期”这样的过渡期概念，取决于一种设想，即有“之前”“之后”和中间的过渡期。若确实可做出这种时期划分，那么过渡期必然就在其他两个时期之间，是先前时期与后来时期的连接期。而实际状况是，过渡期更会被人划入先前时期或后来时期，而非自成一体的时期。科塞雷克在《历史基本概念》“导论”中又言及鞍型期的两副面孔，向前看的一面体现于概念和语言，今人基本上能够理解。这或可理解为18世纪中期以降的情形一直延续至今，科氏探讨的事例也都出自鞍型期和以后时期。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词与物》所得出的结论也大同小异，他声称现代“认识域”（épistémè）约在18世纪末形成，并成为后来一切努力的基石。
可见，“过渡期”在福柯和科塞雷克那里都是一个关联概念，即不是介于两个由于非连续性而分开的时期之间的独立时期，而是走向未来的起点。然而也有相反的例子：1905年至1917年一般被视为俄罗斯的一个过渡期，通常被归入十月革命之前的时期。如此，过渡期要么朝前或朝后方向延展，要么与前后两个时期都没有连续性，而后一种状况也就谈不上过渡期。科塞雷克或福柯都讲究重要过渡期的非连续性，且认为过渡期亦即“鞍型期”更属于后来时期而不是先前时期。
尽管人们喜于借助时序来分期，鞍型期实际上并非一个可以轻易通过设定开端和末尾来界定的时期。德国或者欧洲历史中的鞍型期，当被视为启程，是一个走向未来的过渡时期。科塞雷克在《近代政治/社会概念辞典的准则》中写道，鞍型期乃“近代之始”，就像他的一篇文章标题所示：《18世纪作为近代之始》。人们或许也应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他后来在回应波考克（John Pocock）对他的批评时所提出的建议，将“鞍型期”改为“界线期”，说这也许是个“较少歧义的隐喻”。这里须做一个简要说明：我们通常译作“近代”的德语复合词“Neuzeit”，乃形容词“新”（neu）+名词“时代”（Zeit）。所谓“鞍型期”是“近代之始”，也可理解为“新时代”之开端。科塞雷克试图以他的方案，强调历史时间的多样性，而不只是单一的自然时间顺序。
将一个过渡期归于先前时期或者后来时期，既是历史问题也是意识问题，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估现今的历史位置。把鞍型期与后来时期相连接，自然有其重要的历史根据和意识缘由。科塞雷克和福柯把过渡期划归后来时期的做法，在于他们要把走向现代的过渡期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或许会有人问，为何要把非连续性置于18世纪末？将之置于过渡期的开端而非末端的重要性何在？不难理解的回答是，科塞雷克和福柯都把法国大革命看作关键事件，同时把大革命之前的时段也包含在内。这两位思想家散落各处的相关论述能够见出这一点。
无疑，过渡期在很多方面还属于先前时期，生活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还同先前一样。关键的过渡节点是认识上的节点，时人对此未必都能发觉。然而，新的意识和把握世界的尺度，会让人对生活与语言之间不断增长的隔阂感到不安。对于社会而言，过渡期还属于先前时期，但人们的意识已经有所改变，且往往是尚未得到历史证实的超前意识，带着对于未来历史的预期。在某种程度上，过渡期的许多意识几乎是虚幻的，甚至会感觉到并未发生的变化，或对一些变化浑然不觉，回观时才发现其非同一般的意义。
无论将哪个时段视为区分两个时期的重要节点，强调过渡期与接续时期的通联，本身是有意义的。福柯和科塞雷克都在回观中看到过去时期的非连续性，他们一方面拒绝历史主义注重连续性的关键假设，另一方面赞同历史主义的一个观点，即历史范例只有在回观时才能看清。换言之，过渡期总是从回观者的立场来考察的，基于考察者和被考察的对象之间的联系。回观使人有可能从事情及其后果来考察过去。对于一个回观的考察者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鞍型期所标显的事理，凸显于鞍型期之后发生的事情。
对于“鞍型期”的接受，主要见于对这个研究方案的灵活多样的处理，例如《法国政治/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便把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影响下的法国“鞍型期”设定在另一时段。波考克也认可鞍型期之说的有效性，但反对科氏“鞍型期”一概而论的1750年至1850年的年代划分，认为英国的变革期或政治/社会词语变化的“鞍型期”当为1500年至1800年，不同国家都有其“历史、文化和国家特殊性”。其实在《历史基本概念》编写过程中，“鞍型期”方案在时段上也有所变通，例如所有涉及“国家”（不包括“政治”）的概念，如“共和国”“国家”“主权”等，其时间上限向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代之前推进了百余年。
三、 追问多维的历史时间及其结构
“鞍型期”这一术语似乎早在西方学术语言中站稳脚跟，但其早期理论方案并非轮廓分明。对于概念史知之不多的人，对鞍型期概念多半也很模糊，何况这个术语传布已久，历有年所之后未必不会褪色。不过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科塞雷克的“历史时间理论”（鞍型期概念自然也包含其中），仿佛有着特殊魅力，常让人知难而进。值得玩味的是，在《社会史与概念史》这篇名文中，科氏既不说“鞍型期”，也不提《历史基本概念》，而是大谈历史时间的各种维度，这或许不是毫无缘由的。莫茨金指出：
时间哲学在20世纪特别显示出其重要性。这一哲学与其历史语境的关联，尚未得到历史学家的足够阐发。科塞雷克的贡献是，把对各种时间结构的问题意识纳入对往昔语言的查考。这一课题看似概念研究，但终究属于综合性研究，因为它要藉由语言分析，把时间感受重新带入历史感受。
早在1972年，也就是《历史基本概念》第一卷出版当年，科塞雷克就在《论史学的理论贫困》一文中，呼唤一种“历史时间理论”（Theorie der historischen Zeiten）。他要以此凸显史学的真正用武之地，并赋予概念史非同一般的意义。在他看来，只有概念史能切实说出时间经验的变化，概念能比观念更可靠地捕捉意识状态。在为《历史基本概念》撰写的《历史》条目中，科氏讨论了“历史的时代化”和“现代历史概念的形成”。而“对各种时间结构的背景性追问”则是重中之重，已见于《历史基本概念》工程的起始阶段。仔细厘析可以发现，科氏实际上关注的并不是时间经验本身，而是概念史能在时人的语言库中窥见现代世界的肇端。有学者把这看作《历史基本概念》最重要的成就。
康策（Werner Conze）与科塞雷克一样，既是《历史基本概念》的主编之一，又是主要撰写者，他俩承担了这部辞书1/4条目的撰写工作（包括与他人合作）。在辞书条目撰写分工上，科塞雷克做出了完全不同于康策的决定，后者因其社会学兴趣和专业知识而青睐社会史概念，科氏则见重“那些汇集了历史时间经验的中心概念之语义”，在这方面首推长达124页的《历史》条目，与之相关的还有《解放》《进步》《危机》《革命》等条目，或者他单篇发表的关于“近代”和“偶然”的论文。科氏高徒迪佩尔（Christof Dipper）认为，《历史基本概念》中科氏撰写的关涉历史时间理论的部分，是这部参考书中最艰深、也最具开创性的科学史贡献。
关于历史概念在鞍型期的范式性语义变易，我们可从一次朝觐说起：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于1784年接见了前来应聘皇家图书馆馆员职位的比斯特（Johann Biester），此人是法学博士和《柏林月刊》的出版人。二者有一段对话记录在案：国王问进见者毕业于何处，答曰哥廷根大学，“这很让国王喜欢，他对哥廷根怀有崇敬之情”。而当比斯特“说他很出色地钻研了历史（Geschichte）时，国王愣了一下，问他把‘历史’说成‘Historie’［源于希腊语，拉丁语historia］有那么重要吗？因为国王不熟悉这个德语词”。
科塞雷克在其概念史著述中多次提及这件名人轶事。在《历史基本概念》中，他如此评论腓特烈二世的反应：“他肯定知道这个词，但不知道蕴含于新的复合单数中的反思过的内容。”所谓“反思过的内容”，从术语到思想都显然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概念之影响。在《论历史的可支配性》（1977）一文中，科氏又说起这件轶事，旨在说明一个很典型的发展：“腓特烈二世当然知道历史这个词，但不知道它的新概念：作为复合单数的历史，不涉及某个特定主体，或某个通过叙事而确定的客体。”而腓特烈二世仅能想象单个的、具体的历史，原因很简单：“约在1780年之前，若有人说他学历史，交谈者会问：哪段历史？关于什么的历史？帝国史还是神学学说史或法兰西史？”但也是在18世纪，仅表示各种各样事件和故事的“历史”开始终结，历史本身获致全新的品质。
现代历史概念出现之前，德语“Geschichte”（历史，往事，故事）多半只表示往事，往事何其多！“那些‘往事’当然不是基本概念，而总是在讲各种故事，可能讲一场战役，一桩官司，一次旅行或一个奇迹，一起国王谋杀案或一次爱情，总是在叙说谁和什么事情。只要是这样一个‘故事’，那就不是基本概念。”“新的流行语‘历史’，具有更高的抽象度，得以表示历史运动的总括内涵。这种‘历史’更多整体性，这不是先前各种往事所具备的。这个‘时髦词’所蕴含的概念，是要把整体性看作本来事实来把握。这就打开了新的经验世界，也就是历史经验世界。”
科塞雷克借鉴了盖格尔（Paul E. Geiger）1908年的博士论文《“历史”一词及其构成》中的一些思考。盖格尔指出，“Geschichte(n)”在近代早期主要用于“叙述‘发生’的事情”，而“拉丁语‘historia’及其德语形式‘Historie’特别用于描写和研究发生的事情”。科氏研究表明，“历史”这一复合单数已在1780年成型；旧的“历史”说法虽然还在，但在18世纪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历史”转变为一个认识概念，它不仅涉及历史事件及其关联，而且总是伴随着阐释，成为“历史总和”和“历史反思”的总括性概念。
区分历史与各种具体历史，这对科氏历史理论具有根本意义，这是将认识论旨趣挪入社会分析的结果。对于科塞雷克来说，现代历史概念发展的关键一步，是“在18世纪后三十年跨过门槛”，使得“实情、描述、研究三个层面的‘历史’汇集于单一集合概念”。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于黑格尔的历史三说，即“原本的历史”（die ursprüngliche Geschichte）、“反思过的历史”（die reflektierte Geschichte）和“哲学的历史”（die philosophische Geschichte）。科氏强调指出：“历史本身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独特的主导概念之后，仿佛才被人真正拥有，亦被看作可以造就的。从复数的各种特定往事到单数的纯历史之跨越，是新的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在词语史中的表现。”
与新的“历史”概念结伴而行的是“进步”概念。在近代社会，“各种进步”让人看到线性时间进程中的先后之分，并将之概括为“进步”这一新的复合单数，不再只是具体事物的进步，各种各样的进步理所当然地转变成历史之进步。时人颇多记载的“快速”概念，被用来描述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全新的阶段，并同“进步”一起成为真正的时代范畴，至少在19世纪成为欧洲人消化新的时间经验的交流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现代性问题。什么是现代性的本色？对于这个问题有极为不同的回答。有些现代性理论注重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另有一些理论从经济、政治、社会或文化的发展来阐释，科塞雷克则是主要从人的时代感受之变化来论述现代性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理论可被视为“现代性的时代化模式”。在科氏眼中，近代（新时代）并非始于一个事件，或者社会、政治或科技的发展；对于越来越快之发展的感受，才真正敲响了新时代的钟声。科塞雷克所说的“时代化”过程，就是面向现代性的意识转变。
德语“Zeit”（时代，时期，时间）也在鞍型期成为一个基本概念，仅从形式上便可见这个概念的升值程度：1770—1830年的德语辞书中出现了一百多个新的与“Zeit”合成的组合概念，最重要也最耀眼的是“时代精神”（Zeitgeist）。“Zeit”经历了不断时代化的过程，而当德国诗人弗赖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于1870年说出简洁的复合词“近代”（Neuzeit）时，“他是要以此概括已经走过四百年路程的整个时代”。科塞雷克则推崇快速的“新时代”，即时代之“新”（Neuzeit），这无疑同鞍型期假设亦即重要过渡期的非连续性，以及历史的不同意义层次等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约特海姆（Helge Jordheim）对此评价颇高，认为科氏复数时间理论是历史分期论和线性历史观的可行替代方案。
四、 “不同时的同时性”阐释模式
“进步”提升了“时代”的价值。谁还没有“时代精神”，还不是“时代之子”，只能已经过时，或不合时尚，这就是见之于同一时代的不同时性现象。进步本身也有不同时性，尤其体现于各种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或采用卢曼（Niklas Luhmann）的说法，见之于“社会系统”或“交往系统”。科塞雷克指出：“在前进事态中，不同时的同时性成为所有历史的基本经验，19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增强了这一公理，体现于日常经验。”科氏一再把历史时间理论看作他的史学研究的前提。
在科氏与人合写的《历史基本概念》之《进步》条目中，“不同时的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被视为“Hiatus”，即“停顿”或“中断”。正是这种时间形态“在历史进程的各种序列及其可分辨的速度中彰显‘进步’”；反过来说，不同时性是由于进步才体现出来的。与越来越快的进步相随的各种不同时性经验，是鞍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鞍型期”和“不同时的同时性”是科塞雷克著作中的两个关键概念，是他以时间概念为肯綮的历史认识之中心范畴，其先决条件是特定历史时期从渐变到剧变的断裂经验。
“Hiatus”约有三种，即三种不同时性经验，且总是与新的同时性经验相通连：首先是过去与未来，或曰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野之分途；其次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科技、伦理、艺术等领域之间的隔膜；最后是不同社会群体，无论是世代还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嫌隙。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之间的落差是科塞雷克最著名的命题之一，也是鞍型期概念的重要支撑。不再是过去与未来的连续性，而是一种“中断”经验，即时间上的断裂。
科塞雷克认为，传统与现代性纵横交错，宛如地质板块或地层结构。他在史学论文集《时间层》的“导论”中，把不同时的同时性视为“最具启发性的历史现象之一”，术语“时间层”（Zeitschichten）则是其形象化的说法，表示“多种时间层次，分别有不同的时长和各种来源，但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这一看似矛盾的思维结构在科塞雷克的时间阐释学思想中具有中心意义，但“不同时的同时性”之表述更能让人明白其意：“在同一时间，有什么不会发生？有什么历时和共时的完全异质的生活形态不会出现？”这种极度不同时性，让人想起赫尔德（Johann Herder）所说的不同时间值：“在宇宙中，同一时间有许多时间，不可胜数”。
约特海姆指出，不同时的同时性在科塞雷克探讨“时代化”论题时，不只是时间性的，还有其空间意义。透过同时性理念，人们也在说地理的或其他形式的空间，现实事物在此空间不是先后出现，而是同时并存。18世纪中期，即欧洲占领者和商人发现和开发美洲新大陆之后，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空间。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得同时性经验日趋强劲：地球上到处发生各种事情，并行演绎不同的人类生活，看似互不相干，其实相互关联，即发生在同一时期，或曰有其同时性。欧洲人过去数百年在美洲、印度或中国所发现的陌生文化，被融入欧洲人的世界图景，同时被解读为历史次序，亦即文化发展的阶梯和文化差异，这种次序就被看作进步顺序，也被用来解释不同时的同时性，用科塞雷克的话说：
常有那种对进步程度进行比较的冲动，这缘于一个确定的认识，即某些人民或国家、地域、科学、阶层或阶级走在他人前头，所以自18世纪起，加速发展或者（对于落后者来说）赶超便成为话题。这种关于进步的基本经验……根植于对时序上同时发生的不同时性的认识。
不同时的同时性思想在近代进步理念中的一种言简意赅的表述，见于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r）对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5）的批判。孔氏看到的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施氏则认为，“历史的真正问题是整个人类养成之不同方面的进步很不相等，尤其见于智性和道德养成上的差距”。不同时性在施莱格尔那里不只涉及不同民族或文化，而是“整个人类养成之不同方面”。他对孔多塞最关键的指摘，是其忽视了历史的不同节奏以及倒退和停滞，把进步看作一致的、完全同步的运动，所有文化和人类养成的所有方面都步调一致地走向未来。在施莱格尔眼里，孔多塞忽略了领先的或落后的、加速的或受限的历史进程，而这些正是识别进步的坐标。
不同时的同时性是源于不同时代的力量的胶着，首先关乎“已经”“尚未”“依然”意义上的时间相交、互渗、并行、叠合。施勒格尔（Rudolf Schlögl）在其专著《老式信仰与现代世界：欧洲基督教的变革（1750—1850）》中指出：“不同时的同时性，即深刻的社会现代化与传统的社会形式和看问题的模式，二者相伴而行，这是转型社会的特征，其形制和现代性还很模糊。” “不同时的同时性”是德国精神史中的一个惯用说法，在晚近史学界或可粗略分为两种用法：一种是随口而出的套话，视之为不言而喻的现象；另一种是从这一视角出发，从事学术研究。这一公式化的时间经验模式，很适合科塞雷克表达其对历史时间的理解，可用来刻画鞍型期的特征，很能让人领会鞍型期命题与不同时的同时性之时间结构之间的紧密关联。
若追踪“不同时的同时性”之说的源流，可发现它一开始就出于对单向的线性时序之历史书写的批判。历史时间源于自然时间，但不可将之化约为自然时间。德国艺术史家平德（Wilhelm Pinder）在其专著《欧洲艺术史中的世代问题》中，查考了“按世代排列的艺术史”，首次提出“历史同时性问题”，把考察“同时的不同时性”（Ungleichzeitigkeit des Gleichzeitigen）看作人文研究中至关紧要的科学史理论诉求。他认为，唯有一件作品接着另一件作品的“匿名艺术史”，即呈现单向度的时间顺序，方能在传统意义上谈论历史时代和时代界线。一旦看到不同作品背后的人，时间便有了多重向度：“它们是相去甚远的世代成就之叠合——有异样的根源，还取决于‘风格’、相关国族和族群的文化身世以及艺术家的水准，概言之，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发挥作用。”
平德所呈现的视角在科塞雷克那里（既在历史层面也在理论层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平德那里，不同时的同时性是一个艺术史事实，可从世代、风格、文化等视角来挖掘和分析。科塞雷克也有类似的论述策略，但他不仅顾及世代等因素，更聚焦于社会或社会史结构；他首先关注的不是审美风格，而是概念之语义。这两个史学家的共同之处是，摆脱单向度的线性时序之想象，倾注于多层次的、既是历时也是共时延展的时间阐释，以分析和把握整体时间现象，也就是“进步，颓败，加速或延误，尚未和不再，早于或晚于，过早或过晚，情形和持续”等迟速有别的现象。
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上，“不同时的同时性”之惯用语见于布洛赫（Ernst Bloch）的论著《这个时代的遗产》。他有一个经典说法：“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现今，只是表面上如此，今天能够看到他们，但他们还没有同其他人一样生活。”对此，科塞雷克的一个形象说法可用来做注脚：“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我们还有一些同时代人生活在石器时代。”
与鞍型期一样，历史基本概念也如同“双面神”，一部分向后看，向着当代所建构的过去，一部分面向预测的未来。不同时代经验的叠合和发酵，总在显示概念的不同时性。然而，正是在这不同时性的叠合和发酵中，存在语言所传递的政治行为和效应的同时可能性。科塞雷克指出：“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亦即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集于一个概念。”因此，呈现不同时的同时性的概念史研究，“揭示那些蕴含过去、现在和未来元素的……概念之历史，会是一件颇为迷人的事情”。概念史的任务是钩稽“词义的延续、变化或出新”，呈现“衍续的、重叠的、沉积的、新增的含义之深层结构”。
五、 关键概念的多层时间结构，或历史时间的语义
过渡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加速的、充满危机的剧变经验，以及由此而生的新的认识模式和人际交往方式。随着传统经验模式的明显转变，人们会寻求新的形式解释剧变，旨在理解和适应经验变易，而语言解析模式对于根究新的经验具有关键意义。不同时间层和时代经验的累积和发酵，也使一些沿袭概念增添了新的语义，进入新的经验空间。新的理解和解释模式体现出深刻的社会文化剧变，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当代获得新的品质。
毫无疑问，《历史基本概念》所分析的概念，明显含有新的含义，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概念以其时间内在结构，区别于先前的概念。科塞雷克指出：“所有政治或社会语言的关键词，都有多层次的时间内在结构；当前现实而外，关键词还前瞻和后顾。”科氏著述中可见各种尝试，考掘这种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不同时的同时性相关联的内在结构。他在其早期纲领性的《概念史与社会史》一文中，把这种时间结构看作概念史的当然研究对象：
概念史也要弄清一个概念出自时序上不同时代的多层含义。这就超越了严格的历时和共时选择，更多指向可能蕴含于一个概念的不同时的同时性。
时代化和加速过程所带来的经验和语言的多重时间层，是鞍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查考近代概念的内在时间结构，科塞雷克需要摆脱从语言学引入人文科学的历时和共时二元模式。为此，他主要采用了不同时的同时性理论，从而使历时的不同时性与共时的同时性得以交织在一起。历时与共时视角的结合，较能分析和把握这种多层时间结构。围绕不同时的同时性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可以弄清对于现代世界具有范式意义的语义/时间、语言/概念的多层结构。
不同时的同时性理论和方法之运用，较早见于《历史基本概念》。科塞雷克认为，考证鞍型期的各种概念，不能仅依靠“历时原则”，即把概念“从其语境中抽离，仅探究其在先后时代中的含义”。尽管科氏把这看作《历史基本概念》之最重要的贡献，条目作者有可能钩稽某个概念从古至今的发展，但概念史所要推究的时间层，无法只从历时角度来追溯，清点时序上可数的词语含义，还须顾及“历史概念的系统品质”，挖掘概念的历史深层状态亦即多层次的时间内在结构，这是不能与概念的历时先后含义划等号的。科氏写道：
概念史揭示融会于一个概念的不同时的同时性。如此，并不与时间顺序相等的历史深度，得以显露系统性或结构性特性，历时和共时交织于概念史。
此处“历史深度”，是指词语含义和运用的历时顺序在概念中的共时叠合。换言之，不少概念在鞍型期的嬗变，使新旧含义附着于同一个概念（重叠语义），很能见出不同时的同时性。鞍型期的概念都有不同的时间层，各层含义经时不一。例如大多数政治/社会基本概念都有古代亦即古希腊或古罗马的含义余韵，尽管已经过时，受到其他语义的排挤，但概念的“历史深度”还在，经时二千年之久。与此相反，另一个时间层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变革和加速过程则经时不长，但新概念渐次取代旧世界的政治和语义逻辑。
古代含义在鞍型期的概念中的留存，这是概念史研究中一再出现的话题。例如，“市民社会”概念中还留存着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城邦共同体”的余味，但在18世纪新添了另一含义，一种面向未来、近乎空想的含义，那是摆脱极权主义和贵族统治的信号。不同时间层的叠合，更见于18世纪初期的“共和主义”概念，它可追溯至古罗马西塞罗的“共和”思想，但“主义”使之获致运动特性，意指将来才能实现的完美共和国的理想。
科塞雷克关注三种时间上的经验形态，且常以不同方式论述这个问题：“不同时的同时性”而外，还有两种形态，其一是事物之“独一无二”；其二是看似与之相反的“可重复性”。科氏一再断言，“说出的或写下的所有词语，都有其特殊场景”，所以“独一无二”。“历史概念”是特定时代、特定思想和事物发展的产物，概念一经生成，与之相连的现象便不再变化：“一个概念所表达的意思一旦确立，这一概念便脱离历史变化。亚里士多德的‘城邦’（πóλι/polis）概念或西塞罗的‘共和’（res publica）概念，依然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它们是持久的，或可以重复的概念。……被概念所把握的事物以后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引发后来与之相应的概念形成，以及随之而变的事实状况。”
科塞雷克说：“独一无二却可转让，这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式概念的特性。这一双重视角已在每种语言之中：既可表达绝无仅有亦即此时此地（hic et nunc）的意思并将其概念化，同时也可不断汲取它的可重复性，否则就根本没有理解可言，或曰‘没有概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切语义都是双面的，一面是语言表述可以重复，一面是直接的、具体的运用形式。”人的言语行为总是依托于可重复的语义：语义中“时常储存着数百年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且制约了一个概念的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概念的同时性也可以等同于它在特定语境中的表现力。
争议性是政治/社会基本概念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过渡时代常见关键概念的意义变化，但时人往往对词义缺乏统一认识。在不同的具体论说中，同一个词语可有不同含义。对于概念含义的分歧，较少涉及概念在过去的含义，更多指向其对于未来的意义。例如欧洲近代史中对于“人民”这个抽象概念的属性的各种争辩：谁属于人民或不属于人民，很能体现不同话语群体对概念的争夺也是对话语权的争夺。科塞雷克在《历史基本概念》的一些条目中对“人民”概念的阐释告诉我们，“人民”概念在19世纪初变成一个面向未来的概念。另有一种情形是，一些充满争议的概念在时人论争中的某些意义，可能未来不复存在。科塞雷克认为，“基本概念极为复杂；它们总是有争议的”。概念史极为注重概念的多义性和争议性及其争议程度。
如前文所述，在科塞雷克看来，历史有着不同的时间层，即过去、现在、未来之时间结构。他曾多次指出，概念史实为概念之时间史。政治/社会的基本概念，都带有过去的经验、现在的体验和对未来的期待。1979年出版的一部科氏文集之标题，厥为点睛之笔：《过去的未来：论历史时间的语义》。“过去的未来”即“现在”这一极具创意的时间层，关涉科氏分析概念时所依托的两个重要范畴：“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野”。经验与期待都以“现在”为中心，前者连接过去，历史留存及现实体验融会于今昔认知；后者则面向未来，是基于特定现实的展望或空想。依科塞雷克之见，任何历史时间都离不开“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这两个范畴，它们就像我们熟知的历史范畴“时间”和“空间”一样重要。
六、 他山之石的效用，或汉语概念现代化
《历史基本概念》主要立基于德意志历史经验，查考的是德语概念，所以人们在借鉴德国学派的方法时，对依托于德语概念的发展所建构的历史时间理论，自然不能生搬硬套。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革命”概念在法国时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如同“历史”概念在德意志疆域所发挥的作用，而在其他地方又是其他概念拥有类似功能。尽管如此，《历史基本概念》为理论建设提供了基础，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概念史个案研究。德国的现代性经验是欧洲经验的一部分，由于共同的欧洲文化和历史传统，它们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同理，德国的概念史研究不仅追溯希腊语和拉丁语来源，通常还会涉及重要的欧洲语言，许多研究成果在西方具有共享价值。
不仅如此，前文论述不难让人看到，德国概念史的范式意义不会只适合西方。科塞雷克所揭示的“鞍型期”历史现象，能够见出不同地域或国家之过渡期的许多共性；他的“不同时的同时性”等历史时间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如他所说，是“所有历史的基本经验”。更有启示和践行意义的是他的概念史假设，认为人类凭借概念来状写经验、期待和行为，所以语言解析取径对于探索特殊过渡期的经验具有关键意义，也是实际操演的可行方案。将之用于考察东亚或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决定性时期，在时人的语言和概念中探寻现代性之发端和现代化轨迹，或许不只是“别开生面”能够形容的。同欧洲的许多政治/社会基本概念一样，汉字文化圈的许多重要概念也是在近现代过渡期获得了今人所理解的现代含义。
如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过渡期只是一个大概划分，东亚国家的现代过渡和转型也是如此。“鞍型期”这一欧洲时代变迁概念中的一些视点，当能用来考察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和整个东亚。科氏所言“鞍型期”（1750—1850）的结束，或可视为东亚之重要过渡和转折的开始，尽管中、日、朝的现代性体验有先后之分，且对“近代”与“现代”的时段划分也有出入。就大势而言，中、日过渡期/转型期的发展状况，最能体现科氏所言“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或“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
就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社会步入一个独特的历史过渡时期，由传统走向现代。“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不少晚清士大夫都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诚如恭亲王所说，同治初年，识时务者，莫不在高唱采西学，制洋器”。世变之亟，甚于春秋；礼失而求诸野之传统观念，言者甚众。“求变求新”是许多士大夫尤其是维新人士的共同心声。王尔敏认为，“自一八四〇至一九〇〇的六十年间，是酝酿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代，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潮发展段落。这里包括全部新概念之吸收、融会、萌芽、蜕变的过程。思想的创发，有加速趋势”。张灏则指出，1895年至1925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转型年代，思想的传播媒介及思想内容都有突破性剧变。若说过渡期和转型期不能截然分开，中国的过渡期/转型期约有八九十年时间。中土过渡时代的一大特征，即为知识人之觉醒，认识到千载难逢之机遇，确信所有思想、知识、文物、制度都在酝酿重大变化，预测未来之革命性变革，期待视野中充满希望。抛开具体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发展的不同进程，仅就过渡期本身的结构性特征而论，中西过渡期显然有其可比性，比如它们共有的“中断”经验。过渡期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更美好之未来的承诺，所以要在社会之外去寻找或创造新的社会，这就加大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也就是“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野”之间的历史鸿沟。
如前文所述，过渡社会的显豁特征是加速的、充满危机的剧变经验。特殊过渡期从渐变到剧变的断裂经验和新旧脱节现象，或曰经验与期待之间的断裂，势必会让时人感到名不符实，即词不达意。因此，在起始于19世纪中期的千载未有之变局亦即东亚“现代性”过渡期，西方影响和东亚“接轨”的一个显豁特征是概念的传输和容受，或曰概念现代化。汉语中的大量近现代新词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原因是“语不足用”，所以才有大量西方概念的移译。同当初欧洲的情形一样，新词语、新概念的出现，是为了表达新的认识和思想，这是过渡期/转型期的显著特征。科塞雷克提出的衡量“鞍型期”基本概念的四个重要范畴，即“民主化”“时代化”“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也体现于清末民初出现和流传的许多重要概念，即便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语境时常赋予（外来）新概念或多或少的中国特色。仅从各种“主义”概念便能发现科氏所说的“四化”特色。王汎森翔实探讨了1895—1925年之“转型时代”亦即那个“有主义比没主义好”的时代琳琅满目的“主义”，认为“‘主义时代’的来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转变”，是那个时代“最强大有力的一种政治论述”。历史学家常常借助欧洲剧变时期的各种“主义”重构过去事物（“主义”一词在18、19世纪的欧洲暴增），“主义”无疑也是重构百年前那个充满“主义”的中国社会的重要资源之一。此外，诸多“主义”概念还能让人看到科塞雷克为描述概念之个性特征而归纳的“储存经验的概念”“催生经验的概念”“期待概念”“运动概念”等。这些属性当然还见诸其他许多历史基本概念。
移植西方概念，路径和形式各异，其中之一是古词增添新义，从而获得新的阐释空间和认知模式，“文明”概念便是一个古词推陈出新的极佳例子，很能用来说明科塞雷克所揭示的鞍型期概念的诸多特点：在现代汉语“文明”概念流行之前，19世纪多半还用“声明文物”“政教修明”以及“向化”“文艺”“文教”“开化”之类的词语来表达与欧洲近现代文明概念相应或相近的思想，但这些词语亦可用来谈论中国传统文化。“文明”则不同，除了表达西方的、尤其是近现代文明以外，多半只用来描述久远的“三代”，即中国“黄金时代”。“文明”似乎更能体现时人的价值观，可以是对“三代”之恋旧，亦可表现为对近现代西方的憧憬，这个有着不同时间层的概念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双面神”。但毕竟时过境迁，近代文明意味着运动、变化和进步，同今人所谓“现代性”有许多相通之处，关乎“现代化”和“文明化”，尤其是维新之士在情绪和思想上逐渐偏向富有新时代色彩的“文明”概念，这就出现了“经验空间”与面向未来的“期待视野”之冲突，同时意味着时人看到了中西“不同时的同时性”：“宇内文明之流域，发源亚洲，而中国其最著也。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之类的言论，从前是无法理解、难以想象的，但在19世纪末的中国已不鲜见。
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较早对欧洲“文明”概念做出反应，并注意到与之最为紧密的观念是历史之“进步”；而他转述的19世纪欧洲用以描述世界各地差异的“文明”“半开化”“野蛮”的划分模式，也使“不同时的同时性”一览无遗。作为“civilization”译词的“文明”，指的是西方先进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借以区别于传统的、过时的老中国文化。“文明”这个中国早已有之的古词，获致新的含义和视角；强烈的社会和文化断裂意识，令人在概念之新旧含义的对接过程中告别过去、面向未来，或曰脱离了往昔的经验空间，拓展出新的期待视野。正如梁启超所言：“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勃兴。中国苟自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以西洋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不断得势，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首先涉及“文明”观念的文化价值大转换，并在五四运动时期达到高潮。意义含量极大的“文明”概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堪比“革命”在法国、“历史”在德国之功用。
在西力冲击之下，晚清思潮无论激进、调和还是保守，都无法抵御西化感染，如皮锡瑞所言：“使孔孟程朱生此时，不能舍西学不讲。”然而，因中华文化积淀深厚，与异质文化的碰撞，自会引发对固有文化的回观，这在觉醒的士大夫和知识人那里时常表现为深刻的反省；与此同时，文化底蕴也意味着，即便看似全盘照搬西学，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于是，“援西入中”尝试中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在过渡期运用的概念，是否只同过渡期有关，或在完成过渡之后延续至后代。前一种情形，见于1861年之后中土所创制的那些能够体现时人理解时局的新概念，如“洋务”“利权”“商战”“富民”“自强”等，这些彼时中国“独有”之概念，中土古代未有，也不见于西洋近代。我们或可把这些过渡概念看作之前和之后的“中间概念”，而中间/过渡概念正是过渡时代的突出现象。后一种情形如“经济”概念，作为economy/economics的译词，它也曾有“富国策”“理财”“计学”等不计其数的中间概念（译词）与西洋概念对应，而“经济”能在几十年的汰选角力中胜出，不仅能够说明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实非虚言，更是对新事物的认识结果。
援西入中的“复合单数”概念，诸如“文明”“进化”“进步”“自由”“平等”“民主”“科学”“民族”“国家”“革命”等大量关键概念，不啻科塞雷克所形容的“双面神”，都离不开“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且为直接影响和推动历史变化的“因素”，以其对将来世界的认识，参与历史塑造，这一切都足见概念的历史分量。鉴于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考掘和耙梳中国近现代那些纳涵过去、现在和未来内容的历史基本概念之形成和流变，解读时代变迁，其思想史和学术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