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过去几十年明代史学的研究，学界从学术史角度进行专门考察的作品数量不多，今可见者有钱茂伟《明代史学史研究史述略》，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之“引言”，以及曹姗姗《明代史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刘小龙《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等，从宏观角度对过去之研究作了总结。另有杨永康《明代官方修史与朝廷政治》之“绪论”、杨绪敏《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之“绪论”等，以及廉敏《近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7期）、沈星怡《近十年张岱研究综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刘小龙《二十世纪以来的〈大明一统志〉研究》（《史志学刊》2017年第2期）等，则属专题性综述，揭示了明代史学过去之研究中某些具体面向上的问题。总体而言，前者量少，但论述更宏观、所涉面向更广泛；后者虽数量较多，在指明具体问题的同时却多缺乏整体观照。在经过数年的研究之后，明代史学研究之总体情况及某些具体面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某些问题已达成共识，而某些问题则被新挖掘出来，因此，本文旨在从学术史角度对明代史学近四十余年的研究作一番综论性总结，并由此提出一些思考。
一、过去研究之成就简论
关于对明代史学的研究，从明代中后期即已开始，时人曾不断提出批评，总的来看多数学者所论、所评近于认为“明代史学似乎一无是处”，这在钱茂伟、杨艳秋等学者的叙论中已有细致的揭示。今天看来，明人的某些认识被清人过分放大了，甚至部分地影响了民国以来学人对明代史学的研究和评价。与同时期国内情况相反，日本学者对于明代史学给予了较大的关注，研究涉及明代之起居注、实录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内藤湖南所著《中国史学史》，该书列有“明代的史学”专章，从史料、史论、考证、目录等多个方面对明代史学进行了总结，“有些观点现在看来依然有价值”，对此有学者甚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明代史学研究“滥觞于国外”。不过，在这段时期内，国内研究也逐渐出现了对明代史学进行肯定的声音，如谢国桢先生认为“有明一代，史学最盛”，学人逐渐认识到了明代史籍之丰富。就明代史学研究总的发展历程而言，杨艳秋、钱茂伟等学者在21世纪初对明代史学研究作了总的考察后，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时期，这是当时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现在看来，在经过最近二十余年的研究之后，明代史学研究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于20世纪后二十年的新特征，因此或可将21世纪以来对明代史学的研究作为一个新的阶段来认识。具体来说，近四十余年明代史学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明代史学研究的“量”之变。对于明代史学研究之量上的变化，包括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在数量方面，1989年施丁先生统计，有关明代史学史的论著，“其论文66篇，仅占论文总数之2.2％，居于末位。其论著6种，仅占著作总数之3％，也是倒数第一”，这一数据至钱茂伟于2000年所编《明代史学编年考》时，则已然开列有著作15部（其中多部为港、台地区所出）、论文215篇。在近几年，孙卫国称“同期，学术界发表有关明代史学的论文达二百余篇”，刘小龙称“近十余年来出版的专门研究明代史学的著作超过30部、发表论文达400篇以上”。虽然这两组统计数据差别比较大，不过也能看出关于明代史学研究论文数量激增之势。据笔者粗略统计，近二十年来，仅国内关于明代史学研究的在刊论文至少在700篇以上，这其中还不包括大量学位论文以及与哲学史、文学史等领域相关的文章，而著作总数当在30部以上，其中不包括著作中部分论及明代史学的作品，由此可见，单从数量而言，明代史学研究之进步无疑是巨大的。在质量方面，先是在20世纪后二十余年中产生了一批纵论明代史学某方面的通论性文章，这些文章把握住了明代史学某一面向上的基本特征，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而在21世纪的研究中研究者又能够对其不断跟进，因此形成了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连续性研究，如对明代史学思潮与史学发展特征的研究即如此。另外，经过20世纪后二十余年的研究积累后，在21世纪最初几年产生了一批包括综论性研究、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的颇具学术分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内容涉及明代史家、史著（如官修之《元史》《实录》《会典》《一统志》《起居注》以及史撰之各类）及官修（如史官、修史机构、修史制度）、私撰（野史、家史）等各个方面。从相关问题研究之连续性的角度来说，专题研究如对史学思想与《明实录》的论述、个案研究如对王世贞史学的探讨，这两个方面不仅在20世纪后二十年即已出现大量专题论文，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不断积累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研究专著。
其次，是明代史学研究的“论”之变。所谓“论”之变即观点之变，主要是指对明代史学、史学现象的认识和评价。这包括对旧有成见的批判、扬弃，对合理观点的补充、深化以及在新的研究中得出的新认识三个方面，总的趋势是由否定到辩证、由漠视到关注。在对固有成见的修改、扬弃上，是学者对明代史学的认识态度经历转变的过程，这是从反思明清学者对明代史学的批评开始的；在对合理观点的补充深化上，主要是进入21世纪之后，对20世纪后二十余年提出的进步观点的继续深化，并且对某些问题讨论达成了共识，如瞿林东先生在1994年提出“明代史学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和特点”，并在《中国史学史纲》中重申了这个认识，这不仅是对“明代史学无名家”论点的纠正，同时对21世纪以后全面发掘明代史学的价值赋予了启发。对此，乔治忠先生在《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中称：“瞿林东先生论及明代史学，认为有‘走向社会深层’的特点，并提出明代‘史学的通俗形式’问题。……瞿先生认为明代史学的通俗形式表现于节选、摘抄、改编旧史之书，以及历史教育的蒙学读本，虽篇幅所限而未深入细致地阐发，然议论严谨，富于学术启发性。”并指出了当时学界对“通俗史学”一词的滥用问题。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对于明代史学大框架的勾勒在瞿林东先生所论的基础上并未有大的变动，而对于明代史学的某些细部则明显深入了。可以说，当下对明代史学研究的深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对瞿林东先生所提出的“明代史学走向社会深层”这一论点的具体面向的进一步补充研究。至于研究中形成的共识，如对明代史学的定位，一般认为“明代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老时期的史学”，又如对明代史学的特征、史学思潮的论述等。而在研究中得出的新认识上，主要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研究方法的进步、研究视域的拓宽，因此在对明代史学的认识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在21世纪出现了两部对明代史学作“会通”考察的著作（《明代史学的历程》《明代史学探研》）和一部专题通论性著作（《中国史学思想会通（明代卷）》），因此对明代史学的整体把握在理论认识上有所提高；其二，由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开拓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并提出了基本认识。
再次，是明代史学研究的“域”之变。所谓“域”之变即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视域的扩大。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包括对旧有领域的继续推进（如对史家史著、官史私史、前代史本朝史的不断关注），而开拓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对明人前代史研究、史学理论（这两者在20世纪后二十余年也有涉及，但重点推进主要还是在近二十余年）以及明人民族史学与历史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另外，中外交流也使学人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扩大，从而开始关注明代史学之域外史地、中外交流。在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学者们在研究中逐渐开始对明人的前代史（如明人之“汉史学”“宋史学”“元史学”以及明人之“《春秋》（《左传》）学”“《史记》学”“《史通》学”“《通鉴》学”等各个方面）、历史理论、民族史学进行探索；关于新的研究视域，主要包括跨越断代、跨学科的研究视域以及跨地域（中国与外国）的研究视域。具体来说，在跨越断代方面，诸多学者在其论著中突破了明代的时代断限，力图呈现出明代史学发展之全貌，即明代史学演变之源与流；在跨学科的研究方面，主要是以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等角度来看待明代史学之变。可以认为，跨学科研究已然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在跨地域研究方面，主要是把中国史学放在世界背景（东亚视野）下来考察，关注中国史学的世界影响。
最后，是明代史学研究的“法”之变。所谓“法”之变，即研究方法的问题，包括对旧有研究方法的继续使用，如考证、归纳、史源学探讨、比较研究等，同时也包括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史料批判、中外史学交流、（电子）数据统计及分析等。总的来看，目前的研究所用的方法更加成熟、更加多样，而这些研究方法的使用在探讨明代史家（如史家群体（史官、私人）、史家个体、史著（成书经过、体裁体例、版本流传）、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旧有研究方法的继续使用上，通过传统考证、史源分析等方法，澄清了明代史学发展某些面向上的具体问题，如关于史家之生平（生卒、交游）、史著之版本、史实之正误等；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使用上，史料批判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这种研究范式用于讨论中国繁纷复杂的史料。在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人物形象塑造、事件始末书写、文本编纂及背后的权力运作等是几个成果比较突出的方面，重在揭示历史书写背后的意涵，如关于人物形象塑造，谢贵安以《明实录》的记载为据分析了《明实录》中朱元璋、建文帝、刘基、王竑等人的历史形象。总的来看，“史料论式的研究”对于解读历史文本背后的意涵来说，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不过，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与明代史学所拥有的数量巨大的史料相比，此类研究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另外，新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用传播学、接受学的理论解读著作流传，以及对中外史学交流、E－考据、语境与词汇分析以及心理学理论等方法的使用。
总之，在过去四十余年的研究中，明代史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当然明代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限于以上四个方面，挂一漏万虽在所难免，不过通过以上四个方面也能从整体上大致把握过去四十余年明代史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事实上，以上研究成就相互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如过去研究所得成果之数量、质量的变化，归根到底还是研究方法多样、研究视域扩大、研究群体增多的结果，而质量变化的关键还是观点、认识上的进步。
二、过去研究的基本特征
在过去四十余年的研究中，明代史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明代史学研究表现出一些特征，这体现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两个方面。就前者来说，如研究队伍的专门化（专家化）以及学术培养特别是博士培养在推进明代史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后者来说，如因许多问题被不断涉足而表现出研究上的连续性，以及资料整理、类纂和课题申请在具体问题推进中的契机性等。具体情况详论如下：
第一，是研究队伍的专门化和专家化。在对明代史学过去的研究中，于某一课题内，往往有一位用功最深、成果显著的专门学者。如学界对《明实录》的研究成果—谢贵安教授《明实录研究》—即使如此，尽管学界也有其他学者涉足《明实录》这一课题，但其研究成果终究无如《明实录研究》之规模者。谢贵安于2013年再版《明实录研究》“后记”中称：“本人从事《明实录》的整理与研究，始于1986年，当时独力承担了《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的编纂。1990年考上张舜徽教授的博士生后，开始以《明实录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1993年完成并通过答辩，到2003年修改再版时，已历时17年。此后转而研究其他朝代的实录，但一直在继续搜集《明实录》的史料并关注《明实录》研究的动向。”这段话实际说明了明代史学研究专家化、专门化的两个原因：其一，研究专门化之长期积累；其二，学术培养特别是博士培养的基础之功。对于明代史学研究的其他学者而言，其研究成果之专门化、专家化，也多是如此。如综论明代史学的研究成果—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即在两人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而专题研究、个案研究的成果，如论王世贞史学则有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一书，论明人之前代史学（节要、补修、改撰）则有左桂秋《明代通鉴学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朱志先《明人汉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吴漫《明代宋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诸书，论明代的野史则有廖瑞铭《明代野史的发展与特色》（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论明代史学考据则有亢学军《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研究》（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论《大明会典》则有原瑞琴《〈大明会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论明代历史理论则有廉敏《明代历史理论研究》一书，论明代朝政与修史则有杨永康《明代官方修饰与朝廷政治》一书。以上这些在明代史学相关领域颇具分量的论著，多是著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由此可见，明代史学之专家化、专门化特征实际上与博士选题颇有关联，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明代史学研究新领域的拓展、新研究方法的借鉴使用，同样也多是由新培养的学术人才推动的。明代史学研究之专门化、专家化说明对明代史学某专题研究上的深化，但同样意味着学者研究领域之间的壁垒会影响到其研究面的拓宽。
第二，是研究开展的连续性与观念转变的时代性。关于相关研究开展之连续性，一如上文“量之变”所述。举例而言，如对明代史学思想的研究而言，这一专题的研究是从论述史家个体展开的，如论宋濂、王祥，朱仲玉先生《论宋濂和王祥的史学成就》一文较早论及宋濂、王祥的史学成就，对宋濂、王祥两人在《元史》纂修上的贡献、个人私著及各自之所善所长等均有揭示，张炳生在《浙东学术史》中则论述了宋濂、王祥的史学思想、著作特点以及学术渊源，后朱仲玉又在《宋濂与明代史学》中专门论述了宋濂在地方人物传记、改编《宋史》、修撰当代史上的贡献。进入21世纪之后，向燕南先生有《论王祥的史学思想》（《学术月刊》2002年第3期）、《宋濂的史学思想》（《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两文。又如论李贽，有李必胜《李贽史学思想新探》（《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董宏卫《试析李贽的史学思想》（《安徽史学》1994年第2期）等文相继阐发，最终任冠文先生于1999年著成《李贽的史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在进入21世纪之后，刘伟《从〈藏书〉、〈史纲评要〉看李贽的史学思想》（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8年）、戴允晖《李贽〈藏书〉的史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21年）等文在继续跟进。再如论王世贞、焦竑以及丘浚的史学思想，有鲍永军《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王勇刚《焦竑的史学思想》（《殷都学刊》2001年第3期）、杨艳秋《论明焦竑的史学思想—兼评其〈国史经籍志·史类〉》（《史学月刊》2002年第11期）以及李勃《明代丘浚的史学思想述评》（《西部学刊》2015年第3期）等。对于史学思想这一专题的持续研究，最终形成了向燕南先生《中国史学思想会通（明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这一带有阶段性总结特征的著作，该书论述了宋濂、王祥、丘浚、陈建、薛应旂、王世贞、李贽、胡应麟等人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一面，并在论述中纵向勾勒了明代史学思想之演变。关于学者对明代史学的态度、评价与认识（即观念转变），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著作中，还有一些否定的声音，如姜胜利《明代野史述论》一文尚且认为“明代史学处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衰落时期，历有明三百年间，既没有产生著名史家、史著，也没有创立新型史书体裁，致使后世每论及明代史学，皆叹其无可称述”。但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而进入21世纪后，学者对明代史学是否有名家、名著的问题已不再作过多讨论，而对明人关于史书体裁的改造有所揭示，如杨绪敏在谈到明代私人修史与史书体裁时称：“这一时期的私家修史……创造了学术思想史这一新的史书体例。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此一时期私家修史者在纂修史书的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改造传统史书的体例，试图融合几种传统史体于一体，力求避免传统史书单一体例所造成的缺陷。”从根本上来看，在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研究者已不再局限于对明代史学作是非、好坏等非此即彼的评价，而是能够通过新的研究方法，挖掘新的问题并作出论述。这一方面说明在经过20世纪的研究后，对于一些问题之研究已经形成共识，如关于明代史学地位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进入21世纪之后，学者们关注角度的转变和看待问题方式的转变，而这本身即是学术研究深化的表现，这一点在相关问题研究之连续性上表现得比较明显。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关于这一点在上文“法之变”中已有涉及，这里具体论述对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以及研究方法综合运用问题。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使用上，进入21世纪以后，多数学者运用“史料批判”来讨论中国繁纷复杂的史料。就明代史学而言，如关于论人物形象塑造，谢贵安以《明实录》的记载为据分析了《明实录》中朱元璋、建文帝、刘基、王或等人的历史形象，他在《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一文中认为《太祖实录》“通过有选择地直书和增饰朱元璋的事迹，来刻画和塑造太祖的正面形象，通过神化、圣化、雅化和人化的处理，使朱元璋的形象既神秘威严，德高儒雅，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特点，又颇富人性和人情味，具有和蔼可亲的特点。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实录修纂具有主观性的一面”。而与此相类的文章还有谢贵安《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兼论传统史学的曲笔与直书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试析〈明实录〉对王或个人历史的书写》[《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明清实录对皇帝形象塑造之比较》（《历史教学》2018年第4期）等。关于事件之历史书写，如孙卫国在《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一文中称由于宋应昌与李如松在万历援朝战争中存在矛盾，故“他将东征之相关文书编辑成册，但只突出自己在战场上的作为。故此书中的资料，须与其他相关资料参照、比勘，方能得出正确结论”。又如刘小龙在《〈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一文中称“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但“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两年，此类文章还有刘小龙《〈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明实录〉崇祯朝科举书写探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名与实：〈明实录〉武举开科的歧异记载及其书写逻辑》（《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以及张赞冰《〈皇明启运录〉与明兴史事的书写》（《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3期）等文，这是用“历史书写”对该类问题进行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在运用传播学、接受学的理论解读著作流传以及用中外史学交流、E－考据、语境与词汇分析和心理学理论等方法的研究方面，如“乔治忠《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及其在清朝的境遇》 （《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汤开建《〈守圉全书〉：明季晋绛天主教徒韩霖之西学传播》（《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刘小龙《遗民与史学：杨敏〈明氏实录〉探研》[《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等文借文化传播学方法，探讨历史文本的形成与流传情况”，王齐《〈史记〉在明代的接受与传播》（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也是用传播学、接受学理论为指导的论著。关于E－考据、语境与词汇分析以及心理学理论，实际上“眼下的学术研究已经步入‘E－考据时代’”，如刘小龙《e－考据与历史陈说—〈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新考》（《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张全海《“E考据”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应用—以〈永乐大典〉中的“文件”为例》（《浙江档案》2019年第6期）等是将这种研究方法用于明代史学研究的有益实践。通过运用E－考据方法，刘小龙对学界普遍认为的“《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一统志馆，亦即‘明一统志馆’说”的认识进行了澄清，证实“‘明一统志馆’说缺乏史料支撑”。需要注意的是，E－考据的研究方法完全是“考据学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因此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需要辩证看待的。而与此相似，语境与词汇分析以及借鉴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往往也是借助电子检索实现的，如刘晓东《明代官方语境中的“倭寇”与“日本”—以〈明实录〉的相关词汇为中心》一文即通过检索“倭寇”“日本”在《明实录》中的次数、分布语境，从而论证了中国人“日本观”在明代的一些情况。如万明《万历君臣：〈明实录〉所见情感世界的个案分析》（《明史研究》第10辑，2007年）即通过对《明神宗实录》中相关情感词汇的统计，分析了万历君臣的情感世界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至于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即对某一研究者或某一个研究对象而言，往往不是以单一研究方式展开的，而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如万明《万历君臣：〈明实录〉所见情感世界的个案分析》一文虽然用心理学理论为指导，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是以通过对《明神宗实录》中相关情感词汇的统计来实现的，实际上也用到了词汇分析（修辞学）的方法。另外，E－考据作为信息时代学术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式，其本身就是传统考据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之下的延伸，就史源学的研究而言，利用电子检索更加便捷地查询史料流传经过，但如果其中涉及版本等问题时，则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考辨。以《明实录》来说，就有红格本、抱经楼本、礼王府本、北京大学本、嘉业堂本、明内阁精写本、天一阁本、梁鸿志影印本、内阁大库藏清初明史馆抄本等数十种本子，虽经诸学者不断考订整理，但现今通行的台本、梁本或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电子版“尚存在部分文字讹误，需要进一步精勘细校”，而其他明代私人史著往往也有各种抄本、印本。因此，即便是在信息时代，传统的研究方法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的综合使用无疑有着广阔的前景。
第四，是史料整理对于推进相关问题研究的契机性。就史料整理而言，学者对明代史料的整理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明实录》（“国史”）的整理，并以此为契机培养了一批研究者，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其次是对明代私人史著的梳理（做明代史学编年的工作），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均对后人研究的开展遗惠颇多。关于《明实录》的整理，谢贵安《〈明实录〉研究述略》（也见《明实录研究》“绪论”）已有论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学者对《明实录》作了详细校勘，出版了梁本、台本两种本子，“由于这两次（梁本、台本）大规模的整理，既培养了学者，又为研究提供了资料，所以这一时期在《明实录》的研究上取得了颇为辉煌的成就”。其具体研究成果可参看《明实录研究》“绪论”。在80年代以后，则是做“明实录类纂”的工作，这项工作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李国祥、杨昶主持，从1987年始至1995年止，对《明实录》按地区和按内容分类编纂，共编成“明实录类纂”21册。这次类纂工作对《明实录》研究的推进作用可直接从谢贵安的明实录研究历程看出，谢贵安于《明实录研究》“后记”中称“本人从事《明实录》的整理与研究，始于1986年，当时独力承担了《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的编纂。1990年考上张舜徽教授的博士生后，开始以《明实录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1993年完成并通过答辩”，可见史料整理对其研究是有较大助益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做“明实录类纂”工作，直接产生了一批评介相关“类纂”的文章，如黎邦正《〈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内容评估》（附于《明实录类纂·四川史料卷》之后，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王余光《明代湖北史料的集成—〈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评介》（《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冕堂《读〈明实录类纂·山东史料卷〉》（《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练铭志《评〈明实录类纂·广东海南卷〉的若干失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吴述林《明代巡按制度研究—以〈明实录类纂·司法监察卷〉为基本史料的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0年）。除李国祥、杨昶主持的“明实录类纂”外，从《明实录》种类集史料，还有王其榘主编《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版），何丙郁、赵令扬主编《明实录中之天文资料》（香港大学中文系1985年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辽沈书社1989年版），郭厚安主编《明实录经济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明实录广西史料摘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志军主编《明实录长城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这些资料辑录、类编的出现，对于研究地方史、深入挖掘《明实录》的史料价值都有很大的意义。关于明代重要史著整理、重要修史活动编年，首先是谢国桢先生于1931年撰《晚明史籍考》一书，该书于1964年改名《增订晚明史籍考》，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1999年，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元、明卷）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钱茂伟编成《明代史学编年考》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另外， （中国台湾）《明代史籍汇刊》《元明史料丛书》《明清史料丛刊》《明代传记丛刊》以及大陆《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等也于近几十年出版，众多的明人史籍、文集包含其中，这是国内的情况。在国外，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有《明代的历史著述》，美国明史专家司徒琳（LynnA.Struve）有《明清之际史学与资料指南，1619—1683》（The Ming-Qing Conflict，1619－1683：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这些史料编年、丛书的出版，对于明代史学研究助益匪浅，以钱茂伟对明代史学史的研究为例，他在《明代史学的历程》“后记”中说道：“我的明代史学史研究计划，分为三步，先做编年，中做专题研究，最后是整合成一部完整的明代史学史。”从他研究明代史学所取得的成绩来看，史学编年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这些史料汇集、编年、考辨之作为后学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现成资料和路径，因此在进入21世纪之后，明代史学研究者在论及明代史学相关问题时，《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元、明卷）和《明代史学编年考》等资料书多成其“参考文献”（如本节“研究队伍的专门化和专家化”中所列之著作均是，另有大量论文亦是），从这个角度说，尤其可见史料整理对明代史学研究的契机性。不过，就明代史籍、文集之富来说，这一工作还有很大的推进空间。
第五，是课题申请对于推进相关问题研究的契机性。从当下明代史学研究的一些热点及前沿问题来看，研究选题与课题资助之间的动态关系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因此称明代史学研究热之契机为课题申请应该是合理的，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均是以课题资助形式呈现的。相关论著，如朱志先《明人汉史学研究》、杨绪敏《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等均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视域展开的论文如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朝鲜王朝世宗实录〉的编纂与中国实录传统的影响》、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刘小龙《〈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名与实：〈明实录〉武举开科的歧异记载及其书写逻辑》《〈明实录〉崇祯朝科举书写探析》等亦是，这类论文数量较多。以上是从课题申请与研究成果的动态关系来说的，当然也不应该过分放大明代史学研究中的这个特征，这与明代史学研究之专家化、专门化以及当前学术发展本身也有某种内在关联。
总之，明代史学研究表现出的这些特点说明：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化意味着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化，这是好的一面，但同时也表现出领域之间的壁垒；从史料整理的契机性来看，明代留下了众多史料、文集，而现有的材料整理工作还很不足，因此明代史学仍有很大生土需要开采。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史学研究仍然处于上升阶段。
三、过去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四十余年的研究中，明代史学无论是从史料整理、事实考证还是从视域拓展、理论建构来说，从上文的论述可知，研究成就是突出的，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些问题。对此，学界已有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作了总结，如曹姗姗在《明代史学研究述评》一文中认为，“一是综合研究中的理论探索不够”，“二是个案研究针对性过强”，“三是专题研究深入不够”；刘小龙在《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一文中认为，“其一，国外明代史学研究成果译介、吸收进展缓慢、滞后，有待推进”，“其二，研究成果选题不均衡”，“其三，一些重要议题的研究，或处于待开发状态，或仍需继续加强”，“其四，个案研究缺乏整体观照，出现碎片化征兆”，“其五，学术规范需要加强”，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学术反思。现在看来，以上有些问题已经得到改善，如专题研究之深入、个案研究之针对性等，而有些问题则仍需重视，如国外成果之译介、研究碎片化现象及选题均衡性等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问题也需要注意。
第一，既成认识、原有视域难以突破，表现出理论困境。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大多数学人的研究长期关注于归纳总结，而对明代史学研究在理论探索上面临困难。具体来说，代表当前明代史学研究理论水平较高的著作（综合性研究）是钱茂伟的《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但对于该书，作者自己反思称：“老一辈专家治史学史，多偏重编纂学研究。我们顺着他们开创的轨道行进，比较容易成功。这恐怕也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不能永远停留于这个阶段。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史学史解读模式的创新问题。‘范型’、‘文本’、‘重构’之类学术术语，无疑是史学史研究模式改革的切入点。可惜，尚不能构筑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力图想创新，但传统的编纂学模式痕迹仍然相当重。”这段话是在十多年前写的，现在看来仍然正确，这说明首先是既成认识、方法以及研究视域的难以突破，进入21世纪之后有大量研究成果仍然以“明代史学成就不高”来为之定位，其实这种认识在20世纪后二十年的研究中已经发生转变了（如上文“论之变”中所论）；其次，“范型”“文本”“重构”等学术术语是“史料批判”研究的典型术语，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史料批判”研究作为明代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在提出新观点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而“不能构筑出完整的理论体系”，如“解构”与“重构”之间的困境，“事实上，当前一些史料批判研究确侧重于‘解构’，甚至仅限于‘解构’”，而“史料批判研究更重要的追求乃是探讨影响和制约史料形成的历史图景，揭示史料形成的意义，亦即‘建构’才是史料批判研究的最终目的”。那么，如何在明代繁纷复杂的史料之间找到这种平衡，实际上仍然需要从根本上对“史料批判”研究作反思。
第二，相关概念模糊、有些问题难以达成共识。对此可举例说之。首先，如“通俗史学”问题，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中指出了明代“史学在通俗化方面发展”的问题，称“明代学人在使史学取得通俗形式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对前人历史撰著的节选、摘录、重编，由此而产生出来的节本、选本、摘抄本，类编本、重撰本，名目繁多”。瞿林东先生对史学“通俗化”的定义显然是有所限制的，即“对前人历史撰著的节选、摘录、重编”，这是一种说法。另外，李小树先生在《封建传统史学的没落与通俗史学的兴盛—明代史学探论》中也提到了“明代的通俗史学”的问题，但却“以‘演义’、‘志传’、‘全传’、‘志’、‘传’等”作为通俗史学作品；钱茂伟循此并以为“通俗史学是城市娱乐文化的产物”，称“史学色彩很浓的历史演义是一种预示着史学改革的新史体”。显然“历史撰著的节选、摘录、重编”与“演义”“志传”“全传”并不相同。对此，乔治忠先生称李小树、钱茂伟的说法“淆乱史学与文艺作品的界限”，因此他提出了“普及性史学”的概念，并称“就普及性史学著述而言，其体例遵从史学规范，而不是迁就娱乐方式；其历史内容是追求写实，而不是形象塑造；其见解为据事抒发的理性分析，而不是通过故事情节典型化、夸张化的加工描绘”。那么，“演义”“志传”“全传”是否可以称为“新史体”呢？“通俗史学”之“通俗”二字应该如何界定？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仍有辨析的余地。其次，如“野史”问题，谢国桢先生在《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中称：“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这是说野史首先是与官史相对的，瞿林东先生也称“野史，一是相对于官史而言，一是内容、形式不拘”，不过瞿林东先生也表示“稗史，是泛指野史和记述历史琐闻、社会风物的笔记”。而在其他人的论述中，官史、私史、家史、野史各种概念往往错杂，难于辨析，如王树民在《从史学谈明清小说野史的价值》一文中称：“野史古已有之，到明清已成为小说的组成部分。明清小说野史蔚为壮观，大致分为纪实、传说、神话和幻想四部分，纪实部分的史料价值最高。”姜胜利在《明代野史述论》中称：“所谓明代野史，是指由私家撰著的有关本朝历史的著作。”显然，这里需要考虑的是“野史”概念发展的时代性，如果历史地考察“野史”概念的发展，“野史”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并不相同。因此，就对明代的“野史”论述来说，或需参考明人自己的提法—如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所揭示的—来重新梳理。再如明代史学分期问题，大多学者在其论著中分前后两期，但也有主张分三期的。就两期分法来说，对于以什么为界来进行前后两期的划分也有不同认识，如杨艳秋以为：“以明代发展100余年为界，分成前（洪武至正德朝）、后（嘉靖以后）两个时期来描述明代的史学状况是比较可行的，这种说法也已为史学界所公认。”向燕南在《中国史学思想会通（明代卷）》中以为：“从明洪武到弘治朝，为明代的前期。这个阶段，又可划分为两段，其中，以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等数朝为第一段，越67年。……第二段包括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等数朝，约70年。”“从正德至明亡的100余年时间，为明代史学思想发展的后期。”姜胜利在《明代野史述论》中将明人野史发展过程大体以嘉靖元年（1522）为界分为前后两期，称“洪武至正德时期，野史的产生和缓慢发展”，“嘉靖至明朝灭亡，野史的空前兴盛”。另外，钱茂伟称：“我本人对明代史学的分期，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主张分四段，即洪武元年至正德末（1368—1521）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1522—1593） 官修正史之前为中期，万历二十二年官修正史至崇祯末（1594—1644）为后期，清初（1645—1679）遗民史学为持续期。”但后来他又说：“这种分期法，现在看来并不太科学。……近几年，我主张分为三段，即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曹姗姗认为：“明代史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洪武至正德间，二是嘉靖至万历末，三是泰昌至明亡。”又如对“晚明”的时间断限，谢国桢先生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称：“是书所搜集史籍之时代范围，由明季万历至崇祯，以迄清康熙间平定三藩事件时为止。”但大多数学者则以万历至崇祯为界。明代史学分期的不同，部分原因在于研究对象之差异，但对研究者而言，以自己的研究便利为根本作出断限也是导致明代史学分期多样的原因，因此去主观而存客观便是题中之义。
第三，新拓展的领域推进困难。进入21世纪以来，明代史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新拓领域是对明代历史理论的研究以及跨地域（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的展开，这在上文“域之变”中已经提及。就现有研究来看，对明代史学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表现出一个鲜明问题，即涉足该领域的学者不仅人数少且研究成果数量也不多，这不像明代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如《明实录》）。以对明代历史理论的研究而言，主要是廉敏研究员，不过在最近几年，从廉敏的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方向似乎已经转到了其他方面；以对跨地域（中外史学交流）研究而言，主要是孙卫国教授，他在《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提出，“东亚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正符合当今中国学术新的发展趋向”，不过，对这一“中国学术新的发展趋向”，显然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关注。现在看来，明代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仍然处于推进之困境当中，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领域本身需要研究者具备很高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也与新领域可资参考的成论匮乏及史料整理工作缺乏相关。
第四，明代史学的研究与对现实社会观照的脱节。明代史学深受政治影响，那么明代史家是如何在史学之“求真”与“致用”之间保持平衡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量个案研究并没有反映出明代社会变化与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即时代特色与史学特色之间的关系。另外，明代史学研究给当下社会发展的启示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论者尚少。
四、未来研究的进路
针对明代史学研究的各种问题，已有学者对明代史学研究推进的努力方向做过论述，如谢贵安就推进《明实录》的研究提议称，“其一，分朝分段细致研究”，“其二，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史源学理论，对《明实录》的史料进行进一步的考订辨证，以期对每一件事的来龙去脉都缕述清楚”，“其三，可以把《明实录》的研究放在明代政治史背景中进行”，“其四，展开中外比较研究”，“其五、利用各种理论方法进行研究”。钱茂伟称：“除了继续开拓新专题、深化老课题外，主要是转换视角，对明代史学做出新的认识”，并认为“还应普及研究成果，纠正前人对明代史学的错误认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以及“继续影印明代古籍”。这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认识，就21世纪的研究成果来说，如第一节所论的，明代史学研究的观点、视角已经发生变化，史料之占有、研究成果之普及仍不失其意义。最近几年，钱茂伟对如何深化明代史学研究提出“史源讨论可以引入史学史研究”，“建构的分类专门考察更重要”，“加强史料的搜集与汇编”；曹姗姗称“首先做好基础性工作……其次要重视整体研究和理论探讨”；刘小龙在综合考察后指出，应该正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加快译介、吸收外国研究成果，“建立大型数据库”，“引入新的研究范式”。诚然，以上所论都很中肯，根据当前的研究现实来看，这些认识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如史源学考察、外国成果之译介、数据库之建立等。总的来看，这些见解为推进明代史学研究指出了大的发展方向，不过若具体到史学家个人的研究则这些论述大多又略显空洞，如数据库的建立、外国成果的译介、史料的汇编等，靠某个史家的个人力量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从宏观来看，以上论述无疑深具远见，但从史家个人的角度来说，则需要具体论述，本文以为：
第一，是学术综述的工作。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对某一研究专题的研究综述，这一般是由研究者个人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作出的，如对《明实录》的研究，谢贵安有《〈明实录〉研究述略》一文，该文不仅论述了《明实录》的研究历程、总结了过去研究的成就并且对未来之研究有所展望，不过就现有的大量研究成果来看，很多研究论文多是在作重复论述。二是对明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述评，即专门做明代史学研究之学术史梳理工作，如钱茂伟《浙东史学研究述评》一书之明代部分、刘小龙《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这类专门研究往往不多，该工作与史料搜集、汇编一样，具有类似的性质，因此也有意义。总的来看，做这个工作对研究者来说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也可以理清明代史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同时为他人提供最新学术动态。
第二，是概念清理的工作。学术概念的多样一则体现了研究的深化，但同时往往也是研究歧义的表现，明代史学研究相关概念的错杂同样表现了这一点，因此，对于研究者而言准确地使用相关概念首先需要理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最近几年的明代史学研究中，对传统概念的使用不仅表现出了复杂化的倾向，如上文所论“通俗史学”“野史”等，而且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概念，如李圣华在《重估明代学术价值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从竟陵派“学殖浅陋”谈起》一文中提出了“明学”这一概念，并称“应正视明人之学，重估明代学术的价值，确立新的研究思路，使之成为与‘汉学’、‘宋学’、‘清学’并立的一门学问”。面对如此繁纷复杂的明代史学概念，概念清理是使用相关概念的第一步。
第三，是材料发掘的工作。不管是钱茂伟所说的“史源学讨论引入史学史研究”（从史源学的角度研究史学史现在看来已经不算是全新的研究方式了，如进行“史料批判”研究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厘清“史料”相关问题），还是“加强史料的搜集与汇编”，都与材料发掘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史学研究的进步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由史料发掘来推动的，步入21世纪以来，在明代史学研究成果中，对于依靠进一步发掘史料而获得的相关新解，乔治忠、钱茂伟、孙卫国、杨永康等都有相关论述，如钱茂伟的《晚明实录编纂理论的进步—以薛三省〈实录条例〉为中心》一文即是他“在重新阅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明人文集时，从《明神宗实录》副总裁薛三省的《薛文介公文集》中找到了完整的《实录条例》”，依靠该“实录条例”，作者提出了“晚明实录编纂理论的进步”的看法；杨永康在《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一文中通过利用孔尚任所藏之《燕王靖难札付》“证明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确实存在”，对“学界目前尚无定论”的朱棣是否“革除”年号的问题作了肯定回答。这是从旧有材料中发掘出还未使用过的史料进行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讲，对于明代史学研究者而言，做史料发掘工作就应该首先认真梳理旧有史料；从明代史学发展的角度讲，曹姗姗所称的“做好基础性工作”（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明代史学编年考》）也应该是题中之义。另外，从研究史家的角度讲，对史家之生平（学术编年、交游）的全面掌握同样有助于研究的进步，而这也涉及史料发掘工作。
第四，是学科、学术交流。这涉及的是研究方法问题，当下的研究表明，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对于促进学术进步起着重要作用，明代史学研究亦然。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史学发展与政治演变、理学（心学）演变、文学演变之间关系密切，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明代史学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明代政治、理学的发展。以明代文学发展与史学的关系为例：明代前期有成就的史家“宋濂、王祥、方孝孺以文雄”（《明史·文苑列传》）；正德、嘉靖以后，文坛上之前、后七子中有些人在史学上同样具有成就，如王世贞，其文论之复古主张对于他史学之“模拟”（特别是对《史记》）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其中一些人以将其史著收入“别集”，是否也意味着可以将“文史互通”作为理解明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视角？当然，明代史学与其他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对于像这样的问题，需要以跨学科的研究来作出回答。
第五，是理论探索的工作。史料与理论是推动史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对于明代史学发展急需理论探索论者已经提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善明代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整体观”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总之，回顾过去、反思其中的成就与不足，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学术发展，虽然近四十余年明代史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非本文之篇幅能够涵盖，不过通过这样的学术史述评也能大概勾勒出明代史学研究的过去和现状。总的来看，明代史学研究还有很大的推进空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