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未艾的数字化改变了传统文献的生产、存储、研究和使用方式，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传统文献生产体系正向以智能媒介为前提的数字文献生产体系转变。数字文献以结点为单位组织信息，以链接方式表达特定联系，形成非线性网状结构的超文本。较之传统文献，数字化改变了知识形态，不仅更加便于检索、阅读和分析，功能也更为多元。
古籍数字化是东西方学界面临的共同趋势。一些欧美公司专门研发了包括EEBO（早期英文图书在线）、ECCO（18世纪作品在线）等在内的大型电子古籍资料库和各种专题资料库。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采用“收割各国整合后的元数据”的资源采集方式，为数字资源提供内容聚合工具，开发CAＲAＲE系统用于“文化遗产的元数据的映射、丰富、更新等预处理工作”。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出新的书目描述框架“BIBFＲAME”关联数据模型、词表、应用纲要、编码规范等并在Library.Link发布。在国内，上海图书馆也已使用BIBFＲAME书目数据将其家谱数据库、古籍善本等发布为关联数据。国外多所大学设立了数字文献学硕士、博士学位，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目录学会（IIB）”为标志，从原来涵盖的语文学（Philology）、书志学（Bibliography）、古文书学（Diplomatics）或古文字学（Palaeography），向目录学、文献学和情报科学方向发展，产生了现代文献学。1931年，该学会改名为“国际文献学会”，1937年又改为“国际文献工作联合会”，并将Documentation的“以图表符号代表或表达一件事物、一种行为、一个概念和一种印象，其中印刷文献所占比例最大”重新定义为“对人类各活动领域内的各种文献的搜集、分类和传播”。1968年，美国文献学会（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易名“美国情报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此后，Information Science使用渐多，而Documentation一词相对减少。因此，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表示，Information可视为Documentation的一种延伸。
随着古籍数字化、数据化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人文的兴起，更具方法论和本体论意义的“Information Science”已经出现。近年涌现出的“电子文献学”“数字文献学”“数字目录学”“计算人文”“数字人文”等概念，无不体现了大数据技术与传统文献学的暗脉相通。数字文献学研究也超越了原来以个人和实体单位为主的组织方式，更多基于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的交叉研究与系统协作，主要推动力量则来自信息、图书、情报、计算机、统计等专业领域学者。
文献学的数字化转向，首先是对文献本身进行数字化拆解和重构，其次是以数字化手段辅助传统文献学的研究。目前，数字文献学的发展亟需解决技术规范、内容生产、评价标准及协作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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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