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为新兴的历史学研究分支，在美国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我国则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海洋环境史引起学界注意是最近20年的事，是年轻的环境史学科中尤为年轻的研究领域。中国海洋史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过往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海洋相关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对海洋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不够。中国海洋环境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将极大地丰富海洋史的研究主题。但毋庸讳言的是，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仍处于草创阶段，对其定义、理念、方法等问题的认识仍较为混沌，亟待理清。特撰本文进行初步探讨，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现状
在环境史发源地美国，海洋环境史也是在进入21世纪后，由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与杰弗瑞·波斯特（W.Jeffrey Bolster）等人的号召才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我国海洋环境史的兴起稍晚于美国，但发展较快，首先发力的是世界史学者。包茂红最早发出倡议，初步梳理了海洋环境史的核心理念与研究取向，后又进一步探讨了从海洋史到海洋环境史的学理进路与研究设想。包茂红与梅雪芹在参加完第一次世界环境史大会后，分别撰文向国内介绍国外学术动态，都特别强调了海洋环境史的重要性。毛达积极向国内引介国外研究动态，对海洋垃圾问题有较深入研究。陈林博对北美渔业史有较深入的研究，其博士论文集中探讨了美加两国围绕太平洋鲑鱼生产问题的合作与纷争，并先后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张宏宇、颜蕾撰写了海洋环境史的综述性文章，张宏宇还撰文研究了美国捕鲸业的兴衰与美国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范毅亦探讨了海洋伦理并梳理了海洋环境史的发展状况。童雪莲、张莉在评析进入21世纪后美国环境史的进展状况时，也曾专门梳理了海洋环境史的主要成果。
近年来，在中国史领域贡献最为突出的当属李玉尚，他积极开展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其中关于黄海渔业资源变动与海洋生态变迁的成果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美国学者穆盛博对舟山渔场近百年来的渔业生产和海洋环境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政治架构、社会组织、经济生产与生态环境之关联。李智君对海上交通、海洋观念、河流入海口环境变迁、海上生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衷海燕对华南海陆环境变迁史用力颇深，取得若干成果。吴建新考究了环珠江口平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并对海洋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李尹撰写的中国海洋史研究述评文章，米善军撰写的中国环境史研究述评文章，都曾列出海洋环境史条目并大致梳理了主要成果。张丽、任灵兰合作撰写了“十一五”期间中国海洋史研究述评文章，其中“海洋灾害史与环境保护”部分与海洋环境史关系较为密切。为中国海洋史研究开山立派的杨国桢成果丰硕，其研究东海海区历史上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互动关系的专著颇有环境史特色。日本学者历来重视中国海洋史，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中关涉海洋环境史的部分也颇多，较为典型的是上田信撰写的明清部分，其对黄渤海的自然环境特质及对海上航运影响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李庆新主要研究海洋经济史，不少成果与环境史关系密切。曲金良围绕海洋文化开展研究，获得大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地理格局与环境问题也有所关照。张玉洁积极开展环渤海地区渔民口述史研究，探究主观感受下的海洋环境变迁。其他研究海洋史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也或多或少会触及海洋环境史的相关问题，这为海洋环境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海洋环境史研究在环境史中仍是羽翼未丰的雏鸟，要成为搏击长空的雄鹰尚待时日。最早进入中国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在1993年和2005年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汇聚了早期最有影响的环境史成果。前者的中文文集一共收录了24篇文章，除1篇研究泰国和1篇研究日本外，关注中国环境史的22篇中无一以海洋环境为研究对象；后者一共收录了28篇文章，除1篇研究查士丁尼瘟疫外，关注中国环境史的27篇文章中只有1篇涉及海洋问题，即王星光与吴芷菁的《略论中国古代的海溢灾害》，且研究方式偏重于传统的史料梳理和灾害史分析。可见，起步阶段之环境史研究的陆地本位色彩非常浓厚。王玉德、张全明、伊懋可、马立博等人撰写的中国环境史论著同样如此，要么完全忽略海洋，要么海洋所占比重极低。此外，已有的海洋环境史研究也还存在诸多不足：其一，学者大都从既有的研究视角切入，还须真正突破陆地本位研究局限；其二，研究理论、范式、方法方面，还是以对西方既有成果的单向输入为主，反向输出与对外发声较为薄弱；其三，研究的主题比较单一，渔业与鱼类资源的相关研究是绝对的主流。有鉴于此，推动环境史研究的海洋转向，由陆向海，全面深化海洋环境史研究，应是环境史发展的重要趋向。
更不容忽视的是，海洋环境史在海洋史中仍是非常冷门和小众的研究领域。海洋史成果论述的重点一般集中在社会经济、国际贸易、政治军事等领域，人与自然关系仍然很少能跻身于海洋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万明在2014年曾总结出海洋史研究最热门的五大话题，分别是郑和下西洋、海洋政策、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海洋社会经济史、海疆与海权，海洋环境史不在其列。李尹的海洋史述评文章中虽专列了海洋环境史部分，但与海洋史理论、海洋经济史、海洋政治史、海洋文化史、海洋军事史、海洋观念史等部分相比，篇幅最小，也可看出海洋环境史在海洋史中并非热点领域。张丽、任灵兰的综述中，海洋灾害史及环境保护与海洋环境史关系较为密切，但相关内容仍可划入涉海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军事史范畴，而环境史未能登堂入室。所以，在介绍海洋环境史研究现状时，若把过往的海洋史成果列入，亦可营造出海洋环境史研究欣欣向荣的氛围，但这样做无法掩盖海洋环境史研究还非常薄弱的事实。未来研究领域将会有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研究主题将日趋多样化，海洋环境思想、海陆物能交流、人与海洋的交互作用与彼此因应等问题将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海洋环境史的深刻内涵与无穷魅力将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今后环境史学者要打开海洋环境史的研究局面，还应与海洋史领域学者积极对话，打破环境史与海洋史两大领域之间的壁垒，实现两者之间广泛的互联互通。将环境史的新理念带入海洋史研究，用海洋史的丰富历史积淀来厚植海洋环境史的根基，海洋环境史必将能长远发展，结出累累硕果。
二、海洋环境史的界定、旨趣与价值
在讨论环境史的定义时，学界引用率最高的便是唐纳德·沃斯特的“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确实如此，关于环境史的定义问题学者各抒己见，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同样地，要给海洋环境史下一个大家广泛接受的定义，目前来看也绝无可能。
早在2006年，美国学者杰弗瑞·波斯特（W.Jeffrey Bolster）就对海洋环境史进行过界定，他认为海洋环境史是要深入探究历史上人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同海洋生境变化之关联的学科。2012年，葡萄牙学者克里斯蒂娜·布里托(Cristina Brito)也尝试给出了自己的界定，她认为海洋环境史要探究的是长时段内人与海洋自然世界之间的互动与交融历程的环境史分支。张宏宇、颜蕾在译介国外海洋环境史研究状况时也给出了定义，指出：“海洋环境史是结合海洋环境立体性、公共性和全球性的特点，从环境角度探究人类历史上认识海洋、改变海洋的过程，研究人类社会与海洋及沿海地区环境的互动关系，以期人类社会与海洋生态系统和谐共处。”童雪莲、张莉虽未直接为海洋环境史下定义，但指出海洋环境史未来要拓展的几个方面，其实也揭示了其内涵，亦即他们认为海洋环境史就是研究“海洋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活动造成的海洋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引起的回应”，以及“人类社会的海洋知识是如何积累和传承”与“不同的文化是如何感知海洋环境”的环境史分支。
整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博采众长并参以己意，可以对海洋环境史做出如下界定：海洋环境史是环境史的重要分支，其研究以海洋为主要舞台、以陆地为主要跳板、以海陆关系为主要纽带所展开的人与自然交互作用及彼此因应的历史演进历程。虽仍不够严密，但笔者认为，绝大部分的海洋环境史研究都可纳入这一范畴。其关注的核心命题又可分为三个层面，试分述之。
其一，海洋的自然格局如何形塑滨海地区乃至全国社会经济风貌，而人类经济活动又如何改变了海洋的自然格局。其中包括了诸多问题，如风向、洋流、温度（气温与水温）、河口、港湾、岛礁、大陆架、海洋深度、海水咸度、生物群落、矿产资源等自然禀赋。地震、火山爆发、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也应纳入海洋环境史的考量范围之中来。国外海洋环境史因资料的限制，“研究时段多集中于航海时代以来，研究区域也多为沿海地区”，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与之类似，重心也会落在晚近时期，但我国早期的文献记载资料较为完备，更早时期的问题也会得到全面的探讨。研究历史早期的问题时，更多强调海洋环境的自发变化，比如海平面升降这样的沧桑巨变深刻改变了滨海地区远古文明的演进，类似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另外，海上风向对海上航运的影响也值得深入探究，比如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的海上路径即与黄海和东海海域的季风方向有密切关系，学界虽已有所关注，但更深入更系统探讨的空间依旧较大。在近现代海洋环境史研究中，重视自然条件制约的同时，要更多关注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其中较为常见的有海岸线变化、填海造陆、港口建设、海洋污染、生物种群变化等，环境史学者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还很不够。其他学科学者关注已非常多，若能兼收并蓄并加以整合，定能推出大量厚重的成果来。
其二，人类的生产、生活、商贸、军事等活动如何勾连起海陆间的物质、能量交换，海陆物能交换又如何影响人类的上述活动。沟通海陆最重要的物质是水，水循环为陆地带去了滋养万物生灵的水分，造就了河流、湖泊、冰川，而奔流入海的河流也为海洋带去了大量的泥沙、矿物质，改变了海水的成分，滋养了海洋生命，海陆间的互相赠予造就了生机勃勃的生物圈，也为人类文明演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历史早期，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重要物质是食盐和渔业资源，因此煮海熬波与耕海耘波就成了人们与海洋打交道最常见的两种方式。关于盐业史与渔业史的成果已经非常多，这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我国从很早的时候就经由海洋来远距离输送大量物资，海上丝绸之路影响极为深远，跨越重洋的物资交流对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入晚近时期，人类从海洋获取可用物质、能量的能力不断提升，向海洋输出的废物、废能也急剧增多。而且人类活动的触角逐渐延伸向海洋的每个角落，深刻改变了海洋生态环境，人对海洋的干预和扰动能力已经远远超越前代，这是研究近代以来海洋环境史的重要课题。
其三，人类的海洋认知、海洋思想与海洋信仰如何产生，而相关精神活动又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涉海生产生活。海洋相关精神或思想，是在人与海洋世界交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即是海洋生境在人类头脑中的投影，又翻过来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海洋行为。沃斯特曾指出，“概念、道德、法律、神话以及其他意义的各种结构，都成为个人和群体与自然之间的对话的一部分”。美国环境史学界提出的环境史定义，王利华提出的生态认知系统理念，都强调精神与意识层面也极为重要。具体来说，我们要注意到认知体系中自在之海洋与建构之海洋的区别。某处有某物，某方向可至某地，某时有风，某时有雨，如何航行，如何捕捞，如何防灾避险，如何保持健康，是为精神世界中自在之海洋。四海、海内、大九州、十洲、东王公、三神山、麻姑、妈祖等理念，为精神世界中建构之海洋。关于后者，可以将其归入“虚幻环境史”的研究范畴，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前者。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那样，“某种程度上说，真假其实并非压倒一切的标杆，甚至是否存在也无所谓，重要的是人们认为如何，头脑加工后的世界，对人类有深刻的影响……人类建构了世界，又用建构出来的世界建构了其自身。”对于海洋环境史而言，虚幻层面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毫无疑问，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内陆文明，但海洋的影响却很早就渗透到了文化的内核之中，我们的文明也始终带着深深的海洋烙印。
海洋环境史致力于推进环境史研究深入发展，改变传统环境史重陆地轻海洋的倾向，让研究的视角越过海岸线，全方位解读海陆之间的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我们应该积极践行环境史研究的“自然进入历史，历史回归自然”理念，将海洋自然环境因素由历史舞台道具与背景变为主演，改变“见人不见物”的研究弊病，但也绝不走“见物不见人”的极端，为海洋社会与生态变迁提供不同的研究范式与阐释模式。
评述历史上海陆间物质能量的交换问题时，我们将摆脱激进环保主义的立场，避免衰败论、原罪论式的分析模式，我们需要全方位审视人与海洋间纷繁复杂的联系，两者间的相互作用与彼此因应绝非保护与破坏这么简单。有学者即曾指出，“多数环境史著作呈现出典型的衰败论论调：追忆美好的过去，经历惨痛的现实，面对昏暗的未来”，“衰败论还会让研究者画地为牢，仰望井口大小的天空自怨自艾”，“因缺乏全局性的、多维度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片面化、孤立化的衰败性判断，恐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自传统环境史中衍生出来的海洋环境史，也需要格外警惕此种结论先行的悲观论调，把海洋环境史生生做成无趣、晦暗的海洋环境破坏史。只要跳出保护与破坏的执念，便会发现有更多精彩的故事需要我们去讲述，有更多深奥的道理需要我们去剖析。要努力走出认识误区，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地分析史实。学界同仁应携手不断拓展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领域，构建精当的理论体系，开展独特的实证研究，做出具有中国气派、符合中国实际、拥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环境史研究。
作为新兴史学分支，我国环境史发展至今还不足30年，仍处于上升期。环境史在全国不同省市和不同高校间的发展还很不均衡，多数省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史学结构中，环境史还比较薄弱。在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不少学者对环境史并不完全认同，他们对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颇多疑虑。环境史的安身立命之本何在与环境史能否在史学中站稳脚跟这样的问题也一直在叩问着环境史学者。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环境史的认同度逐渐提高，环境史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学术热点和学术增长点。当下，国家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少省市也在大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历史学科显然也需要对标生态文明，积极培育新动能、改造旧动能，开拓新领域，做强旧领域。在历史研究中，加大对环境史的关照力度，是可取的思路之一。我国有着辽阔海域，人与大海之间交互作用的历史悠久，有大量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海洋环境史是环境史中尚不成熟的研究领域，研究基础也相对薄弱。大力推动海洋环境史研究，凸显了环境史研究注重自然环境作用的特色，也可以为环境史研究创造后来居上的契机。我们长远努力的方向是打造一流的海洋环境史研究团队，把更多的中国声音传递给国际学界。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国家战略，“建设美丽中国”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我国有着辽阔海疆，沿海地区转型又较早，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摆在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要课题。历史上，人与大海如何和谐共生？沿海地区如何向海而生、因海而兴？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人海交互作用过程中，海陆物能交流过程中有哪些可取的经验，又有哪些惨痛的教训？相关历史演进的脉络，亟需认真梳理剖析，为今时今日的经略海洋提供有益的资鉴。十八大以来，国家积极谋划经略海洋战略，努力建设海洋强国。沿海地区也不断加大海洋研究力度，努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水清、滩净、岸绿、湾美、岛丽”的美丽海洋。政府也在积极发掘海洋文化底蕴，振兴海洋文化，打造海洋文化品牌，推动海洋文化旅游，壮大海洋文化产业。环境史研究应该积极对接政府发展战略，服务地方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另外，海洋环境史研究也应该眼光向下，转变思路，让历史走向大众，让大众贴近历史，走出一条大众史学的新路，讲述让大众耳目一新、喜闻乐见的海洋故事。
三、海洋环境史的理念、取向与方法
类比杨国桢关于海洋史研究理念的说法，笔者认为，将历史叙述的重心从陆地转向海洋，同样有助于重新“发现”中国环境史。海洋环境史以海洋为中心，海洋活动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是海洋环境史当之无愧的主角。要做的是海洋本位主义的海洋环境史，而非陆地本位主义的涉海环境史。海洋环境史自成体系，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海洋环境史绝不仅仅是陆地环境史的边角料和附庸品，也不仅仅是陆地环境史的简单扩展与推演。
海洋环境史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历史，而非离开人独立存在的纯粹自然之海洋史。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海洋的重要性，都无法否定人类社会的根脉始终在陆地这一事实。陆地环境史的简单涉海延展不足以构成海洋环境史，但海洋环境史却必然广泛涉陆，完全抛开陆地，纯粹的海洋原教旨主义的海洋环境史亦只是空中楼阁。海洋环境史，必然是以海为本、立足海洋、面向陆地、海陆勾连的环境史。
探究海陆间的关联互动及社会生态变迁是海洋环境史最重要的诉求，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便是海陆之间以及以海洋为媒介的陆地之间的物质、能量如何交换、循环、流动，同时思考海洋关联的人与自然关系经由这些交换、循环、流动如何全方位渗透到了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吴建新强调“注意以人为中心，注意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要“注意自然生产力与人创造的生产力二者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毫无疑问，海洋环境史与环境史、海洋史关系都极为密切，研究领域与两者都有较多的交叉与重叠。两者的丰厚历史积淀都为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海洋环境史的研究理路却并非直接取自两者，而是经过了全新的演绎与迭代。传统陆地环境史的根基深厚，环境史学者们仍更多地在陆地环境史领域内耕耘，不管是理论研判还是实证分析，都少有涉及海洋问题者。为海洋环境史呼吁者还不多，杨国桢曾指出：“从当前而言，人类若是忽视海洋生态、环境，以牺牲海洋为代价谋求发展，污染海洋环境、肆意填海造陆、过度海洋捕捞等行为都会造成海洋空间的退缩。”但需注意到，海洋史学者的主要关注焦点也仍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今后，还应努力推动学界摆脱路径依赖和领域惯性，促进环境史实现海洋转向的同时，也促进海洋史实现环境转向。
海洋环境史关注的时间范围上溯远古，下迄晚近。空间界定以近海地区为主，但不拘泥于这一界定，还会涉及内陆腹地与遥远的异域。海洋环境史致力于全方位呈现近海海域自古至今的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面貌，可以采取微观、中观、宏观等不同的观察维度，探究局部、全国乃至全球海洋问题。但早期发展过程中，还是应鼓励多做区域性的微观海洋环境史研究，不断提高研究的分辨率，先把不同区域的拼图板块一片片描绘出来，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全国海洋环境史乃至全球海洋环境史才会更加瑰丽动人。
区域研究中，空间上的不平衡现象较为明显。李尹指出，海疆开发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明显的“重南轻北”倾向，其实海洋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未来海洋环境史若能在北方海域上多用些心力，或许更容易突破海洋史的窠臼，打开全新的局面。当然南方海域也依旧值得环境史学者深度耕耘。在学术思想方面，应努力彰显区域海洋环境史的重要学术价值。海洋生态系统是整个人类生态系统的基础组成部分，但不同的海域却构成了中国海洋的基石。不探究区域海洋环境史，就不能理解中国海洋环境史学术观点，我们应该强调历史选择了滨海区域，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选择了滨海区域。滨海区域之所以成为滨海区域，社会条件固然重要，而独特的生态特质同样重要。更进一步来看，独特的社会条件，恰恰也是植根在独特的生态条件基础之上的。
无论研究尺度有多大，每一项具体的海洋环境史研究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注区域内经济社会与海陆自然环境的基本状况，为研究框定时空背景；其二，梳理历史上的涉海社会生产与生计活动变化脉络，分析其与环境之关联，探究社会、生态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三，着力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海洋动力因素，勾勒相关区域“向海而生，因海而兴”的生态环境背景，对历史演进脉络进行全新解读；其四，围绕城市扩展、海岸线变迁与海湾进退来分析特定区域的社会与生态变迁，探究滨海城市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其五，思考历史上城市污水排放与垃圾处理对海洋生境的影响进程，探究城海共生体系建构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理路；其六，探究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多层次问题，思考文化传承与生态建设之道，探寻理性发展之路；其七，透视当代海洋面临的生态问题，从环境史的角度看海洋产业发展成败得失，反思滨海区域面临的环境困局，规划海洋生态绿色发展方略。
海洋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目标是勾勒近海区域的社会与生态变迁脉络，梳理两者的交互作用与彼此因应关系，力图对海港兴废、城市盛衰、远洋运输的经济与生态效应等重大历史问题的面相与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有全新的体认，构建全新的话语体系与阐释模式，同时深入考察当代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环境问题，思考如何构建环境友好型的新海洋。
海洋环境史主要的方法问题有三个方面。
其一，加大史料搜集力度。因为开展的是较少留下物质痕迹与文字记载的海洋相关研究，必然面临材料不足的问题，直接的文献资料既少又分散，需下大工夫搜寻。除搜集与梳理传统文献资料之外，还要大力利用碑刻、出土文物等资料。在传统的文本解读之外，透过数理统计分析提高史料利用效率，还要重视田野调查和口述史资料的运用。
除此之外，还要转换思维，活用其他史料。笔者曾撰文探讨过相关问题，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以彼证此，即用他处的材料说明此处的相关问题，比如研究黄海航道问题，可以适度利用上海、宁波乃至日本、朝鲜的资料；二是以后证前，即用后来的材料说明此前的问题，研究古代海洋相关问题，现代的海事测量、气象观测资料也可适度运用；三是以大证小，即用全局性的材料说明较小区域的问题，比如整个东北亚的季风与洋流资料也可用来剖析黄渤海地区的相关问题。当然，相关材料运用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运用的合理性问题也应视具体情境来审查。
其二，涉及的问题非常多，包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生态系统的诸多影响因子需理清头绪，统筹安排。有学者指出：“环境史所关涉的问题空前庞杂——众多自然因素之间的关系原已错综复杂，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纠葛与交织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就需要学者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高超的谋篇布局能力和敏锐的问题解构能力。可以化整为零，化繁为简，从单个具体的问题做起。同时，我们还要以小见大，采用发散式思维，如果开展的是区域海洋环境史，一定不是就区域论区域，而是以区域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将由点及线，由线成面，由区域生发开来，探究更广范围内海洋社会与生态变迁的整体面相。
其三，开展跨学科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学、生态学、农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方法。正如很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环境史学者需要庞杂的知识储备和复杂的头脑。所以，要有所为，广泛涉猎各个学科的知识，努力吸收更为丰富的营养。有学者很形象地指出：“在一份由环境史学者整理的论著目录索引中，论著的作者远不止是环境史家，他们很可能是历史地理学家、农史学家、物史家、人类学家、地质史家、考古学家、社会史家……”同时，也要有所不为，“对于一个环境史学者来说，要掌握所有庞杂的知识，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根据个人研究路径来自觉地选择不同的方法，这些研究路径可以是水利史、农林史、气候史、历史地理等等”。要根据实际研究的主题而有所偏重，按需而取，不必照单全收，更不必读完、读遍、读透。
另外，我们无必要也无可能精通所有的知识，一个历史学者不可能同时又是生态学家、农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相关的理论、方法、数据、结论能够为我所用，能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行了。最后，还需要将相关的学科知识彻底历史化，我们毕竟从事的是历史研究，而非其他学科的研究。研究古代海洋史，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古地质学、古生物学、古气象学等的知识，但要矫正相关领域缺少人类关联和人文关怀的弊端；研究现代海洋环境史，又不得不利用海洋生物与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球物理等学科的知识，但还要规避相关领域缺少时间序列上纵深考量的不足。
综上，本文对中国海洋环境史的研究现状、界定、价值、理念、取向、方法等问题做了初步探讨。海洋环境史研究刚刚起步，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希望学界共同努力，不断夯实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更细致、更深入地理解海洋生态系统运行的特质，在不远的将来能推出更全面更成熟的海洋环境史专著，形成有中国气派成熟的海洋环境史。
（作者赵九洲，系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