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美国历史协会发布了《拓宽历史学术成果定义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在《指引》的前言中，作者们引用了史密斯学会在1846年阐述的使命——“增加和传播知识”。《指引》提出要把历史知识的传播环节也正式承认为学术成果，并同历史知识的生产环节一道，作为历史学者职业晋升的参考。它旨在鼓励历史学者，尤其是那些处于职业发展早期和中期且还没拿到终身教授职位的学者，投入创作面向公众或政策导向方面的作品，来扩大历史学科的公共影响力，以确保学科的地位并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这个报告会产生怎样的实际效应，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本文结合这一报告，并立足美国背景，思考历史知识传播在当下的境况。
一、 被冷落的历史学家
在许多知识领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大概区分出学术（scholarly）作品和通俗（popular）作品，前者指的是为业内专业人士创作的作品，后者指的是为公众创作的作品。历史学学术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它们遵循了历史学学科的学术研究规范，如果是文章的话则要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而历史通俗作品则可以不受这些约束，它们不仅可以运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各种文体，文字、音频、电影和游戏等各种媒介，还可以具有虚构性质。不过，人文学科领域的许多书籍兼具学术和通俗的性质。
在今天，一个人必须创作过历史学学术作品，才有可能被人们承认为历史学家。如果一个人只创作过历史类通俗作品，那么这个人一般会被宽泛地承认为作家或内容创作者，而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学者与作家之间会相互交流，对彼此造成影响。比如英国作家沃尔特 · 司各特的一些历史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启发了兰克的历史学研究范式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当代的历史类作家或内容创作者为了确保自己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的历史准确性，也会参考历史学家的作品。
有时候，历史学家与作家之间的交流伴随着冲突，“1619项目”便是一例。2019年，美国记者尼科尔 · 汉纳—琼斯（Nikole Sheri Hannah-Jones）发起了这一长期新闻项目，试图“通过把奴隶制的后果和美国黑人的贡献置于我们国家叙事的中心来重塑国家的历史”，琼斯的开篇文章也获得了普利策奖。这一项目在发布后很快招致了一些历史学家的批评，其中五位历史学家给《纽约时报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联名信，指出了这一项目所包含的“事实错误”，未公开透明地咨询历史学者的意见，并且试图以意识形态取代历史理解。编辑部也作了公开回应，基本上拒绝了这些指控，但也承认没有就此项目跟历史学者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根据历史学家莱斯利· M. 哈里斯的说法，《纽约时报杂志》编辑部曾经请他帮忙核实一些陈述，尽管她已经提出了反对意见，但“错误的陈述”还是刊出了，尤其是这个观点：爱国者参加美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北美的奴隶制。这一项目不仅在美国社会和政界，而且也在历史学家群体中引起了一连串争议。2022年，时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詹姆斯 · H —斯威特在学会内部刊物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隐晦地批评了“1619项目”的“当下主义历史观”，但遭到一些学者的愤怒抨击并要求他辞职。他后来的确离职了。2022年12月，《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了一组关于“1619项目”的论坛文章（主要评论该项目出版的新书《1619项目：一个新的美国起源故事》），许多历史学家赞扬它作为公众历史的意义并表达了支持，但同时也指出了历史准确性方面的明显问题。这意味着许多历史学家也认可，如果一个公众历史项目有一些进步的政治意义，那么是可以在历史准确性上做出让步的。《纽约时报杂志》对这组论坛文章的回应中也提到，“1619项目”是一个新闻作品，是“利用历史来帮助解释影响当代美国社会的持续的种族不平等现象的方式”。从这组论坛文章来看，历史学界似乎与传媒界达成了和解，其路径为后者承认“1619项目”并不是一个追求历史理解的作品，而是一个利用历史的新闻作品。
然而，“1619项目”作为一个热门的公共历史项目，历史学家，甚至包括他们中间的公众历史学家，都只是在该项目中扮演了毫不起眼的角色。2023年1月，历史学家丹尼尔 · 贝斯纳在《纽约时报》发文，认为围绕“1619项目”的争议正显示着，美国人虽然热烈地争论着历史，历史学专业却正在凋零。“历史热”并不代表人们对理解历史本身感兴趣，而历史学家的职责恰恰在于提供专业的历史理解。这一现象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是《指引》所暗示的历史学界的固步自封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政治极化、种族问题、政治正确、觉醒（woke）运动、“文化战争”、反智主义等社会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指引》是一个试图做出改变的尝试。
二、 普通读者的常感
读者是相当重要的群体，应当在历史理论的思考中占据一席之地。按照通行的区分，读者可大致分为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就历史领域来说，专业读者在历史学学术研究的语境中阅读历史作品，并且往往会主动寻找阅读材料，尤其是学术作品。许多专业读者本身就是历史学家。普通读者则较为随意地从自身个体感受出发来阅读历史作品，阅读往往具有随机性，而且可能不会涉及纯粹的学术作品。
许多领域的受众都是由一小部分专业受众和大部分普通受众组成。《指引》主要意在提醒专业史家在普通读者群中开拓空间，其方式不是劝说更多人去阅读学术作品，而是创作更加通俗的作品去接触普通读者。在文学批评领域，普通读者（common readers）这一形象已经得到充分重视，有一股要求尊重普通读者的常感（common sense）并反对文学批评过于理论化的潮流。正如弗吉尼亚 · 伍尔夫所说，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感来决定。司法领域的陪审制度也是如此，未受专业法学教育的普通公民的常感在一些刑事案件的判决中占有重要地位。成就苹果公司的，不是科技媒体评论员和专业用户的吹毛求疵，而是广大的普通用户的常感。
在历史领域，大多数普通读者的阅读欲是相对朴素的，他们只是想知道一段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叙事）以及作者本人对它们的见解（分析），并不怎么关心学者们就历史展开的“对话”，也不需要了解太多历史细节。当他们在书店里随意拿起一本历史学者写的学术书籍，发现里面无关紧要的参考文献占据了大量篇幅，而且还没有几张图片，便可能感到扫兴，很快就会把那本书放回书架。
相比专业读者，普通读者虽然减少了智识回应的维度，但是却增加了情绪回应的维度。历史作品所激发出的读者的情绪体验，诚然直接来自叙事，但归根结底来自其背后历史事件对读者的刺激。
情绪回应是普通读者常感的体现。《指引》的定位是要传播历史知识，但并未触及普通读者的情绪回应这一问题。情绪回应与知识获取的关系，在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领域已经有很多讨论，在这里我们无法具体展开。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惊讶是一种有利于学习的情绪（这表明亚里士多德的预感是有道理的）。而惊讶的确是普通读者在阅读历史时很常见的情绪。但是，恐惧和愤怒之类的情绪可能会妨碍历史理解。军事史家约翰 · 基根在叙述了索姆河战役第一天英军走向自我毁灭的攻击的大致经过后，作出了一番精彩评论：
对索姆河战役的描述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的情绪与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描述大致相同——罪恶的迷恋、难以置信、惊恐、厌恶、怜悯和愤怒——而且不仅仅来自和平和温柔的人。不仅来自军事史家，当他叙述这种或那种勇敢努力的失败时，他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昏昏欲睡，他的打字机键在纸上疲惫地敲打着，推动纸张的线条，就像基钦纳营未能攻下目标的波浪，越来越慢地走向页脚；而且也来自职业军人。愤怒是索姆河战役的故事在专业人员中最常引起的反应。指挥官们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让攻击继续下去？他们为什么不阻止一个营跟在另一个营的后面与之共赴死亡？
基根在这段文字中不仅列举了普通读者和职业军人的情绪反应，而且还表露了自己的情绪。职业军人是专业的军事读者，但不是专业的历史读者，所以也是普通读者。当人们听说了一起无意义的大规模死亡时，愤怒之情的产生便是常感发挥作用的表现，而军人的差别则是把这种愤怒迅速体现在质问一些军事专业问题上，同时他们的愤怒也体现了他们对当时历史情况的理解并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愤怒也会让他们产生理解的兴趣。当读者们了解在当时的战场状况和技术条件下，英军指挥官们其实也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时，愤怒的情绪就应当缓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基根表露自己作为历史学家在叙述这一悲剧时的疲惫，或许也体现了历史学家在处理自己所研究的话题时常感的不在场。
无论如何，读者的情绪回应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肯定会对知识获取造成影响。用一种如实直书的客观笔调叙述奥斯维辛，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残忍和轻浮的。一方面，情绪回应具有独立的人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应当思考如何调和历史理解与情绪回应，并使情绪回应导向历史理解。
三、 各种媒介的特性与局限
从“1619项目”这个例子来看，批评这一项目的历史学者们处于不利位置，因为发起这一项目的主体——新闻媒体——恰好直接面对着读者，而且很多时候是由它们把专家意见传达给公众。众所周知，《纽约时报杂志》是一家倾向于自由派的媒体，虽然历史学家可以在倾向于保守派的媒体（如《福克斯新闻》）上发言，从而使整体局面接近某种“平衡”，但这样做的话，在美国当前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很容易让自己卷入党派政治纷争，于是就让事情变成了一个当代政治和文化问题，而非单纯的历史知识传播问题。当然，历史学家卷入政治论争，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必然命运。新闻媒体的特点在于，它的兴趣主要是在当下生活上，而不是历史理解上。尽管新闻媒体和历史学界都认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当下，但“1619项目”的方向是用当下的时代精神来解释过去，而历史学家的方向则更多是思考当下生活的历史源头。所以，历史知识传播不能依赖新闻媒体。
关于各种媒介与知识传播或学习的关系，主要是传播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问题，而且相关研究非常丰富。比如，有研究者发现以信息和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为基础的教学设计——这种技术旨在综合运用各种数字技术来呈现历史——可以让大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一段地方历史。当人们思考如何在广泛的公众中促进历史知识的传播时，完全可以参考在中小学和大学的教学活动中已经展开多年的多媒体教学经验。
《指引》列举的新的学术成果形式有教科书、官方历史、参考书、报刊评论文章、博客文章、杂志文章、博物馆展览、公共讲座、国会证词、口述历史项目、专家鉴定证词、媒体亮相、播客和历史游戏等。这些形式中，有些是文类（literary genre），有些是媒介（media），所有文类都不能摆脱文字这一媒介。当然，他们自称不打算提供一个完整清单，而是接受各种层出不穷的新形式。这些已经提及的形式中，只有历史游戏较有新意，其他都是老一套的东西。令人不解的是，它没有提到已经比较成熟的影视。
各种媒介，以及文字媒介中的各种文类，都有自己擅长传播的信息。比如，当人们想了解索姆河战役的经过时，文字描述可能会让人感到头晕脑胀，作者提供的几份有限的地图也只能稍微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一问题。然而，只要在YouTube上找到一个制作精良且准确的视频，人们一般就能很轻松地把握战役的经过。另外，如果要了解战役中的个人心灵体验，可以阅读口述史资料或个人回忆录，甚至参战的作家创作的诗歌或小说。如果想要对这场战役有某种临场体验，可以访问所在地的旧址和博物馆。而如果想要了解战役的运转逻辑，可以玩一款历史游戏。至于想要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环境视觉体验和人物的动作与表现，则可以观看一部效果精良的表现堑壕战的电影。总之，学术作品这一文类，以及进一步说，文字这一媒介，只适合从一些方面传播关于历史事件的信息。同时，文字阅读量的下降和新兴媒介浏览量的上升是一个全球趋势。
不过，如果要了解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论，或者说各种思想性主题，文字依然是最好的媒介。从总体上说，文字是全面了解任何一个主题的首要媒介，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各种百科全书（如Wikipedia）依然是文字形式的原因。历史学家的优势在于利用文字这种媒介，认清它的局限是很重要的，不过也应当持续挖掘它的潜力和发挥它的优势。
现在，生成性人工智能非常热门，人们可以想见它会成为一个获取知识的主要媒介。目前，它仍主要以文字为载体。而这一媒介的特点在于，它产生的内容并不是由人来直接创作的，而是机器基于一些既有文献来综合并生成回答，同时需要读者主动提出问题。对这一新技术的乐观者和悲观者皆有，但我们还不清楚它对人们的学习和知识获取究竟会造成什么影响，这还需等待相关的对照组实证研究。笔者就索姆河战役向ChatGPT提出一连串追问后，它提供的回答的确能让我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可以就相关主题持续地跟它进行对话。这样，知识传播就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具有了互动的性质。总之，生成性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帮助历史学家创作通俗作品，另一方面，就像以前那些不那么智能的交互式工具（比如传统搜索引擎），它对读者的提问能力，或者宽泛地说使用工具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结 语
由于《指引》只是一个未提供执行细节的政策性文件，而非一部学术作品，我们很难对它作学术性评论。我们可以把《指引》看成是美国历史学界试图将自己从被冷落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一个号召，但它不仅要挑战学界和大学体制内部的惯例，还要面对当前不利的社会环境。从宏观上来看，把知识传播和知识生产一道确立为学术成果，对整个当代学术界都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性举措。而这里显然也产生了很多技术问题，比如应当怎么对待一位成果清单里全都是知识传播类作品的终身教职申请者。
限于篇幅，本文简要讨论了《指引》涉及的当下历史知识传播中的一些核心议题，包括历史学家与历史类作家或内容创作者的关系，普通读者的常感，以及传统学术作品及文字媒介的局限。作者、读者和媒介构成了知识传播中的三个要素。如果历史学家能够在与历史类作家或内容创作者的分工中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能够在与专业读者的对比中更好地认识到普通读者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他们的阅读特性，能够在与其他文类和新兴媒介的比较中更好地认识到文字媒介的特性与局限，那么他们就能更好地让自己适应与更广大的公众进行接触的任务。
（作者冷金乘，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