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哲宗元祐时期，一批肩负政治文化使命的官僚士大夫聚集于宣仁高太后周围，反变法成为他们共同的政治主张，恢复与传承仁宗时期的学术理念成为他们的共有目标，以实用性著述和自身喜好服务现实成为其辅政的重要手段。在这批官僚士大夫中，学术领袖司马光、苏轼兄弟、程颐与具有学术专长者苏颂等成为当时政治文化活动的主角，他们的主张、理念与追求直接影响当时的史学发展和史学风气。在特殊政风、学风与治史者自身喜好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元祐时期的史学风气与北宋后期其他时段表现出明显差异。然而，长期以来，学界仅对诸如《神宗实录》编修等专题多有探讨。该类专题性探讨虽已比较深入，但毕竟仅限于史学本身的部分论题，并未涉及该时期学风演变及学术兴趣广泛的治史者所带来的史风变化，更难凸显元祐史风在整个北宋后期的独特地位。本文拟结合当时政风、学风与治史者自身喜好等诸多因素，对该时期史学风气的突出表现、重要特点、主要成因及影响加以整体性探究。
一、元祐时期史学风气的突出表现
独特的史学风气往往体现着特定时代的政治、学术甚至社会文化风貌，它是现实政治、学术理念及该时段学者兴趣爱好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该时期政治文化突出表现及其效应看，元祐时期官私方均极为重视记录、撰述变革史，凸显各自政治立场与观点，是史学政治化的典型表现。
哲宗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宣仁高太后上台执政后，在“以母改子”的名义下，不仅当时朝廷全面否定熙丰变法及其成果，还将该政治决策与理念逐步贯彻到正在编撰的《神宗实录》中。据晁公武记述：“皇朝元祐元年，诏修《神宗实录》，邓温伯、陆佃修撰，林希、曾肇检讨，蔡确提举。确罢，司马光代。光薨，吕公著代。公著薨，大防代。六年奏御。赵彦若、范祖禹、黄庭坚后亦与编修，书成赏劳，皆迁官一等。”由晁氏记述可知，在哲宗即位初期政局急剧翻转之时，作为修史引领者的提举官由变法派代表蔡确迅速转到反变法派代表司马光等人手中。相应地，参编者及修史的政治导向亦发生了转变。此外，元祐七年（1092年）七月，朝廷下诏由范祖禹和赵彦若编修《神宗正史》，吕大防提举。可见，国史编修仍由前实录官担任。
以元祐本《神宗实录》编修特色而言，王明清指出：“元祐初修《神宗实录》，秉笔者极天下之文人，如黄、秦、晁、张是也，故词采粲然，高出前代。”该论述表明，多位苏门弟子参与该次《实录》编修，他们为叙事增添了文采。又因该次《实录》编修始于反变法与变法激烈冲突之时，因此参编人员构成颇为复杂，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主观认识直接主导着修史时的具体做法与态度。对此，张邦基指出：“崇宁初，既立党籍，臣僚论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挟其私忿，济以邪说；力引儇浮，与其厚善，布列史职，毁诋先烈。或凿空造语以厚诬，若范祖禹、黄庭坚、张耒、秦观是也。或隐没盛德而不录，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陆佃是也。皆再谪降，时旧史已尽改矣。”依照张氏所言，司马光弟子范祖禹与苏门弟子在修史时对神宗朝历史采取贬诋甚至污蔑的态度，而王安石弟子陆佃与变法派成员曾布之弟曾肇则采取模糊表述或者隐没不书的做法。正因以上史官从各自立场出发修史，由此有所谓谤史与佞史之辨。据史载：“（陆佃）迁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辨，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可见史官围绕如何记述与评判王安石及神宗朝史事发生过激烈争辩与斗争。又据史载：“绍圣初，（黄庭坚）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实录》多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摘千余条示之，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吏考阅，悉有据依，所余才三十二事。庭坚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从上述所举“治河”事可知，黄庭坚在编修神宗朝变法史事时的确带有鲜明的主观评论。绍圣当政者正是针对元祐史官该类评述，有目的地加以考问与追责。总之，元祐本《神宗实录》在编修时就产生了激烈斗争。在此后哲宗和徽宗“继志述事”时，它再次处于被审查的境地。
与此同时，伴随元祐时期反变法派与变法派、反变法派内部斗争日益尖锐，以及官僚政治生态险恶化，出于维护自身政治权益等目的，由宰执执笔、主要记录当朝君臣议政活动与宰执辅政举措的时政记内容日趋简略化、程式化，而极力表明自身政治作为的宰辅朝政笔记撰写则日趋细密化、普遍化。虽然在变革与党争激烈刺激下，宰辅私自撰写笔记并非始于元祐时期，如神宗时王安石就撰有《日录》，但宰辅普遍撰写该类笔记在元祐时极为突出。对此，周煇指出：“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今由目录书著录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著述征引可知：元祐时期重要宰辅笔记有刘挚的《日记》和《行年记》、王岩叟的《日录》和《系年录》、吕公著的《掌记》，以及吕大防的《政目》等。这些由宰辅私下记述的朝廷政事，在叙述朝政举措等重要史事的同时，更渗透着记述者对当时诸多朝政斗争的认识与态度，它们是了解当时朝廷重要政事与执政者政治作为的原始素材。除宰执亲自撰写笔记外，他们的一些弟子门生也撰有宰执语录和家传等，如韩忠彦的《韩魏公家传》记其父韩琦平生行事，韩琦门人王岩叟的《魏国忠献公别录》记述韩琦言论。此类私著往往从晚辈或者受教视角记录甚至褒扬宰执的非凡经历与典型事迹，所记内容虽不可全信，但多属记述者所见所闻，仍有助于了解宰执们的政治作为。
在官方修史活动中，据蔡崇榜探究可知：宋修实录以日历为根柢，同时参取前代史官日常积累的记注材料及宗正寺所修玉牒诸书；修撰臣僚可以随时调阅各级官署档案文书及奏请征集臣民私家记录。可见官方编修实录时，参取私家记录不可或缺，但仅属辅助性质。然而，在元祐修史时，多取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某家私著以助修实录甚至国史的现象则显得极为特殊，并且该举措还引发了诸多争议与不良后果。据徐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马光记事，至绍圣之际，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目）［日］录》，各为之说，正史所以久不成书者，良由史官好恶异同也。”王明清也记述：“绍圣初，邓圣求、蔡元长上章，指以为谤史（元祐本《神宗实录》），乞行重修。盖旧文多取司马文正公《涑水纪闻》，如韩、富、欧阳诸公传……至新史，于是《裕陵实录》皆以朱笔抹之，且究问前日史臣，悉行迁斥，尽取王荆公《日录》无遗，以删修焉，号‘朱墨本’。”按照徐、王二者所言，元祐史官编修神宗国史、实录时，曾多选取司马光《涑水记闻》等，尤其是其中的反变法重要人物事迹等。正因其取材具有明显偏向，以至于被蔡京等称为“谤史”。
由以上官方修史时史官构成及政治倾向、史书取材与记事偏重等可知，元祐所修神宗朝国史、实录充分体现着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此明显属于史学配合现实政治之作。同时，在重大变革与激烈党争刺激下，与元祐时期朝政斗争紧密相联的宰辅等私家记录极为丰富多样，它们既是私家自觉撰述行为的体现，更是时局变换促动下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私著还成为官史编修的重要史源。
其次，从学术传承及其目的看，承袭仁宗时学风、逆神宗时所为、讲求《春秋》学、推崇汉唐史，成为该时期学术风气继承与转变的突出亮点。
早在仁宗时，由孙复、刘敞和孙觉等发起的《春秋》学大盛，同时，朝廷内外纷纷“取鉴汉唐”。到元祐时，朝廷一改神宗时《春秋》不立学官的做法，而是承袭仁宗时学风，继续崇奉《春秋》学。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朝廷增加《春秋》一经，用于科举取士。同年九月，刘绚任太学博士，朝廷敕言：“《春秋》之废，于今二十年矣。讲者不以为师，而学者不以为弟子……尔能讲诵其说，遭弃而不废，盖将有见于此。”元祐当政者大加褒扬逆境中能承袭仁宗时学风的刘绚，其学术引导之意非常明显。朱长文撰有《春秋通志》20卷，他在该书《序》中写道：“熙宁中，王荆公秉政，以《诗》、《书》、《易》、《礼》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盖病三家之说纷纠而难辨也，由是学者皆不复治此经，独余于忧患颠沛之间，犹志于是。会元祐初，诏复立于学宫，而余被命掌教吴门，于是首讲大经，以授学者……绍圣初，被召为太学博士，复讲此经……异日立朝端，断国论，立宪章，施政教，可推其本旨而达于行事，岂小补哉！”可见，朱氏同样在逆境中坚持研读、宣讲乃至撰述该类著述，并对《春秋》蕴含的学术与政治功用极为重视，相信会有补于世。其他有意改编、考辨《春秋》经传的著述仍有不少。如王当著《春秋列国名臣传》50卷，“人竞传之”。据陈振孙记述：“所传诸臣皆本《左氏》，有见于他书者，则附其末，系之以赞。诸赞论议纯正，文辞简古，于经传亦多所发明。”可见这部传记类史著因叙事简古，议论纯正，时人竞相传布。晁补之撰有《左氏杂论》1卷，指摘《左传》之失凡46条。以上阐释、改编和考辨《春秋》经传类著述的涌现，是元祐时朝廷内外承袭仁宗时学风与逆神宗时作为的突出体现。
与此同时，参阅、编撰、征引和传布汉唐史成为当时朝廷内外不少官僚士大夫的喜好，这一喜好既有承袭仁宗时学术风气的因素，也与诸多官僚士大夫自身爱好密切相关。它不仅体现在辅政议政乃至朝廷选才定策等朝政活动中，还时常贯穿于官僚士大夫学术文化交流中。其中，经筵作为读经讲史与议论时政的重要平台，元祐时侍读官在选取所读史事时，汉唐史事成为重要素材。元祐二年（1087年）十一月，吏部尚书兼侍读苏颂言：“国朝典章大抵袭唐旧，史官所记，善恶咸备。乞诏史官、学士采《新唐史》中臣主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可见，苏氏以制度沿袭为立论依据，建议朝廷选取唐代史事作为帝王未赴经筵时的观览内容，以增进君主为学治政本领。朝廷遂下诏“侍读官遇不开讲日，论具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二条进入，仍旬一录申三省”。到元祐五年（1090年）讲读官许进《唐实录》和《史记》故事。
同样，在朝廷选才定策等朝政事务中，一些官员喜好征引史实以表明或者印证自身观点与立场，但该做法有时会招致非议与责难。以苏轼所经受的两次试馆职策题事件而言，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左司谏朱光庭就苏轼所撰试馆职策题上奏指出：“今来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媮刻为议论，独称汉文、宣帝之全美，以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焉。”随后，傅尧俞和王岩叟亦认为：“汉、唐以来，多少策题，无有将祖宗与前代帝王比量长短者。”面对以上质疑与争议，苏轼在《辩试馆职策问劄子二首》中指出：“后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观望希合之心，则虽文帝、宣帝足以无弊也……其所谓‘媮’与‘刻’者，专谓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识朝廷所以师法先帝之本意，或至于此也。”到次年正月，朝廷下诏表明苏轼所撰策题“本无讥讽祖宗之意”，并令苏轼、傅尧俞、王岩叟和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可见，该次争议终以朝廷诏令方式得以平息。但到同年冬，苏轼又因所撰学士院试馆职策题涉及王莽和曹操等篡国难易，先后遭到杨康国、赵挺之和王觌等弹劾。以上策题事件虽因弹劾者怀有特定政治目的而对策题做了异样解读，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苏轼的确喜好以史论政、借古喻今，尤其偏好以汉史论政。
在官僚士大夫平日学术文化交流中，学术领袖的指导性意见往往也具有巨大引导力。苏轼在《与侄孙元老四首》中指出：“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在此苏氏立足于个人喜好与阅读体验，引导家族成员注重选读汉唐重要文献。黄庭坚也声称：“每相聚，辄读数页《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黄氏以极其生动形象的比喻，表明共同爱好者阅读《汉书》时的完美体验。程颐曾言：“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此属理学家程氏对读史明理问题的例证性解读。无论是苏轼对家族学人的要求，还是苏门弟子与兴趣爱好者的读史体验，以及理学家程颐独特读史观，均表明他们颇为看重西汉史，加之他们作为学术领袖原本就具有非凡感召力，从而使得西汉史在元祐时的影响力不容低估。
元祐时朝廷内外官僚士大夫以仁宗时学术取向作为承袭目标，崇奉《春秋》学，看重汉唐史，这既是北宋中期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动的反映，也是官僚士大夫和学术领袖能够适时顺应学术潮流、积极发挥自身兴趣爱好的体现。
最后，从史学政治功用发挥程度看，充分发挥鉴戒功用，有意阐释现实政治议题，成为该时期史家与有识之士从事史学撰述活动的重点。引人注目的是，编修过《资治通鉴》的史家们更懂得史学经世的理念，他们积极发挥自身学术专长，或将所编史书适时上进朝廷，或及时编撰现实所需之书，以便为现实社会提供切实有用的服务。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进《稽古录》，并且请求：“候读祖宗《宝训》了日，乞取此书进读。”据朱熹言：“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官僚进读。”可见，《稽古录》作为蒙童启蒙教材，正适合年少的哲宗了解古代历史发展脉络。元祐五年（1090年）八月，范祖禹进《帝学》八篇，系“元祐中编集，上自三皇五帝，迄于本朝神宗。凡圣学事实皆具焉”。此属针对帝王之学的特殊要求，范氏精心编选成专门性政辅教材，以供哲宗参阅。元祐七年（1092年）十二月，范祖禹在《迩英留对劄子》中指出：“臣伏睹陛下近者郊见天地，雪止风和，景气清霁，神祇飨答，福应尤盛。侍祠之臣以为前后未有，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欢呼洋溢，皆云陛下克类仁宗……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终古不忘。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于是，他采集仁宗圣政凡317件，编成《仁皇训典》六卷。此系范氏特意结合哲宗出行与相貌背景，苦心劝谏哲宗“专法仁宗”。不惟如此，他还将仁宗典范政绩编成范本，以便哲宗观览、效法。总之，以上旨在专供当朝帝王参阅、借鉴类史著的适时出现，正是具有自觉历史意识的史家积极作为的体现。
同样，复杂激烈的党派斗争往往会激发官僚士大夫深入探究该类政治现象，甚至有人从理论上加以阐释。早在仁宗时，卷入朋党之争的欧阳修撰有《朋党论》，他声称：“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此便是欧阳氏独特的“君子有党论”。对该论产生的直接影响，叶适明确指出：“欧阳氏《朋党论》，旧传谓其能极小人之情状，故奸邪忌恶尤深。苏氏为《续论》，欲翦戮元恶而抚用其余。”可见，与欧阳修旨在揭示“小人”情状相比，苏轼编撰《续朋党论》更欲达到政治实用功效。尤其在处置“小人”的方式上，苏氏主张“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可见，他的认识与“君子、小人势不两立”说有异。此外，苏门弟子秦观亦撰有《朋党》论，他以汉唐与本朝庆历时朋党之祸等为例，说明“邪正不辨而朋党是嫉”，从而使得“小人卒得志，君子终受祸”。其间在谈及庆历朋党事时，他特意强调：“今日之势，盖亦无异于此”，望执政者“法仁祖察见之明”。可见，他能比照历史与现实，期盼执政者“辨邪正”。
无论是编撰现实适用性极强的史著，还是针对现实政治问题撰写理论性的论著，均表明以上治史者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与自觉的史学服务意识。
总体而言，通观元祐时期官、私史学活动与史学成就，虽不止以上三大方面，其间如不少官僚士大夫在参政议政或撰述史著时，常会引经明理，推崇先王之法，此种称说三代的做法虽也较为普遍，不过就元祐时聚焦论题及取得的成就与影响而论，以上三方面集中代表与充分展现着该时期的史学风气。
二、元祐时期史学风气的重要特点
宣仁高太后摄政虽仅八年多，然而身处宰执或侍从职位的学术领袖司马光、苏轼兄弟和程颐及其弟子们，在该时期充分利用所处政治地位与学术专长，或积极撰史、讲史、用史，或选择性承袭学术传统，或热心参与史学活动，由此共同促成北宋后期独有的史学风气。纵观此一时期的史学风气，则具有如下重要特点。
第一，史学直接服务现实政治，史学政治化色彩更浓。
与此前本朝所修实录、国史乃至重要史著相比，元祐时官方修史密切配合元祐更化政策，史学直接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前述元祐本《神宗实录》编修存在明显偏向，那么，编修者在记事评史时通常如何表述所认定的史实？在此需结合该书所记内容加以阐明。该书虽已亡佚，但李焘在编修《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朝纪事时，对于元祐本、绍圣本和绍兴本《神宗实录》均有所征引。如《长编》卷353征引元祐本和绍圣本《神宗实录》有关神宗赞语。从纪事内容看，两部《神宗实录》除均强调神宗拥有良好德行和才学等外，在有关神宗对变法主导者与反变法成员信任与任用问题上，元祐史臣评述道：“（神宗）在东宫素闻王安石有重名，熙宁初擢辅政，虚己以听之。安石更定法令，中外争言不便，上亦疑之，而安石坚持之，不肯变。其后天下终以为不便，上亦不专信任……司马光、吕公著虽议论终不合，而极口称其贤。”由此可知，在变法引发激烈争议的熙丰时期，神宗对王安石及其新法并非始终信任与支持，他也颇为敬重反变法代表人物。而绍圣史官则指出：“（神宗）自初嗣服，慨然思以其所学远者大者措之于天下，见历世之弊，欲变通之。患流俗蒙蔽，以在位之臣无足与计者，一见王安石，即知其可用，遂任以政，而不夺于馋邪之口……当是时，韩琦、富弼、曾公亮、欧阳修、吕公著、司马光、吕晦与苏轼、苏辙之徒，群起而非之……上舍己从众，以理反复谕琦等，而光、晦、轼、辙之徒终迷不反，遂疏不用。”该赞语突出神宗专任王安石，疏远反变法成员。通过比较可知，对同一史事的不同评论会使人们对相关历史事实的认识与解读出现偏差，而造成这种偏差的根源就在于元祐与绍圣史官在编修《实录》时持有不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
又如针对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长编》载“神宗寝疾，宣仁高太后勉从听政，哲宗登极”事。到元祐四年（1089年）八月，安焘不签书枢密院所记亲闻圣语，不书于时政记。范祖禹奏请：“特遣使人于安焘处取索元记圣语文字……令书入《时政记》……令书于元丰八年《实录》。”安焘为何如此迁延？实因该事涉及哲宗继位时宰相蔡确有无“定策”功这一颇具争议性的话题。范祖禹认为，“蔡确之党妄称定策。”可见按照范氏请求，将蔡确“无定策”功写入元祐所修时政记和《神宗实录》，明显反映着反变法派对该问题的认识，而该做法明显受到变法派成员安焘的抵制。由此表明，拥有修史主导权对记述、表达己方所认定的史实与观点极为重要。正因如此，“绍圣元年，（蔡卞）复为中书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业，卓然出千古之上，发扬休光，正在史策。而实录所记，类多疑似不根，乞验索审订，重行刊定，使后世考观，无所迷惑。’诏从之。”可见，蔡卞在哲宗亲政初便急切表明元祐本《神宗实录》记事多疑似无根，未能展现神宗盛德大业，要求重新审验修订。同样，对于助修官史的司马光私著，据曾布言：“臣绍圣初在史院，不及两月。以元祐所修《神宗实录》，凡司马光《日记》、《杂录》，或得之传闻，或得之宾客，所记之事，鲜不遍载。”按照该说，司马光私家记事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成疑。以上说法表明，重新上台的变法派对元祐本《神宗实录》及其重要助修均表示质疑与否定，实质是不满所记神宗时的变革史实，是对当时史学政治化做法的否定。正缘于此，此后神宗国史、实录多次被全面更修。
同样，元祐时宰辅所撰朝政笔记内容私密化与编撰普遍化，既是对官方时政记正常编修活动的干扰与侵袭，更是在现实政治斗争复杂化甚至极端化促使下，执政官员自觉记录、保存自身所为，以便在利己时局中“展示”个人政绩与政治立场。其间，为多方面和多角度“展示”，刘挚同时撰有《日记》和《行年记》，王岩叟亦撰有《日录》和《系年录》。不仅如此，该类著述如同司马光私著，此后常被著史者如李焘等用来补充说明元祐历史。除前述范祖禹等外，元祐时期学人针对现实问题所撰著述如元祐七年（1092年）五月，宣仁高太后为哲宗选定皇后，言“亦尝诏皇帝，选得贤后，有内助之功，此非细事”。王岩叟答道：“内助则赖贤后，其如正家须在皇帝。”王岩叟退朝后，取历代皇后事迹可以为法者编成《中宫懿范》进呈。可见，王氏该书系现实急需之作。
第二，学术传承与学人追求受政风、学风及自身喜好影响，时段性明显。
由宣仁高太后主导的元祐政坛，在施政方针上崇尚“专法仁宗”，明显带有仁宗朝特色。同时，她推行元祐更化政策，尽反熙丰时作为。该政治风气反映在学术风气上，无论是官方引领还是私家推动，均以仁宗时的学术指向为依归，使得仁宗时盛行的《春秋》学与汉唐史得以重振雄风。其中，以《春秋》学传承而言，如苏辙撰有《春秋集传》12卷，据晁公武记述：“（苏氏）自熙宁谪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数年矣，暇日辄有改定，卜居龙川而书始成。”晁可见，苏氏在困境中仍孜孜研读《春秋》，他甚至表明：“吾为《春秋集传》，乃平生事业。”说明他极为看重自己的著述。至于他因何撰述《春秋集传》，晁公武记述道：“大意以世人多师孙明复，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全以《左氏》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传》、啖、赵。”由此可知，苏辙鉴于世人多师孙复，从而以反流行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著述。诚如前述，苏辙执着于研读《春秋》的行为并非个例，而是当时与他有着同样学术偏好者的突出写照。
同样，对于元祐时崇奉汉唐史的情况，晁说之记述：“王荆公著书立言，必以尧舜三代为则。而东坡所言，但较量汉唐而已。”该说法虽揭示的是两位政治文化领袖的个人学术偏好，但结合他们在熙宁与元祐时的政治文化地位和非凡影响，其好尚自然并不限于个人乃至学派间的学术差异，他们的感召与带动效应不容忽视。与政治文化领袖及其影响类似，仁宗时成书的《新唐书》在元祐时影响力亦非同一般。如程鹏撰有《唐史属辞》四卷，元祐元年（1086年）杨杰在该书《序》中指出：“仁宗皇帝尝谓商周以来，为国长久惟汉与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奸虐，皆不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乃诏修旧史，以成新书……嘉祐中，其书新出，而天下之士传录诵读，惟恐其后。时无为程鹏彦升，笃爱是书，乃采一代事迹，四言成文，两两相比，题曰《唐史属辞》……观者用力少而收功多。将求镂版，以广其传。”可见程氏鉴于仁宗看重汉唐史与《新唐书》颇受士人欢迎之故，以易读便诵形式编成唐史著述，又由时人于元祐初适时推举、传布，明显体现出时段性好尚。又如据晁公武记述：“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说以为异闻逸事，如李繁录其父泌，崔胤记其父慎由，事悉凿空妄言。前世谓此等无异庄周鲋鱼之辞、贾生服鸟之对者也，而《唐书》皆取之，以乱正史。由是近时多有家传、语录之类行于世。”可见，之所以流行编修《韩魏公家传》等著述，实由《新唐书》喜好参取私家小说催生所致。
第三，学术群体与个人参与史学活动活跃，学术交流频繁，史学现实功用发挥充分。
与以往以史家为主体或者以官方为主导的史学活动相比，元祐时无论是司马光为主的史家群，还是苏门或程门学人，甚至是具有学术专长者，均纷纷投身官私著述、以史论政和史学交流传布等多样化的史学活动中。其间诸人或者群体利用自身学术专长与所处环境，或以传统文本，或以推举交流，或以口语宣讲、集体聚会等方式，既发挥着自身学术兴趣，又尽情展示着史学功用与魅力，由此增强了史学的政治化与社会化功用。张端义记述：“德寿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虽学士大夫，未尝说到这里。”可见，宋高宗通过阅读《资治通鉴》和《唐鉴》，品出了士大夫们难以体察到的司马光及其弟子的政治品行与行政才能，而二人以上品行与才能唯有在元祐时期得到体现。其中对于范祖禹的政治文化本领，与之同朝的理学家程颐颇为熟悉。程颐自述：“在讲筵时，曾说与温公云：‘更得范纯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时一言亦失，却道他见修史自有门路。某应之曰：‘不问有无门路，但筵中须得他。’温公问何故，某曰：‘自度少温润之气，纯夫色温而气和，尤可以开陈是非，道人主之意。’后来遂除侍讲。”可见，程氏从性格与说理教化本领着眼，极力推举范氏就任读经讲史的经筵岗位，以便直接辅导哲宗，参议时政。又范祖禹撰有《唐鉴》12卷，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上奏朝廷。他选择元祐初进呈以“义理”评说唐代史事的该书，其鉴戒旨意甚明。又因编修该书之故，被时人称为“唐鉴公”。对于《唐鉴》史源，有人曾认为：“范淳夫尝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论。先生谓门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此说未必可信，但二人均擅长以理说史则是事实。总之，由程颐、司马光和范祖禹各自特性及相互间政治、学术交流情况可知，他们密切的政治、学术活动带有强烈的现实关照。
又据苏辙之孙苏籀记述：“公（指苏辙）常云：‘在朝所见，朝廷遗老数人而已，如欧阳公永叔、张公安道，皆一世伟人；苏子容、刘贡父，博学强识，亦可以名世。予幸获与之周旋，听其诵说放失旧闻，多得其详实，其于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据甚多。’”该说法表明，苏辙与精通汉史的刘攽和博学多闻的苏颂等交往密切。由此表明，元祐时学术兴趣多样的治史者彼此交流频繁，在朝堂内外均较为活跃，他们在共同促使史学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使得史学现实功用得以充分发挥。
第四，元祐时期史学风气在整个北宋后期极为独特。
北宋后期，王氏新学已经成为占据朝廷统治地位、风靡全国的学术思想流派。作为官学，它自然为官僚士子所追捧。相应的，史学发展必受其挤压。对此，王应麟指出：“自荆舒之学行，为之徒者，请禁读史书。其后经筵不读《国风》，而《汤誓》、《泰誓》亦不进读。”可见，新学的确弱化了史学在官方政治文化领域的地位与作用。同样，《春秋》等史书及史学活动在变法派当政期间不时受到禁止与压制。据洪迈记述：“当政和、宣和间，蔡京为政，禁士大夫不得读史，而《春秋三传》，真束高阁，故其所运用，绝为乖盾。”可见，在徽宗朝权臣当政时，禁史行为造成不良后果。而与北宋后期变法派当政时段相比，元祐时期明显属于史学颇为活跃的时段，史家与史学均能体现自身价值与功用，元祐史学风气拥有颇为独特的地位。
综上所述，元祐时期无论是官私记事著史、学术文化传承，还是治史者史学活动参与度，以及史学功用的发挥程度，均形成与北宋其他时段，尤其是北宋后期有所区别的独特史风及特点。应该说，在现实政治环境促使与治史者积极参与下，该时期史风与政风、学风及学者自身素养的合力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元祐时期史学风气的主要成因及影响
元祐时期史学风气表现非凡，并且带有自身重要特点。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对此后官私史学的发展变动产生了何种影响？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该风气形成与元祐时期朝廷政治斗争及官私历史书写的方式有关。
在变革与否的政治路线斗争和残酷激烈党争促使下，记述、评议、编撰乃至宣扬有关神宗朝和哲宗元祐时期变革斗争史，既成为现实政治斗争在史学领域的体现，更是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争夺修史主导权的表现。因此，无论是主体修史机构变动还是重要史官选任，均需体现当政者的政治意图与修史目的。北宋后期，熙丰变法活动成为“国是”主旋律，由此引发变法派与反变法派间的激烈斗争。熙丰变法后，随即由宣仁高太后与司马光发起全盘否定变法举措和成就的元祐更化，反映出朝政斗争的残酷性与复杂性。这一斗争不仅存在于政治层面，还触及如何书写神宗朝史的问题。正是为配合现实政治之需，元祐时主体修史机构设置一反元丰改制时的做法，尽力恢复仁宗时期的举措。对此，元祐五年（1090年）冬十月，三省言：“旧置编修院，专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元丰四年，废罢本院入史馆。奉行官制，隶属秘书省国史案。缘史事最为机密，付之秘书省未便。”于是，朝廷下诏移国史案就见今置局处，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隶门下省，更不隶秘书省。即该次设置的国史院基本等同于仁宗时的编修院，该统辖性修史体制更便于协调各方关系、统一思想与认识。元祐时期日历和实录编修时史官的选任恰能说明这一问题。据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翰林学士修国史蔡卞、中书舍人同修国史林希言：“先帝《日历》，自熙宁二年正月已后至三年终系元祐中秘书省官孔武仲、黄庭坚、司马康修纂；自熙宁四年已后至七年终系范祖禹修纂，而黄庭坚、司马康、范祖禹又皆系修先帝《实录》官，其间所书，正与昨修先帝《实录》相为表里，用意增损，多失事实。缘修国史院已得旨重修先帝《实录》，所有昨来范祖禹等所进《日历》，臣等乞一就看改正，务尽事实。”可见元祐时在编修神宗熙宁间日历与神宗朝实录时，基本选用同一批史官。该做法除有助于二书纪事基本一致外，更能使史官对史事认识趋于统一。正因如此，政局转变后的绍圣史官请求改正《日历》，重修实录。
不仅如此，若深入探究元祐时神宗朝国史、实录主要编修官与当政者之间的关系，则更有助于明晰元祐时期本朝史编修的深层缘由。如对于范祖禹，早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司马光在《荐范祖禹状》中深情叙述道：“臣伏见奉议郎、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自祖禹年未二十为举人时，臣已识之。今年四十余，行义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为本末，无如臣最熟知。”可见，司马光熟知范氏的人品与学识。加之范氏作为吕公著之婿，元祐时参与由反变法派主导的神宗朝国史、实录编修，实无意外可言。又如赵彦若在神宗朝就与司马光同修过《百官公卿年表》，到哲宗朝初期，司马光言其“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饬”，期望朝廷重用。此后，宰执吕公著亦积极举荐。可见，赵氏被司马光和吕公著所看重。再如对于黄庭坚，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上奏指出：“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欲望特差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由此表明司马光颇为赏识黄氏学识，并有意推举其参校《资治通鉴》。其他如对于张耒和秦观，据时人记述：“微仲为人刚而有守，正而不他，辅相泰陵八年，朝野安静。宣仁圣烈上仙，因为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观文知颍昌，时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既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张耒、秦观浮薄之徒撰次国史。”由此可知，吕大防因选用张、秦二人修史，故受到台谏官弹击并最终罢相。总之，元祐时神宗朝国史、实录主要编修官与当政者关系非同一般，这些颇受当政者信任且政治倾向趋于一致的史官们掌握着神宗朝国史、实录的编修权，他们的修史活动往往与朝廷实施的反变法举措相合拍，其实质是配合朝廷实施政治更化。
与此同时，元祐时深处党争旋涡的朝廷官僚群体在参政议政时能够接触诸多内政机密，但在朝政斗争日趋激化与复杂化之时，他们为保护自身或群体利益，以私自撰写朝政或时政笔记的方式，将君臣议政内容私密化，用以表明自身在复杂政治处境中的政治作为与思想观念。对于喜好记录时事的做法，元祐官僚群体中不乏先例。据陆游记述：“苏子容闻人引故事，必就令检出处。司马温公闻新事，即录于册，且记所言之人。故当时谚曰：‘古事莫语子容，今事勿告君实。’”可见，苏颂以善检故事、司马光以好记时事闻名于时。尤其是司马光即时记事时还特意指明时事来源，这种做法无疑会启发、诱导时人，尤其是宰辅们在朝政笔记等著述中凸显自身言行。
主体修史机构设置的有意变动，神宗朝国史、实录主要编修官的特意选任，以及宰辅朝政笔记等撰写普遍化，均表明政治色彩鲜明的神宗朝和哲宗元祐时期变革斗争史书写并非常规性行为，它们实属为配合元祐更化之需的必然行为。
第二，该风气形成与不少官僚士大夫着力传承仁宗时学术风气及旨在发挥自身学术喜好有关。无论是宣仁高太后，还是司马光和苏轼兄弟等重要学术骨干，他们原本与仁宗朝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承袭乃至发扬仁宗时期学术风气，极力排斥熙丰时期诸多做法，成为元祐时期不少政治、学术群体或者个人的政治文化使命。早在仁宗时，《春秋》学就兴盛一时，其间涌现出孙复、胡瑗和刘敞等著名学者。神宗时《春秋》不立学官。对此，杨时指出：“熙宁之初，崇儒尊经，训迪多士，以为《三传》异同，无所考证,于六经尤为难知，故《春秋》不列于学官，非废而不用也。而士方急于科举之习，遂阙而不讲，可胜惜哉！”可见，因《春秋》“难知”和无法给士人带来实惠，故“阙而不讲”。但到元祐时，《春秋》学之所以重被推崇，张端义明确指出：“荆公黜词赋尊经，独《春秋》非圣经，不试，所以元祐诸人多作《春秋传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孙莘老辈，皆有《春秋集解》，则知熙宁、元祐诸人议论，素不同矣。”在此，张氏点明了元祐重奉《春秋》的主因。其间，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的影响很大。据胡寅言：“是时元祐盛际，师儒多贤彦，公（指胡安国）所从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朱长文曾师从孙复，可见朱氏作为《春秋》学传人，既能传承孙复之学，又对胡安国有直接影响。总之，元祐推崇《春秋》学与学术传承及学人自身喜好密切相关。
同样，宋神宗与王安石虽时而谈论或引用汉唐史事，但在治国理政方面则明确不取法汉唐。对此，元祐史臣评议道：“（神宗）在位十有九载，兴为建立，法三代，由汉以下，陋而不取。”刘挚亦指出：“恭惟先皇帝以聪明睿知，承累世丕平之业，思欲力致太平，复见三代之盛，以汉、唐为不足道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元祐执政者积极观览、运用汉唐史事外，不少官僚士大夫也极为看重甚至喜好汉唐史，并且还不时受其影响。如对于苏颂，据其孙苏籀言：“祖父常戒子孙曰：‘吾宗自许公显于唐，其后或隐或显，以至于今，仕本朝者七世矣。忠孝文行，士大夫以为名族。汝辈宜慎守家法，勿使坠废，则吾无忧矣。’”这表明苏颂有着极为浓厚的世家名族出身情节，他平素看重并喜好征用唐代史事当与此有关。又如苏轼在元祐三年（1088年）十月《乞郡劄子》中指出：“臣窃观三代以下，号称明主，莫如汉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杀盖宽饶，太宗杀刘洎，皆信用谗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今臣自度受知于陛下，不过如盖宽饶之于汉宣帝，刘洎之于唐太宗也。而谗臣者，乃十倍于当时，虽陛下明哲宽仁，度越二主，然臣亦岂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辙哉！”可见，苏氏在解困自辩时，依然不忘以汉唐同类史事作比。
元祐时期不少学术群体与个人之所以崇奉《春秋》学、推崇汉唐史，既与他们旨在继承与发扬仁宗时学风及反熙丰时所为有关，更与官僚士大夫自身学术喜好及所担负的政治文化使命相关联。
第三，该风气形成与诸多官僚士大夫积极寻求解决现实政治难题，并因此发挥史学功用有关。元祐时期无论是帝王教育、党派之争甚或是科举取士、边疆问题等，均时时考验着在朝官僚士大夫的应对才能，以及运用历史眼光看待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诸多政治难题促使他们不断增强以历史方式主动服务于现实的意识。除前述司马光及其弟子素以史学经世理念服务现实外，对于二苏治学辅政的特点，陈寅恪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蒙文通亦表明：“北宋三家（按指新学、洛学与蜀学），惟苏氏能不废史学。二苏自述家学，皆谓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故所作史论，固多明烛情况之言。”除苏轼有感于愈演愈烈的党争问题撰成《续朋党论》外，苏辙在朝廷党派斗争中为尽力排挤变法派重要成员，不惜以汉唐用人实例作为弹击政敌的重要立论依据。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苏辙在《乞选用执政状》中以唐柳伉和郇谟敢于弹劾当政权臣为据，极力抨击变法派执政者蔡确和韩缜等。同年五月，在《乞诛窜吕惠卿状》中，苏辙认为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张汤之辩诈，兼卢杞之奸凶”。可见，苏氏在弹劾、攻击变法派时，从用类比手法转至直接攻击。今存苏轼《志林·论古》13篇和苏辙《栾城后集·历代论》45篇，均属史论之作。由此表明，陈、蒙二人所言不虚。对于以博文多识著称的苏颂，其孙指出：“祖父元祐三年为廷试详定，得李注元发，以为胸臆瑰奇，文章浩博似史迁；论事有本末，布衣而知天下事似陆贽。欲以第一人……祖父常云：司马迁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为多，以多为少。唯唐陆贽得迁文体。”说明苏颂将自己欣赏汉唐名贤及其作为嗜好适时运用到朝廷科举取士，此属以历史史实比照现实的典型写照。
正因为有司马光、苏轼兄弟及苏颂等群体与个人热衷于以历史方式服务现实，才使得许多政治难题不止停留于论说或者理论层面，而得到了有效解决。
第四，元祐时期史学风气往往伴随时局转换而影响深远。由于“元祐更化”时独特的政风、学风与史风交织在一起，随着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政局的反复转换，元祐官、私史籍与治史者命运及史风亦随之发生着相应变动。
哲宗亲政后，朝廷倡导“继志述事”，全面清算元祐治政举措及其实施者。对于元祐史官，绍圣中谏官翟思言：“元祐间，吕大防提举《实录》，（范）祖禹、（黄）庭坚等编修，刊落事迹，变乱美实，外应奸人诋诬之辞。”朝廷命曾布重行修定。到绍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范祖禹、赵彦若和黄庭坚被贬责。又鉴于元祐编修神宗朝史、录时多取司马光私著，绍圣史官重修时则偏重选取王安石《日录》。对于该《日录》，周煇指出：“《王荆公日录》八十卷……凡旧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诋毁；论法度有不便于民者，皆归于上；可以，垂耀后世者悉己有之。尽出其壻蔡卞诬……故《神宗实录》后亦多采《日录》中语增修。”周氏所言王安石《日录》尽出其婿蔡卞之手未必可信，但该书被绍圣本《神宗实录》“多采”则是事实。由此表明，元祐、绍圣史官在编修《神宗实录》时，各自偏重选取有利于本方的私家记录作为重要助修，以此体现各自政治立场与鲜明态度。绍圣编修《神宗实录》时不仅取材有偏向，还因为当政者追究元祐史官修史之罪，造成了不良影响。朱熹指出：“史甚弊，因《神宗实录》皆不敢写。传闻只据人自录来者。才对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对语上史馆。”又言：“盖自绍圣初，章惇为相，蔡卞修国史，将欲以史事中伤诸公。前史官范纯夫、黄鲁直已去职，各令于开封府界内居住，就近报国史院，取会文字。诸所不乐者，逐一条问黄、范，又须疏其所以然，至无可问，方令去。后来史官因此惩创，故不敢有所增损也。”由此可知，绍圣当政者对元祐史官所记史事详加追究，并要求说明原委，从而造成此后史官记事“不敢有所增损”，可见绍圣“史祸”对此后官方修史记事造成的极大伤害。
南宋初期，基于总结北宋历史之需，官方积极重修神宗史、录，私家纷纷编撰北宋史。高宗有意令范祖禹之子范冲主导编修《神宗实录》。范祖禹编修《神宗实录》时，“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可见，范氏父子对王安石变法始终持否定态度。不仅如此，范冲还专门撰有“考异”，以“明著其去取之意”。同样，史家李焘“耻读王氏（安石）书”。他在私自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不仅对元祐、绍圣和绍兴本《神宗实录》均有参考，并且在注文中多有史事辨析、说明之语。范、李二人编定文本的方式，实则缘于绍圣“史祸”影响及绍圣史官以签贴表明取材与观点。其后，随南宋朝廷内外推崇元祐之学，元祐学人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力得到明显提升。据楼钥言：“上（指孝宗）尝言《唐鉴》一书兴衰治乱之理甚明，公（指周必大）奏：‘祖禹著书，皆可备乙夜之览，篇篇即是谏疏。’”陈傅良回忆：“余记为儿时，从乡先生学。同学数十儿，儿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鉴》一本。是时，三书所在未锓板，往往多手抄诵也。”可见，《唐鉴》学术内涵与社会影响力的确非同一般。再据蒙文通考察可知：“苏氏延北宋一线史学之传，俾蜀之史著，风起云蔚，其为教亦宏矣。”可见，苏氏学术对蜀地著史风气影响至深。
总体而论，在北宋后期以变革作为主旋律及党争激化的特殊时代，元祐更化的独特政治色彩直接影响当时官私变革史的书写。这一时期史学风气既有承袭、呼应仁宗时学术风气的特点，又有为元祐政治与学术服务的突出功用，尤其是现实政治之需为当时学人提供了以史为用的良好契机，而他们针对性极强的史学论著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应有的鉴戒、教化功用。加之，这一时期不同政治文化群体共同的学术兴趣与学术领袖的非凡影响力，更使得史学体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性。该时期史学风气无疑是当时史风与政风、学风和学者自身喜好交融发展的结果，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