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随着史学专业化，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如何展现西方史学的发展成为当时史学史研究的重心。在当时涌现出一大批讨论西方史学发展的著作，如爱德华·富艾特(Eduard Fueter)的《近代史学史》、乔治·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著作不仅形塑了人们对近代史学的认识，而且也塑造了史学史研究的路径，即通过考察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勾勒史学发展的趋向。章学成在《校雠通义》中将“目录学”的旨趣总结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经典史学史研究的目的也可以借用这句话。经典史学史研究存在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内史”的研究，即从内部思想脉络出发，以史学作品为中心，关注史学观念的发展。另一种是“外史”的研究，将史学作品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关注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史学观的变化。这两种路径互为补充，使读者对史学发展有了一个通贯的认识。但是，这种经典路径也存在一些弊端，无论“内史”路径还是“外史”路径都是从一种静态的视角讨论史学作品，忽视了史学作品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传统的“外史”研究虽然力图展现史学观念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但是由于对史学作品的静态理解，导致一些研究呈现“两张皮”，社会因素与史学观念未能实现很好的结合。近年来，史学史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跨国转向”“图像转向”“档案转向”“语言学转向”等新的研究范式应接不暇，史学史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向。这些转向的背后蕴藏着一条主线，即批判静态研究史学作品，力图用一种动态视角展现史学作品的形成过程。本文主要集中于近年来西方史学史研究的相关论著，讨论何为动态的史学史研究路径。
动态的史学史研究主要关注史学作品或史学思想的流动性。流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关注史学作品的生成过程。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一直以来只是被学者视为一种证明历史真实性的材料，鲜有学者讨论史料背后的思想观念如何影响历史书写。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noy Grafton)通过讨论近代早期脚注的发展，讨论史学家如何通过脚注的运用方式作出史学风格和史学理念的转变。格拉夫顿的研究也影响到了后世的学者。近些年，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历史书写的生成史，讨论近代早期史料观的转变。丹尼拉·撒克赛尔(Daniela Saxer)以瑞士苏黎世大学及其历史学会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及其历史学会的历史学研究为中心讨论了1840—1914年间不同层次的史料观的形成。撒克赛尔借助科学史中新的研究路径，关注历史研究的过程，不再单纯以史家和史著为研究对象，也讨论一些曾经的边缘人物，比如历史爱好者、地方性学会等。关注近代史料观影响下史料的搜集与运用，以及这一史料观如何通过高校教育渗透到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菲利普·穆勒(Phillip Müller)关注在历史研究中档案如何被搜集、整理并最终成为史料等级制中的最高等级的史料。穆勒讨论了近代以来档案馆的历史、档案政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档案是如何运用到史学实践之中的。穆勒认为，19世纪的档案转型是历史研究转型的重要部分，学者开始历史性地使用档案，历史学家受法学研究的影响关注官方档案文书，形成了严密的史料等级制。穆勒在另一篇文章中以德罗伊森的《约克·冯·瓦滕堡将军传》为例，关注德罗伊森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如何搜集和运用史料，并讨论了史料搜集与秘密政治的关系。佩德罗·法瑞拉通过考察大卫·休谟和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学者们的历史证据观，修正了将启蒙史学家与博学好古派相对立的传统观点，认为启蒙时期的哲学史发源于18世纪初期博学好古派对历史证据的研究。休谟与博学好古派都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提供一系列历史事件相似的因果链获得，而非历史事实的罗列。但是以休谟为代表的启蒙史家将因果关系视为研究的对象，而非单纯是可信事实的基础，这一观点脱离了18世纪博学好古派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走向了启蒙史学。
除了关注史料观的变迁外，也有学者从具体的史料形式出发，以不同时代学者对同一形式史料的不同认识展现史料观念的变迁。丽萨·雷加佐尼(Lisa Regazzoni)以纪念碑为例，讨论了近代早期到19世纪，人们对纪念碑这一史料的不同认识，以此展现近代史料观及其历史观的变迁。雷加佐尼认为，在近代早期纪念碑是一种重要的史料，承载着历史的真相，但是随着史学专业化，到了19世纪纪念碑在史料等级中的重要性被削弱。这种变化其实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念的变迁，在近代早期历史主要是承载记忆，这一背景下作为历史记忆承载物的纪念碑具有特殊地位。但是19世纪以来，历史不再是记忆的承载者，而是一种研究的客体。随着历史的客体化，史料也被客体化了。纪念碑作为一种史料和遗迹的混杂物，其作为历史证据的重要性被降低。
史料不仅包括文字史料，图像也是重要的史料。受近代史料等级制影响，传统史学史多关注文献史料，忽视了图像中所蕴含的历史意识。近年来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传统的史料等级制也遭受质疑，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非文献史料的价值，在史学史研究中表现为关注图像、教科书、小册子等边缘材料。虽然史学史研究在研究材料上得以扩大，但是仍然采用了一种静态的视角，孤立地看待图像等新史料所承载的历史意识。近年来，一些学者借助艺术史的理论，从动态视角出发研究作为史料的图像如何被生产和使用，历史学家又如何借助图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卡特琳·毛雷尔(Kathrin Maurer)从视觉理论出发通过研究19世纪的历史图册来讨论德意志历史主义的兴起，毛雷尔认为，19世纪的历史图册重新界定了绘画在书籍中的地位，绘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文本的补充，而是超越文本本身的一种独立地再现历史的方式。19世纪历史图册的背后展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生活取向。除此以外，毛雷尔还借助图像学的理论来研究兰克的作品，展现兰克如何在历史书写中运用全景式视角。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从史料的角度讨论史学作品的生成外，史学作品如何被制造出来呈现给读者也是近年来史学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历史知识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知识，它借助书籍这一载体才得以存在。近年来，史学史研究深受书籍史的影响，关注史学作品的出版过程，出版商这一曾经在史学史研究中被忽视的角色从幕后走向台前。马丁·尼森(Martin Nissen)考察了1848—1900年间德意志地区的大众书写，其不仅关注大众历史书写作品，还讨论了出版、借阅等方面，以莱比锡的萨洛蒙·席策尔出版社为例，考察出版商与作者的互动过程。马库斯·康拉德(Marcus Conrad)以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一部普遍史为例，借助哈勒档案馆和哥廷根大学档案馆馆藏的出版商与译者之间的书信考察了哈勒的格鲍尔出版商与翻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影响该书在德意志地区的翻译与出版。
动态的史学史研究关注史学思想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不仅包括纵向的流动还包括跨国流动。传统史学史研究多关注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忽视了史学知识的大众化。近年来，知识流动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史学史研究也深受其影响，一些学者关注史学知识流动的过程，如业余史家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上文提到的马丁·尼森也关注近代史学书写中一直存在的一股潜流——业余史家，讨论了他们在历史书写中所扮演的角色。近二十年来，受全球化影响，突破民族国家叙事是历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跨国史也成为当今史学研究的一股热潮，许多领域都出现了所谓的“跨国转向”，史学史研究也不例外。早年史学史力图通过全球史学通史的形式，突破民族国家叙事，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考察史学发展。近年来，除宏观的全球史学通史佳作不断外，一些学者开始从微观出发，讨论史学作品、史学概念、史学流派的跨国流动。丹尼尔·富尔达(Daniel Fulda)讨论了德意志启蒙时期格鲍尔出版社对历史著作的翻译作品的增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富尔达认为，七年战争后，北德意志地区民族意识萌发，一些学者主张用德语书写德国人自己的历史。这一背景下，启蒙以来的译书活动受到冲击。一些学者也关注史学概念的跨国流动，2018年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安德里安·范·费德赫伊曾(Adriaanvan Veldhuizen)等学者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讨论历史主义的相关问题，并于2021年出版了题为《历史主义：一个旅行概念》的论文集。在该书中历史主义的跨国旅行是学者讨论的重点，乔治·施泰因梅茨(George Steinmetz)从社会学发展史的角度讨论了德意志语境下的历史主义是如何传播到美国的，费德赫伊曾通过考察查尔斯·比尔德的相关作品与莫里斯·曼德尔鲍姆的博士论文，讨论了两者关于历史主义的不同认识。费氏认为两者不同的方法论和政治观导致了对历史主义的理解差异。米歇尔·法丘斯(Michael Facius)借助“学者角色”(scholarly persona)这一理论框架讨论了兰克在日本史学界如何被塑造成学术美德的化身，兰克的这一形象又如何推动日本近代的史学专业化。
史学转向一直是史学史研究的重点，传统史学史研究多关注转折时期的经典作品，对其进行文本分析。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采用数字工具处理史学作品，从更长时段的角度展现史学转向。里诺·威尔海姆(Lino Wehrheim)、托比亚斯·约普(Tobias A. Jopp)和马克·施珀雷尔(Mark Spoerer)借助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分析德国学术界自1950—2019年间11种历史杂志中近9000篇文章中的主题词，讨论近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史学研究的变与常。通过分析作者证实了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中所总结的当代史学发展趋向，并指出在德国史学中相较于社会转向来说文化转向是一个更为普遍的过程，且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在另一篇文章中，威尔海姆等人反思了简单使用关键词统计来概括史学发展趋势方法的利弊。
总结近年来史学史发展成果可以看到，无论是关注纵向的历史知识的流动还是讨论横向的史学思想的跨国旅行，抑或是从更为宏观的视角采用大数据的方法研究史学思潮变迁，他们都关注到历史知识不是静态的而是流动的，需要用一种动态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动态的史学史研究也是对经典史学史的一种修正，不再以经典史家史著为中心，突破了传统的“文本分析中心”倾向，展现了史学史更为细腻复杂的面向。
（作者张一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