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甚至成为热点。虽然也有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者参与其中，但主要的推动力量似乎来自以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为本业的西方古典学者。英国剑桥大学的杰弗里·劳埃德爵士在投身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之前，已是国际著名的古希腊科学史专家。1987年，他在北京大学访问研究时期，开始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产生兴趣，之后转向古代希腊和中国科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成为这一领域卓有建树的开拓者。从1996年起，他接连出版四部关于古代希腊和中国科学、医学以及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杰弗里·劳埃德只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其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古典学者对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产生兴趣。
西方古典学界的这一新动向值得关注，也需要解释。自启蒙运动以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就一直被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源和“奠基神话”。因此，在18世纪，当现代西方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兴起之时，它就承载了一个特别的使命，那就是阐述现代西方文明的这一“奠基神话”，从解释西方古典文明亦即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独特性来彰显现代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也因为如此，它不可避免地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置于高于其他古代文明的优越地位（西文“古典”一词的拉丁文词根即有“第一等”之意）。此外，传统上西方古典学者仅将古希腊罗马文明纳入历史考察的范围。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冲击、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尖锐批评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等一系列因素，促使西方古典学界反思其出发点和立场。一方面，西方古典学家们不再把古希腊罗马文明全然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奠基神话，更加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西方古典文明不再被看成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唯一古代文明，其他古代文明也被纳入到历史的视野中来。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明不再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其他古代文明获得了和它同等的地位，因而是可以比较的。
当然，西方古典学界对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的兴趣，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因素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入，使得西方古典学者有机会与中国学界交流，也对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源产生兴趣。另一个因素是，西方古典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留下丰富的文献记录和物质遗存，同时其文明传统以不同的方式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的世界。这些记录不仅包括史书记载，还包括大量的文学、哲学、医学、地理学、礼仪、律法等不同方面的资料。如此，学者们不仅可以比较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这两个古代文明，也使得两者的比较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按理说，中国学者也应对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感兴趣，而且应该在这一比较研究领域扮演重要甚至引领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学者拥有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天然便利。同时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传统的了解也多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传统的了解。正因如此，2016年，两位西方古典学研究者——时任北京大学光华人文讲席教授的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和斯坦福大学迪卡森人文讲席教授瓦尔特·谢德尔联袂撰文《比较之裨益：推动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的倡议》，号召中国学者开展古代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比较研究。他们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谨以此文论证，在对古代文献和历史的研究中，跨文化的比较视角异常重要。但目前，它还没有得到其应得的重视。而在比较研究中，中国学者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利用和发展这一视角并从中受益。”
中国学者并未比较多地参与到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这个热潮中来，或者至少没有能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形成截然分开、沟通较少的两个学科，从一个方面说，这是学术发展的结果。相比以往，今天的研究总体上更为具体、深入和精细。但在另一方面，研究者视野变得日益狭窄，更多地倾向于对自己领域内的细小问题精耕细作，不愿研究视域更开阔、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开展文明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克服过度专门化的问题，打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壁垒，促进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通，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创新。诚如穆启乐和谢德尔所说，中国学者依托中国古代文明的知识，能够就世界文明中的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作出独特的学术贡献。实际上，我国学者业已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林志纯先生和代表性学者刘家和先生均提倡并躬行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前者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1997年），后者著《古代中国与世界》（1995年），成为国内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的开拓之作。只不过当时囿于语言和交流条件的限制，这些前辈学者未能和西方学者就比较研究展开交流。晚近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逐步密切，我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也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出版和发表，如蒲慕州著《文明的敌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的外族观》（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5年）、周轶群著《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节日、宴会与性别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吴晓群著《希腊古风和古典时代与中国先秦的哀悼仪式》（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18年）等。这说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比较研究成果很感兴趣。然而像上述这样的尝试还很少，且研究者主要来自世界古代史领域。在我国，如果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积极投身到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中来，将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比较研究还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探视不同古代文明，从而更清晰地了解各自的特征。比如在《道与言：早期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中，劳埃德和汉学家席文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古代希腊科学和医学研究的主导方式是寻求根基，弄清证明过程，推导出无可置疑的命题，其优点在于对逻辑明晰和推理严密性的追求，其弱点则是妨碍共识，对所有先入之见都持怀疑态度。而古代中国人的主要方法则是寻找和探索一致性、呼应性，相互关联性。这有助于将不同的探究领域联系起来，形成整体概念，其弱点则是难以产生与主导性立场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理论性和框架性创新。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概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初，德国一些眼光开阔的学者——包括韦伯在内——注意到了不同世界古代文明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取得的思想突破。在此基础上，雅斯贝斯在1949年提炼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用以总结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人类历史的显著特征。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一概念仍然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我们把握世界古代文明特征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框架。如若缺乏比较视野，这样的创新是不可想象的。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说，文明的比较研究是充分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进一步繁荣发展和复兴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虽然人们倾向于把不同古代文明和特定的现代国家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人类的古代文明并非少数国家所独占，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也因为如此，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高的学术研究领域。总之，开展中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从源头上对中国文明和文化传统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其他古代文明的精华，并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作者黄洋，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西方古典学界的这一新动向值得关注，也需要解释。自启蒙运动以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就一直被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源和“奠基神话”。因此，在18世纪，当现代西方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兴起之时，它就承载了一个特别的使命，那就是阐述现代西方文明的这一“奠基神话”，从解释西方古典文明亦即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独特性来彰显现代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也因为如此，它不可避免地将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置于高于其他古代文明的优越地位（西文“古典”一词的拉丁文词根即有“第一等”之意）。此外，传统上西方古典学者仅将古希腊罗马文明纳入历史考察的范围。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冲击、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尖锐批评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等一系列因素，促使西方古典学界反思其出发点和立场。一方面，西方古典学家们不再把古希腊罗马文明全然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奠基神话，更加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西方古典文明不再被看成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唯一古代文明，其他古代文明也被纳入到历史的视野中来。这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明不再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其他古代文明获得了和它同等的地位，因而是可以比较的。
当然，西方古典学界对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的兴趣，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因素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入，使得西方古典学者有机会与中国学界交流，也对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源产生兴趣。另一个因素是，西方古典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留下丰富的文献记录和物质遗存，同时其文明传统以不同的方式一直延续和影响到今天的世界。这些记录不仅包括史书记载，还包括大量的文学、哲学、医学、地理学、礼仪、律法等不同方面的资料。如此，学者们不仅可以比较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这两个古代文明，也使得两者的比较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按理说，中国学者也应对中西古典文明的比较研究感兴趣，而且应该在这一比较研究领域扮演重要甚至引领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学者拥有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天然便利。同时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传统的了解也多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传统的了解。正因如此，2016年，两位西方古典学研究者——时任北京大学光华人文讲席教授的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和斯坦福大学迪卡森人文讲席教授瓦尔特·谢德尔联袂撰文《比较之裨益：推动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的倡议》，号召中国学者开展古代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比较研究。他们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谨以此文论证，在对古代文献和历史的研究中，跨文化的比较视角异常重要。但目前，它还没有得到其应得的重视。而在比较研究中，中国学者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利用和发展这一视角并从中受益。”
中国学者并未比较多地参与到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这个热潮中来，或者至少没有能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形成截然分开、沟通较少的两个学科，从一个方面说，这是学术发展的结果。相比以往，今天的研究总体上更为具体、深入和精细。但在另一方面，研究者视野变得日益狭窄，更多地倾向于对自己领域内的细小问题精耕细作，不愿研究视域更开阔、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开展文明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克服过度专门化的问题，打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壁垒，促进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融通，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创新。诚如穆启乐和谢德尔所说，中国学者依托中国古代文明的知识，能够就世界文明中的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作出独特的学术贡献。实际上，我国学者业已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林志纯先生和代表性学者刘家和先生均提倡并躬行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研究，前者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1997年），后者著《古代中国与世界》（1995年），成为国内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的开拓之作。只不过当时囿于语言和交流条件的限制，这些前辈学者未能和西方学者就比较研究展开交流。晚近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逐步密切，我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也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出版和发表，如蒲慕州著《文明的敌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的外族观》（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5年）、周轶群著《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节日、宴会与性别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吴晓群著《希腊古风和古典时代与中国先秦的哀悼仪式》（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18年）等。这说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比较研究成果很感兴趣。然而像上述这样的尝试还很少，且研究者主要来自世界古代史领域。在我国，如果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积极投身到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中来，将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比较研究还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探视不同古代文明，从而更清晰地了解各自的特征。比如在《道与言：早期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中，劳埃德和汉学家席文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古代希腊科学和医学研究的主导方式是寻求根基，弄清证明过程，推导出无可置疑的命题，其优点在于对逻辑明晰和推理严密性的追求，其弱点则是妨碍共识，对所有先入之见都持怀疑态度。而古代中国人的主要方法则是寻找和探索一致性、呼应性，相互关联性。这有助于将不同的探究领域联系起来，形成整体概念，其弱点则是难以产生与主导性立场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理论性和框架性创新。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概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初，德国一些眼光开阔的学者——包括韦伯在内——注意到了不同世界古代文明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取得的思想突破。在此基础上，雅斯贝斯在1949年提炼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用以总结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人类历史的显著特征。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一概念仍然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我们把握世界古代文明特征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框架。如若缺乏比较视野，这样的创新是不可想象的。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说，文明的比较研究是充分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进一步繁荣发展和复兴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虽然人们倾向于把不同古代文明和特定的现代国家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人类的古代文明并非少数国家所独占，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也因为如此，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高的学术研究领域。总之，开展中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从源头上对中国文明和文化传统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其他古代文明的精华，并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作者黄洋，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