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在兰州举办的“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正式成立。在全国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开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基础上，成立全国性的学会，无疑给围绕敦煌吐鲁番的学术研究搭建了一个广泛的、跨学科的交流平台，也为新一代敦煌吐鲁番研究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广阔天地。

  作为一个民间学术组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要的功能是联络学人、推进个人和集体研究，但有的时候也直接“上场”，参与编纂一些大部头的著作。除了学会参与的学术会议论文集外，发挥了重要学术推动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这部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但主要的推动力和参与者来自敦煌吐鲁番学会，周绍良先生实主其事，沙知、宁可两位先生投入最多。此书以八开本影印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文献佛经以外部分，经过数年编纂，1990年9月开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到1995年出版完全部14卷图版部分，并于2009年10月出版全书总目及索引。因为英藏敦煌文献占了敦煌文献相当大的比例，所以这些清晰图版的发表，对学界的贡献巨大。而这样以八开大小、上下两栏为主的刊布黑白图版的做法，也开启了敦煌文献整理出版的先河。只可惜当时经费有限，所以没有收录更大数量的佛教文献。

  其二，《敦煌文献录校丛刊》。因为敦煌文献主要都是写本文献，文字不规范，特别是俗文学作品和公私文书，释读起来有一定困难，所以敦煌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做敦煌文献的录文。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认识到这一点，利用学会来集中学术力量，将不同的文献交给对该领域素有研究的专家去做整理校录，学会提供照片、调查经费等方面的支持。这套《敦煌文献录校丛刊》就是按这样的理念，由不同学科的专家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收集、整理，做出录文和详细的校记，最后有所用文献编号索引。为防止排版错误，全书都用手抄影印的方式出版。从1996年5月至1998年12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0种。现在看来，这套书的录文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许多文本迄今仍为大家所用。

  其三，《敦煌学大辞典》。此书真正动员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集体力量编纂，由季羡林先生主编，沙知、宁可先生具体负责，撰稿人有学会会员一百多位。这是首次用辞典的方式对敦煌学各方面成果做了总结，包括敦煌石窟考古、艺术和藏经洞出土文献和文物的各个方面，分64个门类，以长短不同层级的6925个词条，形成一部大型敦煌学专业工具书。历经十多年完成，于1998年12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全书241万余字，插图626幅，彩色图版123幅。另有附录10个，包括“莫高窟石窟编号对照表”“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及“敦煌学纪年”等。这部辞典的出版，对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对敦煌学界之外的学者了解敦煌学的内涵，以及对年轻学子进入敦煌学领域，都提供了有力帮助。

  其四，《敦煌讲座书系》。虽然此书系不是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署名的著作，但实际上是学会同仁合力完成的成果。2009年开始，学会的主要领导柴剑虹、郝春文、张涌泉、郑炳林和我，共同组成编委会，按照规划向学会中的骨干成员约稿，编委审稿，最后由我总其成。最初设计出30种，最后出版了21种。这套书是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包括历史、文献、考古、艺术、宗教等方面，希望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的方方面面。整体上注意跨学科的交叉，也尽量避免各书之间的重复。全套书体现了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代表了取得长足进步的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要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交河故城，指出交河故城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见证，有重要史学价值。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增强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这些重要论述给予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以巨大的支持和指引，推动社会各界掀起“敦煌热”。同时，国家社科基金把相关研究列入“冷门绝学”给予特别支持。

  目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册会员有约400人，是一支庞大的学术研究队伍。部分老一辈学者仍然在整理出版自己的著作；80年代学会刚刚成立时进入敦煌学领域的人，现在已经成为敦煌吐鲁番研究的中坚力量，承担起许多大项目、大工程；一批年轻学者快速成长，不断推出具有新思路、新视野的研究论著。但也要看到，学会会员的学科构成不够均匀，研究文献、历史、艺术的较多，而考古学方面比较薄弱。事实上，敦煌石窟考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敦煌城及其周边的考古工作还没有主动展开。吐鲁番方面的考古工作也不断有新的成绩，不论是吐峪沟石窟，还是西旁景教寺院，以及巴达木一带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都将为吐鲁番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但吐鲁番学研究院人员有限，许多考古研究工作还有待加强。

  在集体撰著方面，因为《敦煌学大辞典》编纂时间过长，早期写的词条比较简略，后期相对复杂。加上敦煌学的迅猛发展，现在看来已不敷所用，亟须修订出版。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大力推动下，2018年7月学会决定组织人力，由郝春文教授牵头组成修订编委会，开始修订工作，现正有条不紊进行，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版。

  目前，学会重点开展的集体项目是“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这是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下，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其中，先期开始的《敦煌文献全集》整理是其中的重点项目，目的是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不仅用高清彩色图版影印文献本身，还要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给每件文书确定系统、准确的名称。最先着手的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今年计划出版前50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今年拟出版30册；《甘肃藏敦煌文献》，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今年拟出版12册。此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已列入议事日程。据我所知，故宫博物院、重庆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单位相关工作也在进行当中。过去出版过黑白图版或彩色图版的收藏单位，也将纳入《敦煌文献全集》重新整理出版。

  在吐鲁番文献整理方面，高清全彩的出版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两卷本《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和32册《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等。目前，武汉大学、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学研究院正在重新整理1959－1981年间吐鲁番墓葬、石窟出土的文书，将以高清全彩方式呈现给学界。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和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新出文书，将是今后吐鲁番文献整理的重要工作。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走过了40年的历程，取得了不少成绩。展望未来，我们希望敦煌学和吐鲁番学能够比翼齐飞、相互促进，共同谱写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更加绚丽的篇章。

  （作者：荣新江，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