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是为诸多学者关注的大问题，桑兵教授及其团队在此领域深耕有年，出版或发表的著述颇多，八卷本“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可谓是该团队最近的代表作。从八册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各章分说对各编的学术取向和方法论已经有了很好的解说，如《近代学术的清学缠结》的“分说”中在说及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与今古文经学之争时，特别指出这种“看似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实事，其实很大程度上已是历来学人的认识层累叠加的产物”，所谓汉宋之争和今古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后来学术史著作不断建构和放大的结果，诸如阮元、江藩、康有为这样亲与其事者又兼学术史的作者，他们的后设之见对形塑清代学术史的样貌作用匪浅。而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基于古文经学和反满立场刻意抬高考据和汉学家的地位与角色，对清代理学、今文经学则作为汉学对立面刻意加以批评与贬低，以及梁启超等人基于今文经学立场或今古调和立场对于清代学术的书写和重构，极大影响了民初及之后学者对于清学史的认知。张尔田指出，有清一代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对立本不明显，被后世尊为清代今文经学开山的庄存与“原未尝显立门户”，所谓汉学家“皆不歧视古今文”。另一今文学者刘逢禄尽管曾发声批评《左传》，但遭到批驳，且其学说未被其弟子“遵用”，只有在“喜为翻案”的魏源以后，加上“经术浅薄”的龚自珍鼓吹，今文经学才开始有所表现。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表达别有用意，“无端分河饮水，别出今文一派，以与古文家角立，为位置其师张本”。其中胡适对戴震的研究，对清代考据学系科学、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的定位，又极大影响了当时学风，包括梁启超等人皆受到胡适的影响，之后民国北平学术界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风气之形成皆与此有关。这又引起张尔田极大的不满，不断批评包括戴震在内的乾嘉诸考据大师私德不修，言行不一，“东原以前，儒者类笃实；东原以后，考证之功百倍前人，而行履则多不得力”。在张氏看来，诸人从事考据学太过，而考据并非做学问即“求是”的目的，“考据之学之所以成立者，其基础实筑于求知之欲上”，“求知之欲，本为人类所公具，虽彼古圣先贤，亦岂能外此而他求？然古圣先贤之于学，必有其所以为学之故，终不纯以求知之欲为本位。以求知为本位，事最危险”。忠于清朝的张尔田认为由于清代考据学大盛，“入室操戈”，导致孔孟之道无所附丽，而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表面上师法的是清代考据学故智，实际导入的却是“远西思想”，“可有与远西相缘饰者”，系穿凿武断，“以吾国学之殊方，有断断非仅恃乎科学方法所能解决者”。在张尔田看来，以考证和证据作为判断“学”的标准，只会给国学带来更多破坏，“学之为道，固有不待验之证据而不能不认其为成立者”，“三百年考据学，末流至今日已渐离其本质，抉瑕擿衅，名为整理，乱乃滋甚”。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张尔田在借重新评估乾嘉考据学之际，又对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视考据学为科学方法的做法进行批评，进而抨击民国学界盛行的考据风气，实际是舍本逐末，“久之必使中学渐失其独立精神，为祸于学术盖不小也”。
然而张尔田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论断与在地反应终究抵不过西学尤其是所谓科学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它们不可避免地日渐渗透于清末民初的学术发展与思想演进之中，不管是一些至关重要的概念的出现与形塑（如“世界”、科学），或是近代分科之学的逐渐确立（如文学和哲学），或是一些关键认知如历史分期的改变，或是翻译东西书、引介东西方制度，或是具体政治制度与风俗习惯的存废兴替（尤其是帝制变为共和、剪辫易服），或是教育制度的重要变化如学堂替代私塾，特别是集考试、选官、教育于一身的科举制度变革，诸如此类，均离不开西学（新学）的影响。
同样，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经常关注的是概念、思想、制度、事件等自身的文字记载情况如何，却不太考察它们如何被传媒报道、被各种文类再现和利用，如何同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联系，又是如何被时人接受和再生产。丛书中有部分内容试图对近代中国很为流行的若干重要概念和来自西方的新知识（如科学、世界、美术、国医、国民外交、国际公法、人种分类、翻译政治等）进行系谱学的考察，不但重视考镜源流的工作，也重视从受众“接受”的视角进行分析，考察其如何被日常生活化。这种从传播学或阅读史角度出发的讨论，看起来不如一些用量化方式的观念史研究那样“科学”“精准”，但事实上，它们要比这样的所谓观念史研究或“数字转向”取径靠谱得多。只是需要注意的是，概念系谱之建构是基于历史实相，或是基于研究者所利用资料的后设逻辑问题。如果只根据常规的史料呈现与后设叙述，我们的确可以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建构一套比较具有连续性的概念产生、传播、接受与使用的系谱，但这样一种再现也经常是建立在忽略史料的片断性、不连续性或断裂性特别是其被接受情况基础之上的。两个或多个材料之间的时间关系、因果关系等因缺乏直接的信息容易建立，同样也容易引来质疑，说“有”容易说“无”难，这样一个瓶颈或方法论的困境如何克服，仍需要相关问题的研究者继续努力。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新名词、新观念虽然大多发轫于知识精英阶层，但莫不是经由各种媒介和场域传播到社会层面和一般民众那里才发挥作用。如上所言，历史资料不是镜子，它充满了陷阱，既能引导也能误导读者。所以我们有必要考虑生产这些言论的个人或媒介，及承载这些表达的物质存在、制度因素，乃至其传播方式、修辞方式、接受情况、受众反应等问题。毕竟，传播和接受是社会行为，永远都会受到语境、制度、传统和物质载体、传播方式、受众反应等外在条件的依赖和制约，表达与实践之间势必存在差距与矛盾。因此，接受方的因应就非常值得关注和重视。就笔者而言，本人更为关心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中的制度因应与在地化问题。
制度之重要，我们不必从近代以来流行的制度决定论来理解和解释。仅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般以为取得最大成绩也是影响后世最大的白话文运动为例，若不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开命令国民学校的低年级改用白话文教授，它就不会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和效果：“民国九年，教育部命令：从今年秋季始业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同时又命令自民国十一年以后，“国民学校一律都要改用国语了。依这例推下去，到了民国十四年，高等小学的教科书也都已改成国语了。”如胡适所言：“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难怪胡适后来在演讲中继续就此事发表评论道：“然而我是主张有政府的，政府是一种工具，就把国语来讲，政府一纸空文，可以抵得私人几十年的鼓吹。凡私人做不到的事情，一定要靠政府来做。照现在情形讲来，大家要帮政府，又要政府来帮我们。换句话说，一方面政府是很有力的工具，一方面还要私人和团体来提倡扶助。”对于政府和制度的作用，胡适这里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与较高的评价，当然他这个演讲本身应有公开说给北洋政府和教育部听的意思，但也反映了胡适一贯的思维方式与改良主义立场，此后两造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对抗和冲突，但他基本都在维系与北洋当局乃至以后的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合作，这跟胡适很早以来一直坚持的对政府作用的认知与肯定乃至依赖有着密切关系。
制度的重要性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制度史的研究。但如何更好研究制度史？以及如何更好展现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中的在地化和制度因应问题？如清末之人所谓，中国的诸种弊端、弊政由来已久，“此皆不待外人之逼而然者”，“大约虽外人终古不至，再数千年，吾族即亦日败日退而生番、而灭种矣。不幸而外人忽至，竞争之下，其祸乃更显耳。是其祸以遇外人而显，非遇外人而生也”。
进而该论认为外人对中国的逼迫或并非坏事，“盖若不遇外人，则吾国必守其古来相传之政俗，以为天经地义，无所于疑，必与之俱进而后已”，现在遇到外人，就具有了参照系，就可以“改良进步”，“或遂得免为生番、为灭种”，其中西人的“至长之技、至善之法”，“莫尚于宪政”，“即正足药我国之不知政治、国家、世界为何物者”。
钱玄同也有类似所见：“时至今日，西学输入，凡唐以来之叔世弊政，相形之下，无不见绌。”这时希望复古的钱玄同希望借助西学的力量扫除弊政，“弊政去而古之善政乃可见诸实行矣”。只是让时人寄予极高期望的立宪包括此前清廷推出的新政举措，并未顾及实际情况，“匪特不能利民，而适足以病民，多一名目，即为不肖官吏多一幸进之门，添一开支，即为无告平民添一朘削之具”，反而由此增加了底层负担。加之各处推行新政过程中，不分轻重缓急，“以积极为名，以消极为实”，只在乎中饱私囊，而不察民众能否负担。结果导致“有变法之名，无变法之实”，各种政令的推出官样文章居多，自欺欺人，“故日日言变法，而不振兴如故；日日言改良，而其腐败又如故。枝枝节节，莫知所谓”。不少人尤其是官员被迫趋新、跟风，“公庭言维新，私室言守旧”，故有时人认为清末政治其实是文牍政治，是“纸张天下”，是受制于“舆论专制”或迎合舆论的不得不然，“主动的粉饰和被动的敷衍，都已成为官场常见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于“伪”中求“真”、“虚”中求“实”，如何在各种公开表达中发掘其背后的现实运作逻辑，就非常重要。
熟悉近代中国政治运作内幕的学者都很清楚，所谓章程条文都是给外人看的，很多时候并非制度运转必须依据的基准，制度各种正常或非正常的运转，有其内在逻辑与外缘因素，端赖于具体的主事者、执行者和外在环境的互动情况，端赖于各方的利益诉求、互相制约程度和权衡轻重之中达成的妥协或平衡。一般而言，常态下制度运作会比较符合章程条文，不过经常会出现无效运作和虚与委蛇现象；非常态情况下，“潜规则”或既得利益格局更容易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互相损耗情况也不容忽视。专辑中对于典章制度研究的分说与讨论就对此进行了提示，“应当注意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变态的互动关系”。过去的制度史研究包括行业史、机构史、文书史、档案史、媒介史等，很多立足于“前台”层面即制度或机构、媒介、条文、章程层面的列举和分析多，而对于这些表达或表演如何见之于实践，其间的虚应故事、拆台损耗如何，以及“后台”的人际网络与人事关系及商业利益和政治权力为何，一般的研究或者忽视，或者将公开的展演等同于实际的运作实践。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归于某些关键的内部运作资料缺乏、关键的操纵者或执行者的资料缺乏，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缺乏建构论的视角，轻易地将制度等同于条文章程、人之言行等同于机制运作，将公开的言论等同于实际的践行，视文如其实、目言为心声，只见表面不见内在肌理，无法深究制度、机制、表达与实践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网络、人与制度的互动情况，不愿意回到历史语境，根据多元资料重建和透视历史现场的复杂性。
以清末新政为例，从实施过程和效果角度来言，清季新政的实施过程可谓是对新政本身变相的否定，以及对其内容进行形式主义化和软性消解的过程。受激于义和团事件和列强压力，清廷新政之初虽有其诚意在，“自庚子以来，朝廷锐意维新，举凡学校、警察、实业诸要政，均已次第施行”，但推行成效不彰，“盖每举一事，督抚以具文责州县，州县以具文申长官，凭奏报之空言，为考绩之成法”，在这样长期敷衍塞责过程中，清廷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吏治愈发败坏，“粉饰丛脞，相习成风，求有能实事求是者，几如凤毛麟角，以致乡曲细民，反诧为新政琐屑，有名无实，不若仍旧之为得”。
1906年，清廷又顺应舆论要求推出立宪计划，做出开放政权姿态，希望以适当的政治让步获取朝野支持。其宪政举措看起来巨细无遗，煞有介事，让朝野上下均对其寄予厚望。实际上，其各种举措之本质仍是专制为体、立宪为用，“以振作为敷衍”，用立宪粉饰专制，希望借此消弭“外患”和“内乱”，保证皇室大权独揽，“皇位永固”：“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有此意图，故在关键处清廷举动多畏葸不前，穿新鞋走老路，讳疾忌医，明知积弊重重却不愿触动既得利益者，唯喜欢于无关紧要处与细枝末节处反复再三，“而其重要枢纽仍如故也，只取无甚关系一二部分，裁汰之、合并之已耳”。文牍函电往还，奏折弹章交替，煞是热闹，实则仍是因循守旧、粉饰观听的表演，“阳以立宪为名，而阴收中央集权为完全无缺之专制”。最后又悍然成立一个“皇族内阁”搪塞朝野，由此民心尽失，导致连原本支持清廷的立宪派都转而支持辛亥革命、积极参与各省独立。时人、时论与后世史家目清廷预备立宪为“革命制造工厂”“假立宪”，良有以也。所以连革命党人章太炎都认为“满清以立宪而致速亡”。一些有识者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曾检讨清廷败因，也认为在于“怵于危亡”的清廷以假立宪敷衍应付民意：
近数年间，朝廷下预备立宪之诏矣，宣布九年筹备立宪清单矣。上年采用臣院之议，又缩改之为宣统五年开国会矣。今年又按照缩改筹备清单，设立暂行内阁矣。夫此数事，皆有名无实。在政府以为可借此以敷衍人民，在人民终不能因此而信爱政府。于是愤政府之疲缓，官吏之酷虐，法律之不备，审判之不平，人民生命财产之无所保障，权利义务之不能确定，国势之凌夷、民族之衰弱，将归于优胜劣汰之数。政府愈疲缓，人情愈愤激，愤激之极，则革命之说易于传播，而革命之势力于是大盛……彼之所借口者，其初恐朝廷之不立宪，其继愤政府之假立宪，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
自谓为清廷忠臣的郑孝胥反思辛亥革命原因时也认为是摄政王载沣和庆王奕劻领会了慈禧太后利用立宪的真实用意，“伪饰立宪于后，乃成瓦解土崩之局”。辛亥革命其实就是这种“假立宪”、不敢“示人民以真正立宪”的政治实践之演变结果，“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出之结果已耳”。我们今日似不必因其各种新政举措不断推出，某些政令在制度上、形式上甚至非常激进就为其翻案，进而目其为“真立宪”，也有以章程条文的出台等同于其实际运作效果的嫌疑。时人对此有清醒认识：“咨议局成立，不过多几篇议案耳；自治局成立，不过增若干地方税耳。”
职是之故，公开的精英表达和制度变革要求如何被包括官员在内的受众接受？如何见之于社会实践？其间的差别有多大？其具体执行情况和效果如何？以上问题，均提醒我们要重视制度的惰性（包括掌权者本身对制度与体制的背离和侵蚀，像“以弊养官”“官多生事”、政府的专权滥权和文牍主义等问题）、受众的反应、仪式的粉饰作用及其时效性等。恰似清帝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发布的罪己诏中所直言：“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祗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种种政治上的名实不副、名存实亡或借名滥权情况，或是力所不能及，或是无心插柳，或是存心糊弄，均在皇族内阁之成立的上谕中被坐实为无可救药。忠于清廷的恽毓鼎事后反思时即认为皇族内阁之成立为清亡一大关键点：“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上海时论更是早就大胆预测：“中国不亡于真守旧而亡于伪维新！”
清末时论之敢言自然同当时报刊业发达有关。常常寄生于租界、外国或依托于外人的报刊以言论耸动天下，其中梁启超及其主持的《新民丛报》影响力尤大，造成朝野上下竞相趋新，“辛丑、壬寅以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鞭长莫及的清政府也不得不顺应现实，特别是以趋新形象自居的摄政王载沣上台后希望能广开言路，曾多次做出喜欢阅读报纸、重视舆论的姿态。但考察清廷的实际作为，依然是我行我素、人莫予毒，“年来朝廷举动，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恰如早前清廷官员戴鸿慈的警示：“在政府不能不曲从舆论，而断不能满其所欲。”这也陷入一个刘锦藻所谓“舆论之专制”吊诡之中，政权开放迎合舆论不行，管控收买舆论也不行，清政府左右支绌。最终，大量独立发声的报刊存在，迎合也制造了社会上寻求改变的民意需要，导致整体舆情愈加激进，对塑造清政府的负面形象和激发革命作用巨大。故辛亥革命期间就有时论认为：“各省独立所以能如是之速者，皆缘于报纸之鼓吹，沪上各报鼓吹为尤力。”还有遗老事后反思，认为清亡起因在于上海报馆发起的革命宣传迅速传遍全国：“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民初也有时论认为民初以来政局“之所演成”，“皆与报纸之所鼓吹劝告者一一相符，其符合也，非报纸之能豫言也，以其所采访而得之舆论，以决各方面势力上之消长而已，亦非报纸之能动物也，以其所纪载而出之舆论，以待各方面心理上之选择而已”。进而有人对媒体作用有这样的评估：“至前清末叶，报纸势力渐呈伟大之象，清室竟因之而亡；袁世凯称帝，报界不赞成，即至倾覆，此其最著者。”
舆论力量之外，电报、轮船、铁路、邮政、印刷等物质条件的辅助作用也不容小觑，它们为资讯（包括谣言）及其载体的迅速传播和人员、商品的快速流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如在辛亥革命期间，身在台州的官宦子弟黄秉义对身边因革命激发的动荡非常不安，他通过上海报纸了解武昌战况和全国形势进展后，将之同昔年洪秀全起事对浙江的影响进行对比，认为洪秀全“占据南京，浙江而无摇惑者，时无电报、轮船，信息通而非易；今黎元洪占据湖北，而浙江致有如此风潮，皆因电报、轮船易于通晓，又加各报纸日日造谣生事之所致耳”。而对于上海各报宣传的革命军各处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忠于清朝的黄秉义宁愿唯心地相信“天象”，也固执地认为“《申报》所言一切均是自造谣传”，而他却非常乐于采信自己从当地获得的传言，如革命党首领“孙汶”兄弟二人已经被袁世凯“正法”的消息，“闻言之下，大快人心”，黄秉义认为各报之所以不愿报道此类消息，乃是因为“现各报中均是革命者主笔，此等革命倒煤〔霉〕之事，断不言及”。再如《申报》等报纸的发行情况也值得注意。19世纪末，人在苏州的包天笑能通过邮局“脚划船”飞送得到最新出版的《申报》，“昨天上午所出的报，今天下午三四点钟，苏州已可看到了”。1908年上海与苏州通火车后，则当天下午就能看到当日《申报》；相反如用普通“民船”运送，就要隔三天才能看到。其实《申报》销量较大，某种程度上正在于其能迅速到达读者那里。再以梁启超初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为例，该报就是因为国内禁令甚严，邮递困难，相比于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影响不够大，以至于宋恕对《清议报》“期期读、字字读”后，感觉其“胜《时务报》万倍，恨不能销于内地”。清末新政时期，书报邮递的禁令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严格，故梁启超这时创办的《新民丛报》就能比较多地被国内读者阅读，发生的影响也就远超《清议报》。受惠于邮路畅通与运输工具的快捷，人在广东的黄遵宪二十天即能读到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新小说报》初八日已见之，仅二旬余得报，以此为最速，缘汕头之洋务局中每有专人飞递故也”。当然这样的进展离不开外国在华势力的影响。这时外国人插手中国的邮政事业的程度日益加深，特别是在“老练”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督导之下，中国邮政事业“其进步实可惊异，今也全国大小邮政局之实数已达千数。据昨年之统计表言之，则其一年间所收发之信，其数多至二千一百六十万通。小包件之数，亦不下三十八万七千个”。“只是本国邮政，要请外国人管理，实在是可耻得很哩。”得益于这种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清廷的一些邮递禁令贯彻起来不再像以往那么顺利和有效。此外，火车、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的推广，使得大量旅客随身携带违禁书刊的情况根本无法禁止，中国各地的读者就能源源不断读到来自日本或上海等地的违禁书刊，从而有了改革、立宪乃至种族、革命意识，他们进而又借助印刷媒介或报刊的力量将其再生产与在地化，这也是清末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能够在一些交通与经济比较发达地区迅速勃兴的重要造因。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此语前些年曾不断为一些中国近代史学者所引用，借以反观清季的新政和此后的系列改革举措与其所希望解决的制度困境。托克维尔对改革与危机关系的勾勒颇具启发性。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晚清以降外来制度和思想的引入、主政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因应乃至由此形成的朝野各种反应所带来的影响，不管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或是清季新政、科举制度改革、官制改革，乃至预备立宪、共和肇建、洪宪帝制等，林林总总的改革、革命、外交乃至复古、集权等举措所带来的多面影响、所释放出的各种力量与机会，不应再单一地在某个线性框架或认知模型里被化约、被无视或被遮蔽，也不应简单地视形式为内容、将表达当实践，而各种言行不一、各种举措本身也会吞噬原初这些改革的表达和举措出台时的初衷与合法性，改革不成成革命，转型未果即结果，它们也应该是近代中国知识和制度转型过程中值得被关注的方面。在此意义上，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史，不仅是外来刺激落地生根的历史，也为近代中国丰富的本土反应史与制度因应史，同时更是一个富于多歧性和未完成性的历史，其中的成败得失均足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与重视，特别是那些未能成功转型或根本不愿“被”转型的历史。
（作者张仲民，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