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在回顾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历史学发展历程时通常使用“战后历史学”一词。学界对“战后历史学”有多种定义，中村政则将其简述为：“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塚久雄的比较经济学和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为核心构成的学问。”户边秀明指出，直至今日，日本史学的框架也是建立在“战后历史学”所形成的诸多知见（定说）基础上的，而“战后历史学”的核心（非全部）是由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与批判现代社会的观点紧密结合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战后日本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至少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方法开展的历史研究在史学领域一直居于主流地位。
为何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在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流且发挥巨大影响，值得深入思考。可惜的是，我国学界对战后日本史学的研究状况关注不够。实际上，探究二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脉络，不仅有助于深化我国学界对战后日本史学研究状况的认知，更好地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辨析和定位，也有助于揭示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整体面貌。鉴于此，本文拟以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日本史研究为核心，对其发展历程略作梳理。因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家众多、成果丰富、理论多样，叙述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故在此仅作抛砖之举，以就教于方家。
一、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复兴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战后民主改革及批判战前、战中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其社会思想意识、历史教育均面临重塑。战后摆脱了被压制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针对这种状况，先于其他领域给出了回应。1945年10月4日，日本废除《治安维持法》和《国防保安法》,以共产主义者为主的约三百名政治犯被释放，其中就包括羽仁五郎、铃木正四、野原四郎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他们出狱后迅速展开活动，批判皇国史观、国粹主义，提出革新历史叙述，并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结合，致力于历史教育改革。这些战时未曾向军国主义政权屈服的史学家本身很有号召力，再加上二战后盟军对日本社会性质的判断间接证明了战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讲座派理论的正确性，使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活动受到广泛关注。
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恢复了战时被迫中止的学会活动，并主导成立了一些新学会。创立于1932年，战时被迫中止活动的历史学研究会（以下简称“历研”）分别在1945年11月10日和12月1日召开了两次国史教育再研讨座谈会，重新开始活动。该会聚集了众多对侵略战争持批判态度的年轻研究者，1946年6月其会刊《历史学研究》也恢复发行。1945年11月，日本史研究会创立，1946年5月其会刊《日本史研究》创刊。1946年1月，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创立，其历史部会十分活跃。上述三个学会及1967年成立的历史科学协议会构成了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阵地。
在重启或创立学会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家们迅速以其研究活动展开了对皇国史观等错误史观的批判，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和方法论对抗官方史学叙事。历研发起者之一远山茂树认为战时的日本史学缺乏客观性，是“非科学的”,今后的历史学要重视“科学性”,贯彻实证研究。这不仅是历研，也是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共同理念。在理论方面，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对立等相关理论与分析方法得到研究、宣传和应用。在大学讲坛，马克思主义史家积极讲授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很受青年学生欢迎，这在不少学者的回顾中被反复提及。关于研究立场和史学的功用，马克思主义史家提出应摆脱以天皇为首的统治者的历史观，从被统治者的视角来描绘历史，并特别强调研究应服务于人民。历研在1946年6月确立的总纲领中，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有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历史的历史观；二是历史学家应深入人民，其研究成果应服务于人民，这是历史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在前述理念引导下，战后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研究中特别强调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主张日本史是世界史的组成部分，其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世界史的普遍性。例如，历研1948年度大会主题是“世界史的基本法则——各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矛盾”。在主旨报告中，原始古代社会部分的松本新八郎主要分析了阶级关系的形成过程，即古代国家的形成和阶级斗争问题；封建社会部分高桥幸八郎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角度分析了其解体过程；资本主义社会部分的盐田庄兵卫主要侧重分析日本资本主义体制崩溃、社会主义革命得以实施的历史条件，并阐述其历史必然性。会后历研编辑出版了《世界史的基本法则》一书。1946年出版的石母田正的名著《中世世界的形成》,也通过论证日本中世存在“封建制”元素，指出日本史具有像欧洲那样的世界史发展的普遍性。对于世界史发展的规律性、社会发展阶段等的讨论，在1949年达到高潮。不同学者间因对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分期、某些社会集团的阶级定位等理解的差异，就诸多具体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部分论争发展成为持续多年的研究热点。如1954年前后出现的“太閤检地论争”和“寄生地主论争”,前者引发了大规模的封建制论研究，后者则发展为了地主制研究。
除上述探讨外，一些热门议题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科学性和站在民众立场上进行历史研究的宗旨。其中，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和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特别有代表性。1952年前后，与当时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相呼应，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家就民族问题展开了诸多论述。1951—1952年，历研、日本史研究会的大会报告论文多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例如，1951年历研大会的主题是“历史中的民族问题”,1952年大会主题是“民族文化”。当时也有一些代表性著述发表，如石母田正的《历史和民族的发现》《续历史和民族的发现》以及井上清的《日本现代史Ⅰ》等。这与当时国际民族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日本被占领下的危机意识有关。同一时期，伴随战后日本农地改革的实施，再加上当时日本共产党呼吁发起民众运动，农村、农民问题受到特别关注。到50年代中期，农村史研究达到了一定高度。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还大力倡导实践性，要求研究者改变学风，到民众中去，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参与教育改革，展开“历史记述争夺战”。1946年末，历研设立了历史教育部，以应对从1947年开始的教育改革，在日本教职员工会的协助下，着手编写学校教科书。另外，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和历研共同主导发起了“国民的历史学运动”,鼓励民众书写身边的历史、职场的历史等，倡导收集从国民的视角记录的原始史料。石母田正等历史学家积极投身该运动，在他们的呼吁下，东京、京都、奈良等地都出现了以历史研究者、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活跃的史料搜集及历史书写活动。其中，东京都立大学历史学研究会的加藤文三等6名学生，在1952年春季、夏季两次赴埼玉县秩父郡上吉田村石间的泽户集落走访调查“秩父事件”史料、村史资料一事，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国民的历史学运动”的组织和动员下，当时的生活记录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工人、主妇等群体中涌现出诸多团体，开展与记录工厂历史、家庭历史、个体生活体验等相关的经验交流活动，各种油印文集层出不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史料收集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打破官学垄断、重塑史料来源的观点。认为应从作为研究基本单位的地方史开始转换研究方向及方法，从而构筑真正的日本史研究的基础，倡导地方史料的发掘、整理、使用。在这一号召下，一些地方史研究会相继成立。1950年日本的地方史研究协议会成立，标榜“地方史研究的着眼点在于，继续以唯物史观为基调，立足于地域层面的‘原始资料’,进行实证性的日本经济史研究，同时深化日常生活史相关研究”。地方史研究特别注重实地调查，并注重与地方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其发展推动了统治阶层以外的社会阶层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保存，意义深远。
在战后初期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不但在内部进行活跃的理论探讨、著述活动，更着力在国民及学校教育领域推广唯物史观，迅速占据了历史研究的核心地位。到5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具体问题研究方面都有了一定积累。但因为这一时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运动联系过于紧密，且受苏联史学思想影响较大，随着1956年“斯大林批判”的出现、日本共产党内部的路线之争、“国民的历史学运动”遭遇挫折等，外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质疑之声增加，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部反思。石母田正就自我批判认为“国民的历史学运动”过于观念主义、理想主义，呼吁向实证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论争中前行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日本社会呈现复杂状况。一方面，经济逐步复苏，进而在60年代实现了飞跃性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运动层出不穷，特别是出现了1960年前后和1970年前后两次大规模的安保斗争。再加上冷战的国际大背景及越南战争的爆发和持续等因素，使该时期日本社会意识出现了激烈的分化和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其他史观的论争中曲折发展。在这些论争之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点有所扩大，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对于具体问题的探讨也更趋实证。到60年代中期，产生了诸多高水平研究成果。
50年代中期，伴随1956年“斯大林批判”的出现以及“国民的历史学运动”遭遇挫折等，学界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质疑，代表性事件如“昭和史论争”。1955年11月，岩波书店出版了远山茂树、藤原彰、今井清一共著的《昭和史》,该书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阶级对立理论等组织架构并进行具体分析，叙述了昭和元年至该书出版前的日本历史。《昭和史》结构明快，结论明确，指出战争的必然性和统治阶层应承担战争责任，特别契合当时民众的心理需求，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但另一方面，该书在学界则也引发了诸多质疑。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等就该书的史观、阶级对立分析方法、写作文体等展开了批判，认为其将人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分割方法过于机械，叙事刻板，缺少作为“人”的个体视角等。面对这些质疑，远山茂树、井上清、江口朴郎等马克思主义史家进行了若干回应，双方展开论争。论争推动了学界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对历史学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以及历史学家的主体性等问题的广泛思考和探讨。
5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更加丰富、深入。前文提到的“太閤检地论争”,缘起于1953—1954年安良城盛昭对以石母田正为代表的“领主制理论”提出质疑，认为中世是“家父长式奴隶制”,太閤检地否定了“家父长式奴隶制”、使小农得以自立的革命性政策，提出了太閤检地是封建革命的论点。安良城的学说虽然在当时未能撼动石母田学说的地位，但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讨论。1960年《史学杂志》发文指出，自安良城对石母田的学说提出质疑开始，封建制形成过程成了学界最感兴趣的议题之一。到20世纪60年代，学界就封建制概念、封建制的形成、发展规律等，形成了以石母田和安良城学说为基础的两大阵营。与此同时，安良城的学说对近世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1960年前后近世史领域出现幕藩体制、藩政史研究热潮，其中诸多研究是在揭示幕藩体制的封建性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而且，从内容来看，这些新成果特别注重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深入分析，例如详细探讨藩内地主、小农的生产经营模式等；对近世的社会分工、商品流通、交通运输等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大量涌现。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明治维新、近代天皇制、自由民权运动、寄生地主、大正民主运动等也是长盛不衰的研究议题。到6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诸多议题的研究上都达到了较为深刻的程度。同时，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会等一直积极参与历史教育，包括支持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诉讼”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说逐渐落实到了教科书之中。
鉴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社会意识方面的巨大影响。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和日本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历史认识方面的引导，以削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1961年，“美国制造”的“近代化论”输入日本。1960年8月，美国学者约翰·霍尔（John W.Hall）等在日本箱根组织召开了一场有美日两国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不久，霍尔在箱根会议报告基础上扩写的论文《日本的近代化——概念构成问题》发表在《思想》1961年1月号上。紧接着，《中央公论》杂志从5月号开始连续刊登宣扬“近代化论”的论文，9月号更刊登了时任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和日本经济学家中山伊知郎的对谈——《日本近代化的历史性评价》。该对谈的要旨是声称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基础是明治维新至1941年期间形成的；日本仅用数十年的时间即实现了欧洲花费几个世纪才得以实现的近代化；日本是西方社会之外实现近代化的第一个国家。此后，美方在日本展开了被称为“赖肖尔攻势”的“近代化论”宣传，“近代化”论逐渐在日本渗透开来，1963年成为其思想界的“流行话题”。“近代化论”的核心是以西欧为近代化模板，宣扬日本是亚洲唯一实现了近代化的国家，同时指出中国、印度等未能实现近代化有其历史原因。这是与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史观根本对立的史观。
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近代化论”的反应相对冷淡。除安丸良夫等少数学者撰文进行批判性讨论外，参与驳论的学者并不多。远山茂树、永原庆二等认为，“近代化论”是政治性论调，目的是让日本国民认可美日两国亚洲政策的捆绑，因而不会产生长远影响。但实际上这种反应冷淡或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关于影响亚洲国家近代化发展的内因问题，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持与“近代化论”相近的观点。例如，二战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就曾出现“亚洲停滞论”论争，且一直持续到了战后。尽管“近代化论”因美国不断扩大侵越战争而一度失去说服力，未撼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地位，但其长期影响不容小觑。1968年是明治维新百年，日本政府大张旗鼓举办“明治百年祭”等活动，夸耀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历程，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性的历史叙述正好相反。宣扬日本“优越性”的“近代化论”也借机再度兴起，甚至输出到了亚洲其他国家。与此相对，带有左翼、批判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持不同史观的一些史学著作受到民众追捧。1967年，在历研的一次座谈会上，远山茂树吐露心声称，中央公论社的《日本的历史》等书大卖并能引发历史热潮，“以我们的常识无法理解”,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危机感。面对这种状况，马克思主义史学除了不断反思、完善自身理论外，也尝试通过开拓一些新研究领域来突破困局。
三、从人民斗争史到社会史研究
1967—1972年，为密切与民众的联系，广泛发动民众支持安保斗争，揭示从属美国导致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呼吁重视“被统治的国民”的历史，倡导进行人民斗争史研究。人民斗争史旨在明确人民这一历史主体，并尝试丰富人民的概念，突破阶级斗争史中阶级概念的局限性，扩大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的范围。同时，尝试将人民这一主体与社会结构论结合起来分析，探究人民斗争在历史上产生了何种影响。
人民斗争史研究主要由历研等学会推动。1967年，东京历史科学研究会创立，该会以犬丸义一为中心，力倡人民斗争史，并提出要完善相关研究方法。而历研1967—1972年的历届大会均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其1967年大会主题是“帝国主义和我们的历史学”。在大会主旨报告中，江村荣一、宫地正人、中村政则分别就“日本帝国主义和人民”“九·五民众暴动”“日比谷烧打事件”做了发言。历研1968年大会的主题是“国家和人民”,1971年的主题是“世界史认识和人民斗争史研究的课题”,1972年主题是“世界史认识中的人民斗争史视点”。在1972年大会上，小谷汪之和峰岸纯夫所作的主旨发言的题目分别是“亚洲近现代的民族和民主主义”“中世后期人民斗争的再探讨——以正长、嘉吉的德政一揆为中心”。
在通过学会呼吁并组织集体研究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家还出版了大量旨在面向普通民众的历史书籍，以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的影响。能体现上述思想的著作如1970年江口朴郎和远山茂树监修的面向大众的《写给学习历史的人们》,强调学习历史过程中须秉持“人民视点至上”的原则，只言及政府制定的国策的历史学是不科学的。另外，历研等编辑出版的各种通史系列也体现了此种意图。按出版先后顺序，有《讲座日本史》《太平洋战争史》《日本民众的历史》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种种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其研究成果最终扎根在了历史教育领域，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还是未能弥合与民众的现实体验之间的脱节。
1970年前后，日本国内的安保斗争在达到一定高潮以后迅速平息，再加上1972年联合赤军的“浅间山庄事件”等极端左翼事件引发了社会恐慌，整个日本社会迅速向保守化方向转变。到70年代中后期，日本在经济上早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政治、社会稳定，中产阶层规模不断扩大，国家及国民的自信心急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核心的战后历史学所形成的批判和反思的历史叙述逐渐与日本民众的意识产生背离。人民斗争史研究到1975年前后逐渐淡出学界视野。
在这种状况之下，马克思主义史家内部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开始自我审视、自我批判。他们总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理论、方法僵化；在较固定的理论框架下很多研究成果仅呈现资料堆砌，创新性不足；历史叙述与与现实脱节；史料单一；等等。据深谷克己回忆，70年代后期他和峰岸纯夫等还参与编纂了历时5年完成的五卷本丛书《一揆》,从阶级斗争角度分析农民起义。当时正值历史意识发生变化时期，在编纂之初有很多研究生热心参与，但后来研究运动史的青年学者锐减。深谷的回忆，直观地反映了青年学者们关注点的变化。
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种省思中开始转型。并且，这种转型可以说是在人民斗争史研究过程中孕育的。虽然人民斗争史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从20世纪50年代的阶级斗争史，到六七十年代的人民斗争史，再到之后的民众运动史，从名词变迁即可窥见学界在理论、方法、关注点等方面的变化及其内在发展脉络。如前文所述，在人民斗争史研究中，学者们尝试将人民主体和社会结构分析结合起来，这就必然涉及国家与人民；同时，伴随人民概念涵盖范围的扩大以及史料的丰富和细化，民众史研究的基础得以形成，进而逐渐拓展为社会史研究。
在审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自身研究经历基础上，走向社会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有网野善彦、安丸良夫、二宫弘之等。在他们的推动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史学领域社会史所占比重逐渐增加。虽然社会史研究脱胎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但确实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某种解构。1983年《史学杂志》的“回顾与展望”特集中，所列举的研究成果大多属于社会史范畴，体现了当时的研究盛况。伊藤贞夫在汇总1982年度的历史理论时也说：“人们对社会史越来越感兴趣，以这种方法进行的历史研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优势，与此相表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有效性的质疑。《思想》杂志去年开设了‘唯物史观再探讨’特集，今年又开设了‘马克思与现代’特集，都与上述态势有关。（特集）主要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阶段论、经济决定论、欧洲中心史观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可见，学界在关注社会史研究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理论、方法提出了尖锐批判。1986—1988年岩波书店出版了网野善彦、山口启二等编纂的《日本的社会史》系列丛书，可以看作是社会史研究热中的巅峰之作。当有记者问山口启二为何要编纂这套书时，他回答“为了战后历史学的重生”。
伴随民众史、社会史的风行，历史研究的核心不再集中于社会结构分析，生产力发展阶段、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变化、各集团的阶级定位、社会性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淡化。战后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热门议题的封建制也逐渐淡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与此相对，社会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农村、宗教、文化等领域。在史观及方法论方面，比起将世界史作为单线发展的各阶段来把握，更强调将具有同等价值的各文明并列来展开历史叙述，将各种各样的过去社会作为历史人类学的对象来考察。在史料运用方面，相应地提出了扩大史料范围。1976年石井进强调，在古代、中世、近世史研究中，除文献史料外，还应该重视考古学资料。并且，美术作品及文学作品等也可成为某种史料。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一些史观、方法、理论也大量输入日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冲击，推动了日本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例如，70年代后半期，二宫宏之等人就开始介绍欧洲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研究动向。这些研究使史学关注点发生转移。到了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被多元化的历史研究、历史叙述所取代。
四、结语
二战后初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批判皇国史观史学、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中兴起，提出站在人民立场上进行“科学性”的实证研究，符合当时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展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并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推动革新国民及学校的历史教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自身也发展为了“战后历史学”的主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斯大林批判”的出现及日本共产党内部的分裂，受苏联史学影响较大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推动的“国民的历史学运动”等遭遇挫折，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更聚焦于理论完善和具体议题的深化。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冷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部探讨和与外部的论争之中逐渐走向成熟，无论是“昭和史论争”还是批判“近代化论”等冷战意识形态，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我革新。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又通过倡导人民斗争史研究等批判过度的经济开发和政治保守化，并通过参与社会实践，使其研究成果最终扎根于历史教育领域，但随之也出现了理论、方法上的僵化。7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日本市民社会的逐渐成熟、研究者的新老更替等，民众及研究者的历史意识逐渐多元，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产生转向，逐渐过渡到民众史、社会史研究。在史观、方法论等方面，唯物史观色彩逐渐淡化，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叙述逐渐被多元的历史叙述所取代。
近年来，日本学界对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诸多回顾，基于不同立场，学者们的评价褒贬各异。例如，成田龙一等主张重新书写历史，以走出“战后历史学”；户边秀明等部分学者则主张不应回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战后的影响，应对其进行批判地继承。笔者认为，尽管随着冷战结束及社会思潮的转变，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其理论、方法的僵化而逐渐弱化，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价值，须理性看待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在近些年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所谓理论创新之下，历史学本身也受到了严重质疑，甚至逐渐失去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立性、独特性。在此种危机之下，对史观、方法论、史料论等的理论探讨势在必行，正如战后初期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提出的那样。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及其社会批判性、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培养民众历史意识的社会责任感、实证研究积累、尝试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等价值犹在，有待发掘和继承。
（作者张艳茹，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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