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
澳大利亚特殊的近代史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滋长的必然性。自1788年英国开始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至19世纪中叶，这里诞生了以流放犯为主体的移民社会，绝大部分居民都来自欧洲社会的底层。不仅如此，自1830年开始，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农业、畜牧业与矿产业，与此相应的用工需求进一步促使这里形成并维持了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可以说，现代澳大利亚社会对阶级平等与正义议题有着与生俱来的阶级自觉性与敏感性，而任何严肃的澳大利亚近现代史研究都无法忽略劳工这一主体。劳工的历史构成了澳大利亚现代史叙事的基础，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发势不可挡。
1920年，在“十月革命”及欧洲共产国际运动的鼓舞下，多个澳大利亚激进工会组织合并成立了澳大利亚共产党。它甫一诞生就提出了用无产阶级理论武装工人运动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围绕对本国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与思考，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运而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形成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集群，主要人物包括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鲍勃·罗斯(Bob Ross)与劳埃德·罗斯(Lloyd Ross)父子、山姆·洛萨(Sam Rosa)、埃斯蒙德克·希金斯(Esmonde Higgins)与吉姆·罗林(Jim Rawling)。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学者成长于澳大利亚联邦的奠基时代。这个时代的澳大利亚史学正处于从英帝国史学的附庸转向本土化的过渡阶段。因此早期的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家一方面强调本国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属性，另一方面也重视塑造独立的澳大利亚民族史观。他们激烈地批判英国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不仅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信念，也是民族主义情绪使然。这种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杂糅的学术风格突出地体现在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戈登·柴尔德身上。他属于澳大利亚本土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因为常年关注并参与工运，对无产阶级运动史产生了切身的体验。事实上，澳大利亚工党是全世界第一个取得全国性执政地位的劳工阶层政党，柴尔德也在1921年成为工党政府的顾问，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议会最终会沦为精英阶层的玩物。因为任何代表一旦进入议会，都会为了保住权位而不惜与斗争对象妥协，从而牺牲初心并且偏离自己的阶级立场。柴尔德很快与当局切割，但他认为从工人运动角度解释澳大利亚现代政治史兼具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于是以阶级斗争为线索系统描述了澳大利亚工运的发展史。柴尔德的作品不仅是全世界最早探讨议会制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经验研究，而且他对第二国际路线犀利的批判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被誉为澳大利亚政治评论的最强音，彰显了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性。柴尔德对澳大利亚主流工人运动逐渐放弃革命斗争理想而怨叹。从1927年开始，他选择长期执教于英国，致力于欧洲史前考古研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欧洲人类文明源起问题，反对以文化性标签将“史前(prehistory)与历史(history)”进行二分，而是强调以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标准将全人类历史描绘为连贯进步的进程。他的观点被西方考古学界认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柴尔德等人强调工人运动应该成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一项基本议题，这极大地激励了更年轻一代的学者，比如非历史学专业出身但最终在学界形成广泛影响的布赖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菲茨帕特里克早年以记者身份积极组织并参与工人运动，在积累大量实践经验后，于1936年开始依托墨尔本大学撰写澳大利亚现代史。在短短十年中，他推出了一系列著作反对当时流行的辉格史学叙事，即把澳大利亚历史笼统地描绘为移民社会在新大陆不断取得进步和解放的过程。他认为历史要围绕“有组织的富人与有组织的穷人的斗争”展开，还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理解澳大利亚挣脱英帝国约束的必然性，比如法国大革命是英国放弃在澳大利亚强行复制英格兰式小农经济的重要原因。他也强调阶级属性决定了不同人群收益的差异，强调了工人的组织化是阶级斗争推进的关键。菲茨帕特里克的作品问世时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结果为众多青年学者从阶级斗争角度理解当时的全球战争危机提供了思路。
值得强调的是，当时澳大利亚本土的自由主义史学正不断走向成熟，即全社会普遍开始接受澳大利亚史与英帝国史存在鲜明的差异，尤其是珍视阶级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价值。因此，主流史学界对菲茨帕特里克的研究有所共鸣，比如墨尔本大学历史学系的雷蒙德·克劳福德(Raymond Crawford)。尽管克劳福德本人并非共产主义者，但整个20世纪40年代，他始终在学科建设和史学理论层面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创造契机。克劳福德先后毕业于悉尼大学和牛津大学，留学期间受到了英国左翼史学的影响。1937年，年仅30岁的他就开始担任墨尔本大学历史学教授。任职伊始，他就高举学术自由的大旗，积极改革教学内容，将澳大利亚本土历史树立为史学专业学习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工人运动史。克劳福德推动了墨尔本大学设置专门的历史学系，引入了包括菲茨帕特里克在内的许多思想活跃且激进的学者。他毫不隐讳地鼓吹菲茨帕特里克的观点，反对将澳大利亚史视为英帝国历史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1940年他还创办了《历史研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期刊。这份刊物成为澳新史学界第一份也是最权威的专业刊物，且发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1939年和1940年他两次公开联名发表声明，反对政府限制打压共产党及工人媒体对世界大战的报道与剖析。正是由于克劳福德秉持学术自由的理念，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者才得以在大学的正式制度安排中获得空前的生存空间。
克劳福德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将唯物史观系统引入澳大利亚历史学专业教育与科研工作中。这也成为所谓“墨尔本学派”早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在1946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争取科学进步协会”的大会发言中，克劳福德明确指出，在诸多尝试用唯物主义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证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最为重要：它是一种科学史观；它提醒人们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存在规律可循；它对理解不同人群的历史具有普世性。以克劳福德拥有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望，这样的表态无疑极大激励了澳大利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视，进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进一步专业化与组织化奠定了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壮大反过来推动了澳大利亚史学界普遍的“左倾”化，比如国际学界公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曼宁·克拉克(Manning Clark)。他在墨尔本大学就读期间从经典的自由主义立场转向了社会主义立场。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得益于本国深厚的工人运动传统、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卓越贡献以及学术界自觉的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一度赢得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广泛欣赏。不过，这种意识形态立场突出且试图引导社会运动的史学研究很快遭遇了严峻挑战。首先，冷战爆发后澳大利亚政治思潮的急速右转造成了左翼社会力量举步维艰，澳大利亚共产党一度被宣布为非法，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其次，澳大利亚在二战后迅速进入产业扩张与经济景气状态，多数工会组织进一步趋向保守，激进工人运动的阶级基础不断松动。不仅如此，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的一系列波折，造成了澳大利亚共产党多次公开分裂，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望。最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在二战后基本成熟定型，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超越帝国史叙事窠臼的需求逐步消退，它日益被渲染为一种对立于自由主义的极端化研究路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克劳福德领导的墨尔本大学历史学系不再包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甚至排挤迫害他们。
面对这样的挑战，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也开始了抗争与调整，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体。其主要特点包括：形成了更独立规范的劳工史研究网络与平台、坚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以及尝试拓展研究的具体议题。这里最值得一提的事件是1961年澳大利亚劳工史研究会(Australi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的建立。随着与自由主义史学圈子渐行渐远，坚持保留共产党员身份或推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职业学者不再试图讨好所谓主流学术圈，而是决定创办更自主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学者以罗宾·戈兰(Robin Gollan)、埃里克·福莱(Eric Fry)以及伊恩·特纳(Ian Turner)等为代表。他们像最初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积极参与劳工运动，但在二战后经受过更为系统扎实的学术训练。这些学者积极联络了其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院派史学家如贝德·奈尔(Bede Nairn)、弗兰克·克劳利(Frank Crowley)、劳埃德·罗斯及萨姆·迈瑞菲尔德(Sam Merrifield)等，通过定期的学术会议、有组织的科研项目与专门的学术期刊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及传播。1962年劳工史研究会召开了首次全国大会并正式创办了期刊《劳工史》(Labour History),以此作为各地方研究成果交流的平台。1967年，特纳等人又发起“劳工史是什么”的大型研讨会，鼓励非中心城市的学者参与讨论与研究。事实上，这份刊物不仅鲜明地推动专业学术的发展，还成为各种左翼史学研究的阵地，与其他左翼大众刊物如《角斗场》(Arena)、《观点》(Outlook)、《异见》(Dissent)及《澳大利亚左翼评论》(Australian Left Review)交叠呼应，成为抗击右翼思潮的扬声器。
在强化学术制度建设之外，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积极关注了学理性问题。学者们不仅贡献了富有澳大利亚移民社会特色的思考，也与国际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同频共振。比如拉赛尔·瓦德(Russell Ward)早在1958年就开始强调要自下而上地看待社会不同阶级的塑造过程，要重视劳工阶级形成过程中文化的重要性。他以澳大利亚劳工阶级的历史为例，认为他们是在开发内陆边疆的过程中形成了崇尚质朴实用、兄弟情谊和平等主义的文化，这也代表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核心文化。这与后来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在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界享有重要声誉的尤金·卡门卡(Eugene Kamenka)。他来自一个俄裔流亡犹太知识分子家庭，能够切身对比欧洲与澳大利亚社会现实。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详细追溯了马克思毕生对伦理问题的思考，认为马克思从来都强调并尊重个人自由，而保障个人的自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及其基于财产私有制的法权。随后他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为基地，广泛研究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在移民殖民地的传播，也顺理成章地鼓励将欧洲大陆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澳大利亚。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澳大利亚学术界长期以来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影响，对欧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关注不足。
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除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成果，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葛兰西为代表的意大利历史马克思主义都在澳大利亚广泛传播并启发了一批青年学者。代表性的人物如汉弗雷·麦昆(Humphrey McQueen),他重新考察了工党群众基础的变化历史，指出在人均资源相对充裕以及社会结构相对扁平的国家，工人运动其实长期被小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所掌控，澳大利亚工党就是一大典型，它早已不是社会主义政党。
在理论与视角创新的背景下，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涌现了许多类似的“旧题新做”的案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整个史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对1854年爆发的“尤里卡栅栏起义”展开了全面论战。这一起义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工人自发组织的武装暴动，工人集体反抗政府压迫、要求实现普选自治。尽管其规模和烈度不大，但马克思本人都进行了专题点评，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反抗垄断资本主义的斗争。传统自由主义史学家则根据起义的诉求与当局善后的措施，将其标榜为新兴公民社会反抗军警专制、争取自治与普选权的开端。对此，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如鲍勃·罗斯等在1916年就从起义成因和过程入手，将其解释为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经典案例。但是，汉弗雷·麦昆、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rdon)等新一代学者从起义者的族裔、宗教、职业及移民定居时长等角度思考了这场工人起义爆发的复杂社会背景，与自由主义史学家开展了更富学理性的对话。质言之，20世纪70年代后的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善于自我反思和总结，自觉超越老一代学者一味强调经济决定论与阶级斗争史观的窠臼，从而影响了其对历史及现实判断的全面性。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20世纪60和70年代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也深受社会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澳大利亚政府长期奉行严格排斥亚洲移民以及严重歧视原住民的“白澳政策”,在对这一种族主义政策的批判浪潮中，自由主义史学传统中长期忽视种族、阶级与性别议题的缺陷也不断暴露，而马克思主义为这些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论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与批判的理论工具。不仅如此，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者指出了劳工运动曾经是白澳政策的重要推手，工党是种族歧视政策的始作俑者，因此对传统的劳工史也需要展开批判与修正。
三、近半个世纪的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全球冷战的缓和、国内经济持续景气以及自由民权运动取得了广泛的胜利，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呈现后继乏力的状态，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及国际学界声誉明显下降。一个具体表现是，越来越多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更为激进的草根运动，包括劳工史学会创始人伊恩·特纳在内的许多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及大众文化研究。不仅如此，新一代社会运动的领导层多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受女权运动与土著平权运动熏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活动与传统劳工运动区别开来，尤其是不再依赖学院派学者提供运动的指引，而是自发地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理论取代阶级分析和唯物主义的分析。这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澳大利亚历史与现状研究的批判越来越多地来自公共知识界而非大学院系。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践行者也越来越多地来自非历史学专业，尤其是出身于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者。当然，这本身也反映了新时期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断整合与交叉的态势。
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史料编撰工作中克服困难，推出了重大成果。他们系统编辑出版了自澳共成立至2001年间所有与澳大利亚共产党与共运相关的书籍、期刊/杂志论文、评论文章、学位论文、手稿以及口述史材料等的出版信息，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从专业化的标准看，澳大利亚最近三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两大特点。第一，系统地强化史学史与学术思想史的梳理，明确马克思主义史观与方法的价值。这里具有代表性的有安德鲁·威尔斯(Andrew Wells)、泰瑞·厄文(Terry Irving)、希恩·斯凯莫(Sean Scalmer)及弗瑞特·博格曼(Verity Burgmann)等。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自由主义史学的抗争是一种长期的学术现象。学者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在特定历史场景中才遭遇危机，而是始终面对着各种挑战与威胁，但因为它具有科学性，同时现实社会中经济与政治权力不平等现象也没有消失，所以绝不会失去认同者与实践者)。
事实上，澳大利亚主流学界从未也不可能无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如墨尔本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克劳福德的继承人斯图尔特·麦金泰尔(Stuart Macintyre)就是典型例子。虽然他在1972年批评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过分迷恋经验主义的范式，拘泥于对工人阶级自身历史经验的发掘而缺乏对更广大社会阶级关系的思考，但是，他承认爱德华·汤普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以及罗宾·戈兰等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价值，认为阶级分析是所有现代历史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法。曼宁·克拉克等温和左翼学者也吸收了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理论批判，抨击白澳政策、保护原住民权益并且推动了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提出“脱欧入亚”的决策。
第二，最新一代的学者更注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情和社会现实相结合。阶级斗争史观的式微，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偃旗息鼓了。在此，他们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遥相呼应。比如他们坚信阶级不能仅仅被简化为阶级意识，现实中阶级的话语和表现同样重要。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及达明·卡希尔(Damien Cahill)等认为，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使得研究澳大利亚历史不可能回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也要重新思考21世纪无产阶级的具体定义以及劳工内部的分化问题，即当代学者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开展实证研究，进而推动理论创新。瑞克·库恩(Rick Kuhn)及安德鲁·米纳尔(Andrew Milner)等就讨论了澳大利亚社会不同阶层分化与组合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提出学界要更加审慎具体地分析历史上不同社会阶级的决策能力及偏好。事实上，截至2010年的学术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学界以“阶级关系”作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尽管在苏东剧变及澳大利亚共产党解散后一度减少，但在1999年后又开始明显增加，因为企业史、家庭史、医疗卫生史、治安史等新兴的社会史研究都自觉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理论依然是澳大利亚历史学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包括《劳工史》在内的学术期刊至今是国际劳工史研究领域的知名期刊。这不仅得益于澳大利亚当前相对宽松的学术发表环境，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生命力的体现。
回望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百年发展史，可以清楚地发现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深刻影响了理论研究的嬗变。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劳工史为抓手，试图为现实工运服务，但在二战后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专业化的知识生产与学术共同体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澳大利亚史学界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而且由于澳大利亚史学研究体量本身微小，除了早期的部分学者，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澳大利亚历史学科的本土化，也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史学提供了阶级分析法、历史唯物主义及科学历史学的重要理论与研究法。不仅如此，尽管国际学界对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缺乏关注，但事实表明，不少学者与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不约而同地甚至更早地提出了近似的学术论断。这不仅反映了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品味和问题意识，也意味着他们值得同行们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解与思辨。
（费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