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与郭廷以（1904—1975），从人际交往来说二者并无交集，但从两岸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来说，他们都是举足轻重的开拓者。既往学界对两人的分别研究较多，比较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尝试把两人放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结合考察，进行比较审视，以期更为深入地认识史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并为推进两岸现代学术史的比较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 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研究者往往将“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分别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相关联，作为20世纪泾渭分明、相互竞争、轮流主导的两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解释模式。笔者曾撰文指出，以“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平行发展与对峙来梳理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书写，遮蔽了“革命”叙事内部的分歧和紧张，也过于强化了“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之间的差异。
郭廷以受到研治中国近代史的名家蒋廷黻的影响，其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也一般被纳入“现代化”叙事范围，但实际上他对近代史事人物的具体看法与蒋廷黻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以鸦片战争而论，蒋廷黻认为：“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古今中外，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又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并将第一次鸦片战争视为“东西对打”；且着力为琦善辩护，扬琦抑林，称“林（则徐）于中外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蒋廷黻以“通商”这一概念代替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掩盖罪恶的鸦片贸易，从而掩饰英国通商的掠夺性质。蒋氏的“现代化”论述，实际上淡化甚至消解了近代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一面，将中国近代的失败全部归咎于自身愚昧无知、顽固守旧、处置失当；而着重强调西方国家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模板的一面。郭廷以则强调近代西方列强侵略压迫的一面，指出“十六世纪欧人东来，所至灭人家国，凶暴桀骜”；强调英国“输入中土的不过为好玩之物，可有可无，偷运而去的多为现金，且以害人的鸦片，易换中国的货银，影响到中国人国计民生”，“商人虽以营利为目的，但亦不应完全蔑视人类的起码道德，蔑视他国的法令”；斥责英国以炮艇政策服务于其经济侵略和商业利益，并“以为蒙蔽中国是一种得策”。他还指出《南京条约》“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驳斥“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以不平等对待中国”；称赞林则徐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他的认真精神、崇高人格，以及为国家民族除害的决心，尤值得后人钦敬；同时指出琦善“主抚完全是别有怀抱，说不上什么‘知彼’工夫”。
蒋廷黻秉持明显的精英立场，对当时的民众革命怀有敌意，对民众不免存有鄙视之意。他认为：“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地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命的领袖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但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郭廷以则更重视民众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他指出：“欲图富强，应革命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发挥全民的智能，博得人民的充分拥护，始克有成。”强调现代化改革必须得到民众支持才能切实推动。
从对于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评价、对于民众的基本认识来看，郭廷以的观点与蒋廷黻多有不同，与范文澜的看法则存在相通之处。笔者认为，范文澜与蒋廷黻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针锋相对，各执一端，郭廷以则居于二者之间，对“革命”与“现代化”两个视角有所融合。与蒋廷黻相比，郭氏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更契合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既承接了20世纪初涌现的国耻、国难史论述，反对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将现代化的目标与“民族革命”大业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范文澜的“革命”史观叙事也并不简单排斥“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唯一明智之举是向列强妥协，唯有妥协方能向西方学习。范文澜则强调，妥协者反而是因循苟且者，抵抗派才真正“向西方学习”，而“另一类人如颜伯焘、裕谦，他们形式上类似抵抗派，实际上是极端顽固的闭关主义者，这种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失败”。
虽然郭廷以的学术观点与蒋廷黻颇有差异，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仍难免被视为同类而遭到批判。1955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设置课题就有《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余毒》，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批判胡适、蒋廷黻、陈恭禄、郭廷以、张忠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近代史方面的毒害”，课题负责人为丁名楠，参加者有贾维诚、康右铭、张振鹍、李明仁。1956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第二届科学讨论会历史分会上，邵循正报告《清除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帝国主义影响和买办资产阶级观点》，着重批判“马士所编写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一书中对中国近代史的歪曲”。此外还“分别批判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宣扬买办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人物如：胡适、蒋廷黻、郭廷以、张忠绂等的反动观点”。陈锡祺在1955年发表的《胡适反动历史观点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毒害》一文中，批评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直接间接受到胡适派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影响。不仅不能说明问题，而且处处为反动派张目”。“郭廷以这部书在材料的搜集方面，确曾下过很大功夫，但在方法与观点上深受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毒害（作者在例言中自承受反动派罗家伦、蒋廷黻直接间接的影响）。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作了外国侵略者与国内封建统治者的代言人。”此文火力主要集中于蒋廷黻，相比之下对郭廷以的批评力度弱了不少，且颇为难得地肯定了郭著所下史料搜集功夫。
实际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第一章中即参考引用了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郭廷以及其著述在中国大陆史学界也并未销声匿迹，尤其他所编著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被诸多学术论文引用，与简又文、罗尔纲等人的论著一道，成为太平天国史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例如方诗铭《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遗留的石刻》（《历史教学》1951年第5期）、司绶延的《太平天国革命（一八五〇—一八六四）——中国近代史讲课记录》（《历史教学》1951年第9期）、周穗成的《太平天国潘叙奎荡凭并跋——苏南新发现珍贵文物之二》（《历史教学》1952年第2期）、张振鹍的《太平天国的乡官》（《历史教学》1953年第11期）、路遥的《论洪仁玕》（《文史哲》1956年第1期）、戴学稷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沈元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均引用了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其中戴学稷的论文引用达9处，周穗成的论文引用4处，张振鹍的论文引用也有3处。此外，郭廷以所著《近代中国史》也被一些论文引用。楚白的《历史教学中有关“清初对外关系”一些问题的简释》（《历史教学》1954年第1期），有3处注释引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关于葡萄牙人于明代劫掠骚扰中国沿海的相关史料和观点。王仁忱所撰《满清的海禁与“闭关”》（《历史教学》1954年第12期），引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关于明朝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相继东来，海外交通及贸易空前发展的相关叙述与资料。郭廷以也颇为关注大陆学界对他的评价，在给吕实强的信中提到：“大陆每论及所编《近代中国史》与《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虽亦称许其详实，惟谓过分客观，且是小资产阶级意识。”
总体来看，1950年代中国近代史领域对“买办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蒋廷黻首当其冲，其次为陈恭禄，郭廷以则被批判锋芒附带扫及。但也偶有文章持论过于严苛，如陈家平指出：“买办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却否定了或歪曲了平英团的反侵略斗争。如郭廷以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说：‘大概在英军战胜之后，纪律未免有欠严肃，淫掠之事，在所难免……华民英兵的冲突，自然很易得发生，三元里事件，实由此而起。’这种说法无疑是为英国侵略者作辩护的，是抹煞了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我们知道，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是一贯的，是由英国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而绝不是英军战胜之后纪律有欠严肃的问题，也更不是华民英兵偶然性的冲突。这种观点，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极端有害的，是模糊了中国人民正义地反侵略斗争，因而我们应该给予彻底地粉碎。”1958年“史学革命”后，史学观点趋于激进，对郭廷以的批评也更为尖锐，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徐仑撰文，直指郭廷以编《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为走“反动史学道路”。袁定中的文章也批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为“采取虚伪的客观主义态度来诬蔑太平军”。
二、 创建两岸近代史研究机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受到空前重视。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范文澜任所长。这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史学理念变化的一大表征。郭沫若在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的演讲中，明确将“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到注重近代史的研究”视为“史学界的一大进步”。1953年刘大年向苏联学者所作的报告强调，多数学人已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研究。向达也表示，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成立，使历史科学工作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这是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所办不到的”。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接延安史学的脉络，主要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范文澜早有所筹划。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于4月由河北正定迁至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对外仍称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范文澜开始着手引进年轻人员，“准备从学员中挑选几位旧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本科生去读研究生，研习中国近代史，享受供给制待遇”。范氏亲自调阅档案后，选中来新夏、傅耕野、刘明逵等12人。大规模招兵买马，显然是为创建研究所作准备。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任命通知书，任命范文澜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1950年中国科学院初创，社会科学方面的考古、语言、社会学研究所均以中研院为基础筹建；唯史学研究方面，延安史学研究机构曾有相当声势，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接续延安史学的脉络，也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和研究基础。中国科学院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而非涵盖范围更广的历史研究所，范文澜的意向可谓举足轻重。长期跟随范文澜并担任助手的蔡美彪曾撰文指出，范氏之所以坚持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主要“希望缩小工作范围，培养专门人才，以使近代史研究这个薄弱领域得到充实和发展”。
笔者曾撰文考析，范文澜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很大程度上出于人事方面的考量，因陈垣、陈寅恪、向达、顾颉刚等来自旧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并不以近代史见长，自可名正言顺地将他们排拒在外，以免去“人事纠纷”。范氏或存开宗立派之心，有另起炉灶以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之意。张海鹏先生在给拙著所作序言中，提出不同看法，强调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视和直接指示，才是范文澜决定首先在中国科学院创建近代史研究所的“最重要的根据”。
从根本原因来看，张海鹏先生的看法有其见地，中国科学院率先成立近代史所无疑契合革命领袖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契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体史学观念的转变。实际上，以范文澜为中心的延安史学，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形成重视近代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范文澜由经学转入史学，由撰著中国通史转向研究中国近代史，均直接受到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指导提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向来厚今薄古，推重致用，因而尤为重视研究近代史。1940年9月5日，毛泽东致函范文澜：“……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此信促使范氏关注近代史。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发出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这一指示使范文澜深受触动，促使他将中国历史研究室的研究重心加以调整，在1942年研究室订立的3年规划中，研究中国近代史已然成为重中之重。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应着重开展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并提议具体研究分工：政治史由范文澜负责，军事史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负责，经济史由陈伯达负责，哲学史由艾思奇负责，文学史由周扬负责。遵照部署，范文澜全力投入近百年政治史的撰写，并撰成影响深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范氏此后相当长时期里将学术研究重心转向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学界传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成立一定程度上也因中国科学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的刺激，担心中国共产党垄断中国近代史的话语权而奋起直追。李恩涵认为，在两岸对抗的背景下，台湾欲抢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史实鉴定和史实解释权”。有研究者明确提出：“与大陆竞争，是‘中研院’近史所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台湾近史所是否直接因应大陆近代史研究所而创设，尚待考证。应该看到，1949年后在美国主导下，研究中国近代史逐渐形成一股国际学术潮流，这“不只深刻影响着整个史学界固有的视野和方向，对于现实的国际政治，也发生了不可轻视的力量”。面对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近代史的学术潮流，海峡对岸偏处一隅的台湾地区官方也高度重视近代史，且亦直接介入学科发展，其教育部门在1952年及1973年先后将“中国近代史”“帝俄侵华史”“中国现代史”列为各大专院校学生必修学科，并设有高额“现代史研究生奖助学金”，使得相当多学者及研究生投入该史学领域。这种大学学科设置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学术风气。因内外各种因素交汇刺激，台湾中研院在院长朱家骅的着力推动下，于1955年2月1日成立近代史所筹备处，由郭廷以出任筹备处主任。据张朋园回忆，朱家骅之所以力主郭廷以担当此任，“肇因于郭廷以先生为朱家骅先生出掌教育部时的边疆教育司司长，所以他十分清楚了解郭廷以先生的学识与能力”。
在台湾，近史所之筹备却遭到史语所一些人明确反对和抵制。他们“认为学术研究要追求真理，真理是要下定论的，近代史时空距离太近，缺乏客观性，不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尤其现代史更不可能”。郭廷以甚至陷入“孤立窘境”，加之物质条件匮乏，内外交困，郭氏创所历经了艰难的忧患岁月。
史语所的掣肘，有学术观念之分歧。抗战时期朱家骅就曾多次希望史语所加设近代史组，傅斯年以“人才延揽不易”，以及史语所过去重心未放在近代史料的搜集上为由加以拒绝，亦可见主流学界对近代史学科不无轻视之意。不过1955年近史所筹建时，反对者所谓近代史“缺乏客观性”可能只是借口，真正原因在于门户派分之见，由于郭廷以出身东南大学，被目为南高学派，而中研院向来被视为北大学术系统，学术南北之争由来已久，郭廷以自然不被支持。桑兵也认为，郭廷以出掌中研院近代史所引起争议，看似学术观念分歧，实际上“如果掌门人不是郭廷以而是金毓黻，学术分别仍旧，反应效果则当大相径庭”。
虽得朱家骅鼎力支持，郭廷以筹建中研院近史所仍迭遭挑战，阻碍重重，全靠郭氏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经过十年筹备，渐具气象，于1965年正式成立。而大陆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其初创伊始即居于史坛中心，占据制高点，备受瞩目，被赋予非同寻常的政治、社会地位及十分丰富的学术资源，具有台湾近史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三、 重视资料建设，夯实近代史学科基础
范文澜与郭廷以作为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机构的创始者，在建所之初均大力推动近代档案史料的整理工作，为中国近代史这一新兴学科夯实史料基础。二人的思路不谋而合，具体实践殊途同归，体现出史学学科化与“科学化”对于不同流派学者普遍存在的深远影响。
罗家伦被称为“倡导有计划的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第一人”。他在1931年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倡导研究近代史，且系统揭橥将中国近代史研究“科学化”的方法取径。他明确宣示：“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因此应先努力编订出“史料丛书几百种”，同时进行专题研究，写出“摩洛拉格夫”（monograph），方可言及“动手写科学的中国近代史”。
罗家伦此文得到不少人的认同，整理编纂近代史资料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实现“科学化”的不二法门。郭廷以在1939年宣称，“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坦言自己的《近代中国史》只能算是“史料选录或类辑”。曾著有《中国近世史》的郑鹤声，在1951年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照搬罗家伦的论调：“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我们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话，当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
民国时期战火纷飞，为因应现实需要，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人在史料基础远未夯实之时，因陋就简撰写近代史通论性著作，但他们自知这些著作存在的局限。到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郭廷以在海峡两岸分别延揽、集聚人才以创建近代史研究所，两人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在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上秉持相似理念，从整理档案、编纂史料丛书入手，为学科长远发展夯实根基，辟出空间。
（一）重视整理档案文献
对档案史料的重视，体现了民国时期学人的史料眼光已发生改变。蒋廷黻明确提出：“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蔡元培更宣称：“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顾颉刚指出，清代档案是“近代直接史料的大本营”，因而1930年代“各档案保管处，现在都忙于传抄出版和利用，凡是研究近代史各种问题的人，都想从档案下手”。
1949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抵京后，适此时由文管会交来重约15吨的档案，档案时限自雍正朝直至北京解放前一年，以北洋政府时代史料为最多。范文澜将四分之三人员全力投入档案整理工作，先根据“宁滥勿缺”原则作初步整理。次年1月起，依材料内容分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分类登记编制索引。范文澜告诫年轻人员，从档案中搜求资料如披沙拣金，从整理档案入手是“从根做起”。此后范文澜派得力助手王可风赴南京，接收国民政府国史馆，组建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着重整理民国档案，至1962年编纂《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1—4辑达2100余万字；专题档案史料30余种，约500余万字。这些资料为研究“中国现代史”奠定了史料基础。
范文澜极重视图书资料搜集，先后委派王可风、荣孟源、钱宏、丁名楠、蔡美彪等担任或兼任资料室正副主任；并要求研究人员除担任研究课题外，每周至少要抽出两天时间来协助处理图书资料工作。1952年1月，范文澜在近代史所建立资料委员会，由丁名楠任主任，荣孟源、钱宏等为委员。他还派人陆续接收整理原国民党政府在北平设置的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大学，以及一些著名学者、旧官僚遗留的珍贵图书资料。
范文澜在1949年即筹划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近代史所设立资料编辑室专司其事，并亲至聂崇岐家邀请他主持此项工作。同时广泛联系学界，整合各方力量，为丛刊编辑出版煞费苦心，丛刊编纂得以高效推进。向达强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和出版，是新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团结的一个有力的证明，也是新中国历史科学方面的一个鲜明的指标。”1956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第9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北京大学张芝联报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展”，着重介绍中国保存近代史档案情形、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和出版、现代史资料的保存和搜集等方面情形，所列种种大多以近代史所为中心进行。
郭廷以极重视史料，认为“历史研究首求其真，史料第一、史识次之，不必哗众取宠，标奇立异，方不至误人”。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筹建初期，郭廷以也着力组织人力投入外交档案的保管与整理。1955年10月5日，由台湾“外交部”移来大量外交档案，其中包括清季总理衙门、外务部及1926年前北京政府之档案，装订成册者合计约12000余册，散档合计1400余包。这些档案“给早期近史所的同仁开辟了一片研究的新天地”。郭廷以还着力推动外交档案之编纂与出版。1957年出版《清季海防档》17册，1960年编成《矿务档》8册。此后又陆续编纂《中法越南交涉档》《教务教案档》等。郭廷以在台湾近史所创办多年后，还认为专门从事研究的时期未至，而不愿同仁出版研究专刊。
（二）重视以资料长编作为著史的基础
范文澜研究撰写史著，追慕仿效的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之法，即先由助手编写资料长编，在此基础上再撰著成书。延安时期的《中国通史简编》即用此法，但因参与各人并不止于编纂资料，而着手撰史并有所论述，以致文风、观点各异，反而作了无用功。即范氏所言：“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创建近代史研究所后，范文澜特别重视编写资料长编，1950年计划“收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材料，准备撰述长编”;1951年的主要成绩“是搜集一九零一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史料，编写长编”。“在近三十年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确也看了一些书，作了一些文章”。1952年1月18日，范文澜在研究所工作计划中提出：“更进一步组织起来，完成三十年史第一、二次国内战争史料的整理与编辑。作法：1、凡与题目有关材料，尽可能搜集起来，按年月日分类。材料不可过分删去，多保存原文。2、材料以现成的、手下有的，或容易找到的。某一方面确实无材料或手头材料较差亦用之，难得的暂时不管……”
1952年9月，范文澜报告五年计划（1953—1957）：以近三十年史为要点，提出“一定要完成长编”。10月，范文澜报告工作计划，仍以“编写现代史长编”为中心任务，并确定编写体例为：“1、以大事为中心，每一历史阶段分若干章，每一重大事件为一章，每章按事件内容分为若干节，每节按繁简订细目。2、以保存史料原来文字为主，只加剪裁，不予改动。章节细目标题须表明材料间的关系及系统，并表明编者的立场观点。3、选择材料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相异材料应仔细考核，取其真实者。4、所选材料可择要节录，注明出处。编者加简要说明，附带问题另作注释。”
郭廷以研治近代史的一大特点，即极重视史料编年。他下大功夫编纂《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至今惠泽学林。其弟子王尔敏总结郭氏治学方法取径，“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研治史事，重视年代学”。有学者认为：“史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始终，堪谓其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郭氏之所以如此重视编年体史志，因其极强调史事的连续性，认为“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他的这一理念方法对台湾近史所的年轻学人影响至深。费正清认为，中研院近史所利用外交档案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集……古老中国编年史家们的传统仍旧影响着现在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依旧习惯于将众多的资料按照编年的次序罗列在一起”。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渐失自信，连积淀最为深厚的史学也走上尊西趋新之路，中国原有的史学著述体裁，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日益边缘化，外来的章节体居于主导地位。开新史学风气者梁启超就认为，纪传、编年等旧史体裁，虽非尽属陈腐，但不适用于新史。而陈寅恪、傅斯年等学者则颇为推崇宋代史学之编年体著述。范文澜、郭廷以皆受到传统学术训练，深知中国传统史学编年体裁有不可替代之价值。且研治近代史与治古代史相比，史料大幅扩充，可谓浩如烟海，史事亦曲折复杂，编年体更能充分发挥其优势。有学者认为，研治近代史，最适宜用长编考异之法加以整理，将所有材料相互参证，将材料回归其原有的时空位置，又能相互连接贯通，防止脱离语境背景穿凿附会。
四、 结语
范文澜与郭廷以，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科早期发展历程中，均有前驱先路之功。因其分别在两岸的近代史学界具有重要地位，他们的理念、方法、取径，影响相当深广。经过数十年发展，台湾的近史所被誉为“国际上受尊重及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心”，并形成所谓“南港学派”，郭廷以开创的学术薪火传承至今。大陆的近代史研究所虽更为低调，不事宣扬，但从其在海内外的深广影响来看，其史学重镇的地位无可置疑。范文澜创立的重视史料、言必有据的实证学术传统依然潜移默化影响着一代代学人。海峡两岸的两个近代史研究所，通过集聚、培育人才，构建完善学术规范与学术建置，共同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进程。
从后续发展走向来看，台湾的近史所与欧美学界联系较多，受美国学术风气影响更深；大陆的近代史所则坚持实证理念，将唯物史观的理论解释体系融汇传统史学的实证考据功夫，并不唯西是从，更强调对本土学术资源的发掘和继承。对海峡两岸两个研究机构全方位的深入比较，容俟诸另文探讨。
（作者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