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国那样连续走过了5000余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文明开放体系。这是人间奇迹，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在中华文明开放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包容性起着有容乃大、有容乃强、有容乃久的作用。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皆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历史表明：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做强做大做久的基本条件，也是中华文明兴盛发达的重要前提。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它来源并扎根于中华大地，“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以及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鲜明标识。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不断地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不封闭，不排外，兼容并蓄，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有句名言，叫做：“中国历来是世界的中国。”这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它反映的是中华文明的本地属性与世界属性的紧密结合，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主体性和对异域文明包容性的共生共存。
中华文明独特的包容性既反映于理念层面，也体现在物质、精神等层面。
一、“和合”是包容性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多元文化”发展基础上的文明。“多元”与“共识”是辩证关系。“共识”存在于“多元”之中。“共识”源于“多元”间的交流与对话。组成“多元”的所有单一因素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有内在合理的共生关系。“多元”内部的关系越密切，达成“共识”的空间越大，几率越高，“共识”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中华文化由中华各民族所创造，而中华文化认同一旦形成，它又会超越时空、超越地域、超越血缘，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长时间的多元共生使中华民族养成了更好地从“不同”中提取“共识”的本领，养成了包容万物、厚德载物的重要品格。中国人坚信客观世界是多样的存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就是世界多样性的不同表述。“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这应该是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在中国人看来，多样的世界是客观的存在，皆应得到尊重，所谓“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整体的世界需要“和合”，需要“和实生物”，需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需要“和而不同”，需要有“不同”之“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因为绝对的“同”，会出现“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等局面，从而导致“同则不继”等后果。
和谐有序的世界必须求同存异、互学互补、取长补短，不应一花独放、强人从己，不应攻击、贬损别的文明或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的差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最好的处事方式。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而不在于同质。和羹如此，文明更是如此。
“和”、“和合”以及“合异”都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特征的核心内涵，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华文明惠泽世界的宝贵财富。就包容性而言，中华文明立足“和”、“和合”、“合异”，从来视多元文化为发展之根基，从多元文化中凝练共识，化解矛盾，化危为机。“和而不同”则为中华文明的历史取向。中华文明这种“和而不同”的理念及其实践，不但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影响深远。
当然，“和合”并不是和稀泥，也不是不讲原则，不讲斗争。“和合”强调不同事物的差异，是矛盾多样性的统一。“和合”的过程本身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正如邢贲思先生所说：“‘和合’不是等同，更不是社会领域的‘无冲突境界’，而是通过矛盾的克服，形成总体上的平衡、和谐、合作即和合状态。从这点上说，和合文化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矛盾并正确掌握斗争的尺度。我们推动事物的矛盾转化，正是为了促使新的事物即新的和合状态的产生。”以“和合”为核心内涵的包容性，与以征服别国领土为目标，以“占有”、“自恃”和“支配”为特征的西方文明有着明显的区别。
二、包容性在物质层面的呈现
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华文明自形成之时起直到今天，“从来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具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考古表明：早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中国就与域外其他古老文明发生了接触与交流。距今约4500年前，首先驯化于西亚地区的农作物小麦以及家畜黄牛和绵羊等经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物质滋养。在距今4000年前后，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我国西部地区。在距今3300年左右，安阳殷墟就已经出现了家马和马车。上古外来文明因素的融入大大丰富了中华先民的食物资源，提升了中华先民的生产力水平，改善了中华先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从而使中国的人口迎来了第一次较大幅度的增长。
两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古丝绸之路见证了沿线国家在互通有无中实现发展繁荣，在取长补短中绽放灿烂文明。”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物质产品通过“丝绸之路”被大量引入中原。大秦(古代罗马帝国)的珊瑚、玻璃、水晶、琥珀，中亚的玛瑙、车渠、琅玕，天竺(古代印度)的瑇瑁、大珠、金刚、苏合、郁金香、熏陆，条支(古代叙利亚)的狮子、符拔、犀牛、孔雀、大雀等“殊方异物”皆来到中国。丝绸之路成了东西方物品交往、互通有无的重要渠道。西汉末年，中国的人口达到6千万左右，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明朝时期，美洲的玉米分别由西亚、中亚以及印度、缅甸和菲律宾等地传入中国的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随着玉米栽种技术的传入，中国的丘陵山地得到大面积的开发和利用。与此同时，马铃薯和甘薯也引进中国。它们被种植在以前不适合耕种的荒山、丘陵和沙地。至19世纪中叶，中国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供应总量也随之增加。人口总数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除了吸纳以外，还体现在技术等方面的大量输出上。中亚的凿井技术来自中国；西方的养蚕技术也来自中国。四大发明更是中国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以纸为例，中世纪的欧洲，羊皮是文字书写的主要载体，成本极高，价格昂贵。据测算，生产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0多张羊皮。文化的传播权牢牢掌握在少数教士和贵族手中，文化传播的范围也极其有限。由中国发明的造纸技术的输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元8世纪末叶以后阿拉伯世界文字书写的材质以及书籍的传播。传入欧洲后，纸又为当时欧洲的政治、商贸、文化教育、宗教改革的成功以及民众的思想解放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研究表明：到1500年欧洲已印了约2000万册书，而到1600年更多达2亿册。1533年至1540年的日内瓦只出版了42本书，但是到了1550年至1564年，书籍出版已达527部。此后，出版的书籍越来越多，纸在知识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从实际价值上说，“世界受蔡侯的恩惠(确实)要比许多更知名的人的恩惠更大”。长期以来，世界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科技发明和科技贡献研究得非常不够，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这首先应归功于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及其团队。李约瑟经过长期、全面的研究后，明确地告诉我们：“从公元1世纪到15世纪，没有经历过‘黑暗时代’的中国人总体上遥遥领先于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晚期发生科学革命，欧洲才迅速领先。但是在那之前，不仅在技术进程方面，而且在社会的结构与变迁方面，西方都受到了源自中国和东亚的发现和发明的影响。除了培根爵士所列举的三项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磁罗盘)，还有其他上百种发明，比如机械钟、铸铁法、马镫、有效挽具、卡丹环[Cardan suspension]、帕斯卡三角形、弓形拱桥、运河水闸、船尾舵、纵帆航行和定量制图法等，都对社会更不安定的欧洲产生了影响，有时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并非蜻蜓点水，而是实质性的。它们皆来自中国技术的强大输出。
技术输出尤其是先进技术的输出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自信的重要体现。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要将自己成熟的技术传授给其他民族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没有强大的包容、奉献意识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历史表明：从旧石器时代起直到今天，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诚然，中国历史上有过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时代，但民间的内外交流事实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闭关锁国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已，民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开放交流从来未被锁国政策真正扼杀过。”
三、包容性在精神层面的呈现
就精神层面而言，中华文明非常重视吸纳外来文化，并不时将优秀的外来文化内化为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尤其是各宗教信仰形成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史书记载：早在汉武帝时期，出使西域的张骞就在中亚的大夏习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这里的“摩诃兜勒”就是“马其顿”的音译。“摩诃兜勒一曲”就是指马其顿人的一首歌曲。张骞将马其顿人的音乐传入中国，李延年又将其更造新声，对原来就有的黄鹄、出关、入关、出塞、入塞等诗歌谱上了“摩诃兜勒”之曲。这本身就说明：马其顿人的音乐早在汉代就已经融入了中华音乐文化之中，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宗教。据《魏略·西戎传》载：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这是佛教经典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东汉明帝以后，来华传教的高僧渐多，或建寺传教，或翻译佛经。不过，按“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异，则决难保持。”但佛教传入中国后，相反相成，迅速“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当然，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活跃期。唐都长安更是中西物质、文化交流汇集的中心。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盛唐长安作为国际中心的真实写照。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中国史书上把它称为“景教”)从波斯传入中国。唐太宗“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七月，唐太宗特为“景教”下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意是：宗教不一定有相同的名字，信仰的对象也不一定相同，但只要对百姓有利，就准其传教。中国人并没有把“聂斯脱利派”定为异教，也没有将其驱逐消灭，而是让其“随方设教”。没有博大的胸襟、包容的心态，这是不可想象的。1920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近一年，他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在西方，“如果一个人信仰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再皈依另一宗教。但是在中国这种排斥性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可以既是佛教徒又是儒家弟子，两者并行不悖。”其实，在中国，既是儒家弟子，又是基督徒的也不少。这充分说明：中国文明的包容性还是极为鲜明的。
一般而言，宗教是最难被异质文明融合的，但在中华文明面前，不但佛教被中国化，景教和一赐乐业教都走上了中国化之路。中华文明包容能力之强着实让人吃惊。中华文明的开放与对异质文明的宽容和尊重态度，客观上融解了与外来群体的距离感，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文明的了解与认同。
应该说，对于外来文明，中华文明是开放包容的。但包容并不意味着主体的消失。中国从未被征服过，中华文明也从未像罗马文明那样被外来的文明击垮过。佛教传入了中国，但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近代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但也没有把中国人变成西方人。因为中国人早已建立起了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文明主体性。坚守而不保守、自信而不自大是中华文明主体性的主要原则。就文明的自主性与文化自信的关系而言，文明自主性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有了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的自我。就文明的开放包容性与文化自信的关系而言，开放包容则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在深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辩证看待文明的主体性与包容性，坚持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取向，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国人的智慧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作者杨共乐，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