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战略部署，倡议社会各界共同致力“提炼展示”相关工作。2023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他指出中华文明有五个突出的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论述，凝练而精准，高屋建瓴，言简意赅。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总结提炼，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为指针。就此，笔者浅谈一些学习的感悟和思考，以求教于诸位大家。
一、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内涵
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是提炼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文化基础。因此，要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首先必须厘清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纲领性的标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且这五个突出特性从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形成伊始，生生不息，贯穿至今日中国。
准此，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特质，指的是中国特色的特殊性特质。拙作《中华文明特征与特质再思考》提出，中华文明的特征与特质，是世界文明的一般性或统一性特征与中国特色的特殊性特质的辩证统一的、发展变化的统一体。中华文明的特质是多元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基于农桑并举多样化的种植制度、重瓣花朵式的史前文化发展格局，经过自然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与商品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竞争的胜出，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中华文明一体化的核心。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德”，以“德”为体，以经天纬地、文武之道为用，以礼制为纪。青铜礼器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中国特色”，其肇始期有一个短暂的红铜礼器铸造探索阶段。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总结，笔者进一步明确，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突出表现在中华文明历经各种挫折，最终走上务实农桑、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特别是陶寺文化在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府库制度、住宅的等级制、丧葬制度、礼乐制度、铜礼器制度发轫、天文历法垄断制度、度量衡制度、工官管理制度等诸方面的集成与创新，全方位地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一些中华文明当中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突出表现在以“德”为体，以经天纬地、文武之道为用，以礼制为纪；“天下观”的创立，红铜礼器铸造探索、青铜礼器独特的道路；等等。其中，中国古人对于“文明”的定义，也应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创新。《尚书·舜典》称“浚哲文明”，孔颖达解释说“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也称：“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陶寺文明的模式就是“经天纬地时空政治文明”。“时空政治文明”主要针对国内的治理，偏重于技术，彰显与巩固的主要是王权。陶寺模式具体来说，经天就是王权垄断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太阳历、阴阳合历来控制年时，朔望月轮太阴历控制月时，用盘古沙漏控制昼夜时间，从而把握社会生活的时间命脉，成为王权科学软实力。纬地则包括王权制定长度基元，建中立极，辨正方位，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天文大地测量，最终构建起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观——表里河山，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成为王权中道的核心精髓。《尚书·舜典》说，舜从尧手中接过政权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协时就是校订历法和谐年时，协月便是校订阴历月时，正日即校订昼夜日时，此乃经天。同律、度、量、衡就是统一度量衡制度，属于纬地。帝舜获得王权后，用“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来彰显自己的王权，宣示自己经天纬地空间政治文明中的主导权。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突出表现为多元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基于农桑并举多样化的种植制度、重瓣花朵式的史前文化发展格局，每个区域文明的诞生与发展阶段，都曾经历过守本融新、包容吸纳的阶段，尤其以中原地区文化熔炉特征最为突出，成为中华文明由多元最终在中原走向一体的文化基础。据张海分析，仰韶文化晚期，中原核心区大量接受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因素，形成本地个性鲜明的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仰韶晚期晚段至龙山文化早期，中原核心区主要受到晋南豫西的西王村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控制。公元前2300年，中原核心区汇聚了东、南、西北三大区域系统的文化因素，呈现出最具鲜明特色的复杂鲜活的局面——多元周边文化融入中原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二里头文化才将中原核心区整个纳为一体。二里头文化也是中原王湾三期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西北齐家文化甚至部分石峁文化因素交融之后诞生的。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突出表现为文武之道中“垂衣裳以来远人南面而治”“豮豕之牙”的“上政”和合政治理念，“橐弓矢以伏天下”的“次政”理念，以及“德”的核心价值体系当中家国一体、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和平共处、和而不同、融合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其中，治国理政以和合上政为主，以武力次政为辅；次政的目的是以戈止武，以暴抑暴。陶寺早期的文武之道，图示化表达于王墓随葬的彩绘龙盘上，疣鼻天鹅龙头标志着和合政治的各种美德，包括爱好和平、高瞻远瞩、重土慎迁、尊祖敬宗、洁身自好、少言实干、守信忠贞、爱家孝悌等。赤链蛇身表达武力次政理念，包括蛰伏时韬光养晦，先礼后兵，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惹事、不怕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咬定青山不放松”等理念。当周围政治局势比较危险时，龙盘中的蟠龙疣鼻天鹅头被换成比较凶猛的鳄鱼头。陶寺中期的文武之道，完美地表现在中期王墓IIM22的墓壁上。IIM22头端墓壁上，以掰断犬齿的公猪下颌骨为对称轴，左右各摆放三柄未开刃的精美玉石钺，是为“豮豕之牙”上政图示。IIM22南侧墓壁摆两张折断的漆木弓，挂着八布袋（箭箙）去杆鹿角三棱镞，明确表达“橐弓矢以伏天下”的次政图示。此乃四千多年前尧舜时期“天下大同”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是今天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源泉。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内在的精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外在的表现是家国一体、克明俊德、百姓安康、民族团结、协和万邦、绵延永昌。
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内涵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应当是最能体现中华文明文化精髓的精神之物化载体，既可以是图形象征符号，也可以是一个具象的物件，让人一目了然，记忆深刻。
（一）“中国龙”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问题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大家很可能会首选“中国龙”。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模式大致相仿，中国龙也经历了一个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凌家滩文化的C形龙、濮阳后冈类型西水坡M45的蚌塑鳄形龙、良渚文化的龙形镯，到肖家屋脊的C形勾龙，再到陶寺文化蟠龙，开始形成形态比较固定的“中国龙”，经新砦期龙形纹饰、石峁皇城台龙纹石雕，而后被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牌饰所继承。中国龙的身影，在商周青铜器纹饰、玉器纹饰中始终延续，秦汉以降，中国龙的基本形态固定，即虎首、鹿角、蛇身、鳄鱼爪。
中国龙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当然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但是笔者认为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中国龙的象征含义过于丰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表象也存在着善恶两面。单就善的一面讲，在陶寺文化“中国龙”成形之前，各区域文明中龙的象征含义主要是作为巫师或君王沟通天地的动物蹻，其核心价值属于宗教性的。从陶寺文化蟠龙开始，中国龙的核心价值体系肇端，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道德、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基本原则与社会心理基本取向，但核心内涵是文武之道，包括诸如文德之治上政，弓矢次政，先礼后兵，等等。二里头文化的龙又基于龙的行云布雨水神神格，被赋予了象征大禹的特殊含义。秦汉以降，龙则更多地用以表示帝王皇家的身份。诚然，陶寺蟠龙开创的“中国龙”核心价值体系，也被后世贯彻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铸就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如《周易·乾卦》从“初九，潜龙勿用”至“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冯时指出，它们是古人对自角至尾六宿龙星于不同季节天球位置变化观测过程的记录。《周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足见，中国龙的精神核心是立足于文武之道的“自强不息”精神。这当然是中华文明文化精髓的一部分，但并不全面。因此，尽管我们说中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中国人世世代代传承的是“中国龙”精神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然而以中国龙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或许不能全面涵盖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
其二，在西方话语体系和文化传统中，龙（dragon）几乎都负面的、恶的象征。这一文化差异，很难消弭。假如我们以龙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恐怕不利于中华文明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传统西方世界的宣传与传播。
（二）华表喻德：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论
从中华文明文化精髓的分析角度看，中华文明文化精髓的核心是“德”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虽然“德”的具体内涵，在中国史前时期至后世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变化与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核心宗旨是家国一体、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和平共处、和而不同、融合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并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华文明的精神文化标识内涵就是“德”。
“德”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之物化表现形式就是华表，其历史的原型是路标即诽谤之木。“德”字的本义是用眼直视路标标杆，就是看齐、表率之意。其最初来源于圭表测影的立表，立表转为十字路口的木柱路标。刘源认为，西周金文的“德”字之初文，就是甲骨文中的“徝”字。“徝”从“彳”“直”，“直”作图片，许慎《说文解字》“直”训为“正见也”，也就是用眼瞄远处的立表是否正垂直。加上街道十字路口“彳”，还是表达在十字路口看标杆，因此甲骨文“徝”的引申含义是前往、直前。李孝定等学者释此字为“循”，孙诒让和罗振玉释为“德”。笔者认为，甲骨文该字虽隐含“循”意，但是释为“徝”比较贴切，引申为“德”意思是说得通的。冯时曾对两周时期贵族墓葬中随葬的青铜方座柱形器进行功能分析，根据河南淅川和尚岭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青铜方座柱形器HXHM2∶66自铭“祖埶”，当解读为“槷”，为“槷表”，即圭表测影用的立表之名。他认为“祖槷”取祖槷本身的圭臬、法度之义，“故祖槷或赠予夫人，或为夫人特制，目的皆在体现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寡妻严守礼法、谨恪妇德的基本要求，是为以器喻德”。
如果仔细观察冯时所举两周时期铜祖槷的实例，便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祖槷并不能用于实际圭表测量实操，却完全可以作为十字路口的铜柱或木柱路标的模型。
十字路口的方向标杆除了为路人指明方向，还可以在晴昼让路人根据标杆阴影的移动位置，大致判断白昼的时间段，即粗略的“日晷”。这一功能，天文测量仪器槷表单独使用，也可以实现。据此，冯时提出“以槷喻德的本质在于由时间引申出的诚信思想”。笔者认为，首先是依据“互渗律”，将天文仪器槷表移植到十字路口作为方向标，从槷表的空间与时间测量的功能，转移至十字路口中的时间与空间的指示标杆，这才是“德”的本意。
陶寺遗址经过四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已经建立起以考古证据为主体，拧合文献、人类学证据链绳股，所有证据皆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陶寺遗址早期王族墓地M2200出土了红彩木质立表，中期王墓IIM22出土了圭尺以及测量日影用的玉质配件游标、景符、垂悬等，表明尧舜的陶寺邦国已经拥有了成套的圭表测量仪器。据考古调查与勘探，陶寺都城的中心十字路口，大约在今天我们设定的陶寺遗址中心控制点北侧的中梁沟岔口。因此，陶寺测日影的立表衍生出都城中心十字路口的路标含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吕氏春秋·自知》云：“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尧有欲谏之鼓”高诱注：“欲谏者击其鼓也。《淮南·主术训》作‘尧置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高诱注：“书其过失以表木也。注‘以’字，《淮南》注作‘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大墓里确实随葬了陶鼓和鼍鼓，因与石磬为伍，以往学界都重视其礼乐器组合功能，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鼓是否兼用做谏鼓。高诱注说舜立诽谤木就是让百姓将意见写在“表木”上，指明了诽谤之木与木质立表的关联性。从陶寺早期M2200出土的实用立表看，立表直径很小，不适宜书写。那么书写意见的表木当系都城中心十字路口的路标木柱表木，则更加合理。足见，在路标表木上提建议，更可能是在路标诽谤木附近发表谏言，在陶寺中期即舜王族掌权时期很可能已经形成了“纳谏制度”。该制度的发端有可能上推到陶寺早期即尧王族掌权时期。
由此可见，尧舜时期，由观测日影的圭表测量仪器中立表衍生出来的路标，因其附加的纳谏功能，引导人们向其“瞩目”，陶寺的君王因立诽谤之木建立了纳谏制度，成为当时林立邦国的表率，周边邦国的君王则以尧舜纳谏制度为“榜样”，向陶寺的“诽谤之木”“看齐”，由此构成了“德”“徝”字的本意。
当然，尧舜之德的内涵，绝不仅仅是“纳谏”的美德，纳谏的目的是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革弊政，守正创新，从而做到《尚书·尧典》所说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克明俊德”起于“以亲九族”，终于“协和万邦”，体现出家国一体的理念。与人为善、团结互助方能“九族既睦”。和平共处、和而不同、融合发展、合作共赢，才能“平章百姓，协和万邦”。
尧舜之诽谤木，作为尧舜懿德的标志物，也作为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精神文化遗产，成为今天伫立在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的历史原型。晋人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木。’”北魏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龙华寺》载：“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凤凰似欲冲天势。”《文选》收录的三国魏人何平叔作《景福殿》曰：“故其华表则镐镐铄铄，赫奕章灼。”注：“华表，谓华饰屋外之表也。”宋词中，通常用“华表”代指京城。可见，自尧舜创立路标诽谤木之后，历代王朝都沿用了其形式，竖立在京城重要路口或宫殿前，提醒古代帝王勤政为民，名之为华表。因此，笔者认为，华表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物是最佳选择。华表中庸的结构，庄严的造型，已有的广泛认知基础，都有助于其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可。
应当说明的是，华表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虽然源自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遗赠，但是必须有新时代守正创新性的解读。
首先，华表这一名称，原本字面意思为“华丽的木表或石表”，在当今的解读，则可称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就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名符其实，简称“华表”再合适不过。
其次，华表不仅是传统意义上“提醒古代帝王勤政为民”的象征物，而且华表喻德，标志着中华文明“德”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统文化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标志物。
再次，华表隐含着圭表测影的原始功能，隐喻经天纬地的时空政治文明。若再于其外表附着攀天而上的“东宫苍龙”星宿图像，暗喻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上政、次政的文武之道理念，加之华表端庄的外在仪态象征的中华文明的礼制特征，那么华表就能够全面表达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以“德”为体，以经天纬地、文武之道为用，以礼制为纪。同时，“东宫苍龙”四季运行，与中国古代的农时密切相关，其中房宿星被称为“农祥星”，心宿二被称为大火星，可用以观测制定“大火历”。所以东宫苍龙星象，又象征着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以农为本。华表顶端蹲兽“望天犼”可以保留，暗示着倾听百姓的呼声，以民为本。这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文化精髓之一。
最后，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华表，其外在表现形式，可能还需要考虑汉字的加入。有学者认为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之一，不无道理。汉字自陶寺文化首创之后，沿用至今，确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它与汉语相结合，延用四千余年，在其他民族语言不断融入华夏汉语，形成不同方言的情况下，仍然不断迭代，发挥着民族融合、文字统一、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是赓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由是，笔者建议，在华表身上可以镌刻中华民族的最高理想“文明天下大同”。“文”字可采用陶寺朱书文字“文”字体，“明”字采用甲骨文字体，“天”字采用金文字体，“下”字采用战国文字字体，“大”字采用汉隶字体，“同”字采用唐楷字体，以此表达汉字一脉相承，沿用至今。
（三）“陶楔祖宗塔”：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世界性话语表达
华表以物喻德，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之中国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套世界性的话语体系来表达，那就是源自陶寺宫城祖庙前搭建的装置艺术“陶楔祖宗塔”（图1）。
在陶寺宫城范围内遗址的清理过程中，我们曾经发现一定数量的弧缘三角形陶板，多数底边微弧，底边唇缘多戳印纹饰，且外缘较厚，尖端较薄，可称之为陶楔。2013年冬季，我们在陶寺宫城东墙Q10的解剖工作中，在城墙破坏基槽的表界面上即ITG35③A层底界面上，发现一圈陶楔，有数件完整者，形同等分的披萨饼。若将这些三角楔形陶板平铺在地上，在同一平面上拼圆形（图1.1），进而上下层叠摞起来（图1.2），这些组件水平摆放和向上码放，可以得到一个“且”（祖）的造型（图1.3）。
陶寺三角楔形陶板码出的“且”造型，与甲骨文中象形“祖”字即“
”如出一辙。“
”，尖锥顶，底部封口线长，象征地面。体部象形画两道横杠，说明“祖”是在地面分层搭建的。
笔者推测，由陶寺王族各有资格的家族，每家族贡献一片三角楔形陶板，共建一个“且”，强调的是认同一个王族祖先，并归入同一宗法体制内部。每一个家族都是王族的一分子，缺一不可，共同支撑王族存在于世，并且孝敬共同的祖先。构建的“且”顶象征着王族的共同祖先。同一个祖先，逐步分支出以下的各大宗、小宗家支、家族乃至核心家庭，形成宗法关系塔形模式。所以陶寺的三角楔形陶板，原本很可能用于宫城祖庙内，王族共建“且”造型象征物。
如果我们借用陶寺“陶楔祖宗塔”的创意，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国际话语体系，则可以用装置艺术的形式，用每一片陶楔，代表每个个体、每个家庭、每个民族、每个种族、每个国家，团结共建一个超越国家、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的，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象征塔。
三、“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重大意义
从国内层面看，“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坚定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讲的就是中国道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瓜瓞绵绵，夏商周三代以来至今，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依靠的就是“德”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文明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生生不息的理论依据。这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精神独立自主的基石和民族自信的充分理由。
因此，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并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懂得这些标识和文化精髓，让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地实现精神独立自主，真正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有了强大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动力。
从国际视野来看，西方文明推崇的“丛林法则”，片面强调竞争与冲突，合作只是权宜之计，过分迷恋武力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都与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背道而驰，是当下世界矛盾极度激化、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的总根源。西方的“丛林法则”与中华文明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冲突，被某些西方学者误导，冠之以“文明冲突论”，他们没弄明白，其实是西方奉行的“丛林法则”与中华文明“德”的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在精神文化观念方面发生了冲突。但是，人类共同的本性“真善美”，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们倡导的理念，才是最终解决当下世界乱象的最佳“中国方案”。因此，让世界懂得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精神标识，明白其作为解决当下世界冲突的最佳“中国方案”，至关重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象征塔，以装置艺术形式，超越任何语言，让全球人都能看明白——地球村人类大家庭，需要每一分子参与共建，团结合作共赢，方能生存！
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中有一句经典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中国方案”。但是近代西方世界推崇的“丛林法则”毕竟影响了几个世纪，若想让世界摒弃它，理解中华文明文化精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肯定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去努力推动宣传，而不是坐等其变。
（作者何努，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