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4日，国际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ICHTH）主席、荷兰历史学家安通·德贝教授发来电子邮件，就委员会的更名一事征求各位理事的意见。安通·德贝提到，考虑更名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委员会的名字存在困惑。各位理事很快给出了反馈。有的认为委员会的名称无需更改，因为historiography一词的内涵和所指非常明确。有的提出可以简化委员会的名称，称之为国际史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iography）即可。有的建议以history取代historiography，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国际历史与历史理论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History）。
一、历史理论还是史学理论
本人赞同将委员会名称改为国际历史与历史理论委员会，理由是委员会原来的名称过于侧重对“史学”（historiography）的理论研究，而忽视了对“历史”的理论研究。从当前国际史学界的发展趋势来看，对作为本体论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委员会理事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对人类世和星球史的研究、委员会前任主席埃娃·多曼斯卡对后人类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特征。加之history本身具有“历史”和“史学”两层含义，因此用history替代historiography或许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历史研究中理论的价值与意义。不过，由于没有哪一种意见占绝对优势，委员会决定保持原有的名称。
尽管国际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委员会更名一事暂时搁置，但它却为进一步思考“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实际上，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进行区分，基本上是一种汉语语境的现象。因为在大部分西方语言中，“历史”一词如同英语的history一样，都同时包含“历史”和对历史的研究即“史学”双重内涵。以英语的theory of history或historical theory为例，如果不作特殊说明，它既可以指历史理论，也可以指史学理论。2012年在比利时根特大学成立的“国际历史理论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s for Theory of History，INTH）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从已经召开的四次会议的主题和参会论文来看，都同时涵盖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问题。汉语中的“历史”一词，也同时具有“历史”和“史学”双重含义，因此“历史理论”完全可以包含“史学理论”。
二、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分离及后果
国内学界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出区分，主要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历史研究中机械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反思。当时的一种普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历史理论对于历史研究虽然具有指导意义，但不能代替在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时所运用的各种理论。刘大年在1983年发表的《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但是不能代替后者……任何一门科学的独立性、科学性，同它有自己严密的理论系统是一致的。”正是基于此，不少学者呼吁历史学要有自己的理论即“史学理论”，并提出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区分开来。由此可见，“史学理论”在中国的诞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陈启能认为，史学界当时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划分，“在世界各国是很少见到的，也有可能是独一的”。
这一划分虽然带来了史学理论的繁荣，但也产生了一个不利的后果，即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人为地对立起来，造成了两者的割裂。然而在实践中，史学理论研究并不能完全无涉历史规律、历史动力、历史目的、历史分期等历史理论问题。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存在着交叉、重叠和相互包含之处，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完全排斥历史理论问题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正是因为如此，陈启能、刘家和、董立河等学者都强调一种广义的，亦即包含了历史理论的史学理论。这种情况说明，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区分并对立，虽然具有实用性，但却带来了实践上的困境。
更为严重的是，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分离，导致国内史学界出现重史学理论而轻历史理论的现象，并且很容易将历史理论推到与之有着相似研究主题的历史哲学之中。不过，历史哲学本质上属于哲学研究的一个门类，它与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历史理论有着诸多不同。国际知名刊物《历史与理论》主编伊森·克莱因伯格就认为，历史哲学家感兴趣的是哲学，历史理论家感兴趣的是历史。双方看似在研究同样的问题，但侧重点却有很大不同。这就使得历史理论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它被历史学者认为与方法论无关而遭到忽视，另一方面它因与历史哲学在学科上的差异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后者。
三、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统一
考虑到“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历史理论”包含了“史学理论”，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更加合适的、既体现历史本体论研究又涵盖历史方法论研究的表述。不过，鉴于国内只有“史学理论”这一历史学二级学科，且“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区分与各自的内涵已经相对固化，虽然我们并不主张最终用“历史理论”一词作为同时代表“历史”的理论和“历史学”的理论的综合性术语，但必须强调不能再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也不能再强化两者的区分和差异，而是应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通之处。
西方史学界虽然没有类似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纠葛，但历史理论受到冷落和忽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卫·阿米蒂奇在回顾西方的历史研究时，不无遗憾地指出，“历史这门学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不再关乎历史”，历史学家也因而无法再告知人们数百年或上千年的趋势变化。不过，从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史学界的研究动向和理论趋势来看，历史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且与史学理论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
以大卫·克里斯蒂安开创的大历史（big history）为例，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看，它涉及从超长的时间尺度和超大的空间维度撰写历史的方法论问题。而从历史理论的角度来看，大历史显然又与“历史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本体论问题紧密相关。同样，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对历史时间的研究，也体现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结合。在史学理论层面，阿尔托格提出的“历史性体制”（regime of historicity）概念，考察了过去与现在的分离、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等历史认识论问题。但同时，“历史性体制”所经历的从古代到现代再到当下的转变，实际上也包含了对客观历史进程发展规律的概括。
四、当前应加强历史理论研究
在当前的历史研究中，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实际上都体现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统一。这种新的变化表明，历史学家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在方法和认知上重构对历史的理解，他们对于历史的动力和目的等问题同样充满了兴趣。一方面，如威廉·休厄尔在《历史的逻辑》中指出的，实践的历史学家力图通过提出理论，以打破人们对于历史学不生产理论因而是“反理论”的陈旧认识。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参与理论的生产，也与当前的时代特征有着密切关系。今天，潜在的核战争、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等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的挑战。历史学家需要反思既有的历史模式，重新思考人类历史整体发展的态势，并再次评估人类历史统一性背后的动力与机制问题。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的历史理论问题更具现实意义，涉及对人类的团结与生存等根本问题的考量。对于身处时代变局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需要以参与理论尤其是历史理论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解决这个时代最迫切和最紧要的问题。同时，通过关注这些涵盖人类整体经验的普遍性问题，历史学家也得以重建对历史学功能、意义与价值的认知。这不仅有利于让历史学回归其本来面目，即一种富于批判精神和建设精神的学问，而且也可以让历史学重新获得解释过去的能力。或许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真正实现在与过去的互动中探寻未来的梦想，重新认识并把握历史运行的脉络和大势。
（作者张旭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