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的形成通常意味着该学科知识体系基本定型。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形成于1950年代初，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共党史的基本概念、命题、论断基本确立。既往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主要围绕学科定位、学科边界、学科理论、学科发展历程等问题展开，较少论及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本文根据1920年代至1950年代出现的中共党史文本，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共党史的分期、中共党史的主题主线三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其知识形态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将会看到，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是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回顾和总结自身的历史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产物。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共党史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即从强调工人阶级基础，到既强调阶级基础又强调思想基础，再到明确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到1951年，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叙述框架基本确立。
党的一大召开前，瞿秋白、张太雷就曾结合工人运动的发展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历史条件。1921年上半年，为了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提供参会材料，瞿秋白撰写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是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分析了以改善物质状况为唯一目的的同业公会和行会，参加议会的商人建立的“工会”，以及因乡土关系形成的同乡会，并强调这些工人组织都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工会”。但是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香港、南京、上海等地自发性的罢工运动的增加，工人阶级愈发表现出“坚定性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应运而生。张太雷与瞿秋白的观点一致。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张太雷也认为，1921年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自己具有坚定性和无产阶级团结精神”，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瞿、张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叙述，注意到了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的叙述奠定了基础。这一叙述被后人沿用并进一步地充实。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创建的阶级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1925年末至1926年4月，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中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工人阶级基础。蔡和森指出，“我们一想到共产党产生的时候，就会要想到无产阶级有了相当的发展”；五四前后中国罢工运动范围的扩大和工人组织数量的增加，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主要背景。蔡和森不仅看到工人运动的在“量”的方面的发展，同时注意到工人运动“质”的方面的进步。在蔡和森看来，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已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的路上来了，在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史上及对于党的产生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因为工人阶级自动的走到政治的争斗即必须有政党的领导”。此外，蔡和森还强调了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作用。蔡和森指出，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完全”受美国的民主主义、实验主义的影响；《凡尔赛和约》打破了国人对美国等帝国主义的幻想，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倾向社会主义和俄国。由此，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以及十月革命推动中国先进分子思想转变并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的历史叙述基本形成。
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叙述，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所作出的解释，也是为了回应了当时国家主义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1924年10月，曾琦、李璜等在上海创办了《醒狮》周刊，作为宣传国家主义的阵地。国家主义派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攻击中国共产党。对此，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回应道：“近年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们渐渐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了，并图谋反共产党的举动了。他们以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陈独秀几个野心家的意志所创造的，或者以为被俄国收买的几个学生所鼓动的，这些军阀的走狗及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和污蔑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每一个同志每一个党员对于党的产生的背景统统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蔡和森通过介绍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十月革命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客观历史条件的产物。
大革命时期，苏联方面也回击了各种反共势力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1926年秋，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顾问的纳乌莫夫（С. Н. Наумов）在张太雷的协助下根据“中国的材料”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发表在黄埔军校苏联顾问团编辑出版的俄语杂志《Кантон（广东）》1927年第1期上。纳乌莫夫指出：“中共发展壮大的真正原因，不是包含在帝国主义报刊和中国反动报刊所散布的‘关于俄国方向盘、关于俄国鼓动者’等的故事和谣言中。中共的发展壮大主要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贫穷、饥饿和牺牲，取决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策，它们的政策把广大中国民众推向了为他们指出唯一正确出路的力量的怀抱。”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对中国人民的压迫，而非苏俄的“操控”。纳乌莫夫还认为：“如果我们要确定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起始时间的话，那么最正确的做法是把1919年5月算作建党的开始时期。……这个时期，工人群众开始明白‘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同一般‘群众’、‘民众’的利益是不同的。在中国北方（北京、天津），这种意识变成了工人希望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的愿望。”在纳乌莫夫看来，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情绪和斗争方式的转折点，此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组织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显然，纳乌莫夫的观点与张太雷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张闻天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作了进一步的概括。1934年1月，张闻天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一书中结合五四运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张闻天认为，五四运动后一部分青年的思想转向了社会主义，“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斗争，也开始表现了它的伟大力量，于是中国共产党也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了”。1937年冬，张闻天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完善了这一表述。张闻天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由于：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开办了许多企业，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相当发展，产生了中国强有力的（虽然数量不大）无产阶级。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在日常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参加五四运动的斗争中，不仅表现了中国工人力量的伟大，而且提高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而感觉到组织自己政党的必要。第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与共产国际创立后，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推动着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这些原因与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出现了。”
张闻天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叙述，既是对1920年代党史叙述的概括和补充，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新阐发。一方面，张闻天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的觉醒、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的援助三个维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张闻天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和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张闻天的这一表述，随着抗战时期《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在各根据地的广泛流传，对此后的党史叙述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940年华岗编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2卷中，就直接引用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的上述内容。之后出版的党史和革命史文本，在阐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时，依然沿用了张闻天的分析框架。
在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人构建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叙述的同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叙述也对后来的中共党史叙述产生了重要影响。1936年，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在《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一文中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的“新的纪元”，“使中国无产阶级日益觉醒和团结”，“给了中国革命分子以思想的武器”。次年，米夫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中又写道：“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之生机蓬勃。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中间，开始成立了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革命经验以及其他问题的各种小组和团体。俄国的、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翻译本的传播日渐广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和组织性迅速提高了，中国革命者的思想武装起来了。由于这一切，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显然，米夫特别强调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作用，这一观点也为之后的许多党史文本所沿用。
1938年9月，由斯大林主持编写，联共（布）中央审查通过的《联共党史》正式出版。之后重庆、上海、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出版了中译本，其中关于联共（布）创建的历史叙述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论断。该书指出：“联共（布）是在革命前俄国工人运动基础上，由那些同工人运动相联系并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成长起来的。”“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书中类似的论断表明，联共（布）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联共党史》的叙述模式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指出：“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到1940年代，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叙述基本定型。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条件（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条件（即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军阀的压迫、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的兴起等），并强调：“我们党从它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作风，因而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948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七周年的讲话中，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并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的论断。刘少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特别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发展，再加上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许多先进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成立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那时成立的小组，是几个人、十几个人那样的组织）。开始是带研究性质的，到后来才联合起来成立共产党。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共产党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这一论断，基本沿用了此前中共党内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叙述框架，同时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成为此后党史文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叙述的基本依据。
1951年6月22日，由胡乔木起草、经刘少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全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中在论及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写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不是偶然的。那是在世界第一次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和约、并且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国的薄弱的工业在世界第一次大战时期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在中国革命知识界中间传播了起来。‘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为党的成立作了准备。”文中将1948年刘少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表述更改为“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表述，但整体叙述的基本内容与刘少奇的讲话内容是一致的。随着20世纪50年代《三十年》的大量印行，这一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叙述得到了广泛沿用。1957年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和1959年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对比1920年代蔡和森关于建党时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的叙述，1950年代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叙述在史实内容上并没有较大差异，依然是围绕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展开论述。但后者的表述方式更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奠定了此后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叙述框架。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强调：“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二、关于中共党史的分期
历史分期反映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是对长时段历史进行宏观把握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关著作以党的重要会议，或党内斗争、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武装斗争等为线索，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了不同方式的阶段划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分期框架逐步得以确立。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期间，由于党的历史还不长，相关的党史文本基本上是按照党的重要会议进行分期，党的二大和四大被视为重要的时间节点。1923年底，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介绍了党的一大至三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路线政策的调整。与陈公博的分期方式类似，1926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与纳乌莫夫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也根据党的重要会议来进行党史分期，将党史研究的时间下限延伸至党的四大和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此时，党史分期没有出现明显的阶段划分，但党的二大和四大的阶段性意义已经有所体现。陈公博认为，党的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经济和政治形势提出了新的纲领，标志着“党已从幼年进入成年”。蔡和森认为，党在四大后采用争取社会各阶级援助的“民族运动的政策”，推动了这一时期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五卅运动由此爆发。因此，1925年召开的党的四大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过去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机会主义政策进行了反思，如何与机会主义进行斗争成为了党史分期的重要线索。1927年9月22日，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纠正党内机会主义错误，蔡和森在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史的报告。次年，蔡和森在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认为，1925年以前党没有犯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三二〇事件之后党内产生了机会主义，1927年武昌中央扩大会议上机会主义遭遇破产，八七会议后党开始改正机会主义错误，但没有完全肃清机会主义。瞿秋白也认为：“八七紧急会议虽然严厉的反对以前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半孟雪维克主义的政治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虽然屡次纠正地方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然而党内仍旧有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之遗毒。”1928年4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进一步总结了八七会议后机会主义发展的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八七会议至叶贺军队在潮汕遭遇失败，表现为叶贺南征和湖南秋收暴动没有发动群众，纯粹依靠军队力量进行革命；第二时期是叶贺失败至广州起义，党内出现了“机会主义的白朗吉主义”，上海、武汉等地党组织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形下开展盲目暴动；第三时期是广州起义之后，党开始建立苏维埃组织领导群众运动，并对盲动主义进行纠正，中国革命形势高涨，进入了苏维埃革命的新阶段。在瞿秋白看来，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摆脱机会主义的第一次“伟大的斗争”。
关于广州起义摆脱机会主义、迈向革命新阶段的标志性意义，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曾存在争议。1928年1月1日至5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对广州起义进行了总结。会议通过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指出，广州起义鼓舞了工农群众的信心和勇气，但是没有真正发动工农群众，是一次军事投机的暴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则指出，广州起义是“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结束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势力改组的过渡时期，使中国革命过渡到“苏维埃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独裁革命”。显然，广东省委的决议案与中共中央的决议案有着根本不同的精神。为了终止与中央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传播，在群众宣传中形成对广州起义历史意义的正确认识，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第35号通告再次指出，广州起义是“给予全世界、全中国工农兵的伟大创造”。在共产国际方面，1928年1月31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指出，广州起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的时期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也存在着没有发动群众的盲动主义错误。与布哈林的观点不同，斯大林认为广州起义不存在盲动主义。斯大林认为广州起义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根据斯大林对广州起义的评价，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把广州起义看做盲动是完全不正确的。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过去一个时期所进行的一场英勇的掩护战，尽管在领导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它终究是新的苏维埃革命阶段的旗帜。”至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基本明确了广州起义的阶段性意义，即大革命失败至苏维埃革命兴起的转折点。
在广州起义开启苏维埃革命的叙述框架下，对革命高潮或低潮的判断成为党史分期的重要依据。1928年8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中国的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第三时期”的危机作出了预测。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与国民党改组派及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加剧。同时，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恢复了井冈山附近的“群众割据”；3月至5月间上海爆发了近200次工人斗争，中国大城市的工人斗争有逐渐复兴的态势。10月，共产国际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基于中国革命的状况和共产国际的指示，1930年2月，中共中央指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1930年由此成为了党史分期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中，王明将1921年至1934年期间的中共党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其中，第三个时期为广州起义至1929年，中国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第四个时期为1930年以后，中国革命“新高潮日益增长”。在《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米夫也将1930年视为新的革命高涨的时间起点。米夫认为，1930年工人罢工斗争“更加带有奋勇坚持及有组织的性质”，苏区和红军已形成为较大规模，这一时期工农运动的形势高涨。显然，这种划分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形势错误判断基础之上的。
随着苏维埃革命运动遭到国民党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粉碎“围剿”成为这一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在思考战争策略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以武装斗争为线索来总结中共党史的发展阶段。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在毛泽东看来，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中共党史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在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道路中的重要性。
武装斗争的党史分期方式重新划分了大革命的时间界限，广州起义的阶段性意义随之下降。在李立三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党史文献中，大革命的时间界限为1925年至1927年，即从五卅运动爆发至广州起义失败。毛泽东的划分方式则不同，他认为大革命的时间界限为1924年至1927年。1924年黄埔军校创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在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和各级领导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基于这一划分方式，毛泽东将1927年至1936年界定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这时，我们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可见，工农红军的创建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特征。因此，尝试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广州起义难以独立构成新一轮革命的转折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重要性得以显现。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明确将党史划分为“大革命”（1921至1927年，其中1921年至1924年是大革命的准备阶段）、“内战时期”（1927年至1937年）、“抗日时期”（1937年以后）三个阶段。其划分的依据是革命的任务、革命的阵线及革命所打击的目标。毛泽东指出，从革命的任务及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看，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从革命的阵线看，第一个阶段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国共分裂；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沿用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史分期方式。《决议》指出：“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至此，中国共产党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了1945年以前的党史分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阶段作出了正式结论。
195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段，即：“（一）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六年）；（三）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一九四五年——）。”但在同年出版的新版本中，第一至第四各章题目上的“时期”字样删去了，因为该书本意是把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分作四个段落来叙述，而不是分作四个时期。从历史分期的角度看，第一章和第四章各包含两个时期：第一章包含党的成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四章包含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为了避免读者误以为这两章每章都只包含一个时期，加上最后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的划分和名称当时也还不便确定，所以删去“时期”字样是适当的。这样，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实际上分为六个时期。这种划分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期的基本框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分期留下了余地。之后出版的党史著作基本上沿用了《三十年》中的党史分期方式。
从党的重要会议史、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史，到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史、武装斗争的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分期方式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推进而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国革命历程的阶段性特征，也体现了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认知的逐步深化。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已成为党史书写的基本共识。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仍然是按照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来划分的。
三、关于中共党史的主题主线
中共党史的主题主线，是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历史任务的总体概括。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历史阶段，面临各不相同又一脉相承的革命任务，而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从总体上说，中共党史的主题和主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反帝反封建则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仍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必须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然而，党的一大召开时，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的任务，并强调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92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对党的任务的认识有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1922年初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更加注重研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1922年6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辛亥革命后中国名义上是“共和国家”，实际上则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党的二大通过的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显然，中共“二大”改变了“一大”时拒绝与其他党派合作的态度，并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至此，中国共产党明确了现阶段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在民主革命纲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开展了大革命。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成立以来的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题主线进行了初步概括。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政策，是党的中心政策，是党的主要政治路线，”1926年，黄埔军校苏联政治顾问纳乌莫夫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也写道：“近两三年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场运动席卷了广大中国民众。它是完全有组织地进行的。其基本任务可归结为以下两点：1.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此需要同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2.争取国家的统一，为此需要同国内敌人——军阀作斗争。”然而，大革命没有完成这两项任务。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建立了南京政权，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中国的社会性质丝毫没有改变。
面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国共产党人重申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主要任务。1928年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指出：“国民党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民族问题不但不丧失了意义，而且比以前一时期更有严重的意义。力争完全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斗争，仍旧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国民党联合帝国主义镇压广州起义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必须与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与各国被压迫民族建立联合战线，推翻“列强财政资本及其反革命的走狗”，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9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也指出：“这些国家（指中国、印度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引者注）的最重要的工业、商业、银行企业、主要运输工具等等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集团手里。在这里，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方面是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和彻底实行农民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是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同时，也积极在国统区开展各项反帝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最主要的任务。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也及时调整了政策，表示“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悔’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在这一背景下，1936年7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共产党十五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对中共党史的主题主线进行了新的概括，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光荣历史。季米特洛夫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在15年来已经证明它忠实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并证明它善于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解放而斗争，毫无疑问地，中共一定能克服一切的困难与阻碍而实现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统一战线。”米夫在《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认为，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的最好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走狗的斗争会得到“中国民众更热烈的爱戴与更伟大的拥护”。陈谭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全民族全中国人民的领袖”，“现在中国正处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日寇正在积极的进行吞灭全中国，民族的命运悬于一发，全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是更艰难更巨大和更加紧迫了，需要我们用最大的努力，百倍的艰苦奋斗，才能完成的”。这些文本和讲话均强调十五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民族抗战的开启，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和反封建任务的消失。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是统一的。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1939年底，为了加强党内教育，毛泽东与张闻天、李维汉在延安共同完成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在该文中，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脉络下考察，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程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着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对24年来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经验进行了总结，系统阐述了中共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他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国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乃是与中国广大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历史，乃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又与它斗争的历史；乃是建设中国近代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根据地上试验成功，借以教育我们党与全国人民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历史。刘少奇从实践斗争、自身建设、理论探索等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进行了概括，总结了中共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再次强调了反帝反封建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历史主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结，国民党控制的官僚资本的实力获得了空前发展。根据1948年10月《群众》周刊中一篇文章的数据，官僚资本中的国家资本部分（与私人资本相区别）垄断了全国90%以上的金融业，垄断了几乎全部重工业、过半的轻工业、过半的食用品工业，垄断了100%的交通，以及70%以上的进出口贸易。此外，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抗战胜利以后与美国全面合作；国民党政府中的中小官僚几乎全是乡村中的地主。可见，官僚资本主义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造就了畸形的政治经济体制。对此，1947年底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换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才能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奠定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从此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51年，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得到伟大胜利的历史；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着广大的农民和其他的民主力量，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作英勇斗争，经历长时期的艰难曲折，终于推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从而为走向社会主义前途开辟了顺利道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三十年，乃是光荣的、伟大的三十年。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英勇奋斗，通过许多艰难曲折，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缺点，终于战胜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三十年。”文中所说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历史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至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主题主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叙述基本形成。这一叙述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历史阶段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和贯穿始终的终极追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综上所述，到1950年代初，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推进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共党史的分期、中共党史的主题主线的历史叙述基本定型。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的叙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初步结合；关于中共党史的分期，“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分期方式突显了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式的重要性，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阶段性特征；关于中共党史的主题主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叙述明确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斗争对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