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5·17”重要讲话为界，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在到自觉自为的过程。当然，无论自发自在阶段，还是自觉自为阶段，其内生动力主要来自历史学界学者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自发自在阶段，稍作观察即可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很多至今活跃于史坛的老一代和中生代学者都发表过关涉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方面的论文。

　　老一代学者中，如张海鹏早在1984年就对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作过探讨，1998年又探讨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2005年则聚焦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并提出了重要见解。瞿林东于1986年考察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1992年阐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2004年探讨了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2007年着眼于中国古代历史观念探讨了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问题。此外，他还于1990年提出了教材建设的中国特色问题，于2011年提出了对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看法，于2013年提出了历史学与民俗学的理论互补与学科建设话题。

　　中生代学者中，如欧阳哲生于1986年发表过探讨建立新的史学研究体系的论文，2007年还从学科角度探讨了中国思想史，并于2011年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展开作了阐述。李金铮长时期关注区域史、社会史以及革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区域史方面，他于1998年论述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应该关注的基本问题，2007年立足于区域路径探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的方法论；在社会史方面，他于1996年对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史研究作了构想，2012年基于借鉴与发展的维度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进行了总体运思；在革命史研究的方法方面，他于2010年创新性地提出了向“新革命史”转型的问题，并随着认识的深入而对“新革命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作了一系列深入阐释。左玉河则从学科的角度，探讨了口述历史学科建设以及历史学与各专门学科的交叉渗透问题。

　　在自觉自为阶段，历史学界同人纷纷以学习贯彻“5·17”重要讲话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精神为契机，立足于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或从整体，或结合自身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卓有建树的高论。

　　就“三大体系”整体言之，张海鹏认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是新时代赋予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重大使命。完成这一重大使命，一要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要深入研究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总结历史经验；三要不断丰富学科概念和理论，尤其是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历史时所坚持的概念和理论，唯其如此，我国史学研究才不会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瞿林东认为，“三大体系”建设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内在统一体。其中，学科体系建设具有战略意义，需要在“大学科”意识下，提高学科体系建设的全局意识和学科交叉意识；学术体系建设是“三大体系”建设的中间环节，它以学科体系为基础，重在反映学科特色；话语体系建设则重在展现学术前沿活力，主要是将在学术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传播于社会。

　　就“三大体系”建设的着力点来看，夏春涛认为，历史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指南和灵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理论研究的“三大体系”。张越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瞿林东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其所应构建的基本结构应该是以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及其相关重大专题为主要内容，其所采用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在纵向上重点关注实现古今联系，在横向上重点探索中外互鉴模式。他还分别从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学科建设出发，阐述了如何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特点以及如何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

　　从“三大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及分支学科相关体系建设来看，亦有学者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见解。张海鹏认为，在“三大体系”建设中，“相对而言，学科体系简单一些，而学术体系非常复杂。如果在学术体系上取得了进展，那么在话语权、话语体系方面就不成问题，就很容易突破当前西方的话语体系。”由此而言，“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学术体系。吴英认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在于：构建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力戒教条主义，恰当处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以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左玉河认为，中国学界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继续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探讨具体的历史理论问题，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三大体系”建设。

　　如上所述，作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主体，中国历史学界的诸多同人承担起了重要的责任和使命，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内生的，起初是以自发自在的状态涌动的，之后演变为自觉自为的行动。有些学者还聚焦自身研究领域不断深耕，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以吴英对唯物史观的系列探讨为例，他不仅指出了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的紧密关联，而且认为，作为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唯物史观对于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具有科学的解释力，其解释体系可以在史实的检验中重建。

　　当然，“5·17”重要讲话之前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没有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自觉。实事求是地讲，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临近党的十八大时，不仅学科体系经常被提及，话语体系也有了明确表述。比如，2011年，瞿林东不仅明确提出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命题，而且从如何构架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骨骼”、如何挖掘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如何借鉴与吸收国外史学积极成果等方面给出了具体路径。由此表明，历史学界对于“三大体系”的探求是一种内生性的，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喷薄而出。

　　中国历史学的“三大体系”建设，除了历史学界自身的内生动力，还有诸多外部推动力。在这些外部推动力中，顶层设计的导向作用至关重要。在顶层设计层面，又有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助力。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看，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政策、报告的倡导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尤其是“5·17”重要讲话指出了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具体路径。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再次就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进而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重要指示。同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历史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5年8月23日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以及2019年1月2日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充分肯定历史学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并针对各级领导干部如何运用好史学功能作过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指导下，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22年4月制定并印发了《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其从主题、主线、动力等方面就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部署，并明确提出要以加强“三大体系”建设作为重要支撑。同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及“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看，主要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在具体工作中贯彻落实“5·17”重要讲话精神发挥了示范引导作用。这种示范引导作用，在其2017年至今所发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和重大项目招标公告中有着鲜明表现。

　　一是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的示范引导作用来看，2017年度至2023年度的申报公告都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在指导思想上呈现与时俱进的变化。比如，2017年度申报公告明确提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18年度申报公告首次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并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2019年度申报公告提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2020年度、2021年度申报公告在指导思想方面相继增加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五中全会精神；2022年度申报公告的表述则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2023年度申报公告又与时俱进地提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与此同时，为了发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示范引导作用，2017年度申报公告明确提出，课题指南围绕“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相关学科中拟定了一批重要选题”，以引导申请人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选择申报；2018年度申报公告明确提出，基础研究要“着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2019年度至2023年度申报公告都强调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着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以“更好繁荣中国学术，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二是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招标公告的示范引导作用来看，2017年度至2023年度的招标公告都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在指导思想上有与时俱进的变化。比如，2017年度招标公告的表述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018年度至2022年度招标公告的表述都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随着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2023年度招标公告的表述中加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此同时，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切实发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导作用，2017年度至2023年度的招标公告都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重要目标。

　　正是在党和国家及责任部门的导向作用下，学界同人聚焦历史学或与历史学息息相关学科“三大体系”建设这一重大命题奋发进取、积极作为，相继申请立项了一系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如，2018年，瞿林东申请立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2021年，宋学勤申请立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2022年，吴汉全申请立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研究”，薛其林申请立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唯物史观重建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历程、经验及当代价值研究”；2023年，刘承军申请立项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学术建制与中国现代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研究”；等等。

　　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倡导和鼎力支持下，在历史学界同人的奋发进取下，各学术机构和团体也纷纷主动作为，并与期刊界一道，共同助推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

　　其一，是学术机构和团体的推力。这方面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以中国历史研究院为代表的学术机构和团体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以构建历史学“三大体系”为主题的学术会议。

　　一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于2019年5月28日主办了“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届年会”。此次会议促进了历史学研究与教育机构之间的沟通交流，为团结凝聚全国史学力量、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发挥了推动作用。

　　二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于2019年8月26日主办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此次会议旨在深入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推动学术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

　　三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系列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该论坛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着力打造的学术品牌，至今已经召开了三届。其中，“首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于201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第二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于2020年10月29日在昆明召开，“第三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于2023年8月30—31日在长春召开。三届论坛的落脚点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历史学。

　　四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系列“全国史学高层论坛”。举办“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是中国历史研究院充分发挥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功能、推动学科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该论坛至今已举办四届，其中“首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于2019年1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于2020年11月10—13日在成都召开，“第三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于2021年10月21日至22日在杭州召开。这三届论坛虽然各有各的主题，却都将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作为重要议题。

　　五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了“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设在历史理论研究所）、“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设在近代史研究所）等平台，也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比如，2019年11月15—17日，“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召开了“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研讨会；2020年11月7日，该中心与历史理论研究所综合处在北京联合主办了“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2023年4月24日，该中心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在苏州共同主办了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学术论坛。又如，“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分别于2021年6月24—25日、2022年9月1—2日、2023年1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第二届、第三届“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暨三大体系建设青年学者论坛”。

　　当然，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是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使命，需要学术共同体的通力合作。这里所说的学术共同体，除了前述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各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各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以及致力于推动学术发展的宣传思想文化单位和团体等。比如，2021年9月24—27日在北京召开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协办单位是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

　　应该说，以上各种会议都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具体举措和有益尝试，各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上贡献的真知灼见更是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诸多学术启发和思考。

　　其二，是期刊界的引力。期刊界的引力，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期刊界及时捕捉学术动态，或单独或联合召开了一系列与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有关的学术研讨会；第二个层面是期刊界充分发挥自身平台优势，积极策划与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有关的栏目或选题，并刊发了一系列优秀论文。

　　一是从策划并召开学术会议来看，历史学领域的专业期刊作用巨大。比如，2023年5月31日至6月1日，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面向未来，构建中国史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正定县举办。研讨会通过跨学科学术交流拓展了中国史研究视野，对在学科融汇基础上建立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支撑和现实需求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于确立中国历史学的话语权，建设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具有积极意义。又如，2023年11月10—12日，由《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青年工作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青年论坛”在南京召开。论坛以“传承与发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百年反思”为主题，旨在增进全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青年学者学术交流，推动学科繁荣发展，助力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

　　综合性期刊所发挥的辅助性作用也不容忽视。比如，2018年6月23日，《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在与山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讨会”中，就邀请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学者，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关于“三大体系”建设的研究与认识。又如，2021年10月16日，河北学刊杂志社在主办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与学术期刊的责任和使命学术研讨会”中，也专门邀请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各领域专家就有关议题展开探讨；2022年11月19日，河北学刊杂志社还在主办的“中国学人与中国学术创新论坛”中特设了“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板块，并邀请党史学者就有关议题发表了高论。

　　二是从谋划与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有关的栏目或选题来看，近年来，有很多学术期刊设立了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方面的专栏或专题。

　　从专业期刊来看，《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比如，《历史研究》先后策划了“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新中国历史学70年”“碎片与整体：历史体系的构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等笔谈，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新中国7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如何实现从碎片到整体、切忌用碎片的史料解构整体的历史、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方法和原则、如何实现整体性研究以及如何认识历史学研究中的“碎片”，以及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共同体、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新时代考古学理论体系构建等问题展开探讨。又如，为了积极推进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近代史研究》组织了“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笔谈”，马敏、欧阳哲生、金民卿、金以林、行龙、倪玉平等学者分别从核心概念、学科体系建设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相关分支学科入手，结合构建完善的“三大体系”发表了重要见解，分析了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所面临的机遇及挑战，并提出了较具针对性的对策。

　　除了进行专题谋划，史学专业刊物还在推出重要单篇论文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史学理论研究》不仅积极呼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还邀请夏春涛撰文解答为什么要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

　　从综合性期刊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比如，《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刊发谢伏瞻所撰论文指出，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党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职责、战略要求的重大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担负的崇高使命。随后，《中国社会科学》组织了一系列具有引领意义的阐释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论文，并于2022年第7期聚焦宋代，组织专家围绕生产力发展水平、财经政策、文官掌军制度、乡里制、交通、女性土地权利保护等问题展开再探讨。

　　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刊物在助推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也不可或缺。其中，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河北学刊》就作过较多努力。比如，该刊相继于2019年第1期、2019年第5期、2023年第3期刊发了题为“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与历史学科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学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特征”的专题讨论。在此过程中，该刊还自2020年第1期开始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栏目确立为重点建设栏目，从而进入了有组织的策划“三大体系”建设研究论文阶段，并相继刊发了一系列与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相关的单篇学术论文。

　　全国高等院校尤其是知名高等院校主办的学术刊物，在助推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设立了“多元视野中的唐宋变革”专题，聚焦唐宋变革这一重要话题展开多元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则设立了“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专题，聚焦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展开讨论。

　　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够主动服务于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一方面是持续深入学习贯彻“5·17”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结果，另一方面与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回信中对新时代的学术期刊的期许密切相关。正是在多方合力作用下，学术期刊扛起了推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成果的重担，并展现了新气象新作为。

　　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既是一个新时代的新命题，也是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产生的内在要求。毋庸置疑，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既有历史学界自身的内生动力，也有着诸多的外部推动力。尤其是“5·17”重要讲话发表以来，党和国家、各责任部门、历史学界、期刊界通力合作，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并在多年努力下取得了可喜成绩。然而必须承认，当前所做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仍然是初步的，远远没有达到“三大体系”建设的初衷。如果对既往努力作一检讨，不难发现，当前围绕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所做工作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甚至可说是短板。以前文所说内生动力与外部助力两方面来看，可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从内生动力来看，可从三个方面审视。一是历史学界真正自觉关注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学者仍然较少，这虽然与学界同人自身的原有研究取向有关，但也说明在认识上仍然缺少参与其中的自觉。二是就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而言，学科体系建设成果相对丰富，学术体系建设受一定关注，但话语体系建设相对较弱，而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成果要想以中国特色的方式走向国际，与国际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形成对话，无疑需要在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上持续发力，如此才能更好传播中国历史学界的声音。三是体现新时代风貌的具备学术批评和反思意识的成果尚不够多。人们常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从史学研究来看，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无疑应该体现新时代特征，这就需要着眼于反思的视角与此前研究进行对话，符合新时代精神的要取其精华并予以合理的借鉴吸收，不合新时代精神的要敢于批判并及时剔除。

　　第二，从外部助力来看，也可从三个方面来审视。一是在党和国家及责任部门的导向作用方面，没有呈现上下联动的良好局面。具体而言，目前所见主要还是上层在发力，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在历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公告和课题指南中都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自然含及历史学）作了重点倡导，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课题尚未真正贯彻落实到位，这无疑需要尽快改变。二是在学术机构和团体的推力方面，仍然处于有领头雁却未形成有梯次的雁阵景观。具体而言，中国历史研究院一经成立，就强力发挥了领头雁的巨大作用，比如召开了一系列以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成立了“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心”等学术平台，并积极与各地和有关高校合作举办相关学术活动，但其在高等院校、党校、地方社会科学院史学系统的推动作用尚未显现，各地仍然处于“我行我素”的阶段，没有出现“头雁领航、雁阵齐飞”的美好景象。三是在学术期刊助力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方面，主要还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史学专业刊物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少量综合性期刊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也起到重要引领作用，但无论专业性刊物还是综合性刊物，在聚焦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持续发力方面仍有所不足，这也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总之，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今后务须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这一平台，组织协调国内外历史学专家学者，充分调动其研究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内生动力，并进一步借助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各省市相关责任部门的推力，发挥各学术机构、团体与期刊界的助力，切实推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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