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研究历来是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曾涌现费正清、孔飞力、史景迁、魏斐德、周锡瑞、柯文、滨下武志等一批知名的史学家，其著作的研究视角及理论方法，对中国学界的晚清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学界对海外晚清史研究虽有一定的梳理和总结，但多是宏观探讨或针对美国学界的清史研究进行分析，缺乏结合晚清史译著的具体内容进行系统的考察。加之，近年来国内新引进翻译了一批相关译著，而学界的相关探讨较少。为此，本文拟以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海外晚清史研究代表性译著为考察对象，从学术史角度梳理和总结海外晚清史研究的视角、特点及局限，关注该领域内中外学界的互动与交流，并就未来深化国内晚清史研究提出一些思考。
一、多元与多变：海外晚清史研究的视角
海外晚清史研究以美日两国为引领，其研究视角独特，不同于中国既有的历史思维、论述立场和书写模式，故往往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不同的学术风格是因为与国内学者相比，海外学者具有不同的学术、文化及政治背景，其观察和研究的视角自然存在差异。从近十年晚清史译著内容看，海外学界主要关注晚清历史事件、重要人物、中外关系等图景，出现了新社会史、新政治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多样的研究视角，展示了海外晚清史研究的丰富面相。需要注意的是，近十年国内引进译著的外文原著的出版时间早晚不一，既有出版于1954年的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也有2019年出版的柯文的《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这些译著基本涵盖了七十余年来海外学界在不同时段的代表作，从中可见海外晚清史研究视角的变化。
从海外晚清史研究的趋向看，美国学界引领了西方晚清史研究的潮流。美国的晚清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注重政治史、外交史及思想史研究，重视精英人物及现代化问题考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注重新社会史及新政治史研究，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晚清中国，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的行为与经历，关注群体的政治活动，并考察妇女、劳工、农民等底层“小人物”群体；20世纪90年代转而重视新文化史研究，眼光总体上更往下，研究更细微，重视族群、性别研究，特别是对下层大众文化、城市文化进行考察；21世纪以来，强调“内亚转向”，注重边疆、族群研究的“新清史”颇为活跃，还有学者从全球史视角研究晚清史。目前，美国清史研究出现新的“欧亚转向”，与之前文化史有密切关联，更强调世界史与生态史的取向。包括晚清史在内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视角的不断推陈出新，除受当时西方史学思潮转变影响与美国学者不断调整更新研究对象与方法外，还有重要的社会政治背景，如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远东战略以及中国的兴衰和国际地位有关。
日本学界的晚清史研究视角不仅不像美国学界那样呈现明显的转换，而且在断代上也没有明显的晚清史分际，很多是在中国近代史范畴中进行研究。日本学者对晚清史研究的重点是中日关系史、社会经济史及区域社会研究，近年来则是对亚洲史的关注，将中日放在跨国视野中的亚洲及东亚范围内考察，以及与此相关的考察东亚海域的“海洋史”研究。在晚清思想和教育领域方面，日本学者更重视中日人员交流、互动，分析日本传入中国的概念、名词的演变等。在晚清经济史研究方面，滨下武志等学者重视对晚清通商口岸、海关的观察，提出“亚洲贸易圈”的研究视角，打破“西方中心论”，从亚洲区域内经济贸易与互动来探求晚清中国的变化。从目前日本学界对包括晚清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看，其研究对象开始涵盖社会底层，其研究重点转向日常生活，甚至个人层次的生活史也被置于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中加以探究。
在海外晚清通史著作方面，很多海外学者对清史或晚清、民国组成的近代史进行整体叙述，运用长时段理论开展贯通研究，晚清史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时段。近十年来，海外最有影响的涉及晚清的通史译著，当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推出的日本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中的《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一书，以及中信出版社2016年推出的“哈佛中国史”系列中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一书，两书都有近一半章节对晚清史进行了精彩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日本学者撰写的“中国文明的历史”系列，其中第十卷为波多野善大编著的《东亚的开国》，也有部分内容介绍了晚清中国针对西方入侵的反抗斗争与应对措施。
海外早期的晚清史研究，以美国费正清学派为引领，重点研究晚清上层的政治外交，国内近年也引进了相关译著。例如，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分三大部分论述了传统中国的外交“朝贡体系”及其在广州的应用，探讨了鸦片战争及不平等条约签订的过程，研究了这些条约特权在各通商口岸落地实施过程期间中外双方的角力。费正清、邓嗣禹的《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对晚清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事件都有涉及，主要论述了西方列强侵华后中国精英阶层对此的种种回应。徐中约的《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从1858—1880年这一时间段切入，“细致梳理外国驻华使馆的建立、国际法的引入及中国常驻外国公使馆的设立等三项核心议题，流畅出入于宏观与微观之间，溯源近代外交的历史起点”。
与以往宏大叙事不同，新社会史聚焦社会底层及其生活，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进行微观层面研究。例如，美国学者史维东的《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年江西省的冲突和适应》重点关注江西乡村社会中的教案问题，描绘了一幅与以往教案研究完全不同的场景：与官府、传教士一样，绅士在教案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但他们扮演的具体角色在各个教案中并不相同。在五光十色的江西乡村社会舞台上，造成民教冲突的大多是平民百姓和他们的日常事务。美国学者蒲乐安的《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则从“现代性”与“地方性”的乡村社会视角，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及山东莱阳、直隶遵化、四川威远、广东连州、江苏川沙等地的民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德国学者狄德满的《义和团运动前夕华北的地方动乱与社会冲突》利用大量欧美官方档案、差会档案等外文史料探讨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题，从地缘政治学与集体行动的理论视角研究了义和团运动前夕山东地区的暴力文化及社会结构问题，并对传教士与帝国主义关系进行了分析。日本学者吉泽诚一郎的《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以清末天津为个案，从都市与近代性的视角出发来认识晚清史，通过探讨“近代性”时设定的四个视角：政治参与和公共性、社会管理的进展、国民意识的深化和归属意识的重组、启蒙和民众文化，考察分析清末都市的复杂面相。加拿大学者陈忠平的《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则运用社会学的网络理论，对20世纪初期江浙地区二百多个城镇商会进行研究，关注商会组织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商会社团网络扩展及其影响，商会在工商事务与政治运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这些著作呈现的“由下而上”研究趋向，展示了晚清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医疗社会史研究为海外研究新近拓展的领域，如美国学者班凯乐的《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研究晚清中国的鼠疫，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所在的国家与社会、殖民当局与当地民众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并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播的认识框架。美国学者威廉·萨默斯的《东北博弈：环境与地缘政治（1910—1911）》则将医疗卫生史与国际关系史相结合，从医学、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多个角度切入，从国际博弈与地缘政治话语权争执，中、俄、日三国采取的不同疫情措施等方面，探讨公共卫生的现代性及清政府与列强围绕环境灾变展开的博弈。
海外晚清政治史研究呈现新政治史特色，不再单纯注重对上层精英政治的考察，而是注重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拓展研究范围，将关注点拓展至基层社会及民众，在研究政治事件时注意透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例如，美国学者周永明的《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汲取政治学、历史学、传媒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清末电报与政治参与、公众舆论、国家控制及民族主义动员的复杂关系。加拿大学者季家珍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则以晚清《时报》为中心，分析了报人群体作为中间阶层与晚清政治改革的关系；英国学者蓝诗玲的《鸦片战争》除利用中英文原始资料叙述鸦片战争过程中的细节外，还对鸦片战争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及近代国族构建的关系进行了阐述。美国学者白德瑞的《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深挖清代四川巴县衙门档案史料，描绘地方县衙吏役的日常生活，颠覆了人们把地方衙门吏役简单视为反面人物的刻板印象，从“爪牙”透视晚清的历史，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些人物在清代县衙当中扮演的角色，并思考其活动如何可能影响清代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之关系。虽然海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晚清政治史进行了研究解读，却对国内学者关注较多的晚清政治制度史领域的研究较为薄弱，缺乏比较有影响的代表性作品。
新文化史影响海外晚清史研究后，大众文化史、性别史、记忆史、阅读史成为关注对象，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微观层面的语言、文化、形象和象征，探讨这些现象背后建构的政治逻辑等问题。例如，美国学者叶凯蒂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关注清末上海娱乐业的兴起，分析了上海的妓女、知识分子对城市现代性的影响。美国学者郭安瑞的《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专门研究清代戏曲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通过“观众与演员”“场所与剧种”“剧本与表演”三个部分探讨戏曲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将戏曲史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进程与文化政治网络中，以便窥视清代都市文化中显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新文化史重视微观研究，也容易带来“碎片化”趋向。
随着西方国家的对华侵略，晚清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引起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等各方面显著的变化。因此，摆脱以西方或中国为中心，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叙事，从全球史的角度看晚清，在不同区域文明的互动交流中进行研究，也是近年海外晚清史研究的一大转变。例如，法国学者皮埃尔·辛加拉维鲁的《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专门探讨八国联军在1900—1902年设立的临时政府对天津进行短暂统治的历史，从一个城市的地方史角度来捕捉全球化的影响及其在地域上的具体性，并聚焦中国人在天津市政现代化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探讨中国人面对外国统治时的行动、妥协和反抗能力。日本学者村上卫的《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鸦片贸易、通商口岸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放在“海洋史”的框架下展开讨论，通过描述福建人的活动，展示了晚清沿海秩序瓦解—重建—再动摇的过程。美国学者裴士锋的《天国之秋》从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的视角切入太平天国运动，着重探讨英美两国在外交与军事上对太平天国战事及清政府统治者、民众的影响。全球史的研究趋向迫使史学界避免强调特殊性，而是放眼关注跨国关系，追踪殖民主义“中心—边缘”模型之外的跨国线路，提供在不同的框架下思考的进路。
海外历史译著在国内出版后，由于其新颖的话题与视角，往往引起国内学界的热烈讨论，尤以柯文、史景迁、孔飞力等人的著作最受关注。然而，近十年来新出版的晚清史译著，却未在国内学界引起讨论。这也与国内引进这些著作时间相对较短，作者名气不大，作品内容偏实证，理论色彩不足等多重因素有关。即使仅有的相关书评多对这些著作的研究风格及视角给予高度肯定，对译著的不足缺乏深度的学术批评。这种现象也体现了国内一些读者对海外相关研究著作的过度崇拜，无视国内晚清史研究的优秀成果，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对本国文化与历史的不自信所致。
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选择翻译的海外晚清史著作，尤以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及晚清人物为重点，反映了中国学界近年来的学术接受史和史学思潮的变迁。因近年来国内史学受西方史学潮流影响，新政治史、新文化史领域的作品为国内学者所看重，故也是引进翻译的重点。海外有关晚清民族、边疆、宗教的研究作品，虽是当前海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引进翻译的较少。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晚清史中的重大事件，尽管海外学界仍有大量相关著作，但国内学界近十年并没有新译著引进，这也体现了中国史学界关注重点的变化。再从这些著作的外文原版书的出版时间看，除郭安瑞、柯文等人的少数著作是2010年以来新出版的外，很多作品属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作品，在引进的时效性上已经大打折扣，费正清的著作甚至是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纵观近十年国内翻译的晚清史译著，又以美国、日本学者的著作居多，德国、法国、英国学者的著作较少，这也体现了美日两国目前在海外晚清史研究中的主流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国内的一些晚清史译著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存在误译、漏译及错译等情况，需要研究者结合外文原著使用。这是因为目前这些海外晚清史著作的译者身份较为多元，部分译者仅精通外语却不从事晚清史研究，不熟悉相关的背景知识，导致部分译著的亮点未能恰当地展现。
二、叙事、史料与范式：海外晚清史研究的特点及局限
海外晚清史译著在国内出版后，往往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与青睐，不仅不断再版，而且销量经常高于国内的历史学著作，这也导致各大出版社热衷于引进和翻译海外著作。海外译著之所以在国内有如此高的热度，也在于这些著作不同于国内传统的历史叙事，它们的可读性强、视角新颖，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宏观与微观叙事相结合，运用了许多新的理论范式与跨学科的方法，但与此同时它们在叙事、史料与范式运用上也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
（一）新意迭出的历史叙事
部分海外学者在写作风格上运用西方史学叙事传统，所用语言生动可读，以讲故事的形式来面对大众群体进行历史写作，以丰富的细节、具体的人物、真实的事件为案例，采用多重视角展示晚清中国，使其著作兼具学术深度和通俗易懂。例如，史维东的著作为读者生动描绘了乡村教士、教民和教外人的众生相，深刻分析了江西省市镇和乡村层面的外国传教士、地方教徒和地方社会的冲突与和解。
海外晚清史译著重视比较研究与中外互动，把晚清史事件放到世界历史中进行相互关系的情境考察。例如，《东亚的开国》一书将近代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视域中，并深入东亚地壳变动的内部进行比较观察，直视其中潜在的“落后性”，的确是非常与众不同。大谷正的《甲午战争》则注重考察甲午战争的信息是如何被传达给日本民众的，这些信息的传达给日本民众及各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海外著作还通过中外史料对中外双方角色的刻画，将历史事件放在中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例如，美国学者格雷戈里·摩尔的《1901—1909年的门户开放政策：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把罗斯福领导之下的、正在处理对华关系的美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整体评价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成功与否，更多关注罗斯福及其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以及这些看法和态度对政策的后续影响。
海外晚清史的研究成果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且不同国家的学者，受其文化背景、学术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如美国学界对民族、族群及帝国问题一直颇为关注。海外学者通过设计全新的框架，重新诠释被大众熟知的晚清史，往往能提供一些被国内主流研究所忽视的历史细节。
海外晚清史研究著作还善于创造新概念，提出新观点。例如，柯文提出了“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概念，被很多海外学者所沿用，仓田明子的《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洪仁玕眼中的“洋”场》即使用该概念，并以洪仁玕为代表进行了考察。不同于中国现代化是首都与通商口岸启迪内陆的普遍看法，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以湖南为中心，认为湖南在内部进行的思想改革与论述，牵动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尝试“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这一时代。
在晚清史人物研究方面，海外著作对人物刻画得比较细致生动。将中国历史人物与同时期的外国历史人物进行比较书写，是外国作者撰写人物传记时常有的特色，也便于海外读者加深理解。海外学者更加强调对历史人物的全面认识，并重视外国因素对晚清人物的影响。重视考察中国官员与知识分子的留洋活动，以及他们经历的近代文明对其回国后的思想、政治活动的影响，是日本、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学界较为关注的领域，如小林武的《章太炎与明治思潮》、蒲地典子的《中国的变法：黄遵宪与日本模式》、狭间直树的《梁启超：东亚文明史的转换》、黄宗智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等书皆是如此。
海外晚清史研究著作另一显著特点是跨学科方法的运用。除了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海外学者也在其著作中广泛运用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将历史研究与理论分析、解释框架、社会结构及量化统计等相结合，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例如，班凯乐的《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除了运用史学方法，也采用了从经济地理学、传染病学到医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技巧，不仅描绘了鼠疫中中国人在医学和宗教上的表现，还探讨了促使鼠疫出现并蔓延的生物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但是，跨学科方法过分倚仗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容易将社会科学的概念泛化，从而忽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及“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容易使历史研究失去叙事性与可读性。
海外晚清史研究的著作虽然新意颇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汪荣祖近来结合具体个案指出海外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离谱的误读”“严重的曲解”“荒唐的扭曲”“不自觉的偏差”“颠倒黑白的传记”“居心叵测的翻案”六大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在海外晚清史研究中存在，需要国内研究者认真对待，而非一味追捧。尤其是有些学者一味追求所谓的创新，实际成果却经不起考证。部分海外晚清史的著作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话语，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大多采取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热衷于建构体系和概念，却忽视了晚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最后的帝国：大清》等著作将清朝称为西方概念中带有扩张意味的“帝国”即是一例。部分宏观叙述的晚清史著作过于强调通俗叙事而深度不够，有些相关的微观史学著作虽有深度，却以偏概全，较为片面。特别是一些海外著作存在明显的史实错误，在史观及政治立场上带有偏见，甚至存在“学术殖民主义”的心态，势必影响其成果的可信度与可靠性，如蓝诗玲的著作即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进行辩护，提出中国重构了鸦片战争等错误观点。有些海外著作只关注海外的相关研究，对中国学者的研究关注不够，甚至故意无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缺乏与中文学界的互动对话。
（二）史料利用的多样化
海外学者在中文史料搜集上虽不如国内学者便利，但擅长对旧史料进行新解读，并发掘利用一些传统史料之外的新史料。他们将史料看作文本，引入外文资料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这就扩大了史料范围，进而对晚清史进行重新认识。
外国学者利用其语言优势，大量引用外文史料。例如，德国学者白莎的《“俾斯麦的使团”：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引用了德国柏林利希特菲尔德联邦档案中的驻北京德国公使馆档案、德国联邦档案馆佛弗莱堡军事档案室档案、德国克虏伯历史档案馆档案、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晚清时期来华外国人写有大量亲历性的论著、日记及回忆录，也是海外学者重点利用的资料，如美国华裔学者萧公权的《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即利用了大量来华外国人记载中国乡村的资料。这些外文史料多在国外收藏，国内学界使用不易，这是海外学者的一大优势。
一些海外学者利用外文资料时，还注重对中文档案资料的使用。例如，《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大量使用了四川省档案馆收藏的巴县地方档案，挖掘了大量之前著作中未关注的史实。史维东的著作则挖掘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晚清总理衙门档案，对其中涉及江西教案的案卷进行了深入解析。特别是日本的晚清史研究者多掌握中文，可以将中日英文等史料熟练运用，也会有意识地参照中国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多语种晚清史资料的利用，同时进行比较考证，可以丰富晚清史研究的内容与深度，这一点确实值得国内学界借鉴。
还有部分海外学者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并重视利用文学小说、口述访谈等新史料。比如，蒲乐安研究清末民变，通过讲述几个民间流传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利用这些为国内史学界忽视的材料，从社会史的角度开展微观研究。他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深入中国内地进行田野调查，搜集资料，采访当时尚健在的当事人或回忆者，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与口述史料。再如，郭安瑞写作《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时，为方便对中文剧本资料的理解，不仅熟练掌握了中文，还曾到中国专门学习曲艺，并大量利用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的清代戏曲艺人的抄本等底层资料。
但是，有一些著作由于作者中文程度有限，对晚清史的基本档案等中文资料掌握不够，甚至未到过中国搜寻地方档案。例如，《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一书虽使用了各种英法德等国的外文档案、图书，却未利用天津地方档案、时人论著等史料，这就难免在叙述上忽视中方对西方统治的反应。即使有些海外学者利用了中文史料，但受语言水平限制，对史料的考证利用存在很多问题，且他们不重视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著，从而影响了其研究的客观性。相对来说，萧公权、刘广京等华裔学者及部分日本学者精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故他们对史料的解读及对中国学者成果的利用，与西方学者相比更加深刻与准确。
一些海外学者因不熟悉中国文化背景，对中文史料背后的含义理解不够，未辨析史料叙述的真伪，甚至存在过度解读等问题，完全表达了错误的思想。例如，《天国之秋》一书通过研究英国对介入中美两国内战态度的比较，以及从英国与中美两国贸易的视角解释英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变立场的内在原因较有新意，但夸大了国外力量对太平天国运动结局的影响，也过分强调了中英两国对美国内战的影响。还有一些海外晚清史研究著作存在借“求新”而为历史人物翻案问题，如对袁世凯、慈禧、李鸿章等晚清政治人物，多强调其贡献，较少涉及他们的过失。
（三）研究范式运用的变与常
海外晚清史研究的著作，尤其是美国学者的著作，特别重视理论的运用。随着西方史学思潮及时代、学术背景的变化，西方史学界在不同的时代都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范式，诸如美国学界的“冲击—回应”“中国中心观”“国家—社会”等，带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与导向，在不同时期推动了海外晚清史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冲击—回应”范式在美国和西方学界相当流行，在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中，费正清的影响最大。该范式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近代西方影响之间的关系。当然，该范式过于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低估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变革，也引起了学界的批评。此后，美国学界还出现了“传统—现代”“帝国主义”研究范式，但都是以西方为中心来研究晚清史。
在此背景下，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范式，强调从中国本身研究晚清史，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变化动力与发展动因，推动地方史与基层社会的研究，并呼吁以“局内人”视角与“移情”的方法进行研究，引领20世纪80年代美国晚清史研究趋势。比如，美国学者詹姆斯·波拉切克的《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等书即受到该范式的影响。该范式虽然纠正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但对中外的互动影响有所忽略，缺乏对近代史整体的关照，对晚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并不适合，中国学界对此讨论较多。近十年来，柯文也在其新著中针对各种批评进行了回应。他在2014年为《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写的中文版序言中再次提及“中国中心观”，认为研究移民、全球史、国内少数民族、比较史学等问题时，“中国中心观”并不适用。此后，柯文又在201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中，指出：“这些领域研究问题的本质是广义比较史，比如为解决世界史问题，将中国作为东亚或亚洲区域体系的一部分进行审视，甚至是即便处理中国历史这一话题，主要研究对象的范围也超越了中国历史。”这说明柯文清醒认识到该范式的局限性。该范式虽是从中国视角去研究历史，但实际上仍沿用“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容易陷入另一极端，并不能解释晚清史的许多复杂问题。
海外晚清史研究中的“国家—社会”研究范式，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史研究中。该范式致力于探索晚清国家统治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力图纠正以往研究中将两者描述成对立关系，也是在试图超越“中国中心观”，并提出了“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概念。例如，《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一书，以天津为切入点，关注清末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同时也在研究中反思了“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具有对抗性的、与“国家”相左的“公共领域”并不存在于天津。当然，该范式在提供一种新的晚清史研究阐释体系，拓宽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存在忽视晚清史中的外部因素与宏观考察不足的问题，而且将所谓西欧式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概念照搬到晚清中国城市研究中，与实际历史情况并不符合。
日本学者的晚清史著作虽注重立足史料的实证考察，对研究范式运用不多，但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地域社会论”等范式。“地域社会论”重点考虑地域特有的历史性，研究中国地域社会内存在的多数选择项和其间的抉择，分析中国中间团体存在的地区性、时间性差异。日本学者也在有意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其重实证的研究风格及研究结论与中国学界研究颇有相似之处。比如，菊池秀明的《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并没有完全依照某些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叙述范式。针对具体问题，作者往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中国学者的认识，当然也带有日本学者立场的印记。
实际上，不同的研究范式都有其具体适合运用的历史研究领域。正如有论者指出，“冲击—回应”范式偏重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调适；“中国中心观”范式偏重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偏重于讲述中国内部故事；跨国史、全球史研究范式，更加侧重或适用于经济史领域。这也提示我们在利用借鉴使用西方这些范式时，需要针对晚清史事件、人物的实际情况作出选择，从内部、外部两个方向进行考察，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背景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无论晚清史研究范式如何变化，都需要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分析依据，而不是进行脱离史料的空谈。
在研究范式的运用上，虽然西方学界利用各种范式解读晚清史颇有新意，但是有些范式产生于西方经验，并不适合于晚清史研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这些范式和理论也存在将晚清史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弊端或局限，甚至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代表了西方学者的立场。一些西方学者将这些范式或理论生搬硬套在晚清史研究上，不仅不适用于对晚清史的解读，也令中国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格格不入的生硬感。比如，王德威即尖锐批评了某些海外学者追随西方的“当红”理论，并迅速转嫁到中国领域，以致于“理论干预”成了“理论买办”的现象。他主张对西方主流的理论话语，不应是人云亦云的推崇或贬斥，而应是批判性的转化。当然，还有一些海外学者，如萧公权等，并未建构理论体系或提出新的概念，而是坚持从晚清的历史实际出发进行实证研究，与国内的晚清史研究有颇多相似之处。
三、他山之石：对海外晚清史研究的借鉴与反思
纵观新时代以来国内出版的海外晚清史研究译著，内容涉及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人物等多重面相，其在研究视角、方法等方面给予中国学者以启迪，但在史观、史料及范式运用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从海外晚清史研究的现状中，对未来如何推动国内晚清史研究提出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推动中外史学互鉴交流，加快引进海外最新成果
虽然目前中外学术交流较为频繁，但部分中外的晚清史研究者彼此之间并不重视对方的最新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海外晚清史成果的了解，多是通过上文所述的已被译为中文的著作，对大量运用各种外文所写的晚清史著作，因语言原因、获取不便等限制，参考利用较少。即便有些中文著作引用了一些外文成果，也多是点缀，对这些成果缺乏深入了解与对话。相较而言，日本学者对中国学界最新的晚清史成果相当重视，欧美学者则相对不够。这说明当代中外学者在交流互鉴方面仍存在诸多隔阂，需要双方加大交流沟通的力度与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引进的晚清史译著很多是二三十年前的海外著作，在作者代际上也是集中于海外的第二至第四代的研究者，不利于国内学者了解吸收海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趋向。从作者的国籍看，集中于美国、日本学者的著作，未来需要加大对德国、法国、俄罗斯、韩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的晚清史著作的引进和翻译。在目前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内应加大对海外最新晚清史著作的引进，如加快引进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图书奖”的获奖作品及新生代史学家的优秀著作。特别是海外学界在晚清史研究相关的新政治史、新文化史、环境史、概念史、记忆史、阅读史等新兴研究领域也有许多著作出版，代表了海外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需要相关学者重视并联系翻译出版。我们希望国内既有历史研究功底又有外语功底的研究者参与海外晚清史著作的翻译工作中，多多推出符合“信、达、雅”标准的精品译著。
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不能盲目引进海外著作。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亦要注意它自身隐含的政治、学术和思想背景，有些著作或是史观错误，或因政治偏见而失去客观性，因此需注意区分其存在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新清史”的著作及美日学者关于晚清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著作尤应注意。国内学界对海外晚清史论著出现的这些错误也不能无视，而应在国际平台上及时撰文回应，勇于“亮剑”，阐明中国学者的观点。
（二）重视外文史料挖掘，从多视角推进晚清史研究领域扩展
国内学者对中文史料利用挖掘已比较充分，但还应加大对外文史料的利用和翻译。海外著作利用语言优势使用大量在海外的史料，挖掘出许多新问题，中国学者的著作则利用外文史料相对较少。目前，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藏有大量晚清史的外文资料，晚清时期的来华外国人及当时的外文报刊中也记载了大量晚清史的各类史料。这些史料需要国内学者加大挖掘和翻译，为深化扩展晚清史研究的内容提供基础史料支持，当然这也要求国内学者增强掌握多种外语进行研究的能力。此外，部分海外档案馆、图书馆还藏有一些中文的晚清史料，也值得学界重视。
目前，国内学界有重视民国史，轻视晚清史研究的倾向，特别是晚清政治史更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但是，海外学者运用新视角对晚清史的老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如太平天国研究在国内渐有冷寂之势，但美、日、英等国学者仍不断推出颇有新意的相关研究著作。因此，有必要从不同视角对晚清史特别是政治史的重大问题进行重新诠释。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不足，法国学者梅凌寒曾指出：“中国历史学者的优点在于掌握史料很多，比较能够从整体上了解中国的文化，见识也可能更深入。缺点或许在于太拘泥于细节，而对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掌握也有待提升。”因此，国内学者有必要在发挥史料长处基础上，增强理论分析能力，利用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从社会文化史、经济史、外交史、思想史等领域推动晚清史研究。
就具体研究议题而言，如中外商品贸易、西方科技与文化的传播、外国来华移民、通商口岸与租界问题、疾病灾害的全球性影响等问题，国内学者可从全球史的视角进行深挖研究。再从史学史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看，当代中外晚清史研究者的互动交流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少海外学者在改革开放后到中国访学、查阅资料、拜访国内学者，国内学者也对海外学者的著作撰写书评，双方的互动对彼此的晚清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是研究海外中国学与当代中国史学交流的重要内容。在晚清政治史领域，海外学界的新政治史关注的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文化中的政治等问题，如对晚清政治概念、符号、记忆或形象的研究等，也是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可拓展的方向。此外，在目前大数据时代，随着各类晚清史电子资料的不断丰富，“数字史学”也是推动晚清史研究的一个增长点，如对晚清制度、经济专题进行量化统计研究，建设专题性的晚清数据库等。
（三）适当借鉴海外学者所长，形成晚清史研究自主的知识体系
当前美国、日本的晚清史研究在国际学界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其成果也对推动晚清史研究有重要影响，但国内学者的研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明显不足。国内学界对海外研究成果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视而不见，而要吸取其所长，切实推动中外晚清史研究交流互鉴。国内学界应提高利用外语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尽可能多地在国际刊物及学术会议上发声，增强西方学界对中国成果的关注。同时，国内学者的优秀晚清史译著也应借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工程等出版外文版，从学术角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而加大国内学者著作在国际学界的传播与影响，也便于海外学者的借鉴和利用。
国内学者要勇于对“西方中心主义”“新清史”的错误观点展开批判和分析，建立一种批评性的对话。葛兆光即指出：对海外的学术著作，包括海外中国学论著，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致于国内学者以为外面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而海外学者听不到来自中国的批评和意见，自以为掌握了解释中国的权柄。特别对西方学者脱离晚清历史实际，凭空创造出的新的研究范式、框架，中国学者更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批判，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平等对话，形成与海外学者良好的学术交流沟通机制，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摸清海外中国叙事的历史、现状及其背后的生成逻辑。
中国学者在继承中国史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与西方理论范式进行自觉对话，努力建设有原创性、全球视野的中国晚清史研究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符合晚清历史实际的本土理论，进而影响西方学界，引领国际晚清史研究的潮流。国内学界的“革命史”研究范式，在研究晚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问题上有较强的合理性，应继续发扬利用。中国学者在谨慎借用西方之“石”的同时，更应该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基本盘”上，凝炼出具有自身历史逻辑的理论命题和方法，建立起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历史和文化的论述。本着此种追求，中国学者应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增强历史自信，以学术创新为引领，尽可能推出兼具理论与实证，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晚清史研究精品力作，逐步提高国内成果在国际学界的影响与话语权，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晚清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作者张德明，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