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刘远舰 通讯员张燕蕊） 2024年5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编辑部、青海民族大学《青海民族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承办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青海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历史研究领域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此次会议，聚焦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认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力求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和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延续性，将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作出具有洞见力的判断。

　　讨论内容广泛深刻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副主编邬文玲代表《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致辞，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内容，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及其与历史学研究的紧密关系。青海民族大学副校长、《青海民族研究》主编马成俊致辞，揭示了此次会议在思想意识和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青海民族大学的历史。本次学术交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李大龙、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院长邹建达评议，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主任邵蓓、《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审曹江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温春来主持。

　　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李大龙、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温春来、长江师范学院教授李良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子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乌云高娃及博士后郑昊、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张科、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谢晓辉、西安工程学院教授贾霄锋、吉首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成臻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雷家圣、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靖国、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董春林等先生分别以“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前近代形态——以西南人群的祖源叙事为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初探、唐代的“天下”概念、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及国家治理模式、论清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与发展、土王土司制度与“中华之民”的整合凝聚——来自湘西土司地区的观察、中华一体：土司制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制度理性与实践图式、论《历代稽勋录》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与特色、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古地图研究、夷夏观念视域下的唐代契苾家族史为题作了大会主旨报告。

　　不断夯实理论根基

　　李大龙认为，传统的聚焦“中国”概念而形成的认识体系是在历代王朝话语体系影响下形成的，并不符合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实际。多民族国家中国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共同缔造的，其形成与发展的空间是“天下”而非“中国”，“中国”概念则是这些人群继承和实践“大一统”的重要标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个从传统“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的发展过程，“大一统”观念是其主导思想，确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观都需要以“四个共同”（“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为主导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实际的话语体系，才能客观认识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最终才能让国民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温春来认为，除了考察近代的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外，也应考察古代中国境内人群的身份意识。即便在近代之前大体上处于“自在”状态中华民族，也已经有着某种“自觉”意识的产生。虽然这种“自觉”尚不如今天的中华民族认同这样广泛而明确，但可被视为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前近代形态。以这样持久而广泛的意识为基础，当近现代时期中国从王朝国家演变为民族国家时，中国境内的各种人群，很容易就会认同我群与他群同属一个伟大国家，同属中华民族。古代中国境内人群对自身与大一统国家之关联的“想像”，与现代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之间，有着明显而清晰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不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厚资源，而且促使各民族在共创共传共享中完成了铸牢意识的历史实践。李良品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都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一是中华文明初现与中华民族“自在前”共同体；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拓展与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发展时期；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深入与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不断巩固时期；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升华与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共同体建设时期。在此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源泉和历史根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且推动其传承和升华。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的历史演进，以及共生发展的生成机理，进一步强化“各民族共创共传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持。

　　“天下”是中国古代世界观与政治观的重要概念。刘子凡认为，唐代文献中大量见有包含周边四夷的、表述无限领域的广义“天下”，说明唐代“天下”概念仍然是广、狭两义并行。普天之下为“天下”本义，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的延续决定了广义“天下”的沿用；秦汉以来中国疆域扩展，已囊括上古之天下，为解决天子家天下的名实问题才衍生出等同于中国的狭义“天下”。“天下”的广、狭两义各有其政治理念渊源，普天之下是其本义，等同于中国是其服务现实政治的衍生义，二者在不同的场合与语境中可以不断场换。故而，唐代“天下”并非只是指王朝实际支配的有限领域，特别是在涉及周边四夷的场合，“天下”大多是指普天之下的广阔世界。这也符合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追求“天下一家”“文轨大同”的政治理念。

　　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治理模式对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价值。乌云高娃、郑昊认为，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结束了数百年的战乱分裂，促进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基本奠定了后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元朝通过继承和融合前代制度，创新出了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元朝中央集权的一省制度，行省制的建立，以及宣政院等新机构的设立，实现了对广阔疆域和多民族的有效管理，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影响延续至今。伴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治理模式的创新，大一统思想在元代有了新的发展，大一统思想弥合了南北分歧，拓展了大一统的认知，整合了道统与政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亦提供了基础。深入研究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及国家治理模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清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清朝统治者通过再造“大一统”思想，修正传统“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在长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结合历代“因俗而治”的治边原则，通过行政建制、宗教文化与民族立法等民族政策，有力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国家统一，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了民族融通，凝聚了民族认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强化。张科认为，清王朝对既往“大一统”思想予以调整，对固有民族观进行修正，即反对“严华夷之辨”，推进“中华一统”，实现过往“大一统”思想中“五方之民”的民族观向对清王朝“中华一统”下“华夷一体”民族观的变革，这一近乎革命性的民族观转变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的理论基础。长期历史进程中的民族交往融合至清王朝时更趋深化，多民族交融共存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速推进的社会基础基本成熟。整体而言，清朝民族政策较之历代王朝，国家统一性与民族地区差异性的协调互适得以有效解决，华夷藩篱被彻底突破，传统夷夏之别的民族观已然发生根本性转变，在长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社会基础上，进一步深延中华各民族的融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加快，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轮廓已然成形，并厚植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之基础。

　　深化中华文化一体性与多元性研究

　　中华文化一体性与多元性的达致，区域内民族的整合与中华民族的凝聚，这一系列重大议题的解答，都需要回归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与本士的逻辑来理解与解释。谢晓辉研究考察武陵山区的湘西北地区的土著族类是如何逐步整合成土家族，即土著主体人群从“多”到“一”的转变过程与机制，认为土司制度和土王传统在区域文化整合与族类从“多”到“一”的转变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土家族整合的个案，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历程与分合机制，还展示出“中华之民”的观念与认同早在民族国家浪潮前就已在形成，有力地反驳了“中华民族”是近代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结果这类理论。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既有历史经验，也有空间上的展开与显现，这些在许多重要古地图上均有表现，对于研究历史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和表现，都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孙靖国认为，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保存至今的传世地图档案，都数量巨大。地图是一种特殊的视觉文献，具有空间感、现场感和具象性，对于研究古人的空间感知和地理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中国古代和近代地图在空间和视觉上呈现与承载了先人对于“华夷一统”“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的认同和大一统格局的追求，体现了多元一体国家的缔造过程。地图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的独特视觉文献，又是这一形成过程的产物和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