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具有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凝聚并滋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基础上不断创造并承载着新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融通共进的逻辑关系，只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清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可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何以可取。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道路根基。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突出的历史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所走的道路，必然是一条充满高度历史自觉、强烈民族认同的康庄大道。将连续性作为中华文明首要的突出特性，既是基于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最显著的区别，也是因为这一基础特性让中华民族积淀起了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最深沉的历史意识。在世界人类发展史中，曾出现许多文明古国，其中以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黄河流域的古代中国最为人熟知。如今，四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古今相继、推陈出新，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走过了不同于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书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突出的连续性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是具有旺盛生命力和文化主体性的伟大文明，这一显著特性让每一个中华儿女为之自豪、自强。不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来看中国，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有通过不断的历史审视、历史追问、历史书写，中华民族才能生生不息、代代相承，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抵将来。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前进动力。突出的创新性不仅让中华文明成为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伟大文明，也让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内驱力创造出新的现代文明，不断巩固其文明主体性。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就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担当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历史上，著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皆体现了中华民族“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革创新精神。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根基，用“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纵深和文化脉络，赋予了中华文明现代理路，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就民族工作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际相结合，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重大原创性论断；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坚定信念。中华民族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根子就在大一统。大一统观念发轫于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最根本、最直接的体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皆反映了大一统的社会理想与治理理念。千百年来，各族人民活跃在中华大地，或握手言欢、和平交往，或剑拔弩张、兵戎相见，但主流是越来越紧密地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精神追求和社会理想，大一统对中国稳定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影响深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从古代中国的“华夷一统”观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的觉醒，再到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以贯之的大一统思想，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文脉动力和政治智慧。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广阔胸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自古以来，中华文明“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包容性就决定了中华各民族由多元汇聚成一体的历史趋势。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强调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既是对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传承，也是对民族工作方法论的总结和应用。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要辩证看待二者关系。离开共同性，共同体建设无从谈起，共同性是主导、前提和根本，差异性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忽略差异性，共同体建设无从做起，差异性丰富多彩，共同体才能展现出活力和包容。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还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之集大成，中华文明之所以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就在于其突出的包容性。同时，各民族在共创中华文化中，共享共传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成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之根、和睦之魂。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世界愿景。突出的和平性，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也是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世界文明图景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优良传统，自古有之。《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强调礼的珍贵作用在于让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和睦。《中庸》中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自然法则，强调万物竞相生长而互不妨害，遵循各自规律而互不冲突。墨子有“兼爱非攻”的思想主张，强调只有“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才能让“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所有这些，无不彰显中华民族对“和合”的价值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继承发展，也是从近代中国人民遭受的屈辱和苦难中作出的道路选择。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作者黎雪，系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