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希望无所谓有，亦无所谓无。说到未来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说一种期望，而非一种预测。当前“80后”都感到自己老了，我是“70后”，似乎更不应该看到希望。但是我仍然不得不说，希望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都要胜过漠然。考古学的未来，尤其是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将会如何呢？或者说我认为会如何呢？我期望如何呢？我不认为我能够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也不认为这些问题能够被彻底回答，我们都只是在思考，因为思考是行动的前提；因为思考，我们的期望日渐坚实；因为思考，梦想不再遥远。
考古学的未来
谈未来，得有点儿超越精神，现实与臆想的灾难使得人们似乎对未来不再乐观。考古学有没有未来呢？中国考古学将有怎样的表现呢？对许多刚刚从事或是即将从事或是期望有更大作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如同算命——虽然不相信但仍会去卜算的事。
鉴古知今，回顾一下历史自然是有必要的。假如我们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废墟上，我们会怎么看未来考古学的发展呢？人们在巨大灾难之后，恐怕对考古学没有什么太高的期望。过去60多年中，考古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中央电视台式”的说法是不过分的。巨变似乎并不稀奇，对一个人来说，60多年是从幼儿变成老人的时间。对考古学来说，只是刚刚成熟。考古学都发生了哪些令人瞩目的变化呢？这需要好几堂课来说。简而言之，那就是理论、方法、实践上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考古学基本说不上系统的理论，战后考古学不仅有了理论，而且是有了许多理论，不同层次、不同主题、不同区域都有了理论。
方法上的进步就更夸张了。科学进步一日千里，自然科学与考古学交叉之后，子孙繁盛。其中最出息的要数放射性碳测年技术，这项技术解决了考古学家长期难以回答的年代问题，偶尔也会帮倒忙。另一项技术影响范围与深度更甚，那就是计算机技术，从简单的文字处理，再到图像处理、材料统计、模型建立，如此等等。宾福德从1989年到2001年，用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构建参考的框架》一书，按他的说法，如果那个时候（研究其实早就开始了）计算机软硬件更好一点儿的话，时间会快许多。这一点吉林大学的滕铭予老师做GIS分析时也有特别深的体会，以为计算机已经死机了，没想到它只是还没有算出来而已。更不用说现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了，如今若是没有网络，研究几乎无法进行。我们不得不说当代考古学就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之上的，离开它，我们寸步难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技术就是DNA，这项技术似乎还不大成熟，因为它制造的问题跟解决的问题同样多。从前提了个极端的“夏娃理论”，不承认土著人种与解剖学上现代人的杂交，近些年终于承认我们没有那么纯种。它在人类起源与迁徙、群体构成与关联、物种驯化与扩散等方向上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方法领域的革新层出不穷，传统一点儿的，如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质考古；新一点儿的，如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等。怎么说似乎都是挂一漏万，所以也就不说了。
实践上的进展更是惊人。大量的遗址被发掘，博物馆如同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考古学研究从“绝学”居然成为一级学科。推动考古学实践发展的突出因素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政治方面，比如促进民族团结，提高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为实现某个政治目标营造气氛等，考古学都有帮助。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了，百万年的历史尽在股掌，数以亿计的交易时常见诸报端。人人都知道古董值钱，考古发现具有广告效应，也是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柱。文化与经济同步，人们有钱了，文化教育程度提高了，就会有“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人们开始愿意把钱与时间花在关注考古上。所以说考古学的产生是时代的产物。只要这些推动因素还存在，考古学的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我们还可以说，考古学的确改变了人类对于自身历史、文化与文明的认识。这句话，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60年同样适用，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曰科学的一个门类，具有这种纯洁的学术价值。
回首过去，再展望未来，毫无疑问，某些曾经作用于考古学的重要因素还将作用于未来，其中可以非常肯定的首先就是技术方法。考古学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过去，那些没有历史记载的过去。考古学一直在发展技术方法以求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不妨将之视为一套“穿越时空的技术组合”，它们让考古学家像坐上时间机器一样回到过去。我们也许无法预知究竟是一些什么技术，但我们可以对结果进行假设。假如我们知道每一件陶器烧制的准确年代如公元前7654年3月21日，假如我们知道古人一生都吃了些什么，假如我们知道他们都去过什么地方……然后呢？这套技术组合擅长于解决具体的问题，但是无法替代考古学家的提问，我们究竟想知道什么呢？就当前的状况而言，年代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群体的构成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解决。即便考古学家能够回到过去，就像社会学家研究当代社会一样，一切都能够观察，还是有许多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现象需要解释。我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的考古学家将会比现在的考古学家更像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是心理学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研究实物遗存。
从一般意义上来谈考古学的未来，除了发展“穿越时空的技术组合”，让考古学家无限地接近真实的过去，还可以肯定的发展包括不断扩大的专业研究队伍、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多学科的合作与相互渗透、科学与人文研究传统的持续竞争与合作等。这些因素有点儿像大会报告中宣讲的东西，说的人很多，我不想多说。我想说的是特殊意义上的考古学未来，也就是针对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当前中国考古学中，最火爆的无疑是基建考古，来钱如排山倒海，田野发掘似乎永远都做不完。是的！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发掘完所有的考古遗存，但是肯掏钱让我们发掘的好日子不会是一场永不散席的盛宴。随着中国基本建设高潮的过去，基建考古必定会萎缩，这样的趋势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那么多基建项目，考古工作将会怎么做呢？增加研究的比重是不二的选择，另外就是增加开发利用的力度，让考古学的成果为社会大众所享受。未来的中国考古必定是基建考古“亢龙有悔”的时候，太多的发掘可能太草率，太多的发掘可能只是浪费了财力与生命。如果没有那么着急的话，未来的中国人能够享有的文化财富要多得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悔当时发掘规模太小，工作力度太弱。现在我们很能理解现实，这都是不得不的事情，未来可能就不一定能够理解了。
还有一个趋势值得关注，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考古的队伍中。考古工作中有女性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当规模与男性平分秋色的时候，那么中国考古学的面貌就不可能不改变，从理论到方法到实践都可能改变。当然，性别不会改变一门学科的本质，就像生物学、社会学一样。女性可能不会跟男性在基建考古上一争高下，在她们看来，也许只有男性考古学家才把考古学简单地理解为田野考古，更过分的是将之等同于基建考古。如果考古学不限于此。女性实际可以参与考古学的途径还是非常之多的。回顾考古学的历史，19世纪是英雄主义的时代，那个时候的考古学家都异常生猛，如皮特里住在金字塔边上，喝着混有木乃伊碎片的汤，贝尔拿着枪顶住酋长让他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学的工作比较常规了，研究开始占上风。到如今，考古学家也穿上了白大褂，有了实验室，曾经生猛的活计已经成了遥远的故事。当代中国考古学还有点19世纪色彩，不知是媒体还是大众，抑或是考古学工作者都非常热衷于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找到最大、最完整、最古老……的东西。假如中国考古学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状态，或是进展神速，与欧美考古学同步了，那么女性在中国考古学中的角色就可能会大放光彩。
要说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必须要提西方考古学，因为近代考古学是个舶来品，虽然中国有自己的金石学，但它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西方考古学对于未来中国考古学的意义，一方面是理论、方法与非中国材料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西方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某种程度上可以映射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有些路是必须要走的，比如说考古学都是从惊人的发现开始的，从以发现材料为中心逐渐过渡到以研究问题为中心，从对时空框架的关注逐渐发展到对古人行为的关注，从关注古人的世界逐渐意识到我们今人才是考古材料的解释者与考古信息的利用者。这些过程西方考古学都已经走过，中国考古学可能也会走，可能会走得快一些，但不走是不大现实的。所以，未来的中国考古学还是需要大力学习的，没有办法，差距比较大啊！100年前人家已经开始惊奇伟大发现了，现在人家已不怎么惊奇，轮到我们惊奇了。未来的中国考古学除了学习西方考古学，还需要站在它的基础上反向创新，进而超越它。这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就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包容传统还是必需的。我们还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的中国考古学还将在人类学传统的南方与历史学传统的北方之间博弈，还将看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史前考古学与人文科学传统的历史考古之间的竞争。这些想来都是无法避免的。
如果还要继续展望，展望更遥远的未来，考古学将会如何呢？考古学还会存在吗？我想说，只要促进考古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存在，考古学就会存在。未来考古学将会怎么发展取决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无疑，未来的时代将会有自己的问题，如环境危机、国家冲突等。考古学虽然是研究过去的，但最终是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的。因此，我们最可能用到什么样的技术方法还要取决于所要回答的问题。
后现代之中国考古学
20世纪的80年代，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后过程考古学兴起。近年来，与后现代思潮相呼应的自然科学领域，如协同论、混沌论、自组织理论等方兴未艾。这些新的思想或许会对我们展望中国未来的考古学提供一些启迪。考古学作为人类知识的一个领域，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的形成、发展深受同时代的思想与知识进步的推动。站在中国发展全面转型，新兴科学蓬勃发展的关头，也很有必要仔细地审视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环境与趋向。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为未来的中国考古学提供一个前瞻性的思考。
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考古学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西方考古学在理论上的发展对我们影响甚大，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还处于相对初级的技术运用阶段。长期的封闭造成中国考古学结构过度简单，学科内部的信息流动贫乏。后现代的环境首先强调开放，从信息的输入到流出，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有活力。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很显然应该是世界背景中的中国考古学，同时还是所有知识领域中的中国考古学。它的信息来源是畅通无阻的，它探索的触角是自由的。作为开放的考古学，不可能有固定的、预设的终极目标，当然它有明确的时代目标。开放的考古学始终保持其结论的开放性，保持不断地修正已有的知识。
对于学者而言，无不向往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春色满园、百花争艳显示的是自然界既竞争、又合作的辩证关系。没有竞争，学术就没有活力；而没有合作，大的学术难题就不会解决，竞争与合作，缺一不可，所以后现代思潮与科学都特别强调竞合的关系。在开放的状态下，中国考古学应该不排斥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不排斥与其他学科的竞争与合作。在考古学家之间，也应该同时存在竞争与合作。一个富有活力的中国考古学只可能在这样的氛围中崛起。
后现代的思想精神与当代新兴的科学，如生态学有内在的一致性，那就是对多样性的肯定与强调。传统考古学中对于唯一性规律的寻求往往抹杀了考古学研究的多样性。唯一正确的考古学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多样性是创造性的基石。在一个总是寻求一律的学科之中，因为多样性的缺失在解决问题时所能利用的途径显得非常有限。对多样性的肯定在另一层意义上可以避免邯郸学步的尴尬局面。张光直先生曾主张：我们必须了解世界考古学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跳出中国的圈子；然后，研究中国丰富的资料是否可以对这些属于全世界的问题有所贡献；最后，如果有所贡献，能不能用世界性的学者都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恕我直言，我不赞同这样的主张。有没有现实意义上“世界考古学”呢？如果有的话，那又是谁的“世界考古学”呢？研究中国是否只是为了贡献于“世界考古学”呢？世界性的学者都看得懂的语言？说穿了就是英语，就是要用英语写出来，让这些世界性的学者（自然不包括中国学者）来评判，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就很“世界”了呢？一个正常的世界是富有多样性的，一个正常的学科是独立自主与互相交流学习统一的，一个正常的研究不只有唯一的价值判断。世界如此，个人亦如此!当代科学主义的泛滥促使人们热衷于唯一的、排他性的规律，将自然科学中普遍的规律无限地推广于社会与人文的领域。真理多走出一步就成了谬误。一个健康的中国考古学在开放、竞合的环境中发展，它广泛地学习，不惮于竞争，不排斥合作，但是它保持特色与独立性，而这正扎根于深入的中国考古学实践之中。
在传统的考古学中，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似乎是以线性的方式增长的，我们只是执着于某几个问题，而忽视了学科发展过程中复杂性的增长，忽视了这个过程丰富的多样性。比如，在同位素绝对测年技术运用之前，考古学家高度地关注地层学的问题，获得年代的证据是核心的任务。但是这些技术广泛运用之后，考古学的发展就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它的任务也就从时空框架的构建转移到试图去探求人类过去行为的规律。这正是“新考古学”所走过的路。当这样的目标显得太遥远之后，新考古学家们退而去解释那些曾经发生过的过程，这也许合乎“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道理。而当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考古学的实践后，考古学家们发现从前假想的史前人类行为的一致性是肤浅的，他们又转而去探索这些多样性。学科的发展是跳跃式的，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随着一个关键技术的运用而改变。考古学自身复杂性的增长促使我们关注更深入的问题，如从以器物为中心的分析到以遗址为中心的分析，从人类生计形态研究到认知领域的研究。就后现代的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必须有准备不断探索更新、更复杂的难题，尤其重要的是寻求有效的途径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对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新问题保持开放的头脑。
和现代化时期粗放的、掠夺式的发展观不同，后现代的发展观强调可持续性，这一点之于当前的中国考古学有着特殊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大量的工程建设带来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为数众多的遗址被发掘出来，但是研究力量的薄弱导致整理研究无法跟上。而我们现在的发掘方法决定只有发掘者才可能研究这些遗址，一旦发掘者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研究它们，这些材料就成了废物。一个可持续的策略就是要让这些田野材料也能为其他的考古学家所利用，保证不因人废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仔细测量所有出土物的三维坐标，准确地绘制平、剖面图，如果能够转化成数字地图就更好。这样与现在普遍运用的数码照相技术结合起来，所有的考古材料可以以数字化的方式存放起来，并可以成为网络资源，实现共享。同时可以避免出版周期过长和研究材料被垄断的弊端。在当前的配合基建的大型考古工作中，我们应该强调这些基本数据的采集，对于不会被工程破坏的部分尽量不要发掘。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遗址，如有关农业起源的遗址，如果科学分析不能及时到位，可以考虑将所有的文化堆积按单位存放起来，以备将来分析之用。当然真正能够让可持续性成为现实的还是研究人员，采用多元竞合的方式让更多的学者参与到一个遗址的工作中来，从而避免这个遗址被孤立地研究，让遗址的科学价值不断被揭露出来。
后现代的中国考古学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期待，也就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它的活力来自不断改革调整之中。后现代的思想反对稳态的平衡，平衡只可能在发展适应中出现，而且是短暂的。试图将一种思想固化在一定阶段上也是不可能的，科学探索的活力也正是在打破平衡的时候表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此时科学探索的触角伸展得最为广泛，也最为深入。也因为在打破平衡这一刻，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在进行竞争，最后与学科发展趋势相合的可能性获胜并成为新的主导形态。所以我们对于学科思想平衡的打破，思想动态的混乱应该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因为此时正是我们这个学科活力四射的时候。
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后过程考古学强调打破学术的藩篱，让考古学家与大众进行自由、平权的对话，把更多的知识与思考引入考古学研究之中。在后现代的科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系统信息输入的平等，这是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发展的需要（自组织系统相对于他组织系统而言，有自身复杂性不断发展的能力）。所以于后现代的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持的是“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于一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古人行为的知识我们都会运用。
最后，包容多样性的后现代的中国考古学也是包容传统的考古学。这种包容不是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对传统的重新阐释与再造。在后现代开放、竞合的环境之中，融合传统不仅是一种宽容的表现，也是一项重要且困难的任务。
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
不知怎么想到了这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不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吗？除开中国考古学，世界考古学指什么呢？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世界考古学的旗帜下，是否有必要提中国考古学呢？如果提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此等等的问题冒出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中国学术在竭力寻求世界承认的时候，在国际合作风起云涌的时候，在“考古中国学派”破壳而出的时候……其实，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同时也发现它们不过是“中国与世界”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考古学版。
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考古学界基本说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他曾经指出：我们必须了解世界考古学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跳出中国的圈子；然后，研究中国丰富的资料是否可以对这些属于全世界的问题有所贡献；最后，如果有所贡献，能不能用世界性的学者都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我批评过这种观点，所谓世界学者能读懂的语言，也就是英语；所谓世界考古学，也就是欧美考古学，更准确地说是盎格鲁-萨克逊考古学。前些天看儿子的科普读物《人面兽心的旧石器时代》，其中有十道考古题，每题一分，三分以下的是黑猩猩水平，七分以下是尼安德特人水平，超过七分才是现代人水平。我跟儿子一起做了做，我自信是旧石器考古方面的专家，超过七分应该不成问题。结果是我跟儿子的水平一样，都是尼安德特人水平。问题出在哪里呢？很简单，这些问题是出给欧洲孩子的，我们不熟悉。考古学存在地域性。
如果张光直先生说的不是考古学，而是地质学、古生物学，乃至古人类学，有问题吗？我想很少有人会质疑中国的自然科学与世界接轨。为什么考古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呢？为什么使用大量数学的经济学没有成为自然科学呢？为什么法律、社会学不是自然科学呢？为什么文学、艺术、哲学没有成为自然科学呢？因为这些学科都涉及社会文化背景，适用于某一社会的规律不一定适用另一社会。就像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营养科学，知道每天人需要多少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膳食纤维等，但是我们依旧需要各式各样的烹调方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往往存在多种解释都具有合理性的情况，男性的视角、女性的视角，统治者的视角、被统治者的视角，中央政府的视角、地方的视角，社会的视角、个人的视角……很难说一个对，另一个是错的。
人的世界跟动物的世界不同，人有精神世界，它是由意识到自己目标的人创造的；它也是一个历史的世界，因为它随着人对世界的意识而改变。这是哲学释义学的观点。人的世界需要“理解”，需要“从里面来理解”，而不是因果解释。考古学研究的是人的世界，它所研究的“文化”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人以文化生存于世界之上，所以考古材料是有意义的，包括历史意义、社会意义、意识形态上的意义，等等。因此，张光直先生的普世考古学观念有问题。上纲上线一下，他代表“美（帝）国主义”，就像麦当劳、肯德基一样。
另一种观点相信中国考古学立足于自己的问题与材料，可以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方法，也许还可以立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派”。这是否可能呢？我不禁想到中医。在所有中国传统中，我没有发现比中医的命运更有说服力的了。我的祖父、父亲都是中医，他们非常希望中医有朝一日能够发扬光大，但是他们看到是中医的日渐式微，看到的是一堆在背诵千家妙方的学生，看到是挂着中医的牌子，开完中药再开西药的中医师。中医的前途在哪里呢？中医不可能假装西医不存在，不可能置当代医学的最新进展而不顾，中医不可能永远抱着几本传统的基本经典不放。中医的前途必定在于能够结合最先进的医学与科学成果，必定在于能够吸收西医的长处，必定在于发扬中医的传统优势……
所以，我深信：
（1）未来中国考古学必定要站在西方考古学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2）中国考古学要成长起来，必定要有自己在理论、方法与实践上的创造。
那种认为中国考古学不需要了解世界考古学就能自己发展起来的观点是要不得的。世界考古学也许可以不了解中国，中国却不可以不了解世界考古学，尤其是西方考古学！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可以把上面的问题倒过来问一遍：为什么有了各种烹调技术，还需要营养科学呢？为什么考古学需要自然科学呢？为什么说自然科学可以不需要考古学，而考古学一定需要自然科学呢？考古学研究考古材料，如果没有科学的材料（时空框架清晰的材料），不了解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就跟各种道听途说的八卦新闻没有什么区别。考古学家如果不懂得科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得出的结论也就是想当然，我们对于古代人类的了解也就不比神话传说好多少。
中国考古学必须要了解世界考古学（或者说西方考古学），但不等于我们就要成为他们。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创造，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还做得很不够。如今我们倒是特别热衷于让他们了解我们，特别希望得到他们的承认。我不是说这不重要，只是这没有了解他们重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解自己，了解他人，才是制胜之道，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