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是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和亲文化是在和亲过程及相关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又对浸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和亲历史汇集成“北方和亲文化圈”“西北和亲文化圈”和“西南和亲文化圈”，三大“和亲文化圈”都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与巩固具有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本文以西北地区的和亲为例，系统探讨和亲文化对推进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独特作用。
一、西北地区和亲历史简述
西北地区的和亲主体主要是历代正史西域传中记载的一些政权。如：《汉书》《后汉书》中出现的乌孙、鄯善、车师、龟兹、焉耆、大月氏、康居、莎车、于阗；《魏书》《晋书》《宋书》《北史》中出现的吐谷浑、前凉、前秦、西秦、南凉、西凉、高昌；《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中出现的西突厥、党项羌、疏勒、坚昆、突骑施、宁远国、回纥、葛逻禄、甘州回鹘；《辽史》《宋史》《金史》中出现的大食国、西夏、西辽、唃厮啰、龟兹回鹘；《元史》《明史》《清实录》中出现的乃蛮部、畏兀儿、东察合台汗国、哈密、叶儿羌汗国、和硕特部、准噶尔部，等等。
这些政权是汇聚成中国古代“西北和亲文化圈”的主体，不但在西域内保持相互和亲往来，还与中原、中亚政权以及其他两大和亲文化圈建立起不同层次的和亲关系。西汉与乌孙和亲，解忧公主先后嫁给乌孙国主军须靡及其堂弟翁归靡、其子泥靡，公主之长女弟史又与龟兹王绛宾和亲。东汉章和元年（87），西域烧当羌人迷唐为了反抗护羌校尉张纡对降羌的屠戮，率领“种人”“与烧何、当煎、当阗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北魏时期，于阗公主于仙姬入魏和亲，墓志记载：“世曾祖文成皇帝故夫人者，西域宇阗国主女也”。唐朝中期，黠戛斯阿热可汗的“母可敦”是突骑施之女，他的“可敦”是葛禄叶护之女。明清时期，准噶尔与和硕特、土尔扈特之间交叉和亲。他们既是促进西北地区和亲文化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又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的历史拼图。
全面梳理“西北和亲文化圈”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西北地区和亲文化的三个特点：
一是历史连贯性。“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汉匈和亲开创了古代中国以联姻方式处理民族关系的新阶段。此后自汉至清的两千多年，无论中原政局是分是合，西北地区各政权的和亲往来几乎没有中断。即使在中原王朝尚不足以激发强大向心力（如南北朝、五代）或不提倡和亲（如宋、明）时期，西北各政权依然与周边保持频繁的和亲联系。比如，西秦与南凉、北凉之间存在继承性联姻，沙州归义军曹氏政权与于阗、回纥彼此构成和亲关系网，还有西辽与乃蛮和亲，唃厮啰与高昌、西夏和亲，卫拉特蒙古四部的世代姻亲，都是对中原王朝和亲主线的补充。
二是主体复杂性。首先表现在西北政权政治形态的多样化。鄯善、若羌属于随逐水草的“行国”，于阗、莎车、龟兹则是居城郭、养田畜的“土著”；魏晋五凉政权、五代沙州曹氏政权是中原王朝动荡之际割据自立的区域势力，青唐唃厮啰政权则是西南吐蕃王朝瓦解后的部族联盟。此外，西北政权在政治关系上也具有复杂性。西突厥、西夏是对中原王朝时附时叛的政权，于阗、高昌是基本保持臣附中原的附属政权，吐谷浑、畏兀儿则是由臣附逐渐内附的政权。西北政权和亲主体的复杂多样使得当地和亲历史与和亲文化也随之多元。
三是类型多样性。史料对和亲历史的记载并非全部以“和亲”称之，有些“联姻”也适用在政权之间。如《明史》记载，万历年间，“国师喇嘛者，狡猾，联姻青海酋丙兔与湾仲、占柯等，刻木连大小诸姓，歃血诅盟”。这里的“联姻”发生在政权势力之间，在功能和性质上与和亲并无二致。整体来看，西北历史上的和亲主要是安边、结盟、睦好、交流的手段，但也有极个别其他情况，最典型的例子是准噶尔政权策妄阿拉布坦汗与和硕特政权拉藏汗的联姻，“诱其来娶……遣兵六千袭藏，诡称送噶尔丹丹忠（拉藏汗之子）及博托洛克（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归”。策妄阿拉布坦嫁女只是想用送亲队伍来掩护他发兵的真正意图。不可否认，这类和亲“为我所用”的目的性和表现力更为突出，也使西北地区和亲的覆盖面更加宽泛，和亲内涵更加丰富。
二、西北地区和亲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
“各民族同处一个地理生存空间但又属于多元起源的史实，决定了各民族文化的形成必然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政权之间长期接触，保持着广泛、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不断实现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其中既有各民族主动吸收先进文化元素，丰富自身文化内涵；又有民族文化元素共建共享，文化共性与日俱增，不断丰富中华文化内容。西北地区集聚农林牧渔等经济基础，文化类型多样，和亲对促进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和亲文化是不同民族在频繁接触、激烈碰撞、不断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同一文化元素经过不同和亲主体的反复深刻交流而拥有了既有特色又有共性的文化内容。
以龟兹建筑文化为例。龟兹原本有城郭而无宫室，龟兹王绛宾迎娶乌孙王与解忧公主之女弟史后，“与公主女俱入朝……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但绛宾对龟兹宫室的塑造并不是单纯效仿中原宫殿的风格与规模，《梁书·诸夷传》载其都延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被当时的“外国胡人”称为“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说明龟兹都城在借鉴中原建筑元素基础的同时，也融合与发挥了龟兹本土文化理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表现。
以高昌婚俗文化、典章制度和服饰文化为例。高昌最初是西汉戊己校尉辖下屯田将士在“地势高敞，人庶昌盛”之地筑起的一座壁垒，是中原文化传播西域的成果。在两汉、匈奴、五凉、柔然、北魏等历代政权的政治角逐中，“披发左衽”的胡俗与“华夏略同”的汉风交融并存于高昌故地。魏晋时期，高昌王麴乾固曾娶突厥可汗之女，其孙麴伯雅继任后，突厥“令依其俗”收继“大母”为妻。麴伯雅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不从者久之”，最终“不得已而从”。但到麴文泰上任后，很自然地按照收继婚习俗娶了隋朝派往高昌与其父麴伯雅和亲的华容公主宇文氏。宇文氏自身不仅没有反对，还在唐太宗时期主动请求“预宗亲”，得到赐姓李氏、封为常乐公主的待遇。另外，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大量汉隶“高昌吉利”字样圆形方孔铜钱，也是高昌与西突厥、隋唐和亲背景下政治文化交融的结合体。高昌麴氏被西突厥授予“希利发”官职，却始终没得到中原王朝对其册封为“王”的许可。麴氏所铸钱币上，“吉利”二字既是对突厥“希利发”官职的异译，又是用汉文拼读的突厥语“王”字的发音。这体现出高昌在政治文化上兼收突厥元素与中原元素外，还反映了统治者具有强化王权的诉求，以及更看重中原制度的文化取向。这一取向在麴伯雅入居长安“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的朝拜后更加明显。他有意“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回到高昌后便下令“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隋炀帝对此大加赞赏，赐以“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与此同时，由于突厥“恒遣重臣在高昌”，麴氏又不敢擅自废弃突厥旧俗，比如高昌向过往胡商收缴的税钱依例照旧送往突厥。突厥与隋唐以和亲为形式的政治牵绊始终影响着麴氏政权，高昌王在周旋中形成了胡汉交融又倾慕中华的文化风格。
其二，和亲文化是由多民族文化汇聚而成的新文化，与之相关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往往以全新且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上讲，和亲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系统性文化，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历史上各民族共同推动的结果。龟兹王绛宾向乌孙求亲时特地指明“求公主女”，即汉家解忧公主之女，随后向汉上书称“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说明绛宾的和亲意图原本就是面向中原汉朝，想通过和亲与汉建立起良好关系。和亲本是中原封建王朝的一种政治文化符号，但和亲内涵的充实却离不开各民族政权的借鉴与融汇。绛宾求娶乌孙“汉外孙”的行为既是对由汉首倡和亲政策的承袭，又是对中原和亲理念的创新运用。他对和亲的理解没有局限在两个政权之间直接的传统和亲模式，而以“汉外孙”为纽带同时联结起汉、乌孙、龟兹三者的亲缘关系，这在“西北和亲文化圈”甚至古代中国整个和亲史上实属先例，极大地丰富了和亲内涵，为和亲文化的发展兴盛提供了更多可能。又如，昭君文化是和亲文化的重要内容，历史上昭君出塞是发生在“北方和亲文化圈”的一段和亲记忆，西北民间文学形式变文和宝卷对这段记忆的留传也共同丰富着昭君文化内涵。
具体而言，和亲文化以多元交汇为特征，带动某些具体的民族文化元素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古龟兹乐舞文化便是吸收中原文化而成，又反之繁荣了中原文化，最终交融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北周武帝与突厥和亲，迎娶突厥女为皇后，时属突厥藩国的“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通典》作注称，龟兹乐“至隋，有西龟兹、齐龟兹、土龟兹凡三部”，其中西龟兹、土龟兹二部均与和亲有关。西龟兹部就是此次因周武帝和亲突厥而“大聚长安”的西域龟兹国音乐，土龟兹部则可追溯到西汉龟兹王绛宾与弟史和亲后将龟兹音乐带入中原进行传播与再创造的最原始龟兹乐舞。开皇年间，隋文帝“置七部乐”，其中一部就是合龟兹三部而成的“龟兹伎”。自此，龟兹乐正式成为中原王朝音乐文化的内容之一，不仅丰富了内地音乐理论和乐器种类，还作为中原文化的组成内容继续传播各地，对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唐朝金城公主和亲吐蕃时，“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为吐蕃音乐引入新的文化素材。唐玄宗册封南诏王时，也以擅长龟兹乐的“老笛工、歌女”赐之，后来南诏向唐进献的乐舞剧《南诏奉圣乐》中，四部乐之首便是龟兹乐。古龟兹国乐舞文化已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而濡化到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基因之中。
综上可见，西北地区和亲文化塑造的内涵、符号、形象并非某一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而是各民族文化元素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和亲作用下的文化兼收并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取其精华、推陈出新的发展过程。和亲文化通过共建共享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而推动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完善与发展。
三、西北地区和亲文化与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自成单元又不乏生态多样性，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和单一不稳定的游牧渔猎经济长期并存的互嵌传统，同时也确保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依赖、共生共辅的必然关系。西北地区拥有比较完整、独特的各类地形地貌，其经济结构的互嵌程度比其他地区更具多维性、松散性和脆弱性。和亲文化在促进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增进各经济形态主体在资源需求上的相互依存，这是西北各民族彼此之间、与周边民族之间均能保持相对稳定的依存结构的基础。早在汉与乌孙和亲之前，西北地区便与包括中原在内的周边区域存在广泛交往，考古发掘的大量墓葬遗存证实了先秦时期玉石之路、青铜之路、彩陶之路的活跃历史。随着封建集权化政权的出现与发展，经济交流往往被视为通使、互市、贡赐、册封等官方往来条件下的附属形式，自然受到许多限制。“和亲文化具有开放性、交融性、创新性、多元性等特点”，能以更充分、和谐的方式将上述情况的经济联系常态化，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参与和亲的主体之间未必一定存在从属关系，和亲作用下的经济往来比基于宗藩关系的经济交流范围更广泛，内容更丰富，更易于得到各阶层成员的情感接受。
和亲公主的丰厚嫁妆、日常用品以及和亲之后的互市与赐封，同时满足了以物易物形式和钱币贸易形式的资源需求。西北地区多有“蕃部无钱，止以米及银、绢、杂物卖钱买茶”的情况，和亲公主的到来不但在种类和规模上丰富了资源交换的内容，而且还使日常生活中的物资流通成为常态。唐与回纥的和亲中，唐廷以“国信缯彩衣服金银器皿”为宁国公主作嫁妆，赠予回纥。崇德可汗迎娶太和公主时，遣官员“并驼马千余来迎”，唐穆宗也派官员“领国信十二车使回鹘”。绢缯、金银、茶叶等嫁妆通常被“尽分与衙官、酋长等”，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回鹘用其他形式获取这些资源的人力物力。沙州曹氏之女出嫁于阗后，曹元德将一匹楼机绫“寄上于阗皇后用”。于阗公主前往敦煌供佛时，其伺婢祐定伏佐给于阗皇后曹氏写信，“今要胡锦裙腰一个……切望公主、丞相发遣绢拾匹……又绀城细緤……又赤铜……”。于阗与沙州曹氏政权基本处于平等地位，二者的资源交流并非朝贡贸易的结果，而是作为亲缘关系的馈赠、索取或等价交换。再者，和亲在双方的互市和赐封问题上也形成了一种近乎惯例的默契。阿萨兰回鹘与辽和亲后，向辽“三年一次朝贡，进奉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国主亲与北主评价”。阿萨兰国王亲自督管双方的互市场所与各种贸易，而辽对阿萨兰回鹘的回赐“亦不下四十万贯”。
此外，和亲带来的经济往来还能弥合各政权短期内无法以宗藩体系维护稳定的心理裂痕。突厥默啜可汗寇袭边鄙时，唐玄宗的指责一语切中要害，“曩昔国家与突厥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从表述中看，唐与突厥的和亲基本处于华、夷各安的平等地位，唐玄宗认为以缯帛易羊马应当成为双方和亲后自觉遵循的一种贸易定制，绢马贸易已经成为稳定双方关系的经济纽带。
西北各政权对丝绸之路的主动维护甚至争夺实质上也说明了这一点。西北地区物产丰富，拥有特殊的欧亚腹地优势，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枢，许多官方经济往来也经此疏通。《通典·食货志》载，“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所出，准绢为价……会宁郡，贡驼毛褐……武威郡，贡野马皮……交河郡，贡氎布……陇西郡，贡麝香……宁塞郡，贡麸金六两、大黄、戎盐……伊吾郡，贡阴牙角五只、胡桐泪二十五斤”。“准绢为价”既表明丝织品在各民族之间流通的普遍性，又是资源交换已呈规范化的佐证。北魏太武帝派武威公主和亲北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监督丝绸之路的畅通，所以当北凉王沮渠牧犍“切税商胡，以断行旅”时，太武帝立刻发兵亲征。青唐吐蕃之所以频繁与龟兹回鹘、高昌回鹘、甘州回鹘、辽等和亲“共图夏国”，也是因为西夏借盘踞河西走廊之便“犯边为盗”，“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破坏了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朝贡和通使活动，甚至威胁到许多部落的温饱问题。
二是增进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生存需求的相互依存，进而促进双方政治需求的相互依存。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牧文明的经济差异不单以浮于表象的经济区别为体现，还嵌入借此而成的文化和意识层面。游牧经济需要物资来源的稳定性，农耕政权需要政治影响的潜移性。“和亲文化汇聚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以更自然、顺势的方式将跨区域不同形态的经济联系稳固化。西汉刘敬提议和亲时已经点明匈奴受到“厚奉遗之”“贪汉重币”的利益驱动，西汉政论家贾谊也有“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的进一步认知。直到明朝，兵部尚书杨继盛则把和亲与互市画等号，认为“互市者，和亲别名也”。游牧民族也以行动证实着和亲强烈的经济动机，《周书·突厥传》载：“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
相比之下，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更多情况下是想通过和亲达成实现和维护“大一统”秩序的政治目的。西北地区最早的和亲便是西汉“分匈奴西方之援国”的一种策略。凿空西域的张骞指出：“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武帝便派细君公主远嫁乌孙。乌孙的生活条件以“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细君公主到达乌孙后，汉廷除了协助公主“自治宫室居”，每年遣使“持帷帐锦绣给遗”外，还趁势在乌孙境内“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以屯田之举巩固“断匈奴右臂”的效果。这一系列活动对乌孙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显著的。按西汉时期政治家桑弘羊所讲，“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蓄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中原人口、定居意识、农耕文化不断传输到乌孙。汉宣帝末年，乌孙王之子细沈瘦作乱时，兵围“和意、昌及（解忧）公主于赤谷城”，说明此时乌孙已经具备防御工事规模的城宇建筑。新疆伊犁昭苏县夏特乌孙墓中一件汉朝形制铁犁铧的出土，印证了西汉在乌孙屯田时采用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农耕方式。20世纪末发掘于昭苏县波马农场的一座墓葬被认定墓主系晚期乌孙贵族，随葬品中就有云气动物纹锦、“富昌”锦残片等不少织物。可见，乌孙的经济生活在迎娶细君公主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定居农作的经济文化逐渐深入到了乌孙。
又如，唐宣宗为了平定安史之乱，通过和亲向回纥借兵，而回纥获得的好处便是大规模进行茶马、绢马贸易。史料记载，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或是“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其频繁程度和贸易规模甚至导致唐朝后期无力负担沉重的绢帛。再有，明朝虽以不和亲为美政，但对藩国的对外和亲活动非常支持。东察合台汗国向明成祖寻求“将嫁女撒马儿罕，请以马市妆奁”的经济资助时，明朝慷慨助之以“绮、帛各五百匹”，有此举动同样以维护“大一统”秩序的稳定为考量。东察合台汗国以贸易形式将明朝拉入和亲交流圈的行为，也是西北政权对明朝政治认同且经济依存的表现。
总之，西北地区通过和亲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经济往来，使小农经济与游牧经济相互补充，进而推动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发展。
四、西北地区和亲文化与各民族情感上的相互亲近
“中国人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一圈的波纹。”任何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下的成员群体最初总是由血缘关系发展起来，又会随着政治联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深切而不断扩大亲缘关系网络。古代中国的男耕女织、五服“天下”、烝报婚俗、氏族联盟，无一例外。西北地区无论生态环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均呈现出复杂多元化，导致不同民族各自主导的亲近关系网络兼具必然性与多变性特点。和亲文化在促进各民族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上，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和亲文化对各个民族具有一定的联结和黏合功能，和亲使不同民族政权之间建立起血缘关系和亲情纽带，并不断深化亲缘关系网络的密切程度。刘敬的和亲之策已有阐释：“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孙敢与大父亢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这段话突出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和亲能够建立亲缘关系，化解矛盾，减少边患；二是这一亲缘关系不限于当世，是双方继任者共同的历史责任。龟兹王绛宾通过求娶乌孙“汉外孙”的方式建立起对汉关系，其子丞德又以“汉外孙”自居，顺势将龟兹与汉之间间接的和亲记忆转换为直接的历史记忆世代传承下去。北周时期，吐谷浑晖华公主的墓志也透露出某种对和亲记忆的追认，铭文称“公主讳库罗伏，字尉芮文，吐谷浑主明元之第四女也……主茹茹可敦之妹，即悼皇后之姨”，以吐谷浑主之女、金城王乞伏孝达之妻、茹茹（柔然）可敦之妹、（西魏）悼皇后之姨的四重身份构建起多方政权基于和亲的亲近关系网络。铭文另有“悼皇后来归也，金城以姨婿之重，作上宾于魏”、“皇帝悼之，葬以公主之礼”的表述，进一步印证了各民族政权共同维系亲缘关系的努力。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亲缘关系对历史记忆的维系是一种跨越了政权兴亡的自觉行为。唐与回纥之间数代和亲，二者的关系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和亲史，据《新五代史》记载，“唐尝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国为舅”。在回纥解体、中原割据的五代时期，双方后世依然不乏交流往来，共同默契地存系这层甥舅关系，“当五代之际，有居甘州、西州者尝见中国，而甘州回鹘数至，犹呼中国为舅，中国答以诏书亦呼为甥”。宋与青唐吐蕃的关系也耐人寻味，二者的情感渊源来自唐与吐蕃的和亲记忆。长庆元年（821），唐穆宗与吐蕃盟约：“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吐蕃解体、宋继唐兴后，流散河湟的吐蕃赞普后裔唃厮啰在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建起一支吐蕃政权。因为宋夏战事紧张，青唐吐蕃与北宋的关系并不稳定，北宋刘涣出使青唐城时，唃厮啰甚至以吐蕃王室姿态面见刘涣，“平揖不拜，延坐劳问”，宋人笔记《儒林公议》对这一细节的记载是“既见，倨慢，殊无外臣之礼，逼涣拜之”。但这并不影响唃厮啰对宋使“迎导供帐甚厚”，并问候宋仁宗为“阿舅天子安否”，足以说明吐蕃对中原的情感亲近是印刻在意识层面，并不以政权更迭为终结。对宋而言，统治者虽然有较强的华夷观念，不主张和亲，但也从未否认青唐吐蕃的“阿舅天子”称谓，并逐渐与其亲近。
二是和亲文化将亲缘关系的意识转化为认同中原地区典章制度的行为，在推进人类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杨建新先生认为，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总进程“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种模式在起主导作用。一个中心，即中原地区起核心、凝聚作用。两种模式：一种是开拓式，一种是嵌入式”。无论开拓式还是嵌入式，都先以不同政权势力为核心形成初级藩属体系，再实现由多核心向“大一统”的更高级别的黏合。这一过程最终是以意识形态的趋同性为内在动力。本质上讲，和亲文化对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历史推进，都是各民族从不同目的、不同角度对中原形成情感认同的结果。十六国时期，匈奴后人刘渊以“汉氏之甥，约为兄弟”而自居汉人后裔，正是因为汉与匈奴屡有和亲的历史记忆。他按照中原礼制在南郊设坛，以“汉”为国号称帝，追尊西汉高祖为政权始祖，“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并依中原典章制度立王后，置百官。后世评价，自古夷狄“入而帝中国也者，有之，自刘渊始”，似乎可以揭示和亲文化对“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推进作用。
五代时期，沙州曹氏与于阗、甘州回鹘之间的世姻关系实质也是三者共同具有“中原认同”的体现。
先谈沙州曹氏。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趁安史之乱攻陷沙州，刻意削弱汉文化影响力，废除乡里制改行部落军事制。随后，沙州经历了张议潮起义归唐、建制归义军节度、叛唐自立西汉金山国的政治动荡，直到后梁时期，张议潮外孙女婿曹议金替代张氏主持州事，沙州再次恢复了唐赐封的归义军名号。曹议金在东有凉州六谷部、甘州回鹘阻绝丝绸之路，西有于阗包围的局势中，一方面采用和亲方式结好于阗和甘州回鹘，试图疏通向中原朝贡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暂时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自称，不断向后梁、后唐求赐正式的“节度使”封号。
再谈于阗。于阗与中原的交往自汉有之，“自汉至唐，皆入贡中国”。在新疆和田不断被发现的于阗铸“汉佉二体钱”，正背两面分别是中原汉文和中亚佉卢文，便是东西方钱币文化在西域交汇的产物。直到于阗王尉迟胜娶唐玄宗宗室之女，“封武都王”，王族后裔尉迟僧乌波（汉名李圣天）便“自称唐之宗属”。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局势混乱，李圣天为了联通中原之路而与曹氏政权和亲。
在沙州曹氏、于阗和甘州回鹘的亲近关系网络中，于阗对“中原认同”的外化行为最具代表性。根据敦煌文书P.2826《于阗王赐沙州节度使白玉壹圑札》，其印鉴以“大于阗汉天子”自称。建于五代的敦煌莫高窟第98窟以沙州节度使曹议金为窟主，其中也包含了作为曹议金女婿的于阗王的供养人画像，题记称他为“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天子”称谓，冕冠、衮冕、佩剑等中原服制，以及北斗七星、十二章纹、鎏金走龙等图案款式，将李圣天对中原政治文化的内在认同具象刻画出来。后晋天福三年（938），李圣天借由和亲曹氏之便重新疏通了入贡中原的道路，前往于阗赐封的后晋使者高居诲在《于阗国行程记》中记载了于阗“其殿皆东向，曰金册殿”的中原建筑风格。其中，“东向”方位值得细究。李圣天不但对后晋使者所奉的诏书“皆东向拜”，在建筑宫殿时也全都以东为向，将对中原的情感认可融汇在日常生活之中。五代入宋以后，于阗遣使上表称“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这一措辞更富有深意。于阗与宋并无和亲，却将与曹氏之间的姻亲甥舅关系运用到对宋关系中。结合前述效仿汉制、借道入贡的情况来看，于阗与曹氏和亲其实是对“中原认同”的一种“移情”表达。
“西北和亲文化圈”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可以看作历史上各民族在意识的“疆域”上互嵌互拓。中原政权追求基于“天下”体系的“大一统”格局，边疆政权追求基于“中原认同”的封建化转型，虽然双方初始目的存在出入，但和亲形式下亲近关系网络的建立同时推进了彼此愿望的满足。和亲文化通过深固中华民族血脉相承、亲缘相近的关系网络而推动情感记忆共同体的思维养成。
结 语
西北地区和亲文化展示了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历史画卷，反映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和亲文化在推进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使各民族的存续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在中华民族由“多元”凝聚为“一体”的进程中深化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在中原失驭，寇盗蜂起的混战中，牢牢记住汉与匈奴的和亲历史，深刻意识到“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的重要性。突厥通过与隋唐和亲建立起“重叠亲旧”的关系，其可汗宣称“两境虽殊，情义是一”。安史之乱后，回纥毗伽公主入塞和亲，唐玄宗“假蕃兵以张形势”的政治需求与回纥绢马贸易、茶马贸易的经济需求达成了互惠共赢。青唐吐蕃与河湟诸政权频繁和亲，也是因为统治者在西夏垄断河西走廊后，认识到了河湟各方有结盟自保的共同利益。把目光转向西南地区，对此问题会看得更加清楚。吐蕃赞普在给唐玄宗的信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唐与吐蕃“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的盟誓，也昭示着双方对利益共同体的成熟认知。总之，每次和亲背后都传递着双方的共同诉求，这些诉求在集成过程中，不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