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百年来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在近代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学术努力与推动。正如钱穆所言，民国以来中国的学术思想，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救国保种”。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代困境中，知识分子积极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和理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这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他们身体力行，以中国通史和历史教科书编撰等形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培育国民的爱国心和中华民族意识。在民国时期致力于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众多历史学家中，顾颉刚及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尤为典型。作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顾颉刚最初只想“毕生研究与世无关的学问”，其古史辨聚焦于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等中国古史神话。但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情势下，他逐渐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事业和民族边疆等现实问题研究，反思民族问题上疑古立场的偏差，并结合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此理论也成为其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研究及编撰的指导思想。近十几年来，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和民族史编撰思想已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和重视。但总体而言，学界对顾颉刚民族思想的评判还存在许多误解和偏差。探究顾颉刚民族思想的学术演化历程，讨论和澄清这些误解和偏差，将有助于深入把握和准确评价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
一、顾颉刚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华民族危机，促使顾颉刚的学术研究及思想发生了两方面的明显转变。第一个转变是由不问政治的古史研究转向关心民族危机与国家前途等现实问题研究；第二个转变是在民族问题上自觉改变疑古立场与方法，由解构中国“民族出于一元”转向探索和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并在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等方面贯彻这一理论。
(一)从不问政治的古史研究到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研究
顾颉刚以倡导“古史辨”运动而闻名，其研究兴趣集中于夏商周至秦汉的“高文典册”。在研究志向和治学态度上，他“从小就喜欢研经考史，有志继承清代学者的考据之学，所以对于现实问题向少措意”，对学术经世致用持批判态度，主张学术研究要“跟着兴味走”，去掉功利的眼光，做“无用的研究”。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目睹“强邻狂施压迫”，认识到侵略者借民族、宗教问题分裂中国的企图，便开始“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热心于抗战宣传等政治和社会事业。1932年，伪“满洲国”借“民族自决”口号在长春成立，这对顾颉刚是一个重大刺激，促使他改变了以往“只是毕生研究与世无关的学问，绝不愿学以致用，免得和政治发生联系，生出许多麻烦”的态度，继而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的态度有改变的必要，我们的工作再不可对于现时代不负责任了”。“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学术研究的重点更是转向民族边疆现实问题，这种转变表面上是由于抗战期间流离转徙、无案可伏、资料空乏，根本原因是在中华民族外患内忧的危机之际，他认识到历史上的分化政策使得边疆各族人民在种族及宗教间相互隔阂、相互仇视，乃至同室操戈，为帝国主义者离间分化的成功提供了条件。他认识到民族和边疆问题的严重性后，便自觉地“渐渐放松古代史的工作”，义无反顾地做起了钱穆所说的“另辟蹊径，重起炉灶”的工作，致力于民族边疆问题的研究和促进民族团结的事业。
关于顾颉刚学术兴趣和重心由古史研究转向民族边疆的问题，成为近年来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许多研究者从学术与政治、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视角分析这种转变，认为顾颉刚因为民族危机而从“求真”之学转向“致用”之学，虽然在求真与致用上实现了“两全”，但仍伴随着“两难”，始终存在“徘徊与纠结”。这些讨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但也陷入一种将学术与政治、求真与致用二元对立起来的偏差，这种偏差又极容易导致一些误解，如误以为民族边疆等“致用或政治的”现实问题的研究无关乎“学术”与“求真”。这种认识与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长期以来对顾颉刚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理论缺乏全面把握和客观评价。在民族问题研究上，顾颉刚反思以前将学术与政治相对立的看法，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统一，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其民族边疆研究与古史研究也相得益彰，既从历史的视角揭示了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和汉化与胡化并存的现象，又在民族边疆地区的考察中取得了许多古史研究成果。
(二)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神话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
顾颉刚出生和成长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危亡时代。因此，与无数仁人志士一样，他有强烈的爱国心、责任感和民族主义情感。不过，在五四运动反封建反传统的潮流中，与许多激进知识分子一样，顾颉刚的民族主义具有“反传统的民族主义”特征，其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和“地域出于一统”等中国古史神话为核心的古史辨正是这种“反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
顾颉刚认为，中国的民族或种族本是多元的，民族一元和地域一统等观念，是战国以来出于政治需要而建构的，因此他努力推翻帝系所代表的“种族偶像”等各种偶像，解构以六经为主的大一统思想。顾颉刚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否定黄帝的历史真实性、解构帝系古史系统的疑古立场与观点，无疑与国家民族危亡背景下借助黄帝崇拜等古史传统的“中华民族”话语相矛盾。可以说，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人或五四激进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内心纠结，与其说是源于学术与政治、求真与致用的矛盾，不如说是源于其“反传统的民族主义”立场与“中华民族”话语之间的冲突。顾颉刚虽然认识到中国古史系统中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等传说或神话是在民族迁徙、冲突过程中人们心向和平的反映，也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与精神的影响下，各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中走向融合、趋向一统，但是古史辨的雄心使得他执着于打破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而忽略了这些思想观念本身的历史性及其在凝聚中华民族中的积极作用。如同钱穆所分析的，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起，难以脱离“传说”或“神话”的成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何况，“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事迹虽茫昧不明，但有关他们的传说却并非神话，纵有后人的想象，仍然“充满着古人的基本精神”。
顾颉刚原以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等旧神话后，可以通过建立合于理智的新信仰以团结各族人民。但是，在迫切需要通过历史和文化传统加强国民认同与凝聚的国家危亡时刻，他认识到认同与凝聚的思想资源还得从传统的历史文化里去寻求。因此，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民族思想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神话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转而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之光荣的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正是这一转变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一转变既源于中华民族危亡的政治时局，也是顾颉刚高度理论自觉的结果。
二、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史编撰思想
顾颉刚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都很看重史地教育在培育国民爱国主义情感中的作用，尤其注重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的编撰工作。顾颉刚早期的中国民族史编撰由于受其古史辨疑古立场的制约，以打破中国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的观念为中心，寻求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系统与分合；在中国面临危亡之际，为推动各民族的团结，他改变疑古的民族叙事话语，转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华夷一体和大同思想，以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华夷一体论”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成为其中国民族史编撰的核心思想。
(一)以古史辨疑古为立场的中国民族史编撰及其困境
顾颉刚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在其致力于古史辨的早期，就表达出希望能研究中国通史和民族史以尽国民责任的意愿。他认为，应将“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这一历史问题作为编纂中国通史的核心，因为尽管“中国民族的衰老，似乎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但“若换了一种乐观的眼光看去”，“只要各民族能够得到相当的教育，能够发生自觉的努力，中国的前途终究是有望的”，这一问题是“关系我们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最重大的历史问题”。然而，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张必须要打破四个观念：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古史人化的观念，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在民族方面，中国民族本是多元的，各有各的始祖，而后世出于政治的需要而构建出一统的帝王世系和民族一元论。因此，我们绝不能胡乱承认这类“牵合混缠的传说”，“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在地域方面，实际上在战国以前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顾颉刚指出，在古文籍中，不少民族的信仰和民众的生活“一向为圣道王功所包蒙”，因此必须要恢复“这些材料的本来面目，剥去它们的乔装”。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顾颉刚在学界声名大噪。他与王伯祥于1922年为商务印书馆合编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未提“盘古”，对“所谓三皇、五帝”只略叙其事。这种处理尽管并不算激进，但该教科书在1929年却被禁止发行。戴季陶称此书否定三皇、五帝，“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1939年，顾颉刚称当年由于商务印书馆急于出版，“这部教科书竟不能称心编好”，所谓“不能称心”，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他当时过于注重揭露古史的造伪，而对古人何以要造出种族同源和地域一统的神话传说，以及这些神话传说有何意义等方面的关注和正面评价不够。
顾颉刚曾经认为，通过疑古辨伪打破中国古史神话与激扬民族主义并不矛盾。他在1932年致洪业的信中称，“中国人全为黄帝子孙”的说法虽然“有团结各个不同的民族为一个大民族”的作用，但“现在这个信仰已经不能存留了，我们应当造成一个合于理智的新信仰，为我民族团结之基础”。“三皇五帝”的说法，现在已经成了“真史实的障碍”，后人不该“再替古人圆谎”，要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还是应“举出过去的同化事实，积极移民边陲，鼓励其杂居与合作”。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顾颉刚早期认为应坚持疑古的立场，他批判旧历史课本编写的一大弊病是编者往往厚古薄今，将三代看作黄金时代，这种观念的害处是青年人读了用这种观点编写的课本，自然不肯做现在的人，社会也因此缺乏生机，所以他主张历史课本要“使学生知道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在材料的裁剪上，应以“宁可使历史系统不完备，却不可使择取的材料不真确、不扼要”为宗旨。
顾颉刚的古史辨并非有意要“动摇国本”，解构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不过，疑古立场与方法决定了其“学术”研究的结论本身会在政治或社会层面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渐加深的时刻，顾颉刚开始反思其疑古立场、方法和观点对民族团结带来的消极影响，其学术重心和学术立场也逐渐发生了转变。他在民族问题上变得慎重和自觉起来，并反思自己之前在《古史辨》中将文化、语言、体质不同的人群都称为“民族”的问题，认识到“民族”二字不该乱用，并毅然摆脱疑古的羁绊，从学术和实践两个方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和民族团结事业。顾颉刚对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编写的认识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开始认为历史教学“要有高尚的目的特殊的使命”，要使青年们“知道过去的光荣，负起承前启后的责任”，尤其是在受外力压迫、处境艰难的时刻，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国家，提倡民族主义，一个民族的历史应以其“民族精神为中心思想”，这样自然会使青年人爱国家，“巩固和团结国家的力量”自在其中。他还强调，政治和教育的工作不同于“同中求异”的纯学术工作，必须要“异中求同”，因为“必有同才可以发生集体的力量”。当前的政治和教育是要培养现代公民，“实在不应当横梗族类的成见，贻国家以不利”。
(二)中华民族危机背景下以民族融合为视角的民族史编撰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伪“满洲国”以“民族自决”为口号在长春成立，1933年内蒙古又在日本鼓动下宣布自治，这些事件都给顾颉刚以强烈的刺激，使他认识到民族和边疆问题的严重性，促使他转向对民族和边疆问题的关注。1934年8月，顾颉刚参加平绥铁路旅行考察团，在百灵庙与德王等人详谈后，认识到“内蒙古自治”实际上是德王等蒙古人受日本人威胁利诱下的投机行动，他们虽然“受汉文化陶冶之深真与汉人无二”，但“民族”的成见使他们有了“民族意识”。顾颉刚因此意识到“民族二字的用法实有就亟纠正的必要”。1934年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和“考究典籍”以“洞悉边情”，他认为“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随着实地考察和对边疆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了解，顾颉刚等《禹贡》学人开始自觉地调整方向，“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禹贡》半月刊的内容范围由地理沿革史扩展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多次出版研究专号讨论边疆现实问题。顾颉刚还创办禹贡学会和边疆问题研究会，组织开展民族和边疆研究。他于1935年底拟定的《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把编撰《中华民国一统志》列为禹贡学会工作之“最大目的”。贡学会还根据顾颉刚的设想出版边疆丛书，该丛书“亟求先儒遗著汇而刊之，俾讲边政者资借镜焉”。《禹贡》半月刊及禹贡学会关于中国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对当时日本学者借学术研究及话语分裂中国的图谋给予了有力的反击。
在近代“中华民族”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国思想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认知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学者或以种族主义观念和汉族中心观阐释“中华民族”，或者视帝国主义为新夷狄而极力发挥华夷之别的观念，以号召国民反抗新夷狄的入侵。顾颉刚则打破种族主义观念和汉族中心观，摈弃“内华夏而外夷狄”的观念，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华夷一体和大一统的观念，从中国历史上疆域走向一统、种族走向融合、意识趋向统一的视角，分析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与之前古史辨的打破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的神话、揭示中国民族原本多元的视角不同，顾颉刚开始积极地看待中国古史中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等观念背后的传统文化精神及其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他分析指出，华夏族是夏族、商人、周族和姜族相互融合而成为“一家”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造成了地域的统一，地域的统一使得“诸夏”和“蛮夷”不同种族的人“真做了一家人”，而各族在心理和观念上的相互认同，以及各族同种的意识形态话语，打破了“各方面的种族观念”，使得地域的融合与统一更加稳固。战国时期人们对共同始祖的追认，创造了颛顼和帝喾两大始祖，后来又创造了共同的祖先黄帝。在战国、秦、汉之间，造就了两大偶像：种族的偶像黄帝和疆域的偶像禹。这两大偶像对各族人民融合成中华民族统一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顾颉刚从地域、种族和意识融合统一的历史视角阐释超越“华夷之辩”的华夷一体论，为中国民族史编撰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顾颉刚在1937年1月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征服、移徙和同化，各族的“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回”，汉族和其他各族已都有了彼此的血液。因此，中华民族的各种族之间早已是“利害荣辱一致，离之则兼伤，和之则并茂”。在1937年4月为禹贡学会所拟的工作计划中，顾颉刚将“中国内部各族之研究”列为重要方面，他指出，就血统而言，中国民族极为庞杂，“盖自有史之初，所称华夏者即与夷狄杂处；秦汉而后，四夷诸族或以降服而寄处中原，或以武力而入主内部，始尚严客主之辨，不相混杂，稍久则畛域渐除，互通婚姻，血统遂融而为一”。但“晚近治民族史者，或偏于边地诸族之源流，或偏于汉族发展之次第，而于其萃居中原所发生各方面之影响未能为详尽之研究，实为一大缺憾”。因此需集合人力分题研究，要深入研究各族在各个时期的“分布之情况，及其在政治上与社会间势力之兴衰起伏，与夫彼此文化交流影响，藉以明了中国整个民族发展之真象”。这些表述足见顾颉刚对各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视。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在西北、西南考察游历，对边疆和民族问题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更清楚地感受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分裂活动，也目睹了当地各族群众因为“民族”观念而在日常相处中相互怀有成见和矛盾冲突不断的情形。他认识到中国的边疆问题“不但是受外国人侵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己内部的问题”，因此便决心要构建一套中国自己的民族理论，借此批判帝国主义者利用学术话语分化我们的民族和领土的荒谬理论，并以此理论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在概念上，顾颉刚区分了种族与民族，并在“国族”的意义上理解“民族”，种族是就遗传因素而言，民族是就心理因素而言。他认为中国的种族和文化虽然很复杂，但由于中国从来只有文化观念而没有狭隘的种族偏见，所以各族之间经过几千年的互相混合同化，早就没有纯粹的种族和文化了。因此，种族和文化的复杂，绝不妨碍其为一个民族(nation)。顾颉刚也尝试以“文化集团”称呼中国的各族，认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五族”之称，与历史和现实都不相符。中国实际上乃是汉、藏、回三个文化集团，三种文化虽然来源不同并有差异，但已有逐渐混合成一个大文化集团的趋势。顾颉刚也认识到，“以历史事实融合国族”，培养人民的民族意识是时代的迫切需要。
顾颉刚认为，为促进良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应从各族的经典中摘录鼓励爱国家民族的条目，并给予新的解释，编成各族共同的通俗读物；要编辑中国历史上各族合作的历史，编写有功于文化、军事、政治的各族名人传记。他曾多次计划编写中国通史，以此加强国民的自信力。他认为要打破各族的隔阂和实现通力合作，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创作一部新式中国通史，因为我们要了解中国历史只能依靠“记事很简单的教科书”或“卷帙极繁重的《二十五史》”，而这些书“都以汉族的史迹为中心，很容易挑拨各族的恶感”，都“不是今日适宜的读物”，因此，应编撰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用平等的眼光记载各族的历史事实”，“以中华民族全体之活动为中心”，从历史上证明“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从文化上证明“中华民族为一个融化的大集团”。
(三)以“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为核心的民族史编撰思想
1938年底，顾颉刚在昆明创办讨论边疆民族问题的《益世报·边疆周刊》。办刊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傅斯年致函顾颉刚责备该刊所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傅斯年的责备和劝告引起顾颉刚“极大的共鸣和同情”，再加上“七七事变”以来自己在西北和西南考察的所见所闻所思，随即完成和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以历史事实论证中国各族经过数千年的演进与混合，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而且自古以来中国人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到秦始皇统一时，就开始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了。因此，“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此文发表后反响极大，各地报纸争相转载，顾颉刚认为这证明“取消畛域的成见，进于国族的大同”是人们共同的愿望。此后，顾颉刚继续思考和完善这一理论，并积极谋划以此理论为核心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的编撰工作。如在民族史理论方面，顾颉刚总结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政策的经验与教训，认为中国在战国时华夏和蛮夷已融合，不再有严格的分界，根本原因是中国有“只论文化不论血统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和精神，“把许许多多的外族，像上古的蛮夷戎狄，中古的五胡十六国，近古的辽金元，都混起来而成为一个汉族。世界上何曾真有汉族这个血统，只不过许多血统的混合的结果而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发扬光大，正是靠了这种自然同化的力量。
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后，白寿彝建议应以该理论为重要观点编写“新的本国史”，“从真的史料上写成一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顾颉刚回应称，要编成这样一部书并使“中华民族是一个”深入人心，迫切需要大家尤其是青年学者多学习各族的语言文字，以便“能直接和边地同胞通情愫，并有能力搜集历史材料”。因为现有的材料“只限于几部汉文书籍，而这些书的编辑者大都怀着不正当的成见，言分化则有余，言团结则不足，用这些材料来做我们的国史，岂不使边地同胞永与内地隔离”。
顾颉刚在1939年拟定的写作计划中，将中国通史和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与编撰列为“我对于时代之责任”，希望借助中国通史培养“全国人民之新人生观及其责任心”，编写“中国边疆问题”也是“旨在团结国内各部族”。由于时局的动荡等原因，这些著述计划未能如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颉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和整理古史，但他仍念念不忘研究中国民族史料和编写中国通史的夙愿。他指出，“中华民族为多种民族所结合，中国文化为多种民族文化所荟萃”，但如果要详细说明各民族“结合和荟萃的情形”，则材料就很缺乏。为了将来汇合各民族的史实编成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编辑中国民族史料的“工作是不能少的”。顾颉刚深知整理与编写中国民族史的困难，因为许多民族的起源、迁徙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与融合，都是空白。只能尽力用“考古学的方法到地底下去找”或“用历史学的方法”从零散的文字记载中去寻觅。顾颉刚还列举了整理民族史料的基本方面，如确定各民族的人名和地名、编制各民族的历史地图、了解古代各民族的组织状况，这方面的相关记载或简或无或误，不能适合研究的需要，必须用极度的耐心去研究，更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
顾颉刚通过看戏、对民间传说演变的研究以及歌谣的收集整理，深刻认识到戏曲、民间传说演义故事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对民众态度、行为以及观念塑造的深远影响，深感通俗读物在国民教育中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三国演义》为例，说明即使是信奉喇嘛教的蒙古族、藏族群众，也受其影响，对蜀汉大将发生了强烈的同情心，在喇嘛庙中塑起了关帝像。顾颉刚因此“发愿要编出一部中国通史演义，来供应大众的需要”，并先后安排人写作此书。1954年8月18日，顾颉刚修改陈懋恒代作的《〈中国上古史演义〉序》，在此序中再次强调历史演义等通俗读物的作用，称该书的完成是自己二十多年的愿望“才算有了一小部分的结果”。1965年11月，顾颉刚在日记中记了他对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感想，称此书“实为我昔日之心愿，而由彼成之。前数年买来后未暇观，今当养疴，正好次第观之”。虽然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纂的计划与愿望最终成为顾颉刚“未竟的志业”，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和相关计划，对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
三、正解顾颉刚民族思想的历史评价
关于如何评价顾颉刚的民族思想，无论是与顾颉刚同时代的学人，还是现世后进，都存在较多争议与误解。结合历史与现实，对这些争议与误解加以澄清，有助于全面理解和评价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思想，也有助于新时代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是单纯的政治口号吗？
关于顾颉刚的民族思想最流行的一种误解是认为其“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是出于政治时局而非学术研究。这种误解造成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思想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民族研究的立场、方法及思想的理论自觉转变历程缺乏深入探讨和正确认识。这种误解与费孝通对顾颉刚的评价有很大的关系。费孝通在1993年顾颉刚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是顾颉刚基于“政治立场”和“爱国热情”，是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的伪“满洲国”和在内蒙古煽动分裂的时局而提出来的。费孝通的这一说法，再加上傅斯年等人1939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的政治干预，使得后来的学者们由此认定当年论辩中费孝通的观念是“学术的”，是出于人类学、民族学的科学研究，而顾颉刚则是“政治的”，是出于抗战时局需要的议论和口号。这种认定完全忽视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是顾颉刚出于对当时既有“社会人类学理论”的局限与狭隘的不满，并决心要在此领域有所贡献而取得的理论成果。实际上，费孝通在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基本思路、论证逻辑和理论关怀上，都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高度相似，都是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论证中华民族形成的“自在”与“自为”过程，都强调历史事实层面的中华民族一体性，同时也强调作为目标和信念的中华民族一体性，并呼吁大家为此而努力。可以说，费孝通的理论是对顾颉刚的继承与发扬光大。这两个理论“均是中华民族处于关键历史时刻的重大理论探索，也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资源”。可以说，尽管“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提出确有回应时局需要的层面，却并非单纯的政治话语，从该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论证逻辑来看，这是顾颉刚在高度的理论自觉下，以历史事实和现实调查为根柢，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中华民族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求真的”学术理论，在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意义。
(二)“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大汉族主义或同化主义吗？
有学者认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是“大汉民族主义的表现”，“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存在之意义”，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主义。顾颉刚的观点也被看作是对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关于“中华民族”为一个单一性民族、否认组成中华民族的各子民族的现代“民族”称谓与地位的政治宣传话语的学术支持。
顾颉刚从“国族”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而称中国各族为“种族”“部族”或“文化集团”，而不是与国族对等的“民族”。从国家政治统一的层面来讲，在中国作为“国族”的“民族”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中华民族”。顾颉刚以此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既符合近代世界民族国家化趋势下中华民族谋取独立解放的革命需要，也可以避免陷入“民族自决”与国家分裂的困境，能够在概念和话语上化解民族理论的诸多困境。从西方的nation和中国的“民族”两个概念之间的错位而造成的理论与现实上的困境，以及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民族”和“族群”概念的讨论及其对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影响来看，顾颉刚当年这种概念建构的努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顾颉刚并无大汉族主义意识，相反，他十分强调民族和文化平等，强调汉族要学习其他各族文化的优点。他指出，我国边疆各族同胞都有独特的文化，“他们的文化都有悠久的历史，其中尽有好的教训、好的知识、好的技能”，所以“自居优秀的观念是要不得的，我们该多多认识各种边疆文化的优秀之点，让它们得着平等发展的地位”。由于中国自来只有文化观念而没有狭隘的种族偏见，所以历史上各族间能不存成见地学习彼此优秀的文化。中国人日常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有各族文化荟萃的成分。所谓“汉人的文化”，其实“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这些文化是汉人和非汉人“共同使用的”，所以只能称其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顾颉刚也没有强烈的“同化主义”思想，他赞赏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一体”文化传统下的自然融合，但反对强制同化，其关于边疆和民族发展的主张，与其说是“同化”，不如说是“现代化”。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中的汉、回、藏三个文化集团或三种生活方式早就相互影响和相互混合，很难分立。在西北考察期间，他了解到汉人和其他各族之间文明互鉴、相互交融乃至汉人“胡化”的事实。如住在甘肃一些地方的孔子后人信奉了伊斯兰教，有的地方孔子的后人则被藏化，穿藏衣说藏语；甘肃临夏的东乡人本是蒙古人，但都信仰伊斯兰教。这表明汉、回、藏三个文化集团已渐渐交流而成为不可分的一体。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也不必用文化来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顾颉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分析和现实考察，可以说是这一论断的学术渊源之一。
费孝通在继承顾颉刚等人的民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后，多年来关于“多元”与“一体”、差异性与共同性关系的争论持续不断。这些理论争论不仅影响学术界民族问题的研究走向，而且也影响到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实践。直到近年来，我国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战略思想与科学论断，才从共同体的视角科学地破解了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关系问题的理论争论。实际上，顾颉刚和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早就做过深入的思考与论述，都强调各民族共同走现代化的道路，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这样各民族共同性的东西必然日益增加，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必然日益加深。
(三)“中华民族是一个”会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吗？
有学者以“徘徊与纠结”分析，顾颉刚在抗战时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而不是继续疑古，认为这是因为在特别需要国家认同的时代，如果继续坚持“瓦解同一历史的古史辨思想”就“不合时宜”，历史学家难免受时代和政治的影响，但一旦现实情势有所改观，其“原本的历史意识”就会卷土重来。对于这种评论有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澄清，一是顾颉刚民族思想的转变是否出于理论自觉；二是在全球化的和平时代，是否还需要强化国家认同；三是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否会激发民众的排外民族主义情绪。
关于第一个问题，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顾颉刚民族思想的转变是高度理论自觉的结果，这种转变，不是使其“纠结”，反而是化解了其“纠结”，其中华民族思想充满着“历史意识”；关于第二个问题，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国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社会结合力”的精神资源，有其积极的社会整合作用。当前，中国的一体化和国家认同还受到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以及国际反华势力的威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强化国家认同仍是今天的紧迫任务；第三个问题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与富于扩张与冲突的西方民族主义相比，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应性民族主义。当代西方霸权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各种打压，是激发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正是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人团结起来，这与一百多年前中国面临的形势有相似之处。历史证明，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定义，并不符合中华民族形成的实际和中国的国情。近百年来西方的殖民主义、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思潮，成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催化剂，也是造成很多国际性问题的重要原因”。与西方文化中强烈的“文野之别”及其所导致对立与冲突相比，中国重文化而轻种族的“有教无类”等传统文化观念，促进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融合过程，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如顾颉刚的分析，中国各民族之所以在历史过程中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是因为“我们只有民族文化的自觉而没有种族血统的偏见，我们早有很高超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因此，构建和完善中华民族理论和话语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需要多从“中国传统”着手努力。“两个共同体”理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在新时代的结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经验，一定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自觉自愿地投身于挽救危亡的历史洪流中，承担起学以致用、报效国家的使命。其中，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及其转变尤为典型。综观顾颉刚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演变与形成过程，他受民族危亡时局的刺激，并在“中华民族”话语兴起的趋势中，学术志趣从终生只想从事纯学术研究转向关注民族边疆现实问题，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神话转向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从反传统文化转向重传统文化。同时，他深切认识到当时社会人类学既有民族理论的局限与狭隘，主张从历史的角度而不仅仅从现状研究民族边疆问题，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华夷一体和大一统观念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强调利用这些传统思想资源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以此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颉刚最终未能实现编纂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的志愿与计划，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包括民族理论、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的思想与主张)及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意识，为以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的中国民族理论、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重新审视顾颉刚的民族思想及相关的历史评价，全面深入地把握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及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对于加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仍有重要启示价值与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