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抗日战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仅中国社会成功渡过这场民族危机得到锻炼和考验，而且少数民族与大社会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也遇到难得的历史性契机。20世纪上半叶也是中国回族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激动下的回民社会，不仅在早已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中推进本民族发展，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危机中，进一步认识到并展现出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部分的责任。与此同时，中国大社会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也认识到争取回民加人抗战的重要性，为回民这一散居于全国各地的、原本主要关注族内发展的少数民族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政治条件。抗战期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建立和活动不仅突出体现了回民社会与大社会的互动，而且也展示了中国社会中少数民族发展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路径。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于1938年，初为时子周等人在河南建立，后经孙绳武、唐柯三等国内诸多回民精英协商改组成全国性组织，并沿用原名“中国回民救国协会”；1939年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1942年又改名为“中国回教协会”（1942—1949年）。由于该组织成立后最精彩的历史篇章主要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时期，所以政学各界一般都使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指代这一组织，而且对协会的历史给予了很高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特别是回族学者，对“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有较多的关注。答振益、丁明俊等对协会的酝酿、成立、活动、发展等做了较全面的讨论。宛磊、张嵘、白友涛、孙颖慧、杜树海等则对协会各省区分支会的历史做了具体研究。这些研究都注意到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酝酿、成立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特别是白崇禧等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且随着研究的推进，对这种联系的积极意义也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即这个由回民高层积极倡导，并得到国民政府支持而成立的协会，是“抗战时期成立的全国规模最大、组织程度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回族抗日社团组织”，“在组织动员回族全民参与抗战及开展国民外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现有研究依靠的基本史料是民国报刊，主要是当时的回民报刊。那么国民政府官方文献特别是档案对协会的成立和活动是否有反映？如果有反映，是否更有利于了解回民社会与大社会的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搜集、利用了档案材料，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案例，讨论抗战期间回民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组织活动。
一、辛亥革命后回民社团的建立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学界对20世纪上半叶回民的社团和组织有较多讨论，但是对回民组织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大社会的关系，注意不够。中国回民传统上围绕清真寺居住而形成教坊，清真寺是教坊百姓的社会活动中心和组织中心。全国各地的回民虽然有各种文化、宗教、学业、商业的联系，但总体而言，清真寺之间并无隶属性的组织联系。即便是清代西北形成各种门宦后，各门宦下的清真寺之间也不存在隶属性关系。在教坊内，清真寺阿訇领导和处理宗教事务和生活礼俗，有经济实力或有威望的缙绅组织乡老班子管理坊内的社会事务，如延聘阿訇、修缮寺舍。教坊制在回民保持教内婚俗及谋生、就业方面，也发挥互助互济功能。不过随着清朝的瓦解，各种新思潮的传人，以及中国社会各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中国的非官方社会组织、民间社团在辛亥革命前后越来越多，日益活跃。回民精英注意到现代社会中社团组织的重要性，在辛亥革命前后，借助中国大社会集会结社的浪潮，发起成立了东亚穆民教育总会等地方性的回民社团。民国以后，则进一步成立了回教联合会（1912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回教俱进会（1912—1936年）以及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中国回民公会（1928—1934年）。
这些回民组织既有促进回民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有协赞共和的宗旨。例如，1912年5月成立的回教联合会以巩固共和、振兴宗教为宗旨。1912年7月成立的中国回教俱进会，“以联合国内回教人民协赞共和，坚持统一，偕同进化，以期巩固国基，阐发教义为宗旨”。王宽等人就曾以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名义，撰写《致回部各王公等处函》，号召中国新疆、云南等地穆斯林拥护共和政体，后又出面以同教和阿訇的名义，劝阻马安良攻击临时政府。不过总体而言，这些总数“不胜枚举”的团体的实际会务，主要是关注回民社会内部的发展事宜，包括展开回族新文化运动，为回民提供新式教育等公共服务，而且表现不错。作为一个在封建时代颇易受到强权欺辱的少数族裔，作为在清代中晚期与清廷抗争中遭受严酷打击的群体，在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的时代，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关注自身的发展，理所当然；在此时代成立的社团和组织，以自身发展为主旨，也合情合理。当然不能说当时回民精英对大社会漠不关心。回民精英如王宽、王静斋、马松亭、达浦生、哈德成等都关注回民与国家的关系，向中国穆斯林译介、诠释了“爱国是信德的一部分”，并亲自有所实践。但整体而言，回民团体的关注点仍然是回民社会本身，《月华》杂志1938年以前所刊内容就是一例。而涉足大社会的活动，与政府有所交集，可能成功，也可能陷人困境。孙绳武曾反思过中国回教俱进会的情况，说这个团体成立后，在翊赞共和、宣传共和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成立不久，(孙中山）总理偕黄克强陈英士二公北上，该会曾开盛大欢迎会，总理与黄陈二公，均有极懇挚的演说，北方回教民众因此接受了革命思想。”“甘肃马安良，回疆各王公，赞成共和，即系该会劝告的效力。”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民四筹安会起，妄议国体，不幸我回教团体也卷人漩涡，遂把光荣灿烂、举国一致的回民组织，沾染极大的污点，经过二十余年，依旧洗涤不净。”
这些回民组织与政府的交集少，政府对其也不甚关心。东北易帜后，南京政府曾试图介入回民组织的活动，但因为不熟悉回民事务，介入的结果很不理想。例如马良1934年发起成立中华回教公会时，国民政府给予支持。但是回民社会与国民政府在马良出任筹备委员会主任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而社会上发生涉及回民的突发事件时，特别是侮教案发生时，政府主要是消极应对。总之，抗战爆发前的各种回民社团和组织，与大社会交集不多。
二、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的建立及回民与政府的合作、互动
抗战爆发后，回民社会与大社会若即若离的关系遇到了改变的契机。
早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加上上海一•二八事变，回民精英中就有人呼吁建立全国性回民抗日组织。《月华》第四卷第22、23、24期合刊（1932年8月）上刊登了薛文波文章《回族救国》。薛文波在文章中呼吁“统一（全国）回民组织”，“集合整个民族力量”，“组织回族抗日救国会”，“由各地抗日救国会分头向各礼拜寺，召集回民，作爱国抗日之演讲。请各寺阿訇于聚礼日，除宣扬宗教外，更予回民以民族之意识及国家之意识”。他说，“举国之中，抗日救国之组织，继续成立，回族人士，零星于各界，参加者，当不在少数，然只为极小部分之表见，不能充分代表我回族之精神也，故在西北与内地，纠合回族同志，组织回族抗日救国会，集合各会，由代表成立总会，以统一指导为职责，使其人于轨道，方期最大之效果。”不过从《月华》等回民报刊杂志此后各期信息看，薛和部分回民精英的类似呼吁当时未能得到广泛响应。
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年底已经攻陷南京，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1938年初时子周、王静斋等人在河南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协会成立宣言说，“处此日寇毒焰方长，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岂肯后人，……决意联合各地教中同志，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一面发扬教义，阐明我教立场，以促彼丧心病狂者早日觉悟；一面唤起教胞，参加抗日工作，以保我回教固有英勇光荣。”与河南一样，各地不同的回民组织及其代表的回民报刊，如《月华》《回教大众》（四川）、《回民言论》(《回教论坛》，重庆）、《清真铎报》(云南）等，不论是否新创，都将刊文重点转移到抗战上来。更重要的是，回民中与政府高层有密切关系的上层人士认识到将回民组织起来参与抗战的重要性。
协会成立很关键的回民人物白崇禧是国民党桂系军人，是桂系与蒋介石矛盾的核心人物之一。虽然矛盾诸多，但1937年抗战爆发后，白马上宣布响应蒋的号召，飞赴南京，不久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是抗战中蒋倚重的将领之一。后来白崇禧回忆说，“自抗战以来，全民为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正义而奋斗，不容回教教胞之精神散漫与组织脆弱，亟应团结起来，成立一全国性，有系统和活动能力之组织，来担当救国救教之重大使命。在苏州作战的时候（指1937年淞沪会战）和几位教胞见面，谈到教胞的活动，便觉得有两种事项，最为切要，第一是统一回教组织，第二是造就回胞之军事政治人才”。白崇禧并未提及他们当时就此有所决定，究其原因，不仅是战事正异常紧张，无暇他顾，而且还可能是这些回民高层与政府更高层领导人的沟通仍在进行。而这也应该是时子周、王静斋等人于1937年底在河南筹组中国回民抗日救国会并“呈请中央备案，可是该会进行，障碍重重”的重要原因。
曰本军事上的威胁，加上抗战爆发后曰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各种利用，如侵华日军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在河南新乡招收体格健全的回民青年送北平“中国回教青年团”受训，在察哈尔和绥远地区成立了“西北回教总联合会”等亲日回教政权，不仅促使回民社会倍感反制日本人分化的紧迫性，也让国民政府最高层认识到争取回民参加抗战的必要性。据白崇禧后来回忆说，“有一天委员长见我，把日本军阀分化我民族回教等事同我谈，问我中国回教有无组织，我对他说民国元年时中国有个回教促进会，……局限于甘肃河北等一部分教民参加，效果不大。委员长认为有组织的必要，组织起来可以防止敌人的分化，进一步也可产生力量。”白崇禧说自己当时就联系国内著名教长和活动人士来武汉商议此事。在《访问记录》另一处，白将蒋介石的指示放到武汉后。而《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第14号（1938年11月18日复刊后第一号）《复刊词》说，“是以客岁（1937年）十月间，淞沪战役正酣之际，白副总长曾秉承蒋委员长团结全国回民共御外侮之意，与孙绳武先生会商组织全国回民抗敌后援会事宜。卒因淞沪我军转移阵地，首都沦陷，白副总长在前线指挥愈忙，孙先生亦奉委员长命前往西北……”。所以蒋介石最初与白崇禧谈组织回民的时间大致在1937年9月或10月上旬，后在武汉又再次提出。总之，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就表达了支持回民建立全国性组织的意见。1938年春白崇禧关于“知道教胞之组织再不可缓了”的表态，和此后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于5月的正式成立，都应与此有关。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成立后，立即致函国民政府中央和各省政府，请求对成立分支区会给予支持。国民政府中央及地方的态度和作用，在档案里有详细的表述。
1938年8月具有双重身份的白崇禧以协会理事长名义，向福建省政府发出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的第一份公函，请求省政府予以支持: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公函（会字第一号）：案查，本会同仁以拥护抗战，勉尽天职，爰组织斯会，以期稍有贡献。前在汉倡办伊始，当经分别呈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备案有卷，惟以抗战期间所有中央驻汉各机关既已多数遵令迁地办公，本会为谋推进会务便利，计亦于本月上旬随同移渝，暂觅定重庆青年会第二一七号房为本会临时会址，并于本月二十日启用印记，开始办公。嗣后关于各省市县组织回民救国分会暨各种回民工作服务团事宜，务请贵府慨切指导，多予协助，无任祷盼，除呈报并分函外，相应函达希即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至级公谊，此致，福建省政府。
理事长白崇禧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
1938年9月14日，福建省政府函复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自应照办”，并于当日命令福建各县政府对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建立分会予以协助、指导。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在收到相同内容的公函后，于1938年11月25日发布命令，要求河南各地协助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分会。在河南省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1939年底就已经成立了河南省寿阳县、遂平县、叶县、罗山县、陕县、洛宁县、槐店等多个支会。
根据国民政府普通人民团体组织程序规定，成立社会团体需要先行请领许可证，而且即使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务系统还在严格执行该项程序。1939年，万县回民致函救国协会四川省分会，要求四川省分会转请四川省国民党党部和省政府，“请准筹设县支会或乡镇区会时准免请领许可证手续，以省繁牍而利筹设。”为此，兼理四川省主席的蒋介石于1939年11月致电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请准免请领许可证手续:
案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总字第八八号公函为据四川省分会函，据万县支会函报遵章成立，惟未依照普通人民团体组织程序，先行请领许可证，请转函省党部暨省政府，分饬万县党部暨县政府，认该会为合法成立，并通令全省各县政府，嗣后对于本省回胞根据本会组织通则，请准筹设县支会或乡镇区会时，准免请领许可证手续，以省繁赎而利筹设等情一案，转函查照办理见复等由。准此，查原函中曾叙该会于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汉经法定手续，备具章则，分呈贵部核准成立，惟本府对于该会此项请求，以无法令可资依据，无法核办准函，前由所请转令万县县政府对该支会成立，认为合法备案暨准免请领许可证手续是否可行，除分函外，相应函请贵部查核见复，以凭办理为荷。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
兼理主席蒋介石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
12月13日，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函复四川省政府，同意该会万县支会既已成立，姑准予通融，饬其补报备案，同时表示“至该会所组织之乡镇区会可免去申请许可手续，但仍须将筹办经过情形，报请主管党政机关备查相应复请。”
总之，福建、河南、四川等档案说明，应该是在国民政府高层的直接支持下，地方各级政府对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的建设给予了支持。有些地方大员对情况不清楚时，还会主动询问中央。1939年9月4曰傅作义致电社会部就是一例：
重庆中央社会部，敌人利用绥籍回民破坏抗建工作，寒午临时电达中央秘书处，有案查绥西回民散居甚多，急应集中为国出力，惟人民团体组织法令中无命令规定，近阅《中央周刊》一卷二十六七两期“抗战与宗教”文，内载有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之组织，究应如何进行……。
绥远省执行委员会傅作义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四日
现有研究对抗战期间日本在华北的“回教工作”有较详细研究。王珂利用日本陆军档案和外交档案，对日本特务机构在中国回民聚居区分化回民工作进行了系统考察。傅作义电询的背景应该就是日本的“回教工作”。傅作义电询后一个月左右，社会部于1939年10月13日发出《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训令》:
训令，令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准绥远省执行委员会电“为敌人利用绥籍回民破坏抗建工作，绥西回民散居甚多，急应集中为国出力，请电示回民组织如何进行等由；查该会分会支会组织通则，早经核准实行，各地分会支会，亟宜筹组成立，绥远情形复杂，急应遴派干员，积极筹组该地分会，以免敌伪乘机利用，而增抗建力量，除电复外，仰即遵办具报为要。此令。”
10月17日白崇禧回复：
等因奉此，自应遵办。查本会除已成立分支会，各省份业经派员视察指导会务进行，并完成各该省县市支区会组织，以期增加抗战力量外，所有尚未成立分会之省份，靡不积极推动，绥远等省亦正在遴派适当人员前往筹备，人员派定，立即出发。
10月30日社会部又来函催促。11月1日，白崇禧回复社会部，已经“遴派冯万才、赵德贵二人前往绥远筹备组织分会，饬其克日北上。”
1939年11月，绥远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日军在绥远、包头训练青年千余人，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成立回民军队，向甘宁发展，同时利用西北回教联合会等八个团体设立亲日回民政权。1939年12月8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致电社会部，告知上述情况：
据察哈尔蒙旗特派员马鹤天本年十一月艳电称：“探闻敌人在绥远包头训练青年千余人，将以此为基本而成立回民军队向甘宁发展，现利用西北回教联合会等八团体，企图分化汉回，树立伪回政权，主持者为吴桐、吴耀宸等……”等情到院。除饬知内政、军政两部外，相应函连查照。
为此，社会部于12月15日再次命令“回协”速筹应付办法。12月20日，白崇禧回复社会部:“本会嗣以绥省分会特别重要，复加派干事任振华趱程前往，协同办理，以期该省分会迅速成立，早收实效，奉令前因，除再録案密饬该筹备员等，一面纠合同志迅筹分会，一面斟酌情形，妥谋对策。”
档案反映，最终于1940年成立的协会绥远分会正是中国回教协会与国民政府合作与互动的结果。而政府档案中关于各地分支会成立后与政府的合作的材料更多。社会部档案中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拟具防止日寇反对西北回民之阴谋计划草案及敌伪活动等情报》（1939年3月至1940年8月）卷宗就是合作的例证。如该卷宗中收入的1939年12月协会向社会部转送的山西分会的报告，1940年协会专门制定的《防止敌人对西北回民之阴谋计划（草案）》，都是协会随时向政府报告抗日行动的文件。其中《计划（草案）》第一部分“敌人对西北回民之阴谋”总结了日本人的渗透方式，如树立伪组织，主要是在北平绥远交通线上组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分会，在归绥设西北回教联合会，包头设分会等；制造伪舆论，即故意宣传往事并捏造成不和谐之形势；扶植奸商，建立特务机关，收买回民人心，麻醉回民青年等等。而第二部分包含了各种具体“对策”：
甲、加强本会绥宁分支区会之组织并积极展开工作。本会绥宁两省分会已先后成立，境内县村镇之支区会亦多分别组成。为严密组织起见更发动战时服务团，以期各村镇乡堡回民人人能参加抗战工作，人人能在抗战期间尽其职责，绥远之陕堤五原临河等处均经组织成立，宁夏境内各县亦筹划组织。关于侦察工作绥远分会尤特别注意甚至每晚查店，各回民如遇亲友借住亦须报告分会予以调查，经允许后方能借宿。乙、注意敌后工作。丙、布置周密之侦察通讯网。丁、举办各种训练。1.干部工作人员之训练。2.商民驼夫之训练。3.—般民众之训练。戌、积极发动经济游击队。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成立及其抗日活动，得到大社会的认可与赞扬。协会成立后，除了蒋介石多次接见回民抗日活动代表，参加回民抗日会议，国民政府其他高层人士也在各种公开场合支持统一的回民组织。如1939年夏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召开全体会员代表大会，邵力子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叶楚伧、陈树人、张厉生、朱家骅、陈诚等国民党大佬假中央党部宣传部欢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监事及各省代表，叶楚伧发表热情的讲话，赞扬、鼓励回民的抗战活动。
总之，围绕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及各地分支会的成立与抗日活动，回民精英与政府有了辛亥革命以来第一次成功的组织互动与合作。
三、抗战期间回民组织活动的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重要时刻。“中华民族”一词作为中国大地上诸族之总称，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已使用，虽然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马上打出了“五族共和”的旗帜，坚持中华一体中多民族的共同发展，但是日本侵华之前，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议题仍然是汉人社会的政治统一、文化改造和经济发展，当然还有军事上国民党的打击和共产党的抗争。中国作为一个有特点的多民族国家，大民族和小民族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路径，特别是对非汉民族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发挥共同体一员责任的路径的思考和实践，仍然有待历史契机。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大社会在民族危机的关头，认识到争取包括非汉人群在内的全国人民加入抗战的重要性。回族是中国的一个独特族类群体，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杂环境中，虽然也有翊赞共和、宣传共和的爱国行动和宣传，但总体而言，回民社会的组织和个人关注的主要是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全面抗战爆发后，回民精英抓住形势的变化（包括蒋介石提出组织回民抗战等），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危亡放在第一位，在与大社会的互动与合作中成功组织起全国性组织，不仅在回民社会内表现出组织的成功，而且以整体性的非汉民族姿态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事业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族危机催生出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辛亥革命后中国非汉民族在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问题上，与大民族的第一次整体性组织互动与合作。这一互动与合作，不仅促成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回民团体的成功建立和发展，为各地回民在这一全国性组织的领导下，为抗战胜利发挥出积极作用，而且为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篇章，展现出可行的路径。正因为如此，当时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也对这一重要的篇章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支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