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于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谓“民族”，说到底就是指特定的文化群体。但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随地、随社会变迁及人群之需要而不断发生着改变。文化不断发生变化，根源在于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而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其状态和需要都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对于人与文化之能动关系，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William A. Haviland）有一个很精辟、很本质的阐释：“文化是能够给拥有该文化的人群带来最大幸福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对于附着其身的文化常常是不自觉的，如穿衣吃饭乃人生存之本能和日常行为，而人对这类习以为常的事常常难以产生自觉。这正如宋代文人苏东坡的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说的。但有一种情况，就是人在接触到与自己不一样的民族、不一样的文化时，会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自觉。文化是在比较中被认识的，唯有在比较中，人才能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自觉。所以，文化自觉与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密切相关。文化自觉的前提和基础，正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那么，在当前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以及文化自觉可以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深刻阐释了文化对于民族关系的重要功能与作用。本文以近代汉藏民族交汇地带的康区为例，试对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融合过程中的文化以及文化自觉所发挥的作用作一些分析与讨论，旨在观察文化以及文化自觉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的作用和独特价值，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近代康区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融合的历史事实与背景
先说说什么是康区，为什么选择康区来观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融。康区指藏语康巴方言地区，它既是藏语三大方言区之一，也是青藏高原一个独特的人文地理单元。传统上，康区的地理范围是指西藏丹达山以东、四川大渡河以西、青海巴颜喀拉山脉以南、云南高黎贡山以北这一广阔地区。该地区是著名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藏彝走廊和汉藏民族走廊的核心区。该地区由于山脉、河流纵横，地形破碎且复杂多样，民族及文化的多样性极为显著。康区虽然处于青藏高原向东南方向逐级下降、朝川西平原和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但由于山脉、河流众多，沟壑纵横，道路极为崎岖险峻，所以在明代中叶以前，该地区一直寂寂无闻，在中国民族格局中并未显示出足够的重要性。
从明朝中叶开始，两个因素极大地改变了康区的战略地位，其一是川藏道的开通，其二是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康区。
明朝中叶以前，无论是吐蕃时期，还是元朝管辖西藏时期，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经营及西藏同中原地区的来往和沟通交流，主要通过甘青的“唐蕃大道”，亦即“青海道”。
元朝管辖西藏也主要依托西北的唐蕃大道。元朝所建立的由大都通往西藏的驿站，主要处于西北的甘青地区。但从明朝中叶起，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土木之变”后，明朝与“北方蒙古”的对峙日益严峻，当时的“北方蒙古”势力逐渐扩展到了西北一带。为稳定西北，实现藏汉走廊地区稳定，明朝实施了“抚藏御蒙”政策。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朝廷下令：“诸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遂著为例。”自此开始，穿越康区的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成化六年（1470年）四月，明朝重申乌斯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朝贡均须“由四川路入”的规定。这使明朝中央管理西藏的重心由西北转向西南，川藏道开始成为进出西藏的主要通道。
明末清初发生了另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汉族移民开始沿川藏道大量涌入康区。汉藏茶叶贸易一直是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重要手段和税收的重要来源，明朝曾在产茶区四川雅安设有茶马司，并形成“以茶御边”的思路。在明朝，茶叶贸易集镇主要位于大渡河东岸。明末张献忠入蜀所引发的蜀乱，使蜀地汉族民众开始大量西迁，纷纷渡过大渡河避险。《荒书》记载：“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所谓“流入土司”，指越过大渡河进入土司辖区。清乾隆 《雅州府志》 记载：“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所以在清初，位于大渡河西岸、“汉番杂处”的打箭炉（今康定）开始作为茶叶贸易的中心市场迅速兴起并繁荣。茶叶贸易自宋朝以来成为汉藏之间重要的政治、经济纽带，对于中央王朝的意义非同寻常，在此背景下，清朝开始对打箭炉地区进行控制和经营。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朝廷派员勘查打箭炉地界，将土司所辖之地纳入版图。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朝廷发动“西炉之役”，彻底控制了打箭炉地区，并将势力延伸至雅砻江流域。
康熙四十年（1701年），跨越大渡河的泸定铁索桥建成。《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 云：“鸠工构造。桥东西长三十一丈一尺，宽九尺，施索九条，索之长视桥身余八丈而赢，覆版于上，又翼以扶栏，镇以梁柱，皆熔铁以庀事。桥成，凡命使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而不致病于跋涉。绘图来上，深惬朕怀，爰赐桥名曰泸定。”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大批汉族商民涌入打箭炉地区，促进了打箭炉地区“汉番杂处”的迅速繁荣。
不过，康区战略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缘于清朝的“驱准保藏”行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一支七千人的军队从新疆南下，出其不意攻占拉萨，引发西藏局势的混乱与动荡，这对清朝在西藏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朝廷立即派兵驰援。因对高原作战的难度估计不足，一支由西宁进发的五千人的清军，在藏北同准噶尔军队的遭遇战中全军覆灭。此事引发朝廷的极大震动。北路进兵受挫后，朝廷开始谋划由打箭炉向西藏进兵。经过探查道路、调遣军队、招抚土司头人和筹措粮草等近三年的准备，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军兵分两路，成功实施了由南路打箭炉和北路西宁同时进军西藏的计划，结束了蒙古准噶尔部对西藏的控制，完成“驱准保藏”行动。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朝廷认识到，由打箭炉入藏的道路不但便捷、安全，且沿途村寨较多，易获得补给与支持。为确保打箭炉入藏道路的畅通，朝廷开始在川藏道沿线驻军，设置粮台（相当于今天的兵站）。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的主要通道，康区也成为清朝管理西藏的前哨与依托之地。
随着中央王朝的政治力量逐步深入康区和对川藏道沿线的控制，汉族民众借助中央王朝提供的庇护，开始大规模移民康区。从清朝至民国时期，一方面大量汉族官兵进入康区；另一方面赵尔丰大规模开发川边，加上后来西康建省等，也吸引大批汉族移民络绎不绝地涌入康区。从清朝至民国时期，进入康区的汉族民众主要以官兵、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为主。他们均为单身男性，加之边地遥远，环境艰苦，娶当地藏族妇女为妻遂成为他们的普遍选择。《西康之种族情形》记载：
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落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指汉藏民族通婚所生后代，当地藏语称为“扯格娃”，“半藏半汉”之谓也。——引者），已遍布于城市村镇各地，真正夷族，则须深山内地，始能寻觅矣。盖清末之数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娶夷女辅助。
清朝至民国时期，汉族民众向康区的移民出现了两个高潮。其一是在1904年弗朗西斯·荣赫鹏（Sir Francis Younghusband）率英军入侵拉萨之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在研判局势后，选择以“固川保藏”的方略来挽救西藏危局，这促成了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对川边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赵尔丰对川边的开发以办学、鼓励垦荒和兴办实业等措施为主，吸引了大批汉族民众涌入康区。其二，1936—1939年，以康区为主要范围的西康建省，也吸引了大量的汉族民众进入康区。汉族民众的大量进入，极大地促进了康区汉藏民族的交融。汉藏民族交融最普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婚。1938年粗略的调查显示，康定“除少数来自内地者，本地所谓汉人，十九皆汉夫康妇之混血儿”，而1938年前后的道孚县城汉藏混血儿约占其人口的三分之二。大量文献资料均显示，当时康区汉藏民族通婚较为普遍。
汉藏通婚不但使大批汉族民众落籍于当地，也促进了汉藏民族的深度交融。由于当地为高原地区，迁入的汉族民众不得不选择藏族的生活方式以适应高原环境，加之汉藏民族通婚，所以汉藏通婚家庭中的汉族人及其后裔，生活方式均逐渐与藏族交融，几乎与当地藏族的生活方式没有差别。所以，清朝、民国时期大量汉族民众迁入康区所带来的汉藏民族互动与交融，主要表现为汉族融入藏族。民国时期长期驻防理塘的曾言枢这样说：“汉人每每存意同化康人，入康久居，娶妻生子，亦自不觉间，装、靴、带、剑、语言、皮肤，俱康化矣。入其环境，有其环境之需要，所以理想不胜事实，固有其必然性在。”不过，这种融合实际上是双向的。一方面，由于汉藏民族通婚和适应环境的需要，落籍当地的汉族民众及其后裔大多融入藏族之中；另一方面，这些汉族民众又把汉文化元素带入当地的藏族文化之中，形成当地人所说的 “汉人不纯，藏人不藏” 现象，即汉藏民族文化融合的状态。这大幅度提升了当地藏族在藏汉文化上的兼容性与中间性，也为康区增添了其作为“汉藏边界”在汉藏之间的联结性与纽带作用。
汉藏通婚使大批汉族民众以入赘方式落籍于当地，逐步融入藏族社会，他们的后裔均成为当地的藏族。所以，清朝至民国时期大量汉族迁入康区带来汉藏民族的深度交融。交融的结果主要表现为汉族民众融入藏族，即汉族民众大量充实到藏族之中。关于这一情形，日本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Nakane Chie）在谈到康区的文化面貌时曾说：
在汉人与藏人有密切接触的边缘地带，我们观察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汉藏交往不仅造成一些族际通婚，这些通婚的夫妇的居住也有其特点，在这些的汉藏通婚案例中，汉人男子与藏人女子通常都生活在藏区，而很少见到藏族妻子迁往并生活在汉人地区。同时，那些在藏区生活了几代的汉人家庭都被藏化了，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而且我发现，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具有令人惊奇的能力来克服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在这些地区，藏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人的文化。例如作为当地社区或寺庙首领的藏人一般都会讲流利的汉语，而且通晓汉文，通常在他们的藏族名字之外还有汉人姓名。一眼看过去，很难看出他们是汉人还是藏人，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藏族身份认同还是很清楚的。
所以，虽然今天康区的大部分地区分布和居住的是藏族，但从历史脉络来看，康区藏族中融入了大量汉族民众，康区也是清朝至民国时期汉藏民族与汉藏文化深度交融的地区。这是康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我们认识康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度。今天康区的社会及文化面貌，是在近代以来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和相互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汉藏民族大规模且深度交融的结果。尤其清末以来在康区最繁荣的两个重镇巴塘和康定，汉藏民族的联姻及混血现象极为普遍，这成为当地的重要特色。同时，在川藏道沿线县城及集镇中，汉藏民族及其文化交汇、融合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二、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文化无意识与文化自觉
清朝至民国时期，在康区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和相互整合的过程中，汉藏民族在文化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汉藏民族如何通过文化调适来消弭彼此的距离和隔阂而达到融洽、和谐，汉藏民族的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与相互整合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可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中根千枝在描述康区汉藏民族交融时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具有令人惊奇的能力来克服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那么，汉族民众“克服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的“令人惊奇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我们看到一种突出现象：在康区汉藏民族之间，文化的复合性非常高。所谓“文化的复合性”，就是指汉藏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渗透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共享。出生于康区的藏族学者格勒有如下描述：
在康定、巴塘一带，一个家庭就享受着汉藏两种文化交汇的日常生活。他们既过藏历春节，也过汉族中秋节，既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又题对联，既吃大米、蔬菜，又吃糌粑、牛肉，既穿藏装，又穿西装、汉装。
这种情形在康区十分普遍。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是藏族、彝族、汉族三个民族交汇和聚居之地，三个民族彼此在文化上相互吸收的情况极为普遍。当地人早上喝酥油茶、中午吃坨坨肉、晚上吃火锅的情形十分常见。20多年前，本文笔者之一石硕初次去康定，就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许多汉族朋友的家庭都有早晨喝酥油茶的习惯，汉族年轻妇女也大多有一两件藏装；当地藏族的节日或活动，如藏历新年、转山会、朝佛等，汉族民众都会像过自己的节日或参加自己的活动一样兴高采烈地参与。笔者颇感诧异，曾问他们，他们很平淡地回答：“我们这里都这样。”此回答反而让笔者感到有些羞愧，因为在作民族研究的笔者的头脑中，长期被灌输的观念一直是，什么样的民族采用什么样的文化。这件事让笔者意识到，民族与文化严格地对应，即什么样的民族采用什么样的文化，可能只是存在于书本上的一种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是一种想象和教条，是根据普遍规律和一般现象所作的推理。在鲜活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按照“我是什么民族，我采用什么民族的文化”这一所谓“文化逻辑”来行事，也完全没有这样的主观意识。事实上，在多民族交汇地区，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渗透与吸收是一种自然而然和出于本能的现象。
汉藏民族对于双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习俗的相互渗透与吸收，采取一种超然、随性和实用的态度，只要是喜欢的，认为好的，认为简单实用的，就会为“我”所用。换言之，不把民族与文化严格对应，在文化上无排斥性，而是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没有在主观上认为某文化属于某民族，这在多民族交汇地区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也意味着，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各民族往往是本能和无意识地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喜好进行观念与文化行为的选择，主观上并不恪守某文化属于某民族的原则，也不将文化与民族严格对应，这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各民族在文化上得以相互渗透与吸收，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图景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在汉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双方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习俗的相互渗透与吸收常常是本能和无意识的，出于超然、随性和实用的文化无意识；那么，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层面是，由于民族身份的原因，双方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会产生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即梁启超所说的“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在民族接触交往中产生的，正如庄子所言的“非彼无我”，不接触他者，就不会有“我”的意识。所以，在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除了各民族出于本能需要无意识地相互吸收对方的文化，还会产生另一个重要的结果，这就是激发“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即因为接触他者而产生自我，因为接触与自己不一样的文化而产生文化自觉。在这一背景下，汉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
这让笔者想到一个颇具典型性的事例。笔者多年前读到的一份材料，说清朝前期，因为设立川陕总督，川陕成为同一个行政区划，这使得近代以来最早进入康区从事商业贸易的主要是陕商群体。陕商中有大量回族人，回族人以善于经商著称，他们在康区各地走村串寨，获得极大的商业利益。回族商人在贸易上获得成功的诀窍有多种，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他们普遍学习藏语，能用藏语同康区藏族民众沟通交流。这大大拉近了他们与当地藏族民众的距离，使藏族民众对他们产生亲近感，由亲近感产生信任感。第二，因信仰原因，回族商人平时是戴白帽子的，但他们在进入藏族村寨时，一定会把白帽子取下来放在兜里。这一行为是有意识的，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该行为的基本理念和动机是，“我” 和 “他们”在文化上有差异，“我”在与“他们”打交道时，需要缩小和淡化这种差异。但缩小和淡化文化差异的途径并不是强制性地让“他们”变得和“我”一样，而是“我”主动淡化自身的特征，达到与交往对象“求同”之目的。事实上，这正是一种基于自我民族意识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既包含了对交往对象的礼貌与尊重，也体现了民族交往时积极、开放和求同存异的文化态度。
近代康区汉藏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双方的文化自觉除表现于彼此为缩小差异而有意淡化自身的特点，通过求同存异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外，还突出表现在双方出于共同需要而进行的文化再造。
例如，关帝信仰及关帝庙原是属于汉族的文化，但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进入，关帝信仰及关帝庙也逐渐流行于康区。流行于康区的关帝信仰和关帝庙与藏族发生了联系，关帝信仰也逐渐成为联系汉藏民族的共同信仰。清朝以来，在康区不仅是汉族民众信奉关帝，藏族民众也信奉关帝，藏族民众将关帝庙称作“格萨拉康”（图片），意为“格萨尔神庙”），普遍认为关帝颇为灵验。《卫藏通志》 记载：“关帝庙内供关圣帝君像，传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帝君显圣除之，人始蕃息，土民奉祀。”藏族民众往往按照自己的文化逻辑，将关帝与格萨尔联系起来，并流传着各种关帝显灵的传闻。汉族的关帝信仰与藏族的格萨尔信仰巧妙联结，成为当地汉藏民众的共同信仰。这种共同信仰发挥着消弭汉藏隔膜的功能，成为维系和促进当地汉藏民族和谐关系的重要文化纽带。
清朝以来打箭炉郭达将军庙的出现也有类似的情形。郭达将军庙原系当地藏族民众祭拜噶达山神的庙，藏族民众将其称作“噶达拉康”（图片）。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后，出于化陌生为熟悉、化异乡为故乡的心理需求，遂将当地藏族民众表示打曲（图片）和折曲（图片）两水交会处的地名“打折多”（图片）改成“打箭炉”，由此建构出诸葛亮曾派郭达将军来此铸造兵器即“打箭”的传说。以该传说为基础，遂将当地神山噶达山变为郭达造箭的郭达山，将“噶达拉康”变为郭达将军庙。这样，郭达山和郭达将军庙逐渐成为汉藏民众共同祭拜的场所，由此发展出打箭炉城中一年一度汉藏民众同祀共欢的盛大“将军会”。恰如民国时期的学人所言：“汉藏民族共敬一人，恐怕也是打箭炉为藏汉杂居之地，宗教感情融通的地方特点的反映。”
又如，笔者去年在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八美镇惠远寺一带调查时得知：当地过去居住的汉族民众较多，他们也逐渐习染藏族转神山的文化习俗，这受到当地藏族民众的嘉许和欢迎；当地藏族民众专门划出一座山，正式命名为“汉人神山”（图片），以供汉族民众转山；该山至今仍叫“汉人神山”。在甘孜州乡城县北部的水洼乡，当地的扎冈乌山也被称为“汉人神山”，相传早前有汉族人在此打猎，后演变成神。
以上是在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双方共同创造共有、共享文化的事例。这些共有、共享的文化是汉藏民族在接触交往中意识到彼此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有意创造的，是双方出于文化自觉而有意识地求同的结果，它们既体现了汉藏民族之间的相互文化认同，也蕴含汉藏民族主观上增进彼此共同性的良好愿望。
三、文化自觉如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积极作用
从以上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康区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存在两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一种是文化无意识。主要表现为汉藏民族双方完全出于实用、方便和喜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的习俗相互渗透与吸收。这样的相互渗透与吸收往往是无意识的，着眼于实际生活需要和方便，其道理犹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样，是本能和物理性的浸染。不同民族发生接触，大多都会出现这种无意识的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吸收。
另一种则与文化无意识相反，是汉藏民族之间出于文化自觉所进行的共有、共享文化的创造。例如，汉族民众为了与当地藏族民众“与共”，与之建立和睦友好的关系，就创造出与藏语地名“打折多”谐音的地名“打箭炉”，由此演义出诸葛亮曾派郭达将军到打箭炉造箭的传说，并以此传说为基础将当地藏族民众信仰和祭拜的噶达山与“噶达拉康”分别变成自己心目中的郭达山和郭达将军庙。需要注意的是，汉族民众并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完全借用藏族民众的词语和概念，且“郭达”与“噶达”发音完全相同。藏族民众看到自己所信仰和祭拜的噶达山与“噶达拉康”同时被汉族民众所信仰和祭拜，自然乐意。这样，以此为基础，最终发展出了打箭炉城中一年一度汉藏民众同祀共欢的盛大“将军会”。在很大程度上，汉族民众正是在充分意识到与当地藏族民众存在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为拉近彼此距离、消除隔阂而主动与藏族民众“与共”进行这种创造。这种创造显然得到藏族民众默契的配合，这反映了藏族民众同样有出于文化自觉而拉近与汉族民众的距离，增进彼此共同性的良好意愿。正是在此背景下，藏族的噶达山与“噶达拉康”同汉族的郭达山与郭达将军庙高度重合，汉藏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被创造出来，并发展出了汉藏民族同祀共欢的“将军会”，遂实现双方出于文化自觉的“与共”、求同之良好意愿和效果。
显然，打箭炉、郭达山和郭达将军庙，都是汉藏民族双方基于文化自觉的有意识的创造。这些创造尽管出自主观建构，经不起推敲，但是得到了汉藏民众的默认，双方形成心照不宣、心有灵犀的默契。而且，这些被创造出来的地名、传说与信仰，在民间流传，其所传达的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汉藏民族间“和”的观念和良好意愿。所以，汉藏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基于主观需要创造出来的文化，一旦定形和传播，即在汉藏民族之间形成文化共有、共享的机制，从而起到增进彼此亲密感、消除隔阂和民族界限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近代康区汉藏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在文化自觉的情况下，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所进行的一系列共有、共享文化的创造，乃是一个典型案例。从这一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自觉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文化在民族发生接触交往时主要出现两种现象：其一是文化无意识，即双方会出于实用、方便和喜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的习俗相互渗透与吸收。这是本能的、自然的。在此场景中，人们并不在意文化是谁的，完全是在文化无意识的情况下相互习染。其二，在文化自觉的情形下，即在意识到“我”与“他们”不一样、彼此存在差异的情形下，双方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增加亲近感，通常会采取两种做法：一是有意识地隐匿、削弱和淡化自身文化的某些特征以增加与对方的共同性；二是努力创造一些双方共有、共享的文化，亦即通过费孝通所说的“美美与共”，来形成共同意识和共同文化。
显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自觉所发挥的作用和功效远远大于文化无意识。原因在于，民族交往中的文化无意识主要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它不是出于文化自觉，主要出于本能和较为随意的喜欢、实用与方便，并不包含我群与他群这一类的考量；而文化自觉则完全不同，它是一个民族在与同自己不一样的他群接触交往时萌生的一种自我文化意识。正是在这种自我文化意识下，一个民族能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同所交往民族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在此背景下，为了缩小这种文化差异，一个民族往往会主动采取与所交往民族“与共”和求同存异的策略。所以，文化自觉因民族的接触交往而产生，能促使民族接触交往朝着“与共”、求同的方向演进，从而促成民族间共同意识与共同文化的形成。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大力提倡的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对这一概念，费孝通有如下阐释：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施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以上阐释清楚地表明，文化自觉就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可以提升文化的“自主能力”，提升文化“自主的适应”，从而使一种文化“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施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也就是说，文化自觉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形成“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的基础。这深刻揭示了文化自觉在民族与文化发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可以说，近代以来康区汉藏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在文化自觉下创造共有、共享文化的案例，很好地诠释了费孝通的论述和判断。
当前，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形成共同文化与共同体意识，是一个急需深入探讨的时代课题。近代康区汉藏民族交融的历史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文化自觉正是在民族接触交往中形成或创造共同文化与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
费孝通指出：“所谓文化的概念，说到底是‘人为、为人’四个字。”“人为”指文化是人创造的，一切与人相关的东西才能被称作“文化”；“为人”是说文化的目的是为人，文化是服务于人的，是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也根据人的需要不断更新。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及人的需要也在变，所以文化永远是动态和不断变化的。一种文化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不同民族发生接触交往时，对各自的文化有一种自觉即自知之明。古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往往是自大和以自己为中心的人。这样的人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也看不到别人的好，无法与人和睦相处，容纳不了别人，自身也很难进步。其实，这个道理对于民族间的交往来说也是一样的。一个民族如果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无视其他民族的文化或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充满傲慢与偏见，就必将影响其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交往与和谐相处，并会逐渐导致其文化的窄化和僵化。文化自觉首先能让一个民族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而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乃是正确认识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前提。故文化自觉即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表明该民族对自己的文化的相对性以及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这一点也为该民族同其他民族的接触交往及和谐相处提供了可能性，并使其在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交往中不仅能欣赏别人的文化，也能在别人的文化中反观自己文化的不足，从而使自己文化的更新与发展成为可能。这既是文化自觉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价值所在，也是其能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