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各民族对中国高度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这不仅为大量历史文献记载所证实，也为丰富的考古发现所确认。2021年中国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国考古的卓越成就，其中很多项目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近代以来，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大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不断被发现和发掘。这一方面使中华文明的历史因考古的新发现而延续增长，展示出中华五千年文明延绵不断的链条；另一方面结合历史文献互证，使历史信度增强，文明内容和细节大为丰富。考古的成就系统地揭示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加强了国人对祖国历史的认知，增强了文化自信，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向世界展示了丰富多彩、辉煌壮阔的中华文明。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角度对近百年考古成就作一番认真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中原地区还是在周边地区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既突出地显示出中原地区发展的核心地位，也能领略到全国各地密切联系、共同发展进步的节奏。
一、展现中国远古的根脉，锻造中华文明雏形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逐级下降。第一级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一带，海拔在4000米以上；第二级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地，海拔在1000~2000米；第三级主要分布在东部平原及沿海一带。阶梯状分布的特点，使大多数河流流向为自西向东，也形成大体上西北干燥、东部比较湿润的气候特点。中原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促成经济社会发展较快，文化一般总是处于先进水平。
在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有5项：北京周口店遗址、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群、山西襄汾丁村遗址、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此外，还有云南元谋人遗址、陕西蓝田人遗址等大量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既有中原地区，又包括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涵盖距今170万年至1万年的各个阶段，复原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显示出中国境内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并呈现出广泛居处的态势。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等33项新石器时代遗址，被选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些重要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的先民已在广大地区形成以中原黄河流域为中心、各地普遍发展并相互影响的发展格局。中原地区的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特别是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属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时期，其以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著称于世，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著名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也属仰韶文化（见图1）。
仰韶文化遗存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湖北的西北部，西到甘肃、青海接壤地带，东至河南东部广大地区，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其文化特质被继承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处于先进水平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逐渐显示出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同在河南的新郑裴李岗遗址则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也十分重要。此外，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本地来源找到线索，是又一重要文化区域。
在边远地区的一些重要遗址，既反映了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影响，也显示出不同地域的特点，展现出多元共存的格局。
地处北方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揭示出当地文化特色，确定了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平行发展、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该地区的文化对东北地区的文化兴起产生了推动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证明，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就已经发展到原始文明的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地处南方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为华南和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考古资料，也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文化源流之一，承载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历史信息。此外，在广西的柳江人遗址出土了中国乃至东亚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或晚期智人化石。与之相距仅2公里的白莲洞遗址，是一处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其时间跨度距今37000年至7000年。两者的相互结合对研究华南地区史前文化可起极大的促进作用。一般认为，“柳江人”是人类发展史上新人阶段的人类遗骸，是迄今所知东南亚地区新人阶段人类最早期代表；从遗存的头骨和部分肢骨化石判断其体质特征，“柳江人”比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进步，但比“山顶洞人”和“资阳人”原始，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
位于青藏高原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为青藏高原人的祖源提供了重要资料，证实西藏早在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居住，后来与从河煌南下的氐羌系统的人融合成为青藏高原的先民。在河西走廊一带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是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的大型核心聚落，对推动黄河上游地区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齐家文化源自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展而来。可知早在四千年前中原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就有密切联系。
地处东南地区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是长江流域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发达的耜耕稻作农业、高超的干栏式建筑、独特的制陶技术为文化特征，反映了7000年前长江流域繁荣的史前文明，证明了东南地区也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同在浙江环太湖地区的余杭良渚遗址（见图2），距今5300年至4300年，以稻作农业为主，有复杂的社会分工，出现了阶层分化与城市文明。东南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翼。有专家认为，后来这里衍生出古越人文化。
总之，中国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展现出中国远古的根脉，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在中国远古社会，尚未有民族之分。后来的历史文献记载了有关先民的历史传说，有的历史传说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地带，东北、北方、西北、西南多地先民集团各展风采，共同充实了中华早期文明的丰富内涵，培育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雏形。
二、中原奠定华夏牢固基石，群星灿烂共创中华文明
中国在夏朝以前是原始部落时代，夏、商和西周时期为奴隶制时代。后人所说的“华夏”，即源于夏朝。夏商时期进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有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等10项。其中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见图3）有一座王朝大都，揭开了古老“夏都”的面貌，中原王朝成为广域王权国家，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其文明底蕴通过商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和最早的成熟汉字，确立了中原地区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在汉字产生之前，各民族历史口耳相传，在汉字产生之后，又对这些口耳相传的历史予以追述。先秦时期，所见的各地先民情况都是由汉字的直接前身用甲骨、钟鼎和竹简记述的。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也是内涵十分丰富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这里发掘的大量文物如青铜纵目面具（见图4）等都很有特色，同时也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地处西北部的新疆若羌小河墓地，是夏商时期塔里木盆地独具特色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距今约4000年至3400年，遗存显示出其文化的独特性、多元性和复杂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对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早期历史、人群迁徙、文化交流、人地关系等具有重要科研价值。
台湾卑南遗址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史前时代遗址，年代约跨于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时间，距今3000年至2000年，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是20世纪台湾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环太平洋及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板棺墓葬群遗址，同时也揭示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密切联系。
两周时期有北京琉璃河遗址等15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琉璃河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址，包括古城址、墓葬区、居住址三部分。出土的不少青铜器上铸有铭文，还出土刻有“成周”文字的甲骨，为确定燕都城址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遗址，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史记·燕世家》记载，周武王灭商纣以后，封召公于燕，位于北京及河北中、北部。燕国居民构成复杂，其北面是少数民族山戎。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桃园村马家塬，属常山、齐家类型的文化遗存。其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战国时期祭祀坑、墓葬群等大型遗址，为探讨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秦戎关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揭开了西戎族群的早期历史篇章。
有些文物是偶然发现，但价值巨大。如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塬的何尊，是西周早期贵族“何”铸造的一件青铜酒器，其内底铸铭文12行122字（见图5），铭文中已出现“中国”一词，表明了西周统治上层明确的“中国”意识。
大量考古新收获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可知商、周时期已进入阶级社会，关于各民族先民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商代文献中开始把周边族群与四方对应起来，以突出商的中心位置。以殷墟为代表的殷商中原文化，有规模巨大的城市，有成熟的文字，影响辐射四方，这使得中原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发达地区，奠定了其核心和基石地位。而华夏其他广大地区也呈现出群星灿烂，各有特色又相互影响，共创中华文明的态势。西周时期，中原诸侯形成了诸夏意识，至春秋战国时期，对华夏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同时在以华夏为主体的历史记述中开始以“夷”“蛮”“戎”“狄”泛称周边民族，并不断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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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金波，系宁夏大学特聘教授，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