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黄金之丘”的惊天大发现表明，以“真金白银”制成的装饰品很早就流行于西亚、中亚地区。在中国，以海纳百川著称的唐代开始流行使用金银器，有诸多证据表明，这一新的现象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作为后继者的辽代，继承了大唐兼容并蓄的特质，与周边地区交流密切，唐代金银器的兴盛为辽代金银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辽代的金银器在承袭唐代金银器的基础上，吸收周边地区文化因素，注入自身文化特点，发展出具有风格鲜明的金银器组合。

　　辽，作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二十五史中专门有《辽史》对这个王朝的诸多人物、事件、社会风俗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由于辽朝的强大，宋朝的文献、行程录也对北方的这个民族政权做过一些记述。在文献相对不充裕的背景下，如何用考古材料对历史时期的国家历程、地域特点、发展脉络、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自己的诠释；如何做到考古资料与文献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尽可能全面复原历史之全貌，走进历史真实之道，是我们每一个考古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辽代金银器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便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研究》一书是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文博系副教授王春燕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做了修改，补充了新的资料，吸收了新的观点而成的一本学术著作。《研究》共分为七章，分别为辽代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类型与组合、纹样解析、分期研究、社会性、文化因素探析、艺术风格。该书在辽代时空框架的基础上，对所有遗物进行了分类、分型、分式方面的归纳，并从整体上探讨了器物的组合关系，建立了金银器在器形上的总的构成体系；通过对器物纹样的全面解析，建立了金银器在纹样上的总的构成体系；通过对金银器阶段性面貌的总结，从侧面窥探出辽朝的兴衰历程；考察高等级墓葬中金银器随葬品器物及组合，分析金银器在民族性和等级性方面的指示作用；深入解析金银器的各种文化因素，探寻各自出现的背景及原因；从审美的视角入手初步结识了金银器的艺术风格。从内容上看，这是一本研究体系完备、内容丰富、视角独特、方法成熟的一本著作。本文就《研究》带来的主要认识进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的思考。

　　01继承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繁荣鼎盛时期，对后世的物质文化面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金银上的渗透更为突出。契丹人对中原唐文化倾慕已久，在唐帝国的统治下也曾感受过大唐文化的魅力，诸多文献记载唐人有埋藏金银的传统，事实上唐代金银器大多也是以窖藏的形式出现，这种文化浸润和易保存性对辽代早期金银器的影响是全面的。在造型和纹样上高度模仿甚至如出一辙，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度，尤其是辽代金银器皿直接取法于成熟的唐代金银器皿。辽代早期就呈现出如此高超的金银技艺，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辽帝国创建初期掠夺和保护了大量技艺精湛的中原金银工匠，使得这种传承呈现出史无前例的新高点。

　　02发扬

　　毋庸置疑，金属葬具是契丹人的一项独特发明，常以冠、面具、网络的组合形式出现，在中期被研制出来，且没有被金元继承，奇特又神秘，对于葬具的来源学界持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一点形成共识，即对原有文化底蕴和传统的一种综合和发扬。横贯辽政权存续二百余年，契丹人始终坚持人体装饰品和马具传统，数量和品质超越前代，女性墓葬随葬马具司空见惯，辽圣宗和兴宗时期在腰带的形制研发上极尽所能。辽代金银器上的多数纹样脱胎于晚唐文化，但并没有沉溺于此，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和重组，从构图方式、视觉空间、组合搭配等方面创意出多种新的样式来。

　　03融合

　　从器形或纹样视角审视，每一件辽代金银器都是多种文化的集合体，无一例外。在金银器文化因素的互动中、唐文化、宋文化、突厥文化、粟特文化与辽文化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在辽代金银器发展的开始阶段，明显继承了唐文化中的很多文化因素；同是时代先后的北方草原文化，鲜卑文化、突厥文化对后来的辽代金银器影响很大，但粟特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与同时代的北宋、回鹘贸易、交往频繁，使得在辽代金银器发展的中晚期阶段，与北宋存在较多的文化因素互动，而回鹘很可能成为辽与西域胡文化交流中的“中转站”。

　　辽代金银器上折射出来的诸多文化因素，既保留了自身的契丹文化，又借鉴、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表明契丹文化是一支富有活力的文化，善于吸收不同文化的闪光之处，有吐故纳新的融合能力。

　　通过对此书的通读，本人有如下思考：

　　其一，纹样的全面解析是该书的亮点，作者以纹饰为切入点审视了各区域、各政体之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这种方法虽然并非作者首创，但作者使用的却十分成功。北方草原地区自夏商以来，牌饰、兵器、人体饰品等遗物上的纹饰比比皆是，该书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使用这种方法或者思路对北方草原各个阶段的纹饰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当可发现以往研究中没有发现的一些新的文化内涵或者文化交流方面的证据。

　　其二，诸多考古资料表明，北中国契丹辽帝国创造的物质文化璀璨而独特。辽上京城近年考古发掘和董新林提出的“辽上京规制”表明，北中国的辽上京城规划在隋唐城市营建思想的影响下，创制“日”字形平面布局，与“回”字形平面布局重新组合，堪称中国草原游牧传统和中原农耕文化传统在都城规划设计方面相融合的杰作。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一直以大唐的武德充沛、宽厚雄浑、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荣，辽上京城的营建模式、辽代金银器及其他辽代物质文化遗存表明，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明显具备上述特点，《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辽代金银器不断吸收、发扬、融合以唐文化为代表的各种优质文化因子的动态画卷，从这个意义上讲，辽帝国的治国理念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契丹人兼容并蓄的恢弘气派，更加符合唐帝国文化继承者的特质。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之间的交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学者称，草原民族是整个文明发展进程的催化剂。长久以来，学界往往站在中原看草原，并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站在草原看中原，我们便会发现，北方草原民族为华夏的融合、中国大一统观念的形成乃至中华文明的确立作出的贡献不可估量。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该书只是一次较为成功的通过金银器研究辽文明的一次尝试，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完全解决金银器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的启发意义不容忽视。希望该书的出版能推动辽金考古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