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农历年前，中央要搞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的消息在学术圈内已经传开了。有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先生给我打电话，征询我的意见并邀我参加。我说搞清三代的年代当然重要，但要搞“工程”就不知道能搞成什么样子了。学勤先生说宋健同志是国务院主管科技的国务委员，习惯把项目说成工程，其实和一般说的课题研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宋健同志说叫工程目标更明确，容易督促，容易在有限时间内实现。我说，研究夏商周年代需要夏商周时期考古，我搞这一段，如果参加，倒可以学习不少知识。学勤先生又说，宋健同志考虑到参加的人会比较多，他建议从不同学科选几个负责的做首席科学家，考古方面您比较熟，又年富力强，是不二人选。测年方面国内搞得最早的是仇士华先生，我负责历史文献和古文字，宋健同志还推荐席泽宗先生出来负责天文方面的研究。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忙说您和席、仇两位先生当然都很好，但考古学方面北京大学邹衡先生应是首选。他资历长，是郭宝钧先生指导的副博士研究生；业务精，对夏商周都有精到的研究，又是我的老师，我参加专家组做点工作责无旁贷，怎么敢当什么首席呢！他又说，宋健同志说所谓首席就是多承担点事，多跑跑，多和大家联络联络，多通气，没什么特别的。就这样，我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为专家组成员、专家组副组长，并戴上了“首席科学家”的帽子。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组织管理是很严密的，专家组下面设有办公室，朱学文是主任；上面有领导小组，主任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邓楠，副主任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佳洱，后来做了北京大学校长，再上是联名发起“断代工程”的特别顾问李铁映和宋健两位国务委员。宋健同志是“工程”的首倡者，对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1996年大年初二，宋健就招呼我陪他去河南，先到郑州慰问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登封王城岗和郑州商城的发掘者、预选的“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安金槐先生，又到新郑慰问了申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发起人赵国鼎先生，赵还送宋健同志一份他拟定的黄帝年表。见面时宋健同志一一向他们说了搞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计划，对他们积极参加工程表示了感谢。回京后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用了不太长的时间发动专家组起草了个可行性报告，当得到有关部门首肯后便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各自的工作。但说实话，因有“文革”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梁效）被“四人帮”御用的丑闻，我心里总有些不踏实。直到1997年暑假，我在北戴河见到李铁映同志，同他谈过话后才算真的放下了包袱。一个礼拜天，晚饭后一块儿出去散步，我趁机和铁映同志说：我是北京大学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有个臭不可闻的“梁效”，您知道吧？在“四人帮”的操纵下写了不少反动的文章，我们这些人都是书生，也担心被你们“御用”呀！铁映同志和颜悦色地笑笑说：怎么能和“梁效”扯在一块儿呢？领导小组只是为你们找经费、打通关系，解决你们解决不了的困难。研究是你们专家的事，绝不会干预你们的研究，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搞研究，不要有任何顾虑。听了他的这一席话，又联系半年多来自己亲身的经历，这半年确实是心情舒畅度过的。这时才放下了不应有的私心杂念，全身心地投入了项目工作。

　　断代工程设了9个大的课题，涵盖了历史文献、甲骨金文、天文、碳十四测年、考古等诸多方面，每个大课题之下又分为几个多少不等的专题，大概有20多个单位200多人参加。我负责考古课题，以及与仇士华先生负责的碳十四测年课题的联络协调工作。列为考古专题的有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郑州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小双桥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天马-曲村遗址与年代测定、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西周青铜器分期、晋侯苏钟研究等。

　　在各专题研究进行中，根据新的发现又陆续增加了陕西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新密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禹伐三苗综合研究等专题。先秦典籍和甲骨文中有关于天象历法的记载，也设立了天文历法方面的专题，有《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夏商周三代更迭与五星聚合研究、《夏小正》星象和年代等。

　　夏代年代问题是断代工程最重要的课题，但是如果在考古学上找不到夏时期的遗存，14C再精确也无能为力。专家组设置了与探讨夏年有关的各考古专题，做了大量工作，其中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分期研究、新密新砦遗址的分期研究、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比较研究都有重大进展。通过野外发掘和研究，确定了在“工程”进行中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大城为禹时所建阳城，其年代属安金槐河南龙山文化分期的第三期，14C测定该期年代为公元前2090—公元前2030年期间，正与从文献推定的夏之始年相当。与之相关的天文专题研究的结果，也皆在夏年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说，无论从文献记载研究、考古发现研究、14C测定还是天文学研究，将夏的始年推定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是有根据的、可信的。夏年的确定为夏商周三代年代研究和相关古史研究找到了一个定点，我认为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之一。

　　回忆断代工程夏朝年代研究的过程，我深感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研究路线是非常正确的，这里说的多学科，不仅包括人文社会学科，也包括自然学科。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常规法与AMS法）14C测定，特别是仇士华先生强调的具有连续地层叠压关系的系列样品的采集和连续测定，并与其他方法研究结果的相互比对，是不可能得出这一结果的。由夏商周断代工程开辟的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路线，经过20年的实践，如今已成为考古学通行的研究方法，对考古学科的推进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项目等课题，不仅有14C测年的介入，更有成分分析、DNA分析、食性分析、环境分析等科技手段的运用，现在的考古学与几十年前的考古学比较，已发展成长为一门新兴的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新学科。

　　我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尤其是夏代年代学研究的实践，受到的启发、教育是多方面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后期，我和徐天进、朱凤瀚联名提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建议，在研究中提出中华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神权和王权两种模式及中国文明化历程对今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八点启示，都得益于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锻炼。

　　我怀念夏商周断代工程，感谢夏商周断代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