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在宗教、种族、文化、价值观、制度等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并优于其他国家。它既是美国历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长期延续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对美国人自我形象和身份的期许与形塑及“他者”的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全方位影响美国的内外政策。美国历史上针对外来移民的数次排斥，其核心话语之一便是外来移民挑战了“美国信条”和“美国特性”。这一强大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傲慢和偏见，不但煽动起美国人对外来移民的广泛排斥与歧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19世纪后期以降的移民政策，推动美国逐渐由相对自由的移民国向移民控制国的历史性转变。
关键词：美国例外论 移民 排外主义 种族主义 国族构建
美国排斥外来移民的历史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而对排外原因的分析无疑是焦点，并集中于种族、心理和经济等方面的解析。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普遍认为，大规模移民和经济衰退助长了排外情绪，国际紧张局势则加剧了对特定移民群体的敌意。这种研究视野几乎使得所有相关研究集中于分析特定移民群体和特定区域的反移民运动，如反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活动，排斥以华人和日本人为代表的亚洲人的努力，限制东南欧移民的排外运动，等等。但这些研究无法充分解释美国针对特定移民群体的排斥，会超越族群、阶层、地域而成为全美范围的社会运动。因此，需要从意识形态与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层面加以解释，而“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提供了系统而深入地解释19世纪美国排外主义的突破口。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说，美国人不信奉意识形态，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是基于对美国历史深入观察的洞见，从侧面表明“例外论”在美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例外论”所体现的美国特性和价值观，驱动着美国人的政策决策和行为方式。但是，当前美国学者对“例外论”持质疑态度，历史学家尤其如此。他们试图将美国从“例外”国家和“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迷思”（myth）中解放出来，强调美国只是“万国之一邦”（A Nation Among Nations）。不过，“例外论”在当前遭受质疑，并不意味着其在美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例外论”作为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内政外交中扮演的角色甚为关键。
美国学术界对“例外论”不乏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在美国对外关系史领域，着重探讨“美国例外”如何影响美利坚民族的自我认知和对外关系。一定程度上，“例外论”塑造了美国的外交特性，一度是美帝国主义扩张的有力辩护话语。至于“例外论”如何影响美国的排外主义，具体研究则相对阙如。受美国学者的影响，我国学者对“例外论”的研究，多集中于美国的对外扩张和对外关系方面。
由“例外论”构建的“美国情结”，更多地与美国的民族主义挂钩，而忽视其与排外主义的关联。借助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不难发现，“例外论”所建构的“美国特性”（Americaness）神话，对深入理解美国的排外主义至关重要。没有“美国例外”的社会建构，排外主义的种种支撑话语就难以产生广泛影响。本文拟从“例外论”的角度入手，阐释其与美国排外主义的紧密关联，证明“例外论”是美国排斥移民的核心话语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社会对移民的态度及总体趋紧的移民政策。
一、“美国例外论”的内涵与实质
关于“例外论”的确切定义仍存争议，不过学术界对其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则已有基本共识，具体包括：自由平等、新教传统、共和主义、法制观念、契约精神、个人主义、“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种族及其文化等。“例外论”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英国传统在北美土地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后世学者多将其与“美国特性”和“美国信条”相提并论。
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北美定居者就自觉“与众不同”。在清教徒殖民者早期的布道与著述中，反复提及北美的独特性。1630年，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思罗普在其著名的《基督教的仁慈典范》布道词中，将清教徒的使命描述为世界的道德灯塔：“我们将是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我们。”他将同行的清教徒视为上帝选民，其使命是要在新世界建立荣耀上帝的“山巅之城”。他在布道中告诫同行者，要坚守对自由、团结、互爱和新生活的承诺，同时提醒他们历经艰辛来到北美，不是出于一时兴致或个人野心，而是基于同上帝的契约。如果忠于目标，他们不仅会克服未来在“新世界”所面临的困难，而且会吸引世人的目光，获得“赞美和荣耀”。温思罗普的布道词承载着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感和契约纽带。
温思罗普的这一布道词被认为是塑造“例外论”的关键文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美国文化的根基。早期北美诗人塞缪尔·丹福思（Samuel Danforth）认为，温思罗普率领拓殖者，开启了“向荒野进军的使命”。温思罗普“基督教的仁慈典范”的故事，在美国历史书写和公民信条中反复出现，作为美国的起源故事之一而家喻户晓。在早期北美移民社会，以英国清教徒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地位很快得到确立，奠定了后世美国的主流文化。至独立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接近80%的移民及其后裔具有英国血统，98%为新教徒。殖民地时代移民的增长并不显著，通常占殖民地白人人口增长的15%—20%。他们留下的共同遗产之一，便是相信北美及后来美国的“神圣使命”和“世俗道德模范”地位。温思罗普对“例外论”的贡献在于，其“山巅之城”演说成为美国“例外”的证据，坚定了美国的发展动力和制度体系优于他国的信念。
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发展，“美国例外”的内涵变得愈加丰富。独立战争前后是美国“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关键期，“美国例外”的理念经精英阶层的塑造和渲染，在北美获得广泛共鸣。激进者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渴望自由的血液。自18世纪50年代后，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渐行渐远，政治精英的相关言论也加剧了这种距离的扩大。北美殖民地民众强调北美殖民地优于欧洲大陆，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将自己与欧洲，特别是同宗主国英国区分开来，为北美殖民地独立寻找合法依据和宣传话语，但在更大程度上是殖民地民众的真实感受。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对北美相比英国更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备感自豪，认为北美“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有气候、土地、大河航道和湖泊等诸多优势”。另一位国父查尔斯·汤普森（Charles Thomson）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也不无自信地预言，在两个世纪之内，“携带着新教徒的宗教、法律、风俗、礼仪和语言的殖民者，将会扩展至整个北美……”北美成为映射欧洲渴望的乌托邦，成为超越欧洲，建立新的、更纯洁社会的试验场，是上帝应许给选民的“新迦南”（New Canaan）。
在“美国例外”观念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活动家托马斯·潘恩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于1774年从英国移民北美，认为北美社会的各方面都使他印象深刻，且比他移出的那个社会更为优越。潘恩于1776年1月出版的《常识》（Common Sense），是一份鼓动北美独立的激进小册子，其中的核心观点是，世界可以变得更好，人们可以从传统偏见与暴政中解放出来，其得以实现的主要模式便是代表人类未来的美利坚；美利坚不仅是欧洲的榜样，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楷模。潘恩的灵感来自北美社会的开放和独立革命的激情。他通过持续倡导北美经验，在强化北美社会的特殊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776年美国的独立，无疑将殖民地时期的一些特性进行了强化，其中共和主义是“美国例外”和“美国优越”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耶鲁大学前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在1783年写道，新生的美国及其制度已“引起所有国家的关注”。美国作家蒂莫西·德怀特认为，美国的共和主义预示着“文明世界的伟大篇章”已经“深深打上美国事业的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对革命及其创建的体制的推崇与日俱增。
北美殖民地民众及新生的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建构为一群“例外”的人。当温思罗普提及“我们将成为山巅之城”时，他心目中的“我们”是一个因共同信仰和共同义务而团结在一起的群体。《独立宣言》开篇中的“我们认为如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这里的“我们”无疑是指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并不包含印第安人和黑人。一个国家要想凝聚不散，其国民则须对他们的历史和社群产生集体认同。对于作为移民之国的美国来说，这一点尤其关键。早期北美人并无共同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根基。要维系美利坚人的凝聚力并建立集体认同，需要创立如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将美国人塑造为“例外”的人，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共同体”想象的“基础”。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贝尔曾言：“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情绪，也是一项政治计划，其目标不仅是赞扬、保卫或强化一个国家，也是积极地塑造一个国家。”美利坚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不像美国史书中描述的那般确定无疑。无论北美独立战争还是《独立宣言》，都没有立即把北美各族群团结在一起。革命军很难招募士兵；民兵经常拒绝远离家乡作战；成千上万的奴隶越过防线，逃往英军控制区；南方有相当数量白人选择忠诚英国。在费城等地，许多精英也站在英国一边。面对这种情形，革命者努力加强北美共同体意识，塑造共同的认同符号和国家形象。“美国优越”与“美国例外”，便是构建美国认同的核心要素之一。
“例外论”还包括美国政府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自由”、“民主”、“权利”占据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新英格兰哲学家塞缪尔·约翰逊等认为，殖民地通过“自决”迸发的能量，激发了“自力更生的力量”，让人们“敢于独立思考”。美国人要找到美国“例外”的证据并非难事。美国率先制定了成文宪法，确立共和制，是第一个明确宣称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和“平等”原则基础上的国家。美国也是首个赋予大量成年白人男性投票权的国家。美国的建国者坚信，美国的独立标志着对欧洲旧社会的历史性突破。虽然美国宪法在实践中充斥着种族、性别与财产歧视，将黑人、女性、无产的白人男性排斥在外，印第安人更是长期不被视为美国人，但这一切皆不妨碍美国人将宪法视为美国和美国人“例外”的突出象征。
美国“例外”的观念，在欧洲也不乏拥护者。英属北美殖民地从1607年到1775年的发展，使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移民北美，追寻旧世界难以实现的“自由”和新生活。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日益复杂且独特的殖民地社会体系。早期北美的这些特征，被视为塑造美国的要素。美国独立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评论员在思考美国革命对旧世界和人类未来的广泛影响的同时，也追问了如下问题：为什么英属北美能够成功获得独立？它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究竟有何独特之处？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例外”观念的发展。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观察家看来，美国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其健康、年轻、勤奋的公民赢得了一个“空无一人”的大陆。在这块大陆上，他们可以自由地繁衍生息，并从旧社会的罪恶和暴力中解脱出来。欧洲人的这种观察自然有其依据，但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国的想象。在这些观察家看来，北美社会的流动性较欧洲更强，社会底层可以相对容易地向中上层流动，这种流动的希望是“美国例外”的重要特征。欧洲的评论家不厌其烦地讲述北美移民和年轻人白手起家的经历。法国移民赫克托·德·克雷夫科尔总结道，“闲人有可能会有其用，无用的人可能会变得有用，穷人可能会变得富有”，至少会拥有“空地、牛、好房子、好衣服”。北美殖民地居民建立起的“自由制度”和基于宪法所确立的共和政府，在欧洲人眼里是“全新的事物和新制度”，是欧洲旧世界所无法比拟的。英国作家托马斯·戴写道，美国人在共和制下所享有的“自由”，“是全球范围内所前所未见的”。英国政治家托马斯·波纳尔曾言，美国的“自由”不是来自君王所赐或贵族的宽容，而是扎根于美国的独特环境。欧洲人对美国独立及美国特征的解读，极大地强化和扩展了当时已在美国确立的相关观念。美国革命和欧洲启蒙的结合，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例外论”在美国的世俗化。
直至19世纪，欧洲人对“美国例外”观念的塑造并未中断，甚至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对“美国特性”最具影响的描述，来自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他率先明确使用“例外”一词来描述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指出在殖民地时期，北美社会“既没有大领主，又没有属民”，“既没有穷人，又没有富人”。他强调美国是“例外”的，“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19世纪30年代，当托克维尔在美国观光时，富庶的家庭农场、繁忙的工厂和码头、熙攘的城市和运河，让这位法国贵族惊叹；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更使他惊讶不已。他对美国社会阶层的流动进行了描述：在贵族制国家中，家庭地位常数世不易，而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新兴家庭不断崛起，另一些家庭则相继衰落，所有家庭都处在变动之中。一般认为，美国的“例外”在于它没有封建主义，没有固定的阶级分野，敏锐的观察家都注意到美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托克维尔声称，在美国，成功的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鲜有美国人数代处于社会底层。这些判断，并非对美国的恭维，而是基于对美国的深刻观察以及同欧洲的对比得出的认知。托克维尔关于美国“例外”的观念，经后世美国文人、媒体和政客的渲染而变得内涵丰富，并在19世纪中期形成了“例外论”的概念。
大约30年后，马克思预见到这种快速的社会流动对阶级意识的影响，在一个经历了“雇佣工人继续变为独立的自给的农民”的经济中，对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工资工人”并非长期的职业，而只是经济向上流动的阶梯。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将美国工人的保守主义归因于他们独特的经济和社会流动性。在桑巴特看来，美国的高流动性似乎远超其他国家，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不活跃的根源。概言之，欧洲人对美国“例外”的描述与阐释，对塑造“美国例外”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局外人的身份，使其对“美国例外”的描述更具说服力。
19世纪初，托马斯·杰斐逊曾称美国为“自由帝国”（Empire of Liberty），这一说法得到普通美国人的认可。当亚伯拉罕·林肯说他们的国家是“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时，亦能激发美国人的骄傲与自豪感。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和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等美国历史学家的著述，帮助推广了美国“例外”的神话。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提出的“边疆学说”（frontier thesis），无疑赋予“例外论”新的内涵和证据。“边疆学说”否认了班克罗夫特等人将盎格鲁—撒克逊人与美国公民身份直接挂钩的做法。特纳认为，是美国的西部边疆将欧洲人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得以重塑自我，被赋予神圣的新身份；美国人在西部的政治自由中实现自我。同班克罗夫特一样，特纳把美国原住民置于美国人之外，认为“无关紧要”的印第安人，应被排斥在美国“国族构建”之外。同时，特纳同意班克罗夫特的观点，即由美国国父所创立的贵族式共和国，必须为民主共和国所取代，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于1828年当选总统便是这种转变的象征。如此，才有了一种例外于欧洲人的、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美国成了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优等生”，是欧洲诸国竞相追逐的目标。对于特纳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他不无自豪地声称，“在这片广袤的蛮荒之地，第一次掀起了欧洲人定居的小高潮”。欧洲的人、制度、思想扎根于美国西部的“荒野”中，融构成同欧洲不一样的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特纳强调，“美国的民主不是理论家的梦想”，而是在美国的西部和丛林中被锻造，变得坚韧而生机勃勃。这种对美国历史的解释，将美国与欧洲区别开来，强调了美国的“特性”。
到19世纪末，美国已成为“帝国”，获得了夏威夷群岛、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以及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对“天定命运”的“正当性”的阐释再次延伸了“例外论”的内容。早在1845年，美国人约翰·奥沙利文（John L. O’ Sullivan）便率先阐释了“天定命运”的含义。他在《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中写道：“吞并得克萨斯是我们的天定命运，并为美国每年增加的数百万人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1846年1月3日，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罗伯特·温思罗普（Robert C. Winthrop）在国会就一项与英国共同占领俄勒冈领土的决议进行辩论时，也明确使用了“天定命运”一词，他认为“在整个大陆传播新的权利启示是我们的天定命运”。同特纳的“边疆理论”相似，“天定命运”的观点暗示，美国的扩张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天定使命”。“天定命运”在为美国扩张提供“正当性”辩护的同时，也延展了“例外论”的内涵。
“例外论”还由美国在20世纪所取得的成功所强化，特别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迅速崛起及传统强国的衰落，使美国人相信美国是“自由世界”的希望，避免了欧洲的阶级冲突、革命动乱和专制政府，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应当效仿的“自由典范”。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美国一直存在，即便是在全球化与多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也未消失，反而因美国地位的相对衰落而有再次走向极端化的趋势。
“例外论”的支持者相信，美国的历史发展模式独一无二，美利坚民族是优越的民族。概言之，“例外论”基于两个重要的命题。首先，美国超越了旧世界固有的历史发展模式。用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的话说，美国是一个“被豁免的国家”，已经从“堕落的历史法规”中解放出来。该命题背后的前提假设是，美国是一个没有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传统的现代社会，未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痛苦。其次，美国作为“模范国家”所包含的“民族优越”的假设。“例外论”并不是对美国历史的客观看法，而是美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方面。
“例外论”经常与极端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联系在一起。正因为“例外论”者相信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性，自然设立了成为“美国人”的严格标准。可以说，“例外论”对美国社会的“同质性”有严格要求，它规范了美国人对历史事件的反应和认同。更重要的是，美国作为典型的移民之国，被“例外论”影响到对外来移民的选择和同化政策。美国人相信，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度，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命运承担着特殊责任，负有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这事实上是同美国排斥外来移民的话语相抵牾的。然而，从移民历史的角度看，“例外论”与美国排外主义之间存在天然且紧密的关联，奠定了美国排斥移民话语的根基。排外主义者将特定移民族群贴上“外来者”的标签，然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特定移民群体进行限制和排斥。当然，“美国人”和“外来者”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社会建构中不断被修改。美国排外主义与“例外论”意识形态的挂钩，使排外的话语更具煽动性。
二、“例外论”与19世纪美国排斥移民的话语
美国的排外主义源于外来移民威胁主流美国人的特权及地位的现实和想象，其根源在于外来移民挑战了当地人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当地人”要成功抵御这些威胁，则必须区别谁是“外来者”，进而加以排斥。如果外来移民的“他者”未构成威胁，则往往缺乏排外的动力。若没有压倒性的权力，歧视或排斥“外国人”的企图就难以实现。排外主义的出现，通常需要民族优越主义、竞争和权力分化的结合。而“美利坚民族优越”恰是“例外论”核心内容。“例外论”成为美国19世纪排斥外来移民的有力话语，导致超越阶层和地域的排斥移民运动。
（一）宗教“例外”与排斥异教徒
16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还处于萌芽阶段，但从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廷开始，宗教改革就显示出一种隐约的民族主义色彩。特别是在英国，对天主教的仇恨与新兴的民族意识相互激荡。16、17世纪的英国人一直在与天主教势力或亲天主教君主斗争。在英国人眼中，罗马教皇是强大的外国暴君，其追随者犹如“第五纵队”，威胁着英国的安全。这种反天主教的传统随着殖民者跨越大西洋，是北美殖民地形成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宗教在北美早期排外的历史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其表现就是新教徒对以天主教徒为代表的其他宗教信徒的排斥。反天主教是美国内战前排外主义的核心内容，以至于有历史学家将此时的排外主义与反天主教徒相提并论。美国历史学家雷·比灵顿的《新教十字军东征（1800—1860）》是最早研究排外主义的著作之一。在该著作中，比灵顿几乎没有区分“反罗马教皇偏见”（anti papal prejudice）和排外主义，而是将二者相提并论，不分轩轾，足见美国早期排外主义鲜明的反天主教特征。事实上，尽管北美殖民者对人口有着强烈需求，但对异教徒保持敏感与排斥，视天主教徒为“外来者”、“异族”（aliens）。
从17世纪开始，以温思罗普为代表的早期北美定居者，开启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持续移民北美的进程，他们多是在欧洲不堪宗教压迫的虔诚清教徒。在殖民地时期，北美教派的多样性就已非常明显。虽然这些群体都有独特的文化，但他们总体上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以英语为通用语言。殖民者历尽艰辛移民北美，所追寻的便是一片宗教宽容的土地。吊诡的是，当他们在北美站稳脚跟，取得支配地位后，宗教宽容的理想亦被他们抛弃。排斥异教徒反而成为北美早期的普遍现象，非新教徒被描述成“外来者”、海外势力干扰和颠覆北美社会秩序的“先遣队”。这种宗教上的不宽容，奠定了美国历史上排斥特定外来移民行为的一大基础。
美国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反爱尔兰移民运动，是早期北美反天主教传统和排外主义的延续，反天主教长期是英属北美殖民地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宗教不宽容在不同的殖民地存在差异，但天主教徒通常被禁止进入某些殖民地、担任公职和投票。虽然天主教徒在殖民地人口中占比很小，但从17世纪开始，殖民者仍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以限制他们的权利。在马萨诸塞殖民地，清教徒试图排斥所有天主教徒。1647年，马萨诸塞的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来到殖民地的天主教徒都将被驱逐，如果再返回，则将被处决。康涅狄格地区也有类似法律。英国的光荣革命加剧了殖民地反天主教的排外情绪，“每一个天主教徒在殖民地皆被看作一个潜在的敌人”，此外，天主教徒在一些殖民地需缴付额外赋税，禁止大规模聚居，且不得拥有武器。直到18世纪，只有罗得岛给予天主教徒充分的权利。尽管在19世纪早期反天主教的法律被改变或废除，但对天主教的偏见持续存在。
北美独立战争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美利坚人”的重塑，对新政府的支持取代了宗教信仰，成为检验美国人忠诚的试金石。天主教徒加入大陆军，天主教法国也成为殖民地对抗英国的盟友，北美的反天主教情绪一度沉寂。然而，美国独立后不久，仍有数州在他们的法律中加入反天主教的条款，排外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意识逐渐泛起。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常自视为热爱自由的“共和党人”，保护新生的共和国是他们的核心关切。因此，1798年颁布的《客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授权美国总统驱逐被视为威胁的移民，并大幅增加移民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所需的居留年限。天主教徒在美国立国之初被禁止归化入籍，直到1806年，在大多数州仍没有资格担任公职。排外主义者普遍认为，罗马天主教会危及美国的政治稳定。为了避免这种危险，需努力减少天主教移民的数量及其参与公民事务的机会。
“例外论”包含“共和主义”和“自由”的因素。在排外主义者看来，美国“自由”与基督新教是不可分割的，自由与共和的“神圣”美德是与新教联系在一起的。天主教传统继续被视为危险的、非美国的，部分原因是它们不容易与根植于美国民族文化中的个人自由相协调。美国人把“自由”视为他们首要国家属性和“例外论”的核心。他们注意到天主教会与封建或君主政体的传统联系，指控天主教移民是对上帝赋予他们的自由的威胁，是他们平等参与公民文化的障碍，是罗马暴君的走卒，其目的是颠覆独一无二的美国制度，这些人自然不适合成为美国公民。反天主教的排外主义，旨在制定严格的归化法律，将天主教徒和其他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排除在公职之外。当天主教徒被视为危险的外国代理人时，天主教徒也真正成为排斥目标。
1815—1860年，美国经历了一次移民潮，同时出现了排外主义的高潮。这期间进入美国的移民超过500万。其中，爱尔兰天主教徒占据很大比例。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人由于饥荒移民海外，仅抵达美国者就有150万，是同期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占移民总数的45%。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移民在美国总移民中占比达35%。从1841年到1850年，美国天主教徒的数量从66.3万人剧增到160.6万人。美国的排外情绪随着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的波动而起伏，并在19世纪50年代达到高峰。
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教科书中，仍有“真正的宗教显然仅限于新教”的论述，天主教不仅被描绘成虚假的宗教，而且被认为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独特的“良好政府”。反天主教情绪普遍在美国的下一代中埋下了种子。排外主义者借机进一步强化了新一代的反天主教移民的观念，其目标更多地指向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及其子女。19世纪20年代新建立的反天主教协会，为后来的排外主义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到30年代中期，随着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美国活动达到高潮，尖锐的反天主教之声重现。美国的反天主教运动将谴责的矛头指向天主教以及整个天主教会。排外者认为天主教徒与国外反对势力勾结，严重威胁美国的未来，担心日益增多的天主教移民会发动叛乱，在美国建立天主教统治。
公众人物的反天主教言论，是助长美国反天主教情绪的重要因素。新教牧师莱曼·比彻的著作《为西方呼吁》，将美国反天主教传统与“美国例外”紧密结合。比彻警告说，“一股巨大的欧洲移民潮”正像洪水一样涌向美国，并认为这些移民是在欧洲列强的控制下：“欧洲的当权者”组织和资助天主教徒大规模移民到美国；这些移民会“决定我们的选举，扰乱我们的政策，煽动和分裂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联邦，攻击我们的自由制度”。他发誓要继续努力反对欧洲天主教移民，正如他在1842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战斗已经打响，我在战场上。”电报发明者塞缪尔·莫尔斯将天主教移民视为“美国特性”的严重威胁，并在其《反美国自由的外国阴谋》一书中指出，罗马教会与美国的“神圣政体”完全对立，它不能容忍“任何美国人所引以为傲的公民权利”和“政府形式的基本准则”；“破坏美国民主”，向美国西部大量输送天主教移民，是天主教会的明确目的。同比彻一样，莫尔斯认为天主教会与欧洲君主结盟，企图在政治和宗教上统治美国，扼杀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体制。天主教移民的入侵是这种统治战略的关键因素。一旦他们加入美国国籍，其选票就很容易被煽动者和无原则的政客“收买”；罗马天主教皇“不承认人民的权利，而宣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神权来统驭万民”；天主教徒已经在干预密歇根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纽约州的选举，并“利用美国的新闻自由来宣传其主张”；他呼吁所有美国人做好立即采取行动应对天主教徒“敌意攻击”的准备。这些带有煽动性的排外言论，无疑助长了美国社会排斥天主教徒的情绪。
当比彻攻击天主教时，一些组织创办报刊和组建政党，以对抗天主教移民所构成的威胁。1830年，第一份公开反对天主教的周报《新教徒》（The Protestant ）在纽约创刊，成为反天主教的重要阵地。该刊只是当时出版的众多反天主教报刊之一。1835年，“本土美国人民主协会”（Native American Democratic Association）在纽约市成立，其宗旨是将“在美国出生的公民”团结起来，以抗击“外来者”日益增长的势力。该组织警告说，“低劣的爱尔兰人”（low Irish）正在席卷美国，移民的政治权力也在前所未有地增长，这是非常危险的。同年11月，该组织以保持“美国在美国人手中”（America in American hands）为竞选纲领，在该市赢得39%的选票，足见其发展之迅速。19世纪40年代，随着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大规模进入美国，其他一些排外主义组织也相继成立，如“美国人联合会”（Order of United Americans）和“美国机械师联合会”（Order of United American Mechanics）。
19世纪30年代，一些排外主义者诉诸暴力，针对爱尔兰移民的骚乱和冲突时有发生，在东北部地区，一些天主教建筑甚至成为袭击目标。在纽约，圣玛丽教堂于1831年被焚烧。1834年8月10日，马萨诸塞州查尔斯顿的乌尔苏林修道院学校被四五十名新教徒纵火。各种反天主教的出版物紧随其后，为这些暴力行为开脱，将天主教修道院描绘成各色罪恶的巢穴，并鼓励采取进一步的暴力行动。总体而言，排外者对天主教移民的暴力排斥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未间断。
将爱尔兰移民“污名化”的排外报刊与书籍，往往获得巨大销量，耸人听闻的反天主教故事书通常销量不俗。加拿大人玛丽亚·蒙克（Maria Monk）1836年出版的著作“披露了”一条可怖的“信息”：天主教牧师在给年轻女性洗礼后强奸她们。这本书在南北战争前售出30万册，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之前美国最为畅销的书。
19世纪50年代，随着“星条旗之友”（Order of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的成立，排外主义达到内战前顶峰。到1853年底，美国新泽西州、马里兰州、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俄亥俄州都成立了“星条旗之友”分会。该组织对其成员有严格要求，必须是土生美国白人公民、新教徒，未与天主教徒结婚，承诺保护美国及其体制，清除天主教会和其他“外来”影响。他们必须遵守该组织的规则，保守该组织的秘密。当被问及该组织时，其成员通常回答“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也被称为“一无所知党人”。他们以“美国应由美国人统治”（Americans Should Rule America）为口号，声称移民投票是“非法的”，还将美国城市不断增加的犯罪和混乱归咎于移民，这事实上将以爱尔兰人为代表的天主教移民排除在“美国人”的范围之外。
总体而言，“一无所知党”的意识形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认为，一切令美国伟大的要素，如自由、平等、个人权利、进步、共和，都可以追溯到新教。“一无所知党”呼应了莱曼·比彻等人的观点，并坚称新教定义了美国社会。另一方面，该党领导人认为，天主教既危险又不符合美国精神。天主教会主张的君主制、贵族统治等与美国价值观直接冲突。“一无所知党人”推崇“美国主义”（Americanism），他们主要担忧的是，天主教移民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并取得了巨大政治权力。1855年，“一无所知党”的杂志呼吁，必须采取措施维护白人的“美国主义”，“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它就会被摧毁”。然而，“一无所知党人”所说的“白人”，仅指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以及那些能彻底同化的西欧和北欧移民。正如林肯所指出的，“一无所知党人”所强调的“一切人生而平等”并不包括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
19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派系斗争引发了旧政党的解体，美国也走向分裂的边缘。“一无所知党”于1855年改名为“美国党”（American Party）后发展到顶峰，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并支持美国党。该党在1856年之前共有7名州长、8名参议员和104名众议员当选，其政纲充满了激进的反移民和反天主教言论，要求将移民归化期从5年延长到21年。该党呼吁通过发展“一种强烈的美国情感”维持联邦。到1856年，美国党很快就因派系关系紧张而衰落。衰落的导火索是南北问题，美国党被迫在排外和废奴之间做出选择，其领导选择了排外主义。结果，大多数北方代表选择退出，转而支持新成立的共和党。
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暂时遏制了移民进程，几乎中止了欧洲人移民美国的脚步。但随着内战的结束，美国经济很快得以恢复并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工业化与城市化并驾推进。美国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种族的移民。美国排外的核心话语也由宗教转向种族。
不过，反天主教的排外惯性，仍影响着美国的排外主义，到19世纪末依旧是美国排外主义的重要内容。天主教势力在美国举足轻重，其在美国北部和西部成倍增加的教会，使他们对当地政治的影响日益加深。民主党在1890年和1892年的选举中获胜，于爱尔兰人有利，故加剧了美国的反天主教情绪；排外主义者将此选举结果解读为罗马天主教廷的渗透，试图消解天主教移民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据美国移民史家约翰·海厄姆的研究，美国艾奥瓦克林市长阿诺德·沃利克（Arnold Walliker）1887年连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工会组织中颇具影响的爱尔兰工人对当地政治的积极介入。沃利克同其助手鲍尔斯确信，天主教的影响左右了这次选举，于是在大选后迅即组建“保护美国协会”（American Protective Association）。该协会吸纳了众多在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排外主义社团的成员，同时利用波及全美的反天主教焦虑情绪，试图消除罗马教廷在当地政治和劳工组织等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鲍尔斯走遍了艾奥瓦和邻近各州，就天主教的危险发表公开演讲，同时发展保护美国协会的成员。新成员须宣誓，不给天主教徒投票，不雇用天主教徒，抵制与天主教徒一起参与罢工。可见，至19世纪末，美国的反天主教情绪仍未完全消退，反而随着新一波移民潮的到来，以及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而有加剧之势。
（二）种族“例外”与排斥“异族”移民
“例外论”的另一核心内容是关于“美利坚民族优越”的想象。将国家的“独特性”归功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观点并非美国特有。在17、18世纪的英国议会中，这种观念即已开始流行。为反对君主专制，英国议员在诺曼征服前的古老制度和气质中，寻找英国自由和特殊的根源。1837年，英国思想家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告诫美国人，要保护他们高贵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勿受外来移民浪潮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者宣称对美国的命运以及对移民的控制有绝对的信心。这种种族主义是英国历史学家沙伦·特纳流行一时的著作《盎格鲁—撒克逊人史（1799—1805）》所阐述的核心思想。该著于1841年在美国费城出版，推动了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使盎格鲁—撒克逊人“至高无上”的观念越发深入人心，将美国自治能力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密切挂钩。“种族优越论”源于社会和政治的想象与建构，而非科学，因而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含糊不清。
种族偏见和种族主义是推动排外主义的重要话语。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这一“例外论”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在黑人和印第安人生理上比欧洲白人“低等”的认知基础上的。英国殖民者及其后裔，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是“上帝选民”，在文化和生理层面不同于“未开化”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因而表现出对印第安人与黑人的傲慢与歧视，无视印第安人的利益，视北美为无主的“荒野”，发起对印第安人的血腥屠杀，并逐渐确立黑人奴隶制。早在奴隶制尚未确立之时，北美殖民地的多数黑人已是实际上的奴隶。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曾言，黑人“不同于白人仆人，被区别对待，成为事实上的奴隶”。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推崇，开启了通往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进程。正如美国学者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所指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形成了“憎恨陌生人、外国人和颠覆分子的强大传统”。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的观念，渗透到美国政治文化中。1790年的《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规定，只有“自由白人”才可成为归化公民，印第安人、非洲裔则不被包括在内。因此，美国公民身份及相关权利便与白人种族联系在一起。
“种族例外”的观念在19世纪初开始具体化，最初是在积极意义上定义“美国人”身份和文化，而非排外的工具。到19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与反天主教情绪一起，成为美国排斥移民的核心导因。
19世纪中期，为了使排斥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的话语覆盖更广、更有力度，除“宗教”因素外，“种族”因素是排外主义者惯常使用的话语，他们将爱尔兰人列为明显劣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种族。“一无所知党”依据根深蒂固的偏见，将爱尔兰人、印第安人、非裔美国人视为劣等种族，剥夺其权利，并宣扬一种对“帕迪”（Paddy，爱尔兰男性天主教徒）的种族成见，认为他们说话带着爱尔兰土音，爱乱叫，头发火红，喜怒无常，充满暴力。相关漫画将爱尔兰人塑造成肮脏、衣衫褴褛、皮肤黝黑，低眉毛、下巴又厚又方，面部特征类似猿的种族形象。排外主义者甚至将爱尔兰移民称为“由内而外的黑鬼”（niggers turned inside out），而黑人被视为“被烟熏黑的爱尔兰人”（smoked Irish），以此来宣传爱尔兰人的“低劣”属性。
爱尔兰人是“劣等种族”的观念，不仅通过报刊等各种媒体得到传播，而且通过头颅学（phrenology）和面相学（physiognomy）等所谓的种族“科学”得到“证实”。“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者将种族置于严格的等级体系中，声称人类被分成若干不同种族，每个种族都有不同的身体特征、智力、道德价值观、行为特征等，处于顶端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黑人则位于最底端。尽管爱尔兰人不处于种族等级的底层，但仍被认为远不如理想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1862年，美国国会在关于内战的讨论中，悄然将爱尔兰人划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的“白人”。这是联邦政府对爱尔兰人在内战中支持北方的肯定。然而，关于爱尔兰人是“低劣种族”的排外话语，使美国建立了一种种族主义排外模式。这种模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美国排斥外来移民的主流，并在排斥以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代表的亚洲移民、以意大利人为代表的东南欧移民的进程中得到充分展现。19世纪50年代，在排斥爱尔兰人的运动中兴起的种族排外话语，在随后几十年里不断被引用，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排斥外来移民最为有力的话语工具。
在美国的历史书写中，亚洲人因其非同寻常的被排斥经历而受到关注。长期以来，亚洲人及其后裔一直处于美国社会种族阶梯的底层，他们的法律和社会地位甚至低于受压迫至深的非裔。大多数亚洲人与欧洲人一样，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而移民美国。1848年加利福尼亚地区发现黄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蜂拥而至。从1851年到1860年，有4.1万余名华人移民美国，而从1861年到1870年，这一数字超过6.4万。到1880年，美国大约有10.5万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来自珠三角地区，70%定居在加州，仅有3%居住在丹佛以东地区，男女性别比超过20∶1。19世纪50年代末，随着矿区资源的枯竭、华人的增加和就业竞争的加剧，反华情绪日渐高涨。华人移民以仅占同期美国总移民人数不到1%的比重，引发了美国历史上针对外来移民最暴力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运动。
移民史家将中国移民描述为“旅居者”（sojourners），其最初移民的目的不是永久定居异域，而是最终返回故土。美国历史学家罗杰·丹尼尔斯提到，中国移民自认是“旅居者”。随着中国移民增加，排外主义者将攻击对象从爱尔兰天主教徒转向中国人。华人受到歧视、隔离、人身攻击、私刑，是“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的受害者。美国学者爱德华·珀塞尔甚至认为，排华历史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加州最高法院1854年对一项禁止华人在牵涉白人的案件中作证的法律进行了宽泛的解释，认定华人移民是：
生活在我们社会的一个奇特的民族，一般不承认这个国家的任何法律，并带来他们的偏见和民族仇恨，他们公然违反法律；他们是众所周知的撒谎者；他们是天生的劣等种族；正如历史所展现的，他们的进步或智力发展很难超过一定程度。
这种解释无疑强调，中国移民在种族上是“非美国”的。种族差异加剧了中国人的负面形象，助长了美国排华情绪，推动了排华法案的出台。作为非公民的局外人，中国人几乎没有机会影响政治进程。尽管在1869年他们完成了横贯美国大陆铁路的修筑，但从未被当地白人和外来白人接受。相反，他们遭受的是日趋激烈的排斥。旧金山反华联盟名誉副主席阿隆·萨金特（Aaron Sargent）在任美国国会议员期间，将排华视为头等大事。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分析的，萨金特对待美国华人的态度简单明确：“让华人离开加州，离开美国。”萨金特在他漫长的任职期间，一直企图实现排斥和驱逐华人的目标。
联邦政府限制华人进入美国的活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1862年，国会通过立法禁止美国船只运送华人“苦力劳工”（coolies）。这是美国限制中国移民的第一项法律。19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人的排斥加剧。排华者认为作为非白人的华人，与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格格不入。国会在控制华人移民方面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并在1870年通过《联邦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 of 1870），该法规定只有白人和自由黑人才能加入美国国籍。这意味着中国移民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随着法案的通过，国会开始监管那些“不受欢迎”的移民。对任何帮助中国、日本或其他东方国家的人移民美国的代理人，都予以严惩。187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管理移民是联邦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州或地方政府的职责。同年颁布的《佩奇法》（Page Act）禁止涉嫌卖淫的亚洲女性及契约工进入美国。这项法律被广泛用于禁止中国移民入境，尤其是女性。
1876年，旧金山律师克莱门特（H. N. Clement）向加州参议院中国移民调查委员会发出警告：“中国人来了。我们怎么才能阻止他们呢？”该委员会旨在调查中国移民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影响”。一些排华的美国人向委员会表达了他们的恐慌，将中国移民描述为邪恶的“非武装入侵者”。随着美国排华情绪的加剧，国会于1876年授权一个由民主党和共和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调查中国移民问题。同年，国会联合委员会在发布的报告中“污名化”中国移民。报告警告说，美国的太平洋海岸正被“蒙古利亚人”占据，作为一个种族的中国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此外，该委员会还敦促总统拉瑟福德·海耶斯修改《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以全面禁止中国移民。海耶斯虽不赞成修改《蒲安臣条约》，但赞同阻止中国人移民。《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杂志因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报道而获利丰厚。当诸多竞争对手在几年内相继破产时，该杂志的发行量则在短短几个月增长至5000份，到1879年更是达到7000份，很快成为美国西海岸读者最多的杂志。可见，排华在当时颇为有利可图；也表明排斥华人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美国西部尤其如此。在1879年一份自称是“基于可靠官方资料”的关于华人移民调查的小册子中，154638人希望能够禁绝华人移民，只有883人赞成华人移民。该小册子指出，早期西部开发及工业与农业的发展，确有中国移民的参与，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国劳工，太平洋诸州就不会迅速崛起”。这份小册子事实上否定中国移民对开发美国西部所作的贡献，更不认为华工在西部诸州的发展中不可或缺。这从根本上否认了华人对美国的贡献，为排斥华人移民扫除了道德障碍。
1862年和1875年限制华人移民的法律，成为通向1882年最终排斥所有华工移民立法的重要步骤。随着《蒲安臣条约》在1881年被修订，美国排华的束缚被彻底解除。该条约规定，美国有权单方面“管制、限制或暂停”中国劳工“入境或居留”。1882年2月28日，狂热的排华者，加州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国劳工移民排除在美国国门之外。他认为，中国移民带来的危险迫在眉睫，有太多“退化和劣等的种族”蜂拥而至，对美利坚民族构成了严重威胁。
美国国会响应排外者的呼吁，于1882年通过恶名昭著的“排华法案”，保护美国免受所谓的“华人入侵”。《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Act）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通过的最具种族歧视色彩的移民排斥法，也是美国政府第一次通过种族和国籍限制特定移民群体，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排华合法化，催生和激化了一系列排华暴力行为。《排华法》大大增加了华人入境美国的难度，华人移民美国的人数呈断崖式下降。1881年和1882年分别约有1.2万和4万中国移民进入美国。《排华法》颁布后，1883年移民美国的华人减少为8031人，到1885年仅有22人。由于美国排斥华人移民的持续压力，该法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
《排华法》是美国长期排外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首先，它使美国对特定移民的限制、排斥和驱逐合法化。1889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排华法》，从而确立了《排华法》的合宪性。其次，在此过程中，排华运动推动了美国向“看门人国家”（gate-keeping nation）的转变，开始利用联邦移民法来排斥、限制和控制所谓的危险外国人，并基于种族、国籍、族裔、阶级、性别等因素对移民加以排斥。再次，《排华法》所确立的排斥外来移民的范式，在此后40余年里影响了美国排斥移民的话语和移民政策。最后，《排华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边界意识，使美国对边境控制大为加强，也奠定了美国限制移民的基础。
在劳工的支持下，美国国会1892年颁布的《吉尔里法》（Geary Act）将《排华法》有效期延长10年。同年，纽约港的埃利斯岛成为处理欧洲移民的中心，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南欧和东欧移民。美国在内战重建后的50年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其规模远超内战前的移民潮。1870—1920年，大约有2600万人移民至美国，超过了1850年美国的全国人口。在第二次移民潮的最初20年（1870—1890），大部分移民仍来自德国、英国和爱尔兰等地。1890—1920年，移民的主要来源地转向了南欧和东欧。这些“新移民”大多集中在新兴城市，是美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力。其间，大约有1821.8761万名移民进入美国。20世纪的最初十年，第二次移民潮达到顶峰，总共有876.5386万名移民抵达美国。其中，来自奥匈帝国的移民为214.5266万人，占同期移民总数的24.5%，意大利移民为204.5877万人，占比23.3%，俄国移民159.7306万人，占18.2%。不难看出，仅来自东欧和南欧的奥、意、俄三国的移民，就占据同期美国移民的66%。可见，这一时期的东南欧移民，在美国外来移民中居于主导地位。
与影响美国多年的天主教徒移民不同，19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涌入美国的南欧和东欧人，最初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并不清晰，在美国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传统中的位置亦不突出。19世纪90年代，他们首次成为被排斥的主要对象。美国社会对东南欧移民的排斥缘于其异质的种族与文化，它们对例外的“美国特性”形成紧迫威胁。在美国人看来，南欧和东欧移民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平的搅局者，不再认为东南欧移民只是昙花一现，而是足可改变美国社会结构的威胁。1890年，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洛奇注意到日渐增加的东南欧移民，对其可能导致的“恶果”感到担忧。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直截了当地指出，洛奇的思想完全是英国的，他为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感到骄傲，也对新英格兰的过去充满怀念。洛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与欧洲思想界的直接接触以及他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纯洁性理想的极力维护。洛奇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于1901年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阐释了亚洲移民泛滥有导致美国人灭绝的可能。罗斯指出，当“高等”种族与较“低劣”的种族展开竞争时，便走上了自我淘汰之路，这就是“种族自杀”（racial suicide）。当时，罗斯对美国同化欧洲移民尚怀有自信，并未以同样的话语来描述欧洲移民。
随着南欧和东欧移民的涌入，美国社会尝试采取限制措施，美国精英成为美国内战后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主要推手，受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鼓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性及其在美国“伟大历史”中的作用。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深信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承载的特殊制度是最文明的，并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强调世界舞台上“适者生存”的国家种族主义观念。像乔赛亚·斯特朗这样读者甚众的美国作家，在攻击非英国移民时，亦强调盎格鲁—撒克逊人优越的种族神话。斯特朗所著的《我们的国度》在19世纪最后几年销售数千册。他在此书中断言，美国注定要被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所占据；种族“适者生存”原则决定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在全世界的最终优势。斯特朗还认为，南欧和东欧移民不仅在文化上离经叛道，且在种族上也处于劣势，他们的到来加剧了美国社会在宗教、政治、阶级等层面的分裂。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弗朗西斯·沃克也宣称，新移民“是失败的种族，代表着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他们毫无思想和能力，属于……落后部落的后裔”。北欧裔美国人认为，南欧和东欧人是同他们完全不同的“劣等”种族。在美国人中，存在一种巨大的恐惧想象，那就是北欧人种与劣等白人种族的混合将导致“杂交”，最终将摧毁真正的白人种族。
意大利移民成为排外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排外主义者认为“意大利血统”是“低劣和堕落的”，意大利移民对美国例外的种族与特性将是有害的，奴性、肮脏、堕落、贫困等特征在意大利人中根深蒂固。新闻媒体、作家和学者广泛宣扬对意大利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一些全国性杂志刊登了对意大利移民的种族指控。1888年，劳工领袖特伦斯·鲍德利（Terence V. Powderly）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刊文称，意大利人为代表的南欧人是劣等种族，过着以酒为中心的不道德生活。
排斥意大利移民的组织相继成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限制移民联盟”（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1894年5月，一小群波士顿政治和文化精英聚集在州街（State Street）的一间律师事务所，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律师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普雷斯科特·霍尔（Prescott Hall）等人发起成立“限制移民联盟”。三人都是哈佛大学1889届学生，都是排斥南欧和东欧移民主张的坚定支持者，确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和文化正淹没在来自南欧和东欧的劣等移民的洪流中。“限制移民联盟”的排外情绪与“一无所知党”不同。尽管宗教因素继续影响着其排外思想和行为，但种族在塑造对移民的恐惧与排斥话语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
为了证明排外主义话语的正当性，使排外情感的基调合理化，排外主义者所维护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新兴“科学”的支撑。在20世纪初的优生学运动中，南欧和东欧的移民遭遇了华人所经历的种族排外主义。意大利人被冠以“欧洲的中国人”称号，是廉价劳动力、“欧洲苦力”和“老板苦力”（padrone coolies）。“限制移民联盟”有效地将新的“意大利人问题”（The Italian Question）和以往的“华人问题”（The Chinese Question）联系起来，扩大了组织的影响力，并获得了白人工人的支持。“限制移民联盟”在1908年写给工会的信中警告，不断增长的意大利移民同中国移民一样是“苦力劳工”，最终会压垮美国工人。1911年，美国移民委员会（U.S. Immigration Commission）向政府提交了移民调查报告，称意大利人存在“某些犯罪行为”。罗斯同样认为，意大利人的“暴力倾向”超过其他任何群体，这是他们的固有性格，他们经常犯下包括谋杀、强奸、勒索和绑架在内的各种十恶不赦的罪行。
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例外”的滤镜对特定的欧洲群体进行筛选过滤。种族优生学的思想从欧洲传到美国。1907年，美国人繁育者协会（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将优生学纳入考量。1910年，优生学开创者之一的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英国发起的致力于通过选择性育种来改善种族的优生学运动，很快在美国产生反响。排外者转向“优生学”和“基因科学”，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种族，并“证明”北欧和西欧白人固有的优越性。“科学种族主义”的发展，扩大了种族分类的数量和类型，强化了美国社会的排外心理。“科学家们”根据头颅的大小和形状、相貌、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以及体格，将人类分为不同“种族”，并认为每个种族都被赋予了某些不可改变的特征、优势和劣势。他们还对不同种族进行分层，强调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其他北欧人处于种族分类的最顶端，将“阿尔卑斯人、地中海人和闪米特人”视为相对低劣的人种。高尔顿是英国著名的达尔文主义科学家，长期致力于人类各种能力和缺陷的遗传统计研究。20世纪初，他开始积极宣传通过鼓励优等种族和限制劣等种族来优化美利坚人种。对高尔顿来说，优生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世俗宗教；它“证明了”社会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优质人类血统”的“天生品质”。
从优生学家的观点看，移民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物学问题，允许“劣等种族”进入美国，是一种邪恶的犯罪；环境无法改变移民的种族特性，只有严格选择最好的移民种群，才不至于污染美国人的后裔。排外主义者附和了优生学家的观念，要求采取“理性”政策净化美利坚民族。美国流行作家、学者和国会议员，利用优生学为基于种族的移民限制进行游说，警告允许欧洲的“劣等种族”进入美国将带来灾难。著名记者肯尼思·罗伯茨在谈到移民的危险时指出，美国由西北欧移民及其后裔创建，但如果更多的阿尔卑斯和地中海种族进入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杂交，产生的“杂种”将直接威胁美利坚民族的生存。优生学运动超越了达尔文主义对美国种族思想的影响，旨在证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优越性及维护其纯洁性的必要性。同高尔顿一样，后来的优生学家将个体的差异概括为种族的高下之别，事实上背离了科学。
美国优生学家麦迪逊·格兰特是优生学集大成者，也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堪称美国近代知识史上最重要的排外主义者，他反对大批“毫无价值的”南欧和东欧移民进入美国。1909年，格兰特加入“限制移民联盟”，并担任副主席。格兰特出身名门，挺拔英俊，着装考究，谈吐优雅，思想活跃，既是充满活力的运动健将，也是激情四射的环保主义者，在曼哈顿上层社会颇有名气。他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许多其他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视为密友和同事。他最为人熟知的是1916年出版了《一个伟大种族的消逝》一书，该书中提出的“种族类型学”（racial typology），是优生学家和其他种族主义思想家排斥和限制移民不可或缺的工具。他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首次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进一步“证明”限制移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所有移民到美国的所谓“劣等种族”中，格兰特尤其敌视犹太人。1920年，他向律师普雷斯科特·霍尔透露，“犹太人大量移民美国”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移民问题”。犹太人不仅是非基督徒，而且是贪婪和不诚实的人，试图接管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机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同意这一观点，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威廉·里普利（William Ripley）也提出了类似理论，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有特殊缺陷”的种族，是“欧洲最低劣的民族”之一。霍尔也认为犹太人和亚洲人一样不可同化，属低劣种族。罗斯同样指责东欧犹太人是灵魂扭曲、“道德残废之人”（moral cripples），并声称犯罪是犹太人的固有特征。约翰·柯立芝总统是这些人的支持者。长期以来，他一直支持基于种族的移民限制，并于1923年在国会首次发表年度演讲时，援引格兰特的观点：“美国必须保持美国人的身份。”1924年5月26日，他签署了新的旨在严格限制南欧和东欧移民的移民法。该法标志着种族排外主义在美国达到了顶峰，并在保留以前所有移民限制的同时，确立了移民配额制度，尽可能减少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同时将亚洲移民彻底拒斥在国门之外。
日本人几乎与南欧和东欧移民同时开启了移民美国的进程。在19世纪80年代前，很少有日本人走出家乡，移民美国的人更是寥寥。据美国历史学家希拉里·康罗伊（Hilary Conroy）考证，在1869年，日本141名男性、6名女性和1名儿童被带到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工作。这些日本人被称为“领路人”（Gannen Mono），此后15年鲜有后继者。从1884年开始，日本人开始作为契约移民大规模前往夏威夷，此后10年间，大约有3万人移民夏威夷。到1910年，美国的日本移民人数增加到7.2万人，并在1920年达到11.1万人的高峰。
19世纪90年代之前“恐日症”尚未在美国流行，日本移民较少是主要原因。18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整个加州只有1147名日本人，而美国本土其他地区更是不到1000人。当时，日本还没有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随着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日本移民转移到美国本土西海岸，特别是加州，一场席卷全美的大规模排日运动，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排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华煽动者丹尼斯·卡尼（Dennis Kearney）将他的反华口号“中国佬必须滚”（The Chinese Must Go）改为“日本佬必须滚”（The Japs Must Go）。日本人几乎没有资格加入任何美国社团。到20世纪初，日本人在加州农业方面的影响已不容忽视，给白人农场主和农业工人造成了冲击。1913年，加州针对日本移民颁布了《外来人土地法》（Alien Land Act）。该法旨在进一步限制日本移民，阻止他们获得土地，削弱他们在农业上的竞争力。
种族主义加剧了排外主义者的反应。日本人同华人一样被剥夺了公民权，受到极度丑化，并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缺乏自卫能力。美国人对日本人可能同白人通婚的情况十分担忧。《共和党人》（Republican）杂志编辑切斯特·罗威尔（Chester Rowell）明确提出：
（日本人和白人通婚）是一种国际通奸。……我们种族自我保护的本能，要求其未来的成员应是我们种族的成员。……我认为这种本能是明智和有益的。……如果我们现在解决这一种族问题，我们的后代就可免于种族问题。
罗威尔还指出，如果加州人将日本人问题留给后人，那么日后这个问题将变得极度棘手而导致美国束手无策，“解决种族问题的唯一时机是在它成为问题之前就予以化解”。美国理论家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希望限制“所有落后种族”的移民。他的同事维克托·伯杰（Victor Berger）则担心，美国可能会在“几代人之内”变成一个“黑黄两色的国家”。美国社会对日本移民的反对总体上借用了排华话语，并与排斥南欧和东欧移民的话语桴鼓相应。
1905年5月，随着“排亚联盟”（Asiatic Exclusion League）的成立，反日运动有了组织中心。加州议会通过了排日决议，同时旧金山也发生了激烈的反日本移民骚乱。反日排外主义者的攻击愈演愈烈，敦促国会通过类似《排华法》的排日法律。与19世纪80年代羸弱的中国不同，日本于1905年战胜俄国，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担心，颁布排日法律会激怒日本，恶化与日本的关系，因而反对这一计划，采取了一些缓和同日本关系的措施，转而诉诸外交谈判。1905年夏，他通过美国驻东京公使告知日本：“在我担任总统期间，日本人将得到同其他文明的人……完全一样的待遇。”他还明确提出：
偏离美国的古老传统，歧视或反对任何希望来这里并成为公民的人是不明智的……我们不能考虑他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犹太教徒还是异教徒；也无论他是英国人、爱尔兰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拉夫人还是匈牙利人。
罗斯福谴责美国社会对日本人的敌意，称这是“可耻的”，“可能会给国家带来最严重的后果”。但他认为这种敌意“仅限于极少数地方”，并向日本驻美大使明确表示，阻止“所有日本劳工移民”是“防止两国之间持续摩擦的唯一途径”。日本政府没有反对这一解释，只是反对类似《排华法》的排日移民立法，其结果便是1907年美日达成的《君子协定》（Gentlemen’s Agreement）。该协定规定，美国不会通过针对日本移民的歧视性立法，并采取措施制止州政府歧视行为；同时，日本政府拒绝发放签证给日本劳工，从而达到限制日本移民入美的目的；但是，护照可以发放给日本“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劳工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君子协定》既顾及日本的颜面，又没有完全阻止日本移民进入美国。在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美国日本移民的总数量增加一倍以上，这是美日双方始料未及的。根据协议条款，成千上万居住在美国的日本男人将妻子带到美国。其中，许多婚姻通过代理人促成，“照片新娘”（Picture Bride）因而风靡一时。《君子协定》达成后，日本女性移民开始占据美国日本移民的多数，日本移民失衡的性别比逐渐发生改变。1924年的移民法代表了美国排外主义势力的普遍胜利，该法彻底切断了日本人移民美国的路径。不过，此时在美国已经形成了性别相对平衡、经济基本自助的相对稳定的日本移民社会。
并不是所有限制或规范移民的行为都来自排外或种族主义，但民众的排外动机主要源自种族主义和对外国人的非理性恐惧和仇恨，而政治、经济或外交因素往往居于次要地位。“种族”因素在美国移民和归化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影响着“美国人是谁”或者“美国人应该是谁”的观念。“种族”和“美国例外”的概念交织在一起，将排外与种族主义区分开来几乎不可能。种族和种族主义促成了诸多排外话语的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排外主义的运动。据海厄姆的观察，民族中心主义提供了排外主义成长的“文化底色”。民族中心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关系是直接的，它可以通过煽动排外情绪或为排外行为辩护来诱导排外主义运动。
美国的“种族”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构，种族偏见由“科学”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支撑。种族政治塑造了并继续塑造着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独特而例外的地位，坚信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达到了人类发展的顶峰，将其他种族贬斥为污染纯洁美国人的低劣“他者”。在“科学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思想影响下，排外主义者将各种社会问题视为移民种族遗传的产物。掌握权力的排外主义者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将想象的“外国人”排除在“美国人”之外。在许多方面，白人身份和国家身份成为同义词，种族因素经常决定谁是“外国人”或“美国人”。
（三）“例外”的美国文化与文化“他者”
同种族主义排斥话语并行的，是对特定移民群体文化的攻击，并将其塑造成文化上同美利坚文明不相容的“他者”。文化“他者”与种族“他者”的建构并行不悖。
同其他因素一样，将移民的文化视为同例外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格格不入的文化，进而加以排斥，始于北美殖民地时期。当时出现了明显的否定外来者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心主义。早期欧洲移民离开家园，到北美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而对原住民不屑一顾。欧洲移民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探索时代的精神代表自居，因与欧洲旧社会的决裂而自豪，认为他们的未来是神圣而光明的。这种对过去和未来的观念，使他们自以为比“野蛮”、“残忍”、“懒惰”的印第安异教徒优越。殖民者所认可的文明，是信仰基督新教且崇尚理性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明，而其他文化或文明则被视为未开化或半开化。到18世纪，随着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优越观念的流行，有关“未开化的野蛮人”在文化上“低劣”的观念也随之确立。
对于立国之初的“美国人”来说，美国独立的理想并不涉及黑人和印第安人，他们被视为文化上的“他者”和未开化的野蛮人；甚至也不涉及非盎格鲁—撒克逊的欧洲人。在美国的独立过程中，独立者越来越强调美利坚文化同欧洲文化乃至英国文化的差异。在殖民地时代，德国移民有不小规模，且集中在以费城为中心的宾夕法尼亚地区。盎格鲁—撒克逊主流白人对德国移民表达了担忧。富兰克林曾坦言，同来自英国的殖民者不同，德国人“不习惯自由”，因此不知道如何运用“自由”。他不无担忧地指出，如果未来的对美移民不被限制，殖民地的福祉就会受到威胁，殖民地的“法律、礼仪、自由和宗教”也将随之终结。他催促应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建议殖民地应该排除“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增加“可爱的白人”，即英国人。
班克罗夫特秉承了美国文化比欧洲文化优越的观点，把美国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联系起来，从而将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拉开了距离。他认为，美国没有贵族和阶级等级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和最平等的国家。尽管美国的国父皆出自精英阶层，但这并不妨碍民主和平等成为“例外论”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出身中西部“草根”的安德鲁·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更是象征美国社会在民主平等方面的一大跨越。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天主教徒爱尔兰移民的排斥，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文化范畴。此外，文化的其他层面也影响了美国社会对爱尔兰移民的排斥。很多美国人相信，爱尔兰人文化处于半开化状态，因而没有能力独立地参与国家治理。但是他们所掌握的选票却越来越多，大有支配美国之势。1850—1855年，在波士顿本土出生的选民人数增加了14.72%，而移民选民则增加了194.64%。波士顿的外来移民增速高于其他地区，但美国东北部的主要城市皆面临移民选民的增加远超土生美国人选民增加的事实。
一份名为《一无所知》（Know Nothing）的报纸宣称，爱尔兰移民文明低下，他们在公共场合酗酒、贩卖烈酒，贫困和犯罪，恰如牧师西奥多·帕克所宣称的：“爱尔兰人无知、懒惰、浪费、贫穷、放纵、野蛮。”帕克还认为，这些文化低劣的爱尔兰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变得勤劳、有远见、有道德、聪明”。在“一无所知党人”看来，爱尔兰移民比土生美国人犯罪率更高，同资方冲突也更加频繁。
禁酒人士指责爱尔兰人是“一群酗酒、吵闹的乌合之众”，禁酒事业若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对爱尔兰移民进行严格管制。排外主义者相信，贫穷也是爱尔兰人的文化特征，他们因为躲避饥荒而移民美国，一贫如洗。美国人的负担，会随着爱尔兰移民的增加而增加。1850年，土生美国人每317人中才有一人需要公共救助，而外来移民每22人当中就有一人需要救助。爱尔兰移民的犯罪记录也同样受到关注，并被排外者视为野蛮的重要证据。统计显示，1850年美国的罪犯有2.7万人，其中超过一半为外来移民。但在当时美国的总人口中，移民仅占11%。受教育水平同样是美国排斥爱尔兰人的话语之一。部分改革者希望美国尽快普及教育，扫除文盲，这是美国人自证其优越的重要方式，但这一想法因大规模未受教育的外来移民进入美国而遭遇严重挫败。同年，美国外来移民中受过教育者仅有6.58%，远低于土生美国人的20%。普通美国人也很容易找到移民引发社会问题的证据：由于外来移民，肃静的街道变成了杂乱的贫民窟；移民通过选票来影响美国的孤立外交，使美国卷入母国事务。面对这种情形，美国人相信，如果要保存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美利坚文明，必须对移民活动进行限制。事实上，这些论述似是而非，缺乏说服力，一方面它静态地看待移民数据，无视移民在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它完全忽略移民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这种口号式的宣传虽与事实不符，却极其有煽动性。
对华人的文化攻击可能是整个美国排外历史中最为激烈的。华人在宗教信仰、语言、风俗、工作、衣着、饮食习惯等方面均遭受了美国主流社会全方位攻击。德裔美国人莱斯利·蒂乔塞尔曾写道，中国人由于文化上的“低劣性”，“威胁到了基督教文明的存在”。1862年，阿隆·萨金特在国会宣称，中国移民是加州的一大威胁，是“语言奇怪、习惯恶劣、无法同化的奴隶和罪犯”，并将美国不断增加的中国移民比喻为埃及十难中的“青蛙之难”。1870年，当国会就一项入籍法案展开辩论时，萨金特积极支持阻止华人入籍的措施。萨金特解释说，中国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美国公民的敌人；他们生活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与我们兴旺、健康、繁荣、幸福的美利坚人所处的层面完全不同；他们过的生活是美国人无法忍受的”。1876年4月，旧金山反华会议上的一项反华决议也宣称，中国人有着不同的文明，“他们不讲我们的语言，不接受我们的风俗习惯，都是异教徒”，是“当前规模巨大的邪恶”。会后，萨金特呼吁总统与中国政府重新签订条约，以限制中国人“大量涌入”美国。
华人的性别失衡及所从事的工作，也成为排外者抨击的目标。反华人士称，中国移民对美国及其公民构成性威胁。中国男人对白人女性有非分之想，引诱她们堕入罪恶的深渊。由于他们的妻儿基本留在中国，他们还生活在美国人所谓的“单身汉社会”（bachelor societies）。此外，中国男人因从事洗衣、清洁和烹饪等“女人的工作”而被描绘成“娘娘腔”。在19世纪，中国妓女被认为造成了“道德和种族污染”，甚至所有的中国妇女都被视为妓女或潜在的妓女，她们的性病和跨种族的性行为威胁着美国人。1875年的《佩奇法》禁止亚洲契约劳工以及从事卖淫和其他不道德行为的女性进入美国。该法几乎阻断了华人女性移民美国的路径，是美国走向全面排华的重要一步。
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被认为是“未开化”的有力象征。来自旧金山的白人代表弗兰克·皮克斯利（Frank M. Pixley）认为，作为一个种族，中国人“极为不道德”，他们不是基督徒，而是无神论者、异教徒和一夫多妻者。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不道德的特征在华人社区惊人的卖淫现象中得到充分证明。美国人视中国人为巨大的公共健康威胁，皮克斯利相信，中国城是传染病的温床，麻风病在他们中间很常见，一些“最可怕、最令人讨厌、最可怖的疾病”在中国城滋生蔓延。
中国人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勤奋吃苦特质，同样被认为是文化低劣的表现。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衰退助长了这些观念的散播。随着加州经济遭受重创，爱尔兰移民、加州劳工党（California Workingmen）领袖丹尼斯·卡尼等煽动者，指责中国工人工资低，抢夺了他们本就不多的工作机会。其他劳工领袖也加入声讨行列，指责中国移民是“新奴隶”或“苦力”，拉低了美国劳工的工资和生活水平。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主席塞缪尔·龚帕斯明确提出如下问题：“‘肉类’和‘稻米’，‘美国人的男子气概’和‘亚洲苦力主义’，哪一个更应存活？”龚帕斯预言，中国的“穷人”或“苦力”劳工将会“淹没”美国，会像奴隶一样对美国劳工产生负面影响。他得出结论，这种“堕落的劳工”很可能威胁共和国的根基。龚帕斯对华工的态度，事实上将对华工的反感从工人阶级扩大到整个美国社会。美国的“自由劳工”与亚洲的“苦力劳工”之间的竞争，也在国会辩论中被提及。多数国会议员并非“劳工之友”，而是反感美国劳工问题的社会上层，此时为了共同的排华目标，站到美国劳工一边反对华工。美国劳联发行的一本小册子指出，华人移民不但抢占了美国女性所从事的家政、烹饪、洗衣等工作，也抢占男性的工作，包括制鞋、雪茄制造、矿工、农场劳工、裁缝等。不管华人涉足白人从事的何种工种，白人要同其竞争几乎不可能。华人非但不争取更高的工资，反而接受极低的薪金，以禁绝其他竞争者。加州州长威廉·欧文（William Irwin）甚至指责中国人颠覆了“构成美国文明的一切要素”。
与此同时，大众媒体极力渲染华人暴力事件。譬如名为《排华的一些原因》的小册子强调，一名富裕华商的妻子被一个叫阿强（Ah Quong）的华人所杀，同时还列举了数起其他华人杀人事件，并强调“这些案件绝非彼此孤立的，在旧金山，这种案件的发生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很难引起太多关注”。该小册子援引加州188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华人占据加州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贡献的税收仅占加州税收的0.25%。当年，加州的监狱里有198名华人囚犯，开支超过21600美元，比华人在全州所缴纳的税额还要多出12000美元。该小册子之所以引用这一不实数据，旨在“证明”华人的高犯罪率，以及华人是美国社会的公共负担。至于道德方面，“如果从高加索人的标准来看，华人根本没有道德标准”：华人女性如奴隶般被买卖；华人不但自己吸食鸦片，还引诱成千上万的美国男女沾染鸦片烟瘾，而且屡禁不止。小册子指出，一个人即便“死亡一百次，也比沾染这种东方鸦片烟瘾要强”，限制华人关系着美国文明的存亡生死。这些关于华人文化和道德“低劣”的话语，成为美国1882年颁布《排华法》的重要助推因素。
《排华法》颁布后，日本移民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亚洲移民群体。其在文化上所遭受的诋毁，同华人可谓如出一辙。廉价的日本移民劳工同样是对美国劳工的威胁，甚至在三文鱼罐头厂，华人的工资比同职位的日本人高。美国人希望与日本签订限制劳工移民的新条约，以保护美国工人，并敦促国会通过相关法律。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04年11月的旧金山年会上，要求将《排华法》中禁止华工移民的条款扩展到日本和朝鲜移民。1905年3月1日，加州参议院通过限制日本劳工移民的决议。同年，内华达州也通过类似决议。“排亚联盟”也在西雅图、波特兰、丹佛、斯托克顿等地成立分支机构。这一组织在其《章程》序言中阐明基本原则和宗旨：高加索人和亚洲人彼此是不可同化的，两者的接触必然会对前者造成伤害，为了保护美国的高加索人种，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或减少亚洲人移民美国。“排亚联盟”在当时美国西部影响甚广，其理念普遍为美国人所接受。该组织与美国排斥亚洲移民的运动桴鼓相应，企图推动美国采取全面禁止亚洲移民的政策。
在“排亚联盟”活跃的同时，不断增加的南欧和东欧“新移民”越来越引起美国社会的警觉，排外的矛头也逐渐转向他们。在排外者看来，承载南欧和东欧文化的“新移民”无法践行美国“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度”。他们认为，这些人在政治上很容易成为“城市老板”（City Boss）腐败的“猎物”，污染“纯洁”、“例外”的美国制度，助长腐败，侵占美国的自由空间，对美国的文化和制度构成重大威胁。排外者把美国想象成一个有边界的神圣空间，目的是保护美国不受外来势力的“侵害”。
19世纪90年代，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洛奇提出了一项法案，提议用文化测试来筛查移民，以将文化程度低和有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移民排斥在国门之外。国会在1896年通过类似法案，但被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否决。后来，在《迪林厄姆委员会报告》的影响下，国会积极采取行动，通过了1917年的移民法案。随着该法案的通过，以文化检测来限制移民成为法律。
19世纪末，拓荒时代宣告终结，移民因在农场立足的成本激增而涌向城市，他们在一定时期使贫民窟问题复杂化，加剧了不同阶级间的裂痕，美国的反移民情绪因之激化。1894年成立的“限制移民联盟”很快成为反移民的先锋组织。同时，多数工会也加入反移民运动中。龚帕斯将排华时期的相关话语，同样用在“新移民”身上。他认为，新移民以非技术工人的身份寻找任何可能的工作岗位，他们的工作报酬极低，这破坏了劳工薪金与生活标准，影响了工会发展。1896年，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中，民主党、共和党和民族主义者都支持实施更为严格的移民限制政策。
诋毁东南欧移民的生活方式，也是排斥的重要手段。20世纪初，随着美国排外情绪进一步加剧，排外主义者轻率地将美国早期城市化弊病归根于外来移民，认为城市贫穷、犯罪、罪恶、欲望、腐败和酗酒，多由南欧和东欧的新移民所致。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大大推动了美国的反移民立法进程。1903年，国会通过一项立法，试图阻止无政府主义者、职业乞丐和癫痫病人等移民，并规定成为公共负担超过两年的移民将被驱逐出境。1907年，国会又通过一项法案，禁止文盲、有身体或精神缺陷者、16岁以下没有父母陪伴的少年儿童等群体移民美国。
早在新移民大规模进入美国之前，美国人对东欧和南欧的普通民众就已经存在一种原初的、基于种族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感，而与东欧人稍有接触的美国人，反感情绪更甚。排外主义者将意大利人视为欧洲新移民中最堕落的典型。这种刻板印象催生了美国19世纪90年代反意大利情绪的大爆发。1891年，新奥尔良的一位警长被意大利移民意外杀害。当地警察不分缘由，大肆逮捕意大利移民，市长甚至公开呼吁，要给意大利人“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这一呼吁事实上鼓动了激进排外主义者，致使一群暴徒私刑处死11名意大利裔嫌疑人，而当地报纸却对这一非法的暴力行动予以声援。
总体而言，“文化”是影响美国排斥外来移民的重要因素。或许它不像“种族”因素对“例外论”的冲击那般强烈，但给美国人自认为“例外”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震荡。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这种冲击则更为直接。美国人认为，有些特定移民群体在文化上不易被同化，给美国主流社会保持其特有的文化带来压力，因而推动美国通过移民立法来限制特定移民群体。与此同时，移民法塑造了美国文化和促进了美国的文化认同，强化了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族群文化等级。概言之，美国通过排斥和接纳外来移民，来定义美国文化的“特性”，进而维护美国的文化主权和身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