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哈斯金斯在1920年发表的论文《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中的希腊因素》，以及1927年出版的著作《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中，对“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哈斯金斯强调，希腊文化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之一，拉丁世界对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的引入是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意义上，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也可以说是希腊文化的复兴。但他进一步指出，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中的希腊主义是“翻译中的希腊主义”。此时拉丁世界流传的希腊书籍与知识，主要以阿拉伯为中介，经由阿拉伯译本翻译至拉丁语。以托莱多（Toledo）为中心的西班牙是拉丁西欧接受希腊-阿拉伯文化的主要窗口，是十二世纪“翻译运动”的核心。当然，哈斯金斯也承认，在12世纪的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与诺曼西西里王国，有少数希腊作品直接自希腊语原文翻译至拉丁语，但他认为，意大利翻译运动对拉丁世界的影响力完全不及西班牙。
哈斯金斯对于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中希腊文化与翻译运动的论述影响深远，在学界广为传播。但这种“经典”学说也在后世遭遇了严重的质疑与挑战。法国学者勒高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就将阿拉伯与希腊文化对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直接影响置于同等地位。另一位法国学者韦尔热在1996年出版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一书中更为直接地指出，我们不应过度夸大阿拉伯中介与西班牙翻译运动对于西欧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影响，应更多关注意大利翻译运动与希腊文化的直接贡献。英国学者伯纳德•多德在《拉丁语的亚里士多德》一文中也指出，以亚里士多德为例，拉丁西欧世界主要通过阿拉伯-拉丁翻译了解古希腊作品这一传统观点并不符合史实。他统计了9世纪至16世纪制作的两千多份亚里士多德作品拉丁语抄本，最后得出结论，拉丁世界普遍流传的亚里士多德拉丁文本多由希腊语文本直接翻译而来，只有当没有可读性更强的希腊-拉丁译本时，拉丁知识分子才会考虑阿拉伯-拉丁译本。
由此，更多学者开始重视希腊文化对西欧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直接影响与意大利翻译运动。意大利北部的翻译家们，如威尼斯的詹姆斯（James of Venice），比萨的伯贡迪奥（Burgundio of Pisa）、利奥•图斯库斯（Leo Tuscus），贝加莫的摩西（Moses of Bergamo）及其与拜占庭帝国的交流往来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诺曼西西里王国的希腊文化及其希腊-拉丁翻译活动也成为重要议题。
本文聚焦于12世纪的诺曼西西里王国。在12世纪，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融合了拉丁、拜占庭希腊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西西里王国。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之地，希腊文化迎来繁荣发展，并进一步催生了古典文化的复兴与希腊-拉丁翻译运动的发展。本文将首先阐述诺曼西西里王国的多元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学与手抄本学（Manuscriptology）角度出发，探索作为当地希腊文化中心的诺曼希腊式修道院在希腊语书籍的储存、抄写与流传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证明其对于当地希腊文化的繁荣所作的重要贡献。最后，本文将结合数量（quantity）统计与特性（quality）研究两个角度，进一步分析其中古典作品的抄写、传播与翻译，以证明12世纪诺曼西西里的古典文化复兴及其对于十二世纪翻译运动的重要贡献。
一、多元文化交汇的诺曼西西里王国
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1世纪初期。早在1009年，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诺曼人就在拜占庭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亚（Apulia）行省反抗伦巴德人的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059年，来自高城（Hauteville）家族的诺曼人首领罗伯特•古斯卡尔德（Robert Guiscard）被罗马教宗尼古拉二世授予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公爵以及未来的西西里公爵这一称号，并开始联合罗马教宗共同抵抗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军队以及占据西西里岛的伊斯兰势力。
此后，高城家族领导下的诺曼人进一步蚕食意大利领土：他们一方面向北占领伦巴德贝内文托公爵领；另一方面又继续向南侵蚀拜占庭意大利领土，直至1071年，拜占庭意大利首府巴里（Bari）陷落，拜占庭帝国对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彻底结束。同时，在1061年至1091年间，罗伯特•古斯卡尔德的兄弟罗杰一世又征服了阿拉伯人占领的西西里岛与马耳他岛。1130年，罗杰一世之子罗杰二世整合高城家族所获上述所有领土，建立诺曼西西里王国，定都西西里岛西侧城市巴勒莫（Palermo）。在罗杰二世统治下，诺曼西西里王国疆域最远曾延伸至地中海南岸的北非伊夫起亚（Ifriqiya）地区。他还多次派遣舰队向东进发，掠夺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科尔夫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等地，他的舰队甚至成功攻入了君士坦丁堡海湾。
1154年，罗杰二世去世，此后，威廉一世（William I）、威廉二世（William II）、唐克莱德（Tancred）与康丝坦斯相继统治西西里王国。1198年，康丝坦斯去世，她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所生之子弗里德里克（Frederick II）继承西西里王国王位。作为亨利六世继承人，弗里德里克又于1220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自此，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家族继承诺曼高城家族建立的西西里王国王位。
在诺曼高城家族统治时期，西西里王国是一个多元民族与文化并存的地方。西西里岛主要由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构成，也居住着少数说希腊语的希腊基督徒，他们使用拜占庭式教会礼仪。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等地区，曾经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主要居住着说希腊语的希腊基督徒。当然，还有少数犹太人居住于此。在贝内文托等地区，则主要居住着说拉丁语、使用拉丁教会礼仪的伦巴德人。罗杰二世与威廉一世时期曾短暂占领过的北非伊夫起亚地区，居住着柏柏尔来源的穆斯林。诺曼西西里王国可以说是此时地中海世界主流文化——西欧拉丁文化、拜占庭希腊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交汇之地。
诺曼人对其境内的不同民族及其不同文化表现出尊重与接纳的态度。罗杰二世就曾在诏令中指出自身尊重不同民族的不同习俗，因为“这些不同民族的人臣服于我们的统治”（pro varietate populorum nostro regnosubiectorum）。巴勒莫的诺曼王宫和帕拉丁礼拜堂融合了拉丁、拜占庭希腊与阿拉伯伊斯兰三种建筑与装饰风格。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也都是诺曼西西里王国的通行语言。诺曼时期所留档案与文书众多，目前留存罗杰一世时期官方敕令13份，其中，5份用希腊语书写，5份用拉丁语书写，其余3份用希腊-拉丁或希腊-阿拉伯双语书写。现存罗杰一世时期99份纳税人名册中，65份用希腊语或希腊-拉丁、希腊-阿拉伯语书写，其余用拉丁语书写。罗杰二世时期现存敕令中，大多用希腊语或拉丁语书写，双语文书数量也不在少数。在罗杰二世去世后，拉丁语写作官方政令文书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在私人文书写作中，希腊语与阿拉伯语的比例依旧不低。此外，拉丁、希腊和阿拉伯语也都出现在签名与印章、碑铭以及钱币之中。
诺曼国王也任用各民族人员担任官职。罗杰二世时期，来自安提阿的希腊人乔治曾担任行政首长（magnus amiratus amiratorum），他精通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在威廉一世时期，出生于意大利南部巴里的梅奥曾担任行政首长，他有可能是意大利南部的伦巴德裔。诺曼王廷中的宦官大多是阿拉伯裔的前穆斯林，他们也得到了诺曼国王的重用。梅奥去世后，威廉一世选择三人组成“国王近从”（familiares regis）取代行政首长总理政务，其中就包括了前穆斯林宦官彼得。另一位出生于北非的宦官彼得曾在威廉二世时期短暂担任行政长官，12世纪编年史《西西里君王史》（Liber de Regno Sicilie）作者法尔坎德乌斯（Hugo Falcandus）认为彼得“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内心仍是穆斯林，就像（诺曼）宫廷中所有的宦官那样”。这位彼得下台后，威廉二世选择五人组成“国王近从”治理政务，这五人中就包括了两位前穆斯林宦官。当然，在诺曼时期担任过“国王近从”这样重要职务的，还有法兰克人、昂格鲁诺曼人、西班牙人甚至匈牙利人。
诺曼西西里王国更是聚集了来自各地的知识分子与学者，成为此时地中海世界重要的多元文化中心。在1154年罗杰二世去世前不久，来自马格里布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西（Abû 'Abdullâh al-Idrîsî）完成了著作《地理学》（Opus Geographicum），对当时已知的世界进行描述。此外，伊德里西还绘制世界地图，制作银质地球仪，将当时已知的世界分成与托勒密地理著作内容相符合的七块区域（climes）进行标注。他在著书时记录了写作起源：罗杰二世想要更多地了解世上其余诸王国，也想进一步知晓他自己王国的道路、资源等详细信息，因而委托地理学家伊德里西进行写作。伊德里西还提到，罗杰二世十分了解数学、政治科学与自然科学，并且十分热衷于与巴勒莫的知识精英谈论这些话题。此外，诺曼西西里王国还吸引了许多希腊知识精英，希腊神学家尼尔（Neilos Doxopatres）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移民，在罗杰二世的要求下写作了《关于五大普世宗主教座的描述》（Σύγγραμμα περὶ τῶν πέντε πατριαρχικῶν θρόνων）一书，提供了此时基督教世界的教会地理信息。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修士费拉加索斯（Philagathos of Cerami）生活于罗杰二世与威廉一世统治时期，他用希腊语写作了许多布道词，是诺曼时期著名的布道词作者与希腊教会知识分子。精通拉丁、希腊双语与古典哲学的拉丁人亨利•阿里斯蒂普斯，通晓拉丁、希腊与阿拉伯三语以及古典自然科学的希腊人尤金纽斯（Eugenius）是威廉一世时期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下文将详细展开）。12世纪来自西班牙安达卢斯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诗人伊布•朱贝尔（Ibn Jubayr）曾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游历至西西里，并在游记中记录了自身所见所闻。他提到，威廉二世花费巨资资助他宫廷中数量众多的外族医生与占星学家。
由上可见，在诺曼人的军事打击下，拜占庭与阿拉伯在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的政治统治走向灭亡；然而，得益于诺曼西西里多元的文化环境，无论是拜占庭希腊文化，还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都并未在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式微或消亡。不仅如此，就拜占庭希腊文化而言，12世纪诺曼人的统治更是促进了其在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的复兴与繁荣，并使之成为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翻译运动的重要文化源泉。
二、作为希腊文化传播中心的诺曼希腊式修道院
在12世纪诺曼西西里王国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下，拜占庭意大利时期所建诸多希腊式修道院仍得以保留。并且在诺曼王族和贵族的支持下，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创建了一批新的希腊修道院：位于罗萨诺地区的帕提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创建于11世纪90年代，由来自意大利南部西梅里的希腊圣徒巴尔托洛姆（Bartholomew of Simeri）在罗杰一世的资助下建立；西西里麦西那的圣萨尔瓦多修道院同样由西梅里的巴尔托洛姆在罗杰二世的资助下于12世纪上半叶建立；在靠近亚得里亚海的奥朗托地区，1088年，当地诺曼首领、塔伦托（Tarento）王子波埃蒙德（Bohemond）资助建立了卡索勒（Casole）的圣尼古拉修道院。在1131年，罗杰二世废止了西西里王国境内拉丁主教对于当地希腊修道院的掌控权，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式修道院在法律裁决等方面获得了完全独立于拉丁教会的地位。罗杰二世还将当时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修道院统归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管理，该修道院院长成为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地区希腊教会的领袖（ἀρχιμανδρίτηϛ）。上述活跃于诺曼时期的希腊式修道院，成为希腊文化活动的聚集地，是当地的希腊文化中心，为当地希腊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这些作为当地希腊文化中心的希腊式修道院，提供希腊式世俗与宗教教育。根据1132年圣萨尔瓦多修道院写作的修道规章，这座修道院是麦西那地区希腊式教育的重要场所，该修道院集中了许多希腊语语法学家、书法家以及精于神圣文本也通识世俗学科的老师，他们在该修道院教授希腊语语法、希腊字母书写、希腊书籍抄写以及希腊神学与世俗知识。
不仅如此，这些希腊式修道院也在希腊语书籍的制作、储存与流通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们都拥有藏书量丰富的图书馆。根据西梅里的巴尔托洛姆的传记记载，他在麦西那建立圣萨尔瓦多修道院后，将帕提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所拥有的半数希腊语书籍与其他财物捐赠给这所新修道院。此外，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的修道规章也证明这座修道院拥有的希腊语书籍种类繁多：除了《圣经》外，还有金口约翰、大巴西尔、纳西昂的格里高利、尼撒的格里高利等希腊教父作品，各修道作家的作品，包括历史著作在内的世俗作品，以及圣徒传记——如10世纪君士坦丁堡著名传记作家西蒙（Symeon Metaphrastes）写作的传记作品。由此可见，巴尔托洛姆所建两座希腊修道院都拥有丰富的希腊语藏书。
奥朗托地区圣尼古拉修道院所写修道规章，为我们更加详细地展现了该修道院图书馆的日常管理与运作。目前藏在意大利都灵王家图书馆的希腊语手抄本残本Turin. C. III. 17保留了1173年写作的圣尼古拉修道院修道规章。这份修道规章内容已经残缺，目前所留存条目共五条，为原规章的第33至37条，其中第33条规章与图书馆管理相关。据此规章，如果某人借阅图书却不曾谨慎保护，或将其翻开，或未经主人同意转借给第三人，或索要另外的图书，应当祷告24次以示惩罚。由此可见该修道院图书馆对于书籍借阅的严格与谨慎。
同时，抄有尼古拉修道院规章的手抄本残本Turin. C. III. 17中，还留下了12至13世纪该修道院书籍外借的记录。这些借阅记录共有68条，借书人都是尼古拉修道院之外的人。其中，借给奥朗托当地希腊教会神父的借阅记录共39条，借给当地希腊教会执事的借阅记录5条，借给其他修道院修士的记录2条，借给教堂祭司的记录1条，借给世俗人员的记录3条，还有5条借阅记录登记者并非借阅者本人，而是他们的父亲。另外有2条记录没有留下借阅人的职业以及3条记录因手抄本损坏而难以辨认与阅读。其中，3位世俗人员借阅者中有2位是当地政府或教会官方文书员（Νοτáριοϛ），1位为当地法官。在以借阅者父亲身份登记的5条借阅信息中，其中两位父亲是神父，一位父亲极有可能为当地法官。由此可见，奥朗托的尼古拉修道院所储存与抄写之希腊语书籍，不仅仅在其修道院院墙之内流通，还辐射至整个奥朗托的教会与世俗社会，成为当地的希腊书籍与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
在上述68条借阅记录中，20条借阅记录所借图书为福音书，8条记录借阅了祷告书（Εὐχολόγιον），5条记录借阅了复活节教会仪式用书（Τριᾠδιον），4条记录借阅了诗篇，4条记录借阅了先知书（Προφητεία），3条记录借阅了拜占庭希腊教会所用赞美诗（Στιχηράριον），2条记录借阅了9世纪君士坦丁堡斯图迪奥斯修道院所创礼拜仪式用书《八重奏》（Ὁκτωῆχον），2条记录借阅了尼古拉修道院规章。此外，还有借阅弥撒仪式用书（Πραξαπόστολοϛ）、圣巴西尔氏礼拜用书（Λειτουργία τοῦ Aγίου Bασιλείου）、迪奥法尼斯所作布道词的记录各一条。除了上述宗教礼仪用书外，这些借阅记录也包括了许多世俗书籍：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作品集、亚里士多德作品《工具论》（Organon）节选、希腊语语法书与词汇书等。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借阅了阿里斯托芬作品集的是一位名叫米歇尔的世俗文书员，借阅了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是名叫约翰的职业未知之人，借阅希腊语词汇与语法书的分别是名叫维塔利的人与名叫约翰的神父。由上可知，在12至13世纪，奥朗托的尼古拉修道院的图书馆藏有诸多神圣与世俗书籍，这些书籍还通过借阅与流通，对修道院院墙之外的当地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除希腊语书籍的储存与流通外，这些希腊式修道院都还拥有专门的缮写室（Scriptorium），并在诺曼时期抄写、制作了大量希腊语书籍。上文所言圣尼古拉修道院1173年所制修道规章残本中，就对书籍的抄写与制作（περὶ τῶν καλιγράφων）作出了详细规定。根据第34条规章，抄工在缮写室中抄写时，要仔细对待每一个制作好的帖（quire），如果在收集两个帖时没有进行先后顺序辨认，或者在抄写时不注意相应的单词拼写、音调符号与呼气符号，就要忏悔130次以示惩罚。第35条规章则规定，如果抄工在抄写时损坏了笔，应当祷告30次以示惩罚。第36条规定，如果其他人在未经抄工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拿走他抄写的帖，应当祷告50次以示惩罚。第37条规定，如果抄工在抄写过程中不遵循所用底本之原文，则应当被驱逐或者禁闭两日以示惩罚。上述规定表明了该修道院缮写室对待书籍抄写这项工作的谨慎态度，更展现了书籍抄写这项工作本身的神圣性。
事实上，除了上述文献记载外，大量诺曼时期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所制希腊语手抄本流传至今，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当地希腊式修道院书籍抄写与制作工作更为直接的证据。10至11世纪拜占庭统治时期，意大利南部共制作希腊语手抄本约300本；然而，在诺曼时期，根据比利时学者保罗•加纳特的统计，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共制作希腊语手抄本至少510份。可见诺曼统治下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地区希腊文化相较于拜占庭时期更为活跃。当然，这五百余份希腊语手抄本中的绝大多数，均抄写于当地希腊修道院的缮写室中。
根据古字体学（Palaeography）研究，12世纪圣尼古拉修道院的缮写室就曾抄写有希腊语手抄本Vat. otto. gr. 1、Vat. gr. 826、Vat. gr. 1083、Vat. gr. 1574、Vat. gr. 2112（第1至22张羊皮纸部分）、Vat. gr. 2076（第1至128张羊皮纸部分）、Paris. gr. 3、Marc. gr. Z. 410、Crypt. Z. γ. III、Crypt. A. δ. XIII、Crypt. B. β. IV、Crypt. E. α. XI以及Vat. gr. 2074等。
不仅如此，帕提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与麦西那的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的创始人、希腊圣徒西梅里的巴尔托洛姆本人就善于抄写。古字体学研究告诉我们，这位希腊圣徒熟练掌握12世纪盛行于卡拉布里亚地区的“罗萨诺风格”（stile di Rossano）字体，并运用该字体抄写了诸多希腊语手抄本。他于1104年抄写了希腊语手抄本Vat. gr. 1992的第118至219张羊皮纸以及Vat. gr. 2121的第46至51张羊皮纸。1105年，他又抄写了手抄本Vat. gr. 2021。手抄本Vat. gr. 2060第33张羊皮纸的反面（verso）至第263张羊皮纸也由他本人抄写。
巴尔托洛姆的后继者们、12世纪帕提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与麦西那的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的希腊修士们与他们的先辈一样，积极投入希腊语手抄本抄写与制作这一神圣事业之中。根据手抄本内部所留批注，用“罗萨诺风格”字体抄写而成的希腊语手抄本Laur. conv. soppr. 39、Oxford. bodl. auct. E. 2. 4、Oxford. bodl. holkham. gr. 60与Vat. gr. 2000，均由巴尔托洛姆诸弟子于圣玛利亚修道院缮写室制作而成。在圣萨尔瓦多修道院，巴尔托洛姆的其他弟子们则使用发源于卡拉布里亚南部雷吉欧地区的字体——即“雷吉欧风格”（stile di Reggio）字体，抄写了大量希腊语手抄本：现藏于麦西纳图书馆的手抄本Messan. gr. 2、Messan. gr. 3、Messan. gr. 24、Messan. gr. 46、Messan. gr. 50、Messan. gr. 63、Messan. gr. 76，现藏于西班牙马德里王家圣劳伦佐修道院图书馆的手抄本Scorialensis. T. III. 7以及梵蒂冈图书馆手抄本Vat. gr. 300等，均产自12世纪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的缮写室。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希腊语书籍文本内容抄写外，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的缮写室还向我们展现了其手抄本插画绘制工艺之高超。现藏于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的著名希腊语手抄本Madrid. vitr. 26-2，主要抄写了11世纪君士坦丁堡学者约翰•司基利兹所作拜占庭帝国编年史，由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缮写室两位抄工于12世纪合作抄写而成。这份共包含234张羊皮纸的希腊语手抄本中出现了574幅手工绘制的彩色插图，以诠释编年史文字所载内容。这574幅彩图由七位插画师合作绘制而成：其中两位来自拜占庭帝国，带有明显的拜占庭希腊艺术风格色彩，他们绘制了第9至87、以及第227至234张羊皮纸部分的插图；另外五位插画师来自拉丁西欧地区，他们绘制了第96至186、以及第195至226张羊皮纸部分的插图，其所制插图融合了西欧、拜占庭与阿拉伯多种艺术风格。从上述彩色插图的制作可以看到，在12世纪诺曼西西里王国的多元文化环境下，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的缮写室不仅拥有熟练抄写希腊语文字的抄工，还拥有多名来自各地的书籍插画师。这些插画师所制彩图色彩多样、绘图内容细致精美，不仅证明了此时圣萨尔瓦多修道院缮写室的插画技术与工艺之高超，更是暗示了该修道院缮写室的希腊语书籍制作水平之高超。
要之，无论是基于修道规章内容的分析，还是基于手抄本字体与插图的研究，我们都可以看到，活跃于诺曼时期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修道院，如卡拉布里亚帕提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西西里麦西那的圣萨尔瓦多修道院以及奥朗托地区的尼古拉修道院，承担了多元的文化功能：它们提供希腊式教育，是诺曼西西里王国希腊教育的重要场所；不仅如此，它们的图书馆与缮写室还在希腊语神圣与世俗书籍的制作、储存与流通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由此，在诺曼西西里王国多元文化背景下，这些以修道院为主体的希腊文化中心，成为希腊文化延续与传播的主要载体与场所，为当地希腊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古典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古典文化的复兴：古希腊作品的抄写、传播与翻译
如上文所言，在12世纪诺曼统治时期，作为希腊文化中心的希腊式修道院共制作五百余份希腊语手抄本。其中，诸多古典希腊作品得到了抄写与传播。
事实上，在诺曼统治以前的拜占庭时期，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抄写的希腊语手抄本中，世俗文本仅24份，其中包括希腊语语法、词汇与修辞教材12份，古希腊医学作品3份，古代寓言故事集1份以及世俗法律文本8份。而诺曼时期抄写的现存希腊语手抄本中，世俗文本共有41份，其中包括希腊语语法词汇与修辞书籍共11份，古希腊医学作品7份，古典文学作品5份，百科全书与历史作品5份以及法律文本13份。
虽然与拜占庭时期相比，诺曼时期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地区世俗文本抄写数量增长并不十分明显。但是，从古典作品的抄写数量来看，在拜占庭时期，意大利南部所抄古典文本仅包含少数古典希腊医学作品摘录以及1份古代寓言集；然而，到了诺曼时期，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所抄古典作家作品的数量显著增多，迎来了古典希腊文化的复兴。
首先，在诺曼时期，古典希腊医家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主要医学作品开始被反复抄写与流传。在诺曼统治之前，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仅流通极少量的古典医学作品摘录。在拜占庭时期意大利南部所抄3份希腊语医学手抄本中，主要抄写的古典医学作品如下：古代希腊医者迪奥斯科里德斯作品《药物志》（De Materia Medica）片段、（伪）盖伦作品《论药物替代》（De succedaneis）摘录、（伪）希波克拉底的作品《论疾病预防》（Prognosticon ）以及（伪）梅特罗多拉的作品《论妇科病的预防》（De mulierum morbis uteris Prognosticon）片段。
到了诺曼时期，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所抄现存7份医学作品手抄本，均为希波克拉底或盖伦作品集。手抄本Vat. urb. gr. 64抄写了归在希波克拉底名下的作品《格言》（Aphorismi）、《论流行病》（De morbis popularibus）、《论疾病预防》、《论呼吸》（De flatibus）以及《书信集》（Epistulae）；同时还抄写了盖伦对希波克拉底作品《论疫病》的评注。手抄本Marc. gr. 288抄写了盖伦作品《论药物组成》（De compositione medicamentorum）与《论重量与尺寸》（De ponderibus et mensuris）。手抄本Scor. T. III. 7抄写了归为盖伦的人体解剖作品集，包括《论人体肌肉解剖》（De musculorum dissectione ad tirones）、《论人体骨骼》（De ossibus ad tirones）、《论放血》（De uenae sectione）、《论筋脉解剖》（De neruorum dissectione）以及《论肌肉运动》（De musculorum motu）。手抄本Scor. X. III. 10＋Messan. gr. 111以及Vat. Arch. S. Petri H 45抄写了盖伦作品《疾病护理理论》（De methodo medendi）。手抄本Vat. gr. 300主要抄写了盖伦作品《论疾病发展的关键期》（De diebus decretoriis）片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直至诺曼时期，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主要作品才开始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被系统抄写。我们可以据此推测，直到12世纪，盖伦与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才在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得到系统传播。
再者，在诺曼时期，可能此前从未在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传抄过的古典作品开始被抄写：手抄本Messan. F. V. gr. 11抄写了赫西俄德作品《工作与时日》，Vat. gr. 845抄写了米南德作品《箴言》（Monosticha-Sententiae），Vat. gr. 1349与 Vat. gr. 1391抄写了阿基里斯•塔蒂乌斯（Achilles Tatius）撰写的古希腊小说《莱西普和克里托蓬历险记》（Leucippe et Clitophon），Neap III. B. 29抄写了第欧根尼•拉尔修（Laertius Diogenes）作品《哲人言行录》（Vitae philosophorum）以及普鲁塔克的作品片段，Marc. gr. Z. 410主要抄写了希腊小说《埃塞俄比亚记》（Aethiopica）。可见，在诺曼时期，数量众多的古希腊作家作品开始在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流传。
除上述直接源自手抄本的证据外，史料文献记载还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诺曼时期西西里与意大利南部所流传古典希腊语书籍的历史信息。1156年，诺曼西西里贵族、当时担任西西里南部城市卡塔尼亚教会执事长（Archidiaconus）的亨利•阿里斯蒂普斯在给英吉利人罗伯特的书信中提到，当时西西里的叙拉古斯与阿贡里库姆两座图书馆中，藏有诸多数学、天文学、医学、哲学与神学类书籍，其中包括了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的作品《机械学》（Mechanica），欧几里得的作品《光学》（Optica），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作品《后分析篇》（Posterior Analytics），还有阿那克萨格拉（Anaxagora）、亚里士多德、狄米斯提厄斯与普鲁塔克的哲学作品。
不仅如此，亨利•阿里斯蒂普斯曾于12世纪50年代被诺曼西西里王国国王威廉一世派遣出使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拜占庭科穆宁王朝皇帝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的接待。在此次出使中，曼努埃尔一世向使团赠送希腊语书籍作为帝国外交礼物（largitione susceptos imperatoria）。这些拜占庭皇帝赠送的希腊语书籍由亨利•阿里斯蒂普斯带回西西里王国。目前，我们可以确定，这些书籍中包括了古希腊预言家埃里色雷的西罗菲勒（Erythraean Sibyl）所著预言集以及托勒密所著希腊语天文学著作《天文学大全》（Almagest）。这本作为外交礼物的托勒密著作《天文学大全》流传至今，就是目前藏在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的希腊语手抄本Marc. gr. Z. 313。
基于上述历史记载与手抄本实物证据，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古典自然科学、医学、哲学与文学作品在诺曼时期开始流传并抄写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古典希腊文化开始得以复兴。不仅如此，诺曼西西里王国的知识分子还将部分希腊语古典作品翻译成拉丁语并在拉丁世界传播。在12世纪、尤其是在威廉一世在位时期，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地区兴起了一场翻译运动，许多古典作品在此时直接自希腊语被翻译为拉丁语。
上文已经提及的亨利•阿里斯蒂普斯就是这场翻译运动的中心人物。现存史料对他的记载并不丰富，我们对他的印象仍然模糊。但是，他的名字“亨利”暗示了他的拉丁来源。学者卡斯帕试图将一位1137年出现在诺曼西西里王国宫廷文书中的名叫亨利的书记员等同于亨利•阿里斯蒂普斯，但这一结论并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编年史《西西里君王史》称亨利•阿里斯蒂普斯为“同时精通拉丁和希腊文学的人物”（tam latinis quam grecis litteris eruditum），更是威廉一世的导师。亨利•阿里斯蒂普斯在何处学习希腊语至今仍然是谜，但是，他的确翻译了多部古典作品并对自己的翻译行为进行记录。
根据亨利•阿里斯蒂普斯写给英吉利人罗伯特的书信，1156年，在他担任卡塔尼亚教会执事长并跟随威廉一世围攻贝内文托城时，他已经完成了柏拉图哲学对话录《斐多篇》（Phaedo）的拉丁语翻译。他将自己的译稿随书信赠送给罗伯特，作为罗伯特离开西西里的礼物。除《斐多篇》外，他还翻译了柏拉图另一哲学对话录作品《美诺篇》（Meno）。此外，他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天象论》（Meteorologica）的第四卷。目前所留存12世纪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所抄写的希腊语手抄本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上述作品。同时，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上述三部古希腊作品流传于12世纪的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因此，我们已经无法确认亨利•阿里斯蒂普斯翻译上述作品时所用底本及其来源。但根据亨利•阿里斯蒂普斯自己所言，他是直接以希腊语版本为底本进行拉丁翻译（ab Argivis in Ytalicas translatum sillabas）的。
此外，在《美诺篇》译作前言中，亨利•阿里斯蒂普斯还提到，在当时的西西里王国行政首长梅奥与巴勒莫大主教雨果（Hugh）的要求下，他正准备将第欧根尼•拉尔修作品《哲人言行录》自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亨利•阿里斯蒂普斯的确完成了《哲人言行录》的翻译，虽然他所翻拉丁译文已经失传，但我们推测，抄写于12世纪初期意大利南部或西西里的希腊语手抄本Neap. III. B. 29应当就是他翻译《哲人言行录》时所用底本。
希腊语手抄本Neap. III. B. 29第2至246张羊皮纸抄写了第欧根尼•拉尔修作品《哲人言行录》。从古字体学研究的角度来看，Neap. III. B. 29所抄《哲人言行录》部分一共出现了两种笔迹，笔迹一（本文称为A1）抄写了《哲人言行录》全文文本。意大利文献学家加瓦洛指出，这位抄工应当来自12世纪初期的巴勒莫，即诺曼西西里王国国都。笔迹二（本文称为A2）在A1抄写的基础上进行了校对工作。A2的笔迹是带有典型12世纪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地区书写特色，与上文所言盛行于帕提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的“罗萨诺风格”字体相似，可见A2的校对应当也书写于12世纪诺曼意大利南部或西西里。
抄工A1的抄写中出现了许多因不熟悉《哲人言行录》文本内容，或因无法辨认底本字迹而产生的错误或空缺。可见，来自12世纪的抄工A1本人希腊语水平并不高，对古典哲学也无甚了解。他虽然依照底本进行抄写，但应当无法读懂并理解原文内容，因此出现了许多的错误与缺漏。A2纠正并补充了A1抄写中的多种错误与缺文，可见其文化程度相对更高，应当不仅仅是一位抄工，还是一位对古希腊哲学抱有浓厚兴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A2极有可能就是亨利•阿里斯蒂普斯本人。他的确对古希腊哲学十分感兴趣，他对柏拉图哲学作品的翻译就是最好的证据，他的学识也不需要质疑。
如果上文推测无误，即A2这位校对者就是亨利•阿里斯蒂普斯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猜想，他在手抄本Neap. III. B. 29上所做校对工作也应当是在为《哲人言行录》的翻译作准备；他所翻译的《哲人言行录》文本，应当主要依据12世纪诺曼西西里王国境内所抄希腊语手抄本Neap. III. B. 29所提供的希腊语原文。由此，我们看到了12世纪诺曼西西里以希腊修道院为中心的希腊语抄本抄写活动对于当地希腊-拉丁翻译运动的直接影响。
除亨利•阿里斯蒂普斯外，还有诸多诺曼西西里的知识精英参与了此次翻译运动。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赠送的托勒密作品《天文学大成》就流传至西西里王国，并在此时被翻译成拉丁语。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的拉丁语手抄本Vat. lat. 2056抄录了《天文学大成》的拉丁译文以及译者所作序言。根据译者自序，他是一位来自12世纪诺曼西西里王国统治下意大利南部萨伦诺（Salerno）地区医学院的学生，他听说亨利•阿里斯蒂普斯将拜占庭皇帝赠送的希腊语书籍《天文学大成》即希腊语手抄本Marc. gr. Z. 313带回西西里，便请求亨利•阿里斯蒂普斯同意他借阅此书并以此为底本进行拉丁翻译。但是，这位医学生所掌握的天文学知识（mens scientie siderum esxpers）不足以完成《天文学大成》这部书籍的翻译，因此，他学习了欧几里得的著作《给定量》（Data）、《光学》与《反射光学》（Catoptrics）以及5世纪哲学家普罗克洛的作品《物理学原理》（Elementatio Physica）。最后，这位医学生在此时诺曼西西里王国希腊知识分子尤金纽斯（Eugenius）的帮助下完成了《天文学大成》的拉丁译文。
帮助萨伦诺医学院医学生翻译《天文学大成》的知识分子尤金纽斯本人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尤金纽斯是出生于巴勒莫的希腊裔居民，希腊语是他的母语；他接受良好教育并在威廉一世时期成为诺曼西西里王国的文官。上文所言《天文学大成》的拉丁译者、来自萨伦诺医学院的医学生称他“精通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且对拉丁语并非不熟悉”。他也是诺曼西西里王国翻译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翻译了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作为外交礼物赠送的另一本希腊语古典作品——古希腊预言家埃里色雷的西罗菲勒的预言集。
最后，如上文所言，亨利•阿里斯蒂普斯在给罗伯特的书信中曾提及，西西里的某座图书馆中藏有希腊语版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作品《后分析篇》。这部作品也在12世纪诺曼西西里王国被一位匿名译者翻译成拉丁语。这位译者极有可能以此时已流传于西西里的希腊语版《后分析篇》为底本，进行拉丁翻译。
由上可见，在12世纪诺曼西西里翻译运动中，自希腊语直接翻译至拉丁语的古典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自然科学作品，如托勒密作品《天文学大成》、亚里士多德作品《天象论》等；另一类为哲学作品，主要包括了柏拉图哲学作品两部、亚里士多德作品《后分析篇》以及梳理古希腊哲学史的著作《哲人言行录》。
事实上，在12世纪，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在意大利北部，拉丁世界的翻译家们都将目光聚焦于自然科学类书籍，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自然哲学作品。诺曼西西里王国的翻译家们当然也没有忽略此类作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阅读与翻译实践中，对柏拉图哲学与古典哲学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关注，这在十二世纪拉丁西欧翻译运动中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是诺曼西西里王国翻译运动对十二世纪翻译运动最为独特的贡献。
综上而言，在诺曼时期，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希腊文化繁荣发展，更是迎来了希腊古典文化的复兴。在这一时期，此前不曾在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流传的许多古典希腊文学、哲学、医学与自然科学作品开始被抄写与传播。在诺曼西西里王国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背景下，以亨利•阿里斯蒂普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还将此时流传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部分古典希腊语作品翻译至拉丁语，使之流传至更广阔的西欧拉丁世界，成为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翻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本文着重考察12世纪诺曼西西里王国的希腊文化，及其在十二世纪拉丁西欧翻译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12世纪，诺曼高城家族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分别击溃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政权的统治，建立诺曼西西里王国。诺曼人对其境内的不同民族与文化都表现出尊重与接纳的态度，巴勒莫的诺曼王廷更是吸引了来自西欧、拜占庭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各式人才，他们在西西里王国担任官职或研究学问、传播知识与文化。12世纪诺曼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可以说是西欧拉丁、拜占庭希腊与阿拉伯伊斯兰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处。得益于诺曼时期多元并包的文化环境，希腊文化也在此地繁荣发展，成为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重要文化源泉。
在12世纪的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诺曼王族保留并新建了许多希腊式修道院，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卡拉布里亚帕提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西西里麦西那的圣萨尔瓦多修道院以及奥朗托地区的尼古拉修道院。这些希腊式修道院被称为当地的希腊文化中心，它们一方面提供希腊式世俗与神学教育，另一方面，它们所拥有的图书馆和缮写室也储存、制作并传播了多种希腊语宗教与世俗书籍，成为当地希腊文化持续繁荣的主要保障。
在此基础上，12世纪希腊文化繁荣发展的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地区，更是迎来了古典希腊文化的复兴。在此时，诸多古典希腊文学、哲学、医学与自然科学作品开始被抄写与传播。其中部分作品更是在诺曼西西里王国的多元文化环境中被翻译成拉丁语，流传至更广阔的西欧拉丁世界，成为拉丁西欧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翻译运动中独特且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尽管诺曼高城家族对于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统治随着弗里德里克二世继承诺曼西西里王位而结束，西西里王国王位由诺曼高城家族转移至神圣罗马帝国霍亨施陶芬家族，但是，希腊文化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流传得到了延续。在13至14世纪初期，奥朗托地区的尼古拉修道院成为整个西欧地区最为重要的希腊文化中心，它继续制作并流传数量庞大的希腊语手抄本，其中就包括古典希腊文学与哲学作品，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尼古拉修道院抄写的希腊语书籍，继续成为拉丁西欧古典文化，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发展的重要文化源泉。
（作者褚敏绮，系索邦大学东方与地中海世界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