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织丰政权，即16世纪中后期日本列岛诞生的由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主导的统一政权。然而，关于织丰政权在历史教科书中的描述却不尽相同，具体比较如下。
首先，在《详说世界史》中，关于16至17世纪东亚和东南亚的国际秩序，可以找到如下记述：
进入16世纪，大航海时代世界范围蓬勃兴盛的商业活动动摇了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在东南亚，胡椒等香辛料的出口大量增加，为了争夺贸易利益，欧洲势力与亚齐苏丹国、缅甸东吁王朝等新兴贸易国的纷争不断。这些新兴国家试图摆脱明朝的权威，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扩大势力。
其中，关于织丰政权本身的记述为：
愈发活跃的贸易交流，以及从欧洲传来的新式火枪武器，促进了东亚各地的新兴势力的崛起。在日本，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从南蛮贸易中获得利益，利用新式火枪统一了日本。
由此可见，在《详说世界史》的记述中，主要介绍了16至17世纪不断活跃发展的贸易活动，以贸易获利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为背景的新兴势力开始抬头，将织丰政权定位为这些新兴势力中的一支。
下面看一下《面向市民的世界史》（以下简称《市民》）中的记述。其中有和《详说世界史》较为相近的描述：
在东亚地区，以白银为动力牵引的贸易浪潮突破了海禁体制的束缚，使民间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处于边境交界地区的日本列岛、东南亚和中国北部等地区，在白银和火枪的力量下催生出了强大的军事商业政权，国际秩序也随之大变。
《市民》将16至17世纪在明朝边境地区崛起的新兴势力称之为“军事商业政权”。日本列岛的织丰政权被认为是其中之一。
以上是《详说世界史》和《市民》中共通的记述，即将织丰政权定位为依靠商业和军事力量崛起的新兴势力。
另一方面，在《详说日本史》中，织丰政权是如何被描述的呢？资料1显示了不同历史教科书的章节构成。《详说日本史》将这一时期的历史根据对外关系和国内形势分为六节。涉及对外关系的标题分别是“欧洲人的东亚扩张”和“南蛮贸易与基督教”，涉及国内形势的四个标题分别是“织田信长的统一事业” “丰臣秀吉统一全国” “检地与刀狩”以及“秀吉的对外政策与朝鲜侵略”。由于历史叙述材料驳杂冗长，本文不作详细引用赘述。从结论而言，《详说日本史》聚焦日本历史，材料体现的信息量丰富，同时反映出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国内形势与对外关系之间的关联比较模糊，与世界史的共时性、同时代性意义不明确。在对国内形势的史实介绍中，将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区分开，分别进行叙述与分析。当然，《详说日本史》中载入内容的信息量十分丰富，读者可以结合相关内容展开深入思考，但作为教科书而言，读过之后很难直接发现诸多事项之间的关联。因此，体现出的织丰政权与16至17世纪东亚、东南亚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清晰。
通过以上三本书的不同叙述，可以看出关于织丰政权的不同历史定位。其背后反映出的研究动态，本文将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进行论述，同时也将细致地分析织丰政权的政策特点。围绕织丰政权的政策，《市民》中的描述非常独到精准，将织田政权描述为“非佛教政权志向” “与领地联系薄弱的武将依靠实力主义登场”，将丰臣政权描述为“梦想依靠‘武威’征服、统治周边诸国”“（由于侵略朝鲜的军事行动）日本与明朝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关系陷入令人绝望的状态”。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描述，是因为《市民》一书以欧亚大陆东部为中心地域展开历史叙述，这不同于《详说世界史》和《详说日本史》。关于这些内容背后反映了哪些研究成果，本文将在第二节中详细论述。
以上指出了三本教科书之间的相关历史叙述的不同，以及其反映出的特点。简单而言，《市民》和《详说世界史》两书试图将织田政权作为明朝边境地区崛起的军事商业政权，对其在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前半叶的国际关系中进行共时性定位，而与之相对的，《详说日本史》则难以把握对外关系与国内形势之间的关联。
综上所述，本文内容结构如下：首先，在第一节中，整理介绍《市民》和《详说世界史》中提到的织丰政权作为军事商业政权的相关背景的研究动态。其次，在第二节中，探讨《详说日本史》中对外关系和国内形势脱节背后在研究动态上的体现，同时详细分析《市民》中对织丰政权的特定描述背后，反映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最后，在第三节中，讨论如何弥补研究的缺陷，把握织丰政权作为军事商业政权的特点，并尝试在当时欧亚大陆东部的国际局势中描绘共时性织丰政权的面貌。尽管这项工作所面对的历史只是庞大时空轴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这是以一种统合世界史的形式对日本史进行描述的尝试，从而使世界史与日本史的衔接统合成为可能。
一、16世纪东亚史中的军事商业政权
16世纪至17世纪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保持极其密切关系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东海与南海出现民族性多样化的趋势，两地区和海域难以分开单独论述。因此，本节将基于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共时性局势研究进行概述。首先，通过诞生军事商业政权的经济背景——贸易热潮这一环节展开分析。
16世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热潮
在进入本文的研究对象16世纪之前，不得不提及15世纪的国际秩序。首先，俯瞰当时东亚和东南亚的海洋世界，明朝的海禁—朝贡体制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谓明朝的海禁—朝贡体制，实际上是禁止民间私人贸易，明朝政府独占海外贸易的体制。当然，此时民间并非完全没有走私贸易，但是，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内贸易的最大需求者和供给者明朝政府采取如此“牢固”的贸易统制政策，无疑给民间走私贸易形成了巨大的制约。
然而，自15世纪末开始，这一地区被称之为“交易时代”的国际贸易热潮所席卷。在广州，朝贡船以外的海外贸易船也开始来明朝纳贡，福建漳州等地逐渐成为倭寇走私贸易的据点，加之16世纪葡萄牙人也参与到走私贸易中，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转变为走私贸易的一个大型根据地。由于活跃的海外贸易的影响，15世纪末至16世纪，明朝的海禁—朝贡体制大为动摇。其中一个例子是1570年前后漳州私人商船被允许渡航进入东南亚。这无疑是白银货币推动的。
这一时期，由于日本白银和美洲白银的涌入，白银总量大增，贸易热潮呈现出进一步繁荣的景象。明朝的海禁—朝贡体制的动摇，使明朝周边地区形成一个“无法治地带”。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前半叶，在这一“无法治地带”诸势力竞争中的幸存者建立了新的国家，并开始挑战明朝权威。
结合本文的主题，便可以理解自15世纪后半叶开始，明朝的海禁—朝贡体制的动摇，在周边地区诸势力辐辏竞争中形成的一种无序状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边境地区崛起的势力大多引进了从西方传入的枪支火器，具备了对抗作为军事大国的明朝权威的武力手段。因此，如果不能理解此时期东亚和东南亚各地区如何接受新式枪支火器的情况，就不能准确理解军事商业政权的形态特征。
16至17世纪火器的接受
这一时期的东亚地区，通过火器开展的技术交流变得活跃起来，但是从研究角度开始对火器的关注始于欧美学界提出的“军事革命论”。“军事革命”是一个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在1950年代提出的概念，旨在理解关于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的全球军事环境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动造成的历史分期。军事环境变化的具体特征有以下几点：
（1）火器技术实现飞跃式发展，小型火器普及。（2）军队兵力人数增加，规模扩大。（3）战略复杂化、长期化。同时，近年来的研究关注点还包括：（4）军费支出占据大部分财政支出。（5）在城郭建设中充分考虑到对火器的防御，即城郭构筑技术发生变化。
军事革命理论的特点在于强调上述军事方面的改变对此时期集权式国家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并非本文关心的重点，仅就本文主旨而言，笔者认为通过对欧洲学界提出的军事革命理论的思考，引发对亚洲史研究中兵器、战争和战场的关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火器接受情况如何呢？东亚国家16世纪中叶开始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新型枪支。毋庸置疑，当时东亚和东南亚海域已经建立有华人贸易网络。因此，欧洲的枪支首先进入日本种子岛和中国浙江省双屿等倭寇走私贸易的据点。
之后，传入日本的火器在近江国友村、大阪府南部堺市等地批量化生产，并且日本开始独立设计开发。16世纪末，日本出兵朝鲜失败，大量日本兵被朝鲜和明朝俘获，提高了两国的火器制造与使用技术。从那时起，东亚范围内的枪械火器技术交流变得活跃起来，制造工艺实现飞跃式提升，这些变化被学者久芳崇称为“东亚的兵器革命”。进入17世纪，引进并接受了先进火器技术的势力，具体而言，大清帝国和江户幕府开始建立起新的秩序体制。因此，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火器的积极引入对于东亚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新兴军事商业政权的崛起（16世纪后半叶以降）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期的边境地区形成的军事商业政权。近年来，以岸本美绪为中心，很多学者开始关注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前半叶明朝周边同一时间崛起的新兴国家。本文将这些国家称为“军事商业政权”。主要包括：东南亚岛屿上的苏门答腊岛的亚齐苏丹国、爪哇岛的万丹苏丹国、大陆地区的缅甸东吁王朝、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在东亚地区，则包括满洲女真政权、倭寇谱系的台湾郑成功政权，以及日本的统一政权。
岸本美绪通过以上军事商业政权的对比，整理出如下共性特征：（1）将商业利益作为财政收入的基础。（2）拥有具备高度凝聚力和机动性的军队，君主与兵将之间建立起私人关系，兵将向君主宣誓效忠。（3）统治者的领导力具有现实主义和灵活务实的特点。（4）政权内部存在多元民族文化，实现跨民族间合作。本文也将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前半叶崛起的具有以上特征的政权认定为军事商业政权。
除了岸本美绪以外，也有其他学者认为日本的统一政权与明朝边境的女真族政权具有同样的性质，并开展比较研究。下面介绍两位代表性学者。
一位是日本中世史研究巨擘村井节介，村井先生对女真人努尔哈赤和日本的丰臣秀吉进行对比，指出了二人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努尔哈赤和丰臣秀吉统治时期，女真社会和日本社会的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以此建立了集权主义的国家体制，并且彼此都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
另一位是大清帝国史研究专家杉山清彦。 杉山先生将大清帝国和江户幕府进行了比较，提炼出以下共同点：
（1）八旗制度和大名制度的序列编排有相似性，无论是清朝，还是江户幕府，都是按照归顺的时间顺序对八旗和大名进行排序的。
（2）八旗旗主和御三家的王族身份都形成于建国初期，之后数百年间以世袭制传承，即使继承者与被继承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十分薄弱。
（3）旗人和武士都十分重视自己作为家臣的身份资格。
（4）都有被称为小厮的侍卫或侍童形成的内臣集团，他们童年在君主身边度过，长大后担任高官，占据政权中枢。
这些通过比较得出的特征，如果仅仅单独来看，是不能断定为时代特有属性的，但重要的是通过比较后发现的共通性构成了同一时代的表象特征。无论如何，在这些重视16世纪后半叶同时代性与共时性的研究基础上，《市民》将织丰政权在16世纪后半叶的东亚世界中定位为“军事商业政权”。这种注重同时代性和共时性的姿态，更多地体现于站在东亚和东南亚历史的立场的研究，而在对织丰政权的讨论中，是否也同样存在这样的视角和观点，笔者将另启章节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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