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灾害信息的收集奏报是国家治理灾害的前提基础和关键环节。明代农业灾害发生后，地方各级政府及里老、生员等基层民众，通过口头汇报、文字陈述和图文结合等方式，按照逐级奏报、先赈后奏、越级奏报等多种路径，将农业灾害的发生时间、种类特征、波及范围、受灾程度、社会危害、应对举措等重要信息及时奏报朝廷。这不仅可以确保朝 廷及时获取详实的农灾信息，而且有利于朝廷作出有效的决策应对，以纾解灾民颠危、保障灾区生机、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当然，明代农灾信息奏报也存在匿灾不报、谎报灾情、报灾迟延、留中不省等问题，尤以明季衰世之际更趋严重，以致农业灾害失于治理，甚而引发庶民离乱，加速明朝败亡。

　　关键词：明代；农业；灾害；奏报；决策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灾害关涉民众穷富、王朝兴衰和国家治乱，“农，助天地以生衣食者”，“耕虽出于民，而食聚于国”，“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乱，国家废兴存亡之本”。因此，历代均重视农业及其灾害治理，并逐步形成农业灾害信息的奏报制度。早在战国时，即规定农业报灾项目为旱、涝、风、虫，报灾时限为秋中，凡漏、误、迟报，将予以惩罚。及秦汉，郡国须“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定时上报当地雨泽，以便朝廷研判灾情。唐宋时，逐渐明确农灾的奏报时间：“诸官私田灾伤，夏田以四月，秋田以七月， 水田以八月。听经县陈诉，至月终止。”元代规定地方遭灾，须立即奏报，“今后各路遇有灾伤，随即申部”。至明代，农业灾害信息渠道更趋多样，奏报机制更加完善，这成为农业灾害治理的前提基础和关键环节。学界在论述匿灾、勘灾、救灾等对灾害信息渠道、奏报机制略有涉及。基于此，本文着重对明代农业灾害信息奏报的主体、程序、内容等重要问题予以探讨，以细致观察此期农灾信息的决策价值及君臣、官民、央地信息传递、舆情互动的基本情势。

　　一、官民协同：农业灾害信息呈报主体

　　明代地方农业灾害奏报主体日益多元，既有里老、阴阳生、生员等基层民众，也有巡抚、巡按及布政使、府、州、县、卫所等官员和各级政府，大体呈现出逐级层叠、上下联动、官民协同的特点。与此相联系， 明代农灾奏报的信息或源于民众的自发上报，或源于地方官员的亲诣踏勘，或源于巡抚、巡按等的覆视巡查。官民之间通力合作，各级政府相互配合，形成较为完整、全面、高效的“全民性”农灾奏报体系，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灾情上达的速度，提高了灾害治理的效率。

　　明代农灾奏报信息最初源于基层民众的奏报，具体报灾人员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一是里老。明代里甲、耆老是上接府县的基层组织,“统以县、府、布政使司，而达于部”，具有通达上下舆情的职能。每当本地发生农业灾害，里老会向地方官府、中央部门乃至皇帝阙下呈报灾情，尤其在地方“有司不奏”时，“许本处耆宿连名申诉”。如永乐元年（1403），河南、陕西耆民赵八等言：“州连岁蝗旱，人民饥困。”万历四十七年（1619），莱阳县迎仙乡陶獐社里老陈应科等禀称：“本月初三日未时，遭猛风暴雨，平地冰雹三尺，二麦俱被打烂，田禾尽皆白地。”二是生员。明廷规定：“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然生员“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故在农灾发生时，生员仍会参与呈报。如万历二十年（1592），凤阳水灾，儒学生员谬宗尧等呈“灾伤地方，额外代粮”；四十七年（1619），文登县生员李天笃等报称：春季大旱，禾麦不收；六月不雨近四十日，“豆苗槁死，诸禾萎黄”。三是耕农。耕农是农灾的直接受害者，轻则“赋税 难办”，重者“糊口无资”，故每逢灾害，他们会积极上报，请求蠲恤。成化三年（1467），宣府等卫民户余王成等报告：“自春耕，种子在地，久旱无雨，出土者少，间有禾苗，焦枯不得滋长。”弘治十八年（1505）， 西安府县民田恺等告称：境内四月、五月无雨，夏田薄收；八月以来，又亢旱不雨，秋成无望。万历四十 七年（1619），黄县吕家口社民王惟基等上报：“自春至秋，久旱不雨，春禾立槁，晚田尽枯。”四是阴阳生。洪武十七年（1384），置府、州、县阴阳学。其中，府置阴阳学正术一人，州置阴阳学典术一人，县置阴阳学训术一人，皆“掌凡昼夜漏刻之事，境有灾祥”，并分别向府、州、县递呈灾情。如嘉靖二十六年 （1547），成都府阴阳学向府申称：本年六月十四日至七月初六日，昼夜大雨，洪水泛滥，“漂荡房屋，冲射田苗，街市成河，人民惶惧”。

　　明代县是基层行政单位和权力机关，兼有“岁歉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的责任，凡逢农灾，县官应主动呈报灾情及应对举措。如永乐元年（1403），阌乡知县王霖言：“累岁蝗旱，民饥，所征税乞令输钞。”正统四年（1439），蠡县知县张霖称：本县四月以来淫雨不止，田苗淹损，饥民一千九百三十八户，“已计口发 官廪赈给”。除知县外，分掌粮马、税收等事的县丞、主簿等，亦可呈报农灾信息。如洪武二十七年 （1394），滋阳县丞刘奉言：“河水泛溢，浸没民田三百六十余顷。”永乐九年（1411），临漳县主簿赵永中言：去年，漳河泛溢，冲决张固村河口，与滏阳河合流，以致“田土为河泊，不堪耕种”。正统十四年 （1449），蕲水县县丞李尉言：“本县累年旱涝，人民艰食。”知县乃亲民之官，因知灾最早，明廷鼓励其报灾直达朝廷。如洪熙间，新安知县陶镕奏本县灾荒，仁宗直言“知县所奏良是”，并认为：“朕闻近年有司不体人情，苟有饥荒，必须申报，展转勘实，赈济失时，知县急与济人，先给后闻，是能称任使卿，毋拘文法，责其专擅。”但这种报灾优势在天顺以后逐渐失去，更难直接向皇帝奏报农灾；至成化以后，各县灾害须先向抚按“申报”，经由抚按等核实后上报户部，再由户部覆奏御前。如孝宗践祚初，即从户部所言， 规定：“今岁天下卫、府、司、所、州、县奏水旱灾凡八百余处，请下抚按等官严督所司核实。”

　　明代州分为直隶州和属州，直隶州地位同府，属州地位同县。知州掌一州之政，遇有农灾，需及时上报。如洪武八年（1375），高邮州奏“大水没下田”。太祖命免其租凡六万三百四十三石，仍敕有司赈恤。永乐八年（1410），胶州知州文敏言：“民水灾缺食，多逃徒者。”宣德八年（1433），磁州知州安理报：“今岁亢旱，夏麦无收，秋苗未种，民多缺食。”正统二年（1437），掌清河县事知州李信圭称：“本县四月终，霖雨坏麦；五月终，淮水泛溢。”景泰六年（1455），陈州知州崔庆言：“本州连年雨潦，不得耕种。”明代州县级别接近，辖区相仿，农灾奏报也大体雷同，天顺以后，各州直接奏报农灾的权力逐渐丧失，受此影响，各地 农灾常难及时奏报朝廷，“地方水旱，有奏有不奏，以致闾阎茹苦，朝廷莫闻”。在此情况下，万历时进一步明确地方报灾职责：“今后遇境内灾荒，州县官即时申报抚按，抚按即时奏闻，一面从实勘报，如申报愆期，抚按即以不职参论。”

　　明代府是下辖州县的地方行政单位和权力机关。知府掌一府之政，遇有农灾，照常上报。如永乐七年（1409），思明知府黄广成言：“去年秋雨水伤稼，乞免粮税。”宣德七年（1432），济南知府傅佐奏：今年六月，霖雨不止，河水泛溢，“淹没低田禾谷二百四十五顷有奇”。崇祯十一年（1638），应天府尹王心一 上呈灾情：本府属县五、六月为“非尝之旱”，以致“田土龟裂，三农失望”。除知府外，分掌管粮、农田、水利等的同知，也可呈报农灾信息。如宣德五年（1430），金华同知刘实上疏：“金华旱，多逋赋，民至鬻子女偿之。”崇祯十一年（1638），太平同知杨承芳报本地七月蝗灾：“徧腾慈湖，至釆石等地方，稻谷等苗被食伤者有十之七矣”。明代各府奏报农灾，实际发挥了中间桥梁的作用，其既可直接奏报本府灾情，也可以“上司”身份，向朝廷奏报所辖州县所报农灾；既可直接奏报朝廷，也可申报上司，或经由抚按奏报朝廷。正因这种特性，即使在弘治以后，各府仍有向朝廷奏报农灾，如正德九年（1514），据西安府知府赵祜所奏，以灾伤免除西安府所属蒲城等二十一县税粮。

　　明代省级负责报灾的机构主要是布政司。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凡“水旱疾疫灾祲，则请于上蠲振之”。以河南为例，宣德七年（1432），布政使李昌祺奏：开封等府及郑州、中牟等州县四十四处，今年四月至七月干旱不雨，谷麦无收，人民艰食。天顺五年（1461），布政使侯臣奏：开封府所属州县去年雨水，“田禾无收，人民艰食”。除布政使外，分管粮储、屯田、水利、抚民等事的参政、参议，也可奏报农灾信息。正统二年（1437），河南参议吴杰奏：“所辖各府州县今年春旱伤麦。”六年（1441），河南参政孙原贞奏：“所属府州县蝗灾。”同样，明代布政司奏报农灾的方式也因时而变，大体趋势为：洪武至天顺间， 布政司多是汇总所属府、州、县农灾信息后一并奏报朝廷；二是成化以后，布政司的报灾方式主要是会同抚按、按察司等官核实本地灾情，并由抚按负责奏报朝廷。这种变化趋向，实际与明代地方权力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布政司权力的逐渐弱化密切相关。

　　明代省级报灾机构中，专掌“通下情，去蒙蔽”的按察司亦有其责。明初，农灾频仍，地方多失抚字，为此明廷命按察司“采察所部军民利害及布政司、府、州、县官员贤否以闻”。永乐十年（1412），浙江按察使周新言：去年湖州府乌程等县“夏秋霖潦，洼田尽没”。正统三年（1438），陕西按察使陈正伦奏：“关中比岁旱涝，军民艰食。”除按察使外，分掌抚民、驿传、水利、屯田等的副使、佥事等，遇有农灾也会奏报灾情。如永乐八年（1410），河南佥事张翥等言：五月、八月霪雨不绝，黄河泛溢，“没田七千五百余顷”。正统四年（1439），陕西佥事卜谦奏：兰州卫数月不雨，人民艰食。六年（1441），山东副使王裕言：山东旱蝗，水涝相仍，“人民缺食逃窜者多”。较之布政司，按察司奏报农灾并非职能所在，而是基于肃政、监察等地方工作的间接性奏报，是其按察职掌的特殊延伸而已。同样地，天顺以后，按察司的奏灾行为也逐渐消失，转而成为抚按职权的一部分。

　　明英宗以后，抚按后来居上，职权日大，并可奏报农灾。明制，凡遇灾伤，“水旱灾伤之处，并听府、 州、县及巡抚官从实奏闻”，或“抚按官先督行各府州县及早申报”，后经巡按核实灾情，再由巡抚奏报朝廷，“具奏议免”。如景泰四年（1453），巡抚王竑等奏：徐州大雨，淹没禾稼，民饥愈甚。天顺七年 （1463），巡抚刘孜奏：镇江、常州、太平、应天四府诸县，“今年夏秋霪雨，田禾淹损”。万历四年（1576）， 大同巡抚郑雒奏：八月，浑源州“雨雪杀禾”。当然，地方若无巡抚，则由巡按报灾，凡其所至之处，“或有水旱灾伤当奏者，即具奏，不可因循苟且，旷废其职”。以南直隶为例，宣德七年（1432），巡按王来言：今年四月至六月大雨，海潮泛溢，漫浸堤圩，长洲等县“低田皆没，苗稼无收”。万历四十四年（1616），江宁等处蝗蝻大起，巡按骆骎疏陈其状：“蝗不渡江乃异也，今垂天蔽日而来，集于田，而禾黍尽；集于地，而 菽粟尽；集于山林，而草皮木实、柔桑疏竹之属，条干枝叶都尽。”此外，负责整饬地方军务、政务等的镇守、镇巡、兵备等官，有时也奏报农灾。如正统九年（1444），镇守陕西御史陈镒奏：西安、高陵等地，“今年亢旱，人民缺食，流徙死亡，道路相继”。景泰三年（1452），镇守陕西刑部侍郎耿九畴奏：陕西“比岁旱伤无收，边粮不足”。正德五年（1510），据镇巡官员所奏，以水灾免四川彭水、武隆二县税粮。嘉靖间，山东兵备副使严时泰因水旱频仍，民艰粒食，奏停起运。崇祯四年（1631），苏松、常镇二道兵备副使蒋英等呈：青浦、宜兴等地“自春徂夏，苦雨伤麦”。如此，至明中后期，地方农灾奏报在抚按等官的主导下， 逐渐形成一地有灾，多部协同奏报的场景。正统二年（1437年），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及巡按御史、布按二司“累奏”：西安等六府，乾州、咸宁等十三州县“连年干旱，二麦不收，人民饥馁”。

　　明代自京师至郡县，多立卫所。卫所既可守城，又可屯种，凡逢农灾，也可主动报灾，并能直达朝廷。如正统四年（1439），武襄左右、直隶河间等卫各奏：“今年五月以来，天雨连绵，河水泛滥，渰没屯田，子粒无收。”成化三年（1467），宣府前等卫指挥孙镇等称：“屯田军余各告所种各色青苖，春夏无雨，尽行旱死。及于六月日期不等，又被暴雨狂风吹打，漂冲淤泥，俱各无存。”崇祯十一年（1638），镇江卫管屯指挥陈世沐奏：“时值赤旱，禾苗未插，苦布荞豆杂谷，芽始岀土，蝗蝻簇伤，泉壑飞尘，槁草枯死。”与一般意义的农区灾害不同，明代卫所农灾主要来自军屯，属于“军区”灾害，具有较强的特殊性，故按规定卫所可直接上报朝廷，再经由户部、兵部等覆奏皇帝，极少情况下，才经由布政使、抚按、镇守等官奏报朝廷。如正统五年（1438年），江西布政司奏：“南昌等府卫所属地方自正月以来，雨水渰没早禾。”六年，镇守陕西右佥都御史王翱奏：“陕西西安等七府并卫所地方亢旱，田亩无收。”

　　明代农灾奏报主体身份不同，报灾方式也有不同，盖有三种情形：一是口头呈报，以不通文墨的基层民众为主。如正统八年（1443），保定府新安县民百余人声称：“今年水旱相仍，田无收获，所负官马，乞宽期买补。”万历四十七年（1619），阖县乡民刘必明等报称：“本县三春不雨，二麦无收。入夏以来，亢旱异常，大河流竭，诸禾焦枯。”里长有时也以口头报灾，如栖霞县里长赵思齐等告称：五月二十日以后，亢旱至今，“遍野尽皆焦枯”。二是文字陈述，以地方官员、生员、里老等为主。如景泰元年（1450），保定、河间、广平等府书奏：“春夏亢旱，麦苗槁死。”成化元年（1465），陕西布政司疏奏：西安府“自春以来，风雪雨雹，不时伤稼”。万历四十七年（1619），栖霞县生员郝守标等上书：“方春无雨，二麦既已无收，今豆虽种，亢旱尤为太甚，自五月迄今点雨未霑。”蓬莱县里老赵逢卿等揭称：“各社久不落雨，黍谷豆田，尽行旱死。”三是图文结合，这在明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嘉靖三年（1524），浚县知县焦昇以大名所属州县灾伤，为《饥民图》以进，乞行蠲恤。七年（1528），谷城县六月大旱，饥人相食，都御史张录绘《饥民图》以献，请帑赈济。万历二十二年（1594），河南大雨，五谷不升，给事中杨东明绘《饥民图》以进，神宗览之，蠲免田租，发银赈灾；四十三年（1615），山东大旱，汶水绝流，举人张其猷上《东人大饥指掌图》。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江南数月不雨，飞蝗渡江，“所过皆残”，有司绘图见告。上述报灾方式，既可 “因人而异”，也需“守土有责”，地方所报农灾基本都是本县、本州、本府、本卫等境内灾害，或者是与本职工作相关且危害较重的灾害，充分彰显了明代官民报灾难得的主体责任感和可贵的主观能动性。同时， 为保证农灾信息的真实性，明廷对谎报者予以处罚。如对将成熟田地“移丘换段，冒告灾伤“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为避免地方滥报、瞒报农灾，明初规定：“凡各处田禾遇有水旱灾伤，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实奏闻。”凡勘灾官吏，须从实检踏，若止凭里甲供报，“通同作弊，瞒官害民”，则要“各杖一百，罢职役不叙”；若因失于关防，致有不实者，“计田十亩以下免罪；十亩以上至二十亩，笞二十；每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二、因事制宜：农业灾害信息呈报程序

　　当然，明代地方农灾奏报无论是一级直达还是逐级传达，无论是直接奏报还是间接覆奏，均需按照规定奏报朝廷乃至皇帝（永乐、洪熙、宣德等朝也常奏太子）。同时，明代地方农灾奏报程序并非层级分明，逐级上报，而是因事、因地而异，盖有三种情形：一是由布政司汇总各地灾情后一并奏报，如山西为例，永乐十四年（1418），山西布政司言：“平阳、大同所属二府州县，岁旱民饥。”太宗命勘验受灾人口并发粟赈济。洪熙元年（1425）八月，山西布政司奏：今年七月以来，太原府沁、潞二州及徐沟、大谷、祈、屯留四县“屡遭冰雹，损伤庄稼八百五十五顷”。仁宗命行在户部蠲其租税。宣德三年（1428），山西布政司奏：平阳府蒲、解等八州，临汾、河津、沁水、阳城等三十三县，“自去年九月不雨，至今年三月，麦豆焦枯，人民缺食”。二是若为跨地区同类灾害，则由各地同时“各奏”，如天顺七年（1463），直隶保定、真定、河间、大名、广平、顺德，山东济南、青州、东昌，河南卫辉等府，并东昌、青州等卫各奏：“去年亢旱，至冬无雪，今年自正月至四月不雨，二麦槁死，秋田不能下种。”三是突破常规程序的奏报方式，主要有先赈后、奏和越级奏报两种情况。

　　（一）先赈后奏

　　明初，鉴于岁荒民饥，必候奏请，以致民死无数的情形，洪武十八年（1385），太祖令：“天下有司，凡遇岁饥，先发仓廪赈贷，然后具奏。”二十六年（1393），又经户部重申此令，并“著为令”。永乐时，一些地区又出现了遇灾“先奏不赈”的情形，“有司必至饥民嗷嗷，始达于朝，又必待命下始赈之，馁死者已不逮矣”。于是，成祖下令：“今后遇饥荒急迫，即验实发仓赈之，而后奏闻可也。”自此，这一命令长期施行， 明廷也鲜有先赈后奏之令。如永乐间，每有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洪熙元年 （1425），宣宗在即位诏书中令：“有被水旱灾伤去处缺食贫民，有司即便取勘赈济，毋得坐视民患”。循此，宣德时遇有农灾，地方可先行廪赈，而后具数奏闻。如当年六月，新安知县陶镕先赈后奏，户部“责其专擅”，宣宗谓尚书夏原吉：“朕闻近年有司不体人情，苟有饥荒，必须申报，展转勘实，赈济失时。知县急与济人，先给后闻，是能称任使。”宣德二年（1427），重庆府永川县奏：去年旱灾，县民缺食者七千四百四十八户，若先奏后赈，唯恐恐延误，已支取县仓米五千六百四十石，“计口给散，秋成还官”。宣宗认为仓廪储畜，本以为民，先赈后奏，可及时济民，故令户部“勿责其专擅”。同年，成都府郫县、杭州府余杭县等奏，“去年霖雨，水涝伤稼，人民饥困，已借官仓粮赈济，期秋成如数偿官，各上所借粮数”。宣宗认为 “俟奏报而赈，则无及矣”，故“悉从之”。九年（1434），重庆府合州、綦江县等奏：今年四月以来，亢旱不雨，苗稼枯稿，民多缺食，“皆已循例发廪赈之，具数上闻”。十年（1435），应天府府尹邝埜奏：“岁比不登，人民乏种，已发仓廪令于他所贸易播种，俟秋成偿官，具数以闻。”宣德以降，仍有地方先赈后奏，但频率已少，仅以《明实录》所载为例，见于其中的事例有：景泰七年（1456），河南布政司奏：“所辖各府比因岁歉多缺牛具谷种，已发廪及劝谕殷实之家借贷耕种，俟秋成偿官。”天顺二年（1458），巡抚直隶御史王俭奏：“徐州民缺食者四万有奇，臣已发廪，并劝令富室出米麦二万六百余石陆续赈济。”七年（1463），延安府绥德州奏：“去岁被灾民多缺食，已发廪赈济，俟秋成偿官，具数以闻。”

　　自成化以后，地方有司鲜有先赈后奏者，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官员不愿先赈。明代将赋税征收、粮仓储备作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这一规定的逐渐强化和严格执行，影响了官员先赈后奏的积极性。宣德五年（1430）规定：“官员三六年考满者，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正统五年（1440），又将官仓储粮作为黜陟官员的标准：“今后府、州、县官考满赴吏部者，并须开报预备官仓所储实数及修筑过陂塘、堤岸等项，吏部行该部查考虚实，以凭黜陟。”上述规定，此后长期执行，并日益严格。弘治十六年（1503）奏准：“凡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务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但有钱粮未完者，不许给由”。十八年（1505）规定：“府州县掌印管粮官三年、六年考满，俱送本部查勘，钱粮无碍，开咨吏部，方听推用行取，如拖欠三分以上者，不听。其预备仓粮，巡抚官三年一次委守巡官核实足数，然后起送给由。”嘉靖二年（1523），又令“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隆庆五年（1571），县官吏“征赋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万历三年（1575），“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崇祯时，规定“征赋不及额者，不得考选”。因此，地方官员为完成考核指标，遇有农灾时便不肯先赈后奏。

　　二是地方无粮可赈。洪武时，各县立预备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至永乐，经济复苏，宇内富庶，“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遇有凶荒，“有司往往先发粟赈贷，然后以闻”。然自宣德间，仓储积弊日重，“历岁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渔，谷仓尽毁”。正统以后，预备仓粮更趋凋敝，“仓廪颓塌而不葺，粮米逋负而不征”，以致出现了“预备仓粮赈恤不敷”，“预备仓全无蓄积，饥民无以赈济”的现象。期间，明廷虽一再强调预备仓的积粮标准与官员考核直接相关，但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如弘治末，江西六十九县共一万一百四十五里，若按近例一里积谷一千石计算，应为一千一十四万五千石，但当时积谷仅“十未及一，约少九百万石”，“籴本羞涩，力难求济”。自嘉靖起，预备仓虽“有备荒之名，而无备荒之实”，至于泰昌、天启、崇祯，“尤不可问”。嘉靖十八年（1539），户部言：“国朝立制，在处有预备仓用广蓄储，以便赈贷。比来有司类不加意，那移冒费，至于赈贷，辄请内帑。”隆庆间，有司多不能“积谷备赈”，抚按亦疏于督责，仅具文而已。三年（1569），户科都给事中刘继文言：“今灾伤日奏，而有司方且请发内帑，请蠲租赋，问以积谷几何，则不能知。”至明末，时人更是感叹言，“至于今日，天下皆无复有预备仓”，一遇饥荒，地方无从赈给，“民无所赖，官无所措，公私交窘”。此外，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加之权贵收刮，钱粮殆尽，“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以致‘储积益以空乏”。在此情况下，每遇灾荒，各地无粮可赈，只能先奏朝廷赈济。

　　三是明廷不许先赈。明中后期，钱粮管理日益混乱，地方官员“视官藏为己帑，公廪为私庾”，尤其 是那些具体行事的管粮官，更是“作弊多端，民不受惠”。为避免“官司之盗”，明廷逐渐加强对预备仓的官控，“预备虽设，而有司不得专焉”，遇有灾荒，地方官员“必俟报可，然后籍名给劵赴仓支粟”；若私自先赈后奏，将会受到处罚。如嘉靖八年（1529），河南连岁旱荒，民多饥死，知府范鏓不待奏报，即开仓赈之，乡民全活，深受赞颂，但因其违规行事，仍被世宗夺俸两月。万历十一年（1583），获鹿等地遭灾，抚臣宋纁、汪言臣等先动支仓库赈恤，后具题奏报，神宗斥其“不候明旨，擅自支放”，并下令“以后惟重大饥荒及地方窎远的，方许便宜赈济，其余报灾奏请蠲赈，都遵照近旨行”。如此，地方官员自然不会轻易先赈了。

　　（二）越级奏报

　　明初，为防止地方谎报、匿报灾情，或勘灾不实，曾准许灾民诣阙报灾。洪武十八年（1385），太祖令：“凡有水旱灾伤去处，有司若不来闻，本处耆宿连名赴京，申诉灾由，以冯优恤。”二十七年（1394），山东宁阳县汶河决，灾民称“南连滋阳，西至汶上，水高出河丈余，滨河居民多漂流，田禾皆浸没”，太祖遣使查录受灾户数，使者还言，“灾不甚，民妄诉”，又遣使复核，亦与前使言同，遂逮谎报吏民。县民沈进又诣阙诉灾：“民实被灾者千七百余户，而使者所录止百七十余户，有司督迫租赋，民愈困惫。”永乐十年 （1412），山西猗氏县耆民张彦清等进京上言：“累岁旱涝，田稼不登。”洪熙元年（1425），保定府完县六百余人诣阙上言：“今夏久雨，田苗多灾，岁纳盐粮、丁绢、刍豆乞蠲免。”宣德三年（1428），霸州灾民诣阙 称：“雨潦伤田禾，人民乏食，有司坐买蒲草土硝等物，乞暂停止。”宣德以降，随着农灾奏报制度的日渐完善，抚按奏灾职能的逐渐强化，灾民诣阙报灾者日趋减少。

　　较之普通民众，官员的越奏途径更为多样，情况更为特殊，主要有以下情形：一是在外公干，遇灾越级奏报。宣德三年（1428），户部主事孙冕自浙江还言：“苏、松、嘉、湖、杭诸郡，今夏苦雨，江水泛溢，田稼多淹没。”正德十二年（1517），奉使陕西给事中任忠言陕西灾情：“春夏亢阳，麰麦少熟，继以霜雪，苗稼尽死，流移逃窜，十室九空。”嘉靖八年（1529），陕西佥事齐之鸾言：“臣承乏宁夏，自七月中由舒霍逾汝宁，目击光、息、蔡、颍间蝗食禾穗殆尽，……流民载道。”万历十四年（1586），江西道御史任养心巡按湖广，事竣还朝，经过晋阳等地，目击灾伤百姓流离困苦，遂条陈四事：一急蠲赈，一无遏籴，一省词讼，一弭盗贼。二是因故居家或进京途中，遇灾越级奏报。成化元年（1465），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奏：“臣以考满来京，北抵徐州，沿涂所见，人不聊生，路多草窃，盖以今岁旱涝故也。”弘治五年（1492），致仕礼部尚书邹干疏言：“浙西水旱相仍，民穷盗起，请行蠲恤之政。”嘉靖五年（1526），礼部尚书吴一鹏给假展墓回京奏言：“臣道途所经，见江南诸郡久旱不雨，暑气酷烈，田禾枯稿，人畜渴死，及渡淮以北，则田庐渰没，渺然巨浸，千有余里。”三是上级不报，下级越级奏报。嘉靖十三年（1534），浚县遇秋潦伤稼，抚按以非时不报灾，县令陆光祖以疏上奏，部覆“减税十之三”。万历四十三年（1615），诸城县大旱交加，飞蝗蔽天，野无青草，人各相食，鬻贩子女，至有人市。明年二月，孝廉陈其奠应礼部试至京师，绘《饥民图》伏阙上书。

　　综上，明代地方农灾奏报虽有法可依，但却奏无定法，凡逢农灾，无论何人，身处何时何地，皆可通过不同途径及时奏报灾害，毕竟天灾难测，农灾殃民，其固有的突发性、复杂性和破坏性特点，容不得地方政府见灾轻怠，更容不得各级官员逢灾不报。虽然明代农灾奏报程序较为完备，常规奏报层级清晰，责任明确，但在实际报灾过程中，也常发生灾情瞒报、漏报、迟报的情形。在此情况下，非常规奏报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常规奏报的漏洞，并与常规奏报相互结合，形成一种“官民各报、上下连报、下报上核”的农灾奏报模式。这使明廷能够及时获取地方农灾信息，准确研判农灾影响，进而尽快作出赈灾举措，缓解灾区困境，复苏农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以使“贫者不患于阻饥，富者可免于劝借，而盗贼亦因以潜消，地 方之民永有赖矣”。

　　三、决策依据：农业灾害信息奏报内容

　　明代农灾奏报主体的多样性，农灾奏报程序的规范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灾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和时效性。身处灾区的民众、亲诣灾区的官员通过不同方式，将农业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种类特征、 波及范围、受灾程度、社会危害、解决路径等重要信息及时奏报朝廷，以确保朝廷及时获取农灾信息，分析致灾原因，研判受灾情况，并据此做出救灾决策，启动应灾措施。就此而言，丰富翔实的农灾信息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赈灾的速度、力度和广度，具有重要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战略性特征。

　　（一）奏报农业灾害的种类

　　一是水灾。明代水灾主要发生在沿河沿海及南方地区，据明人奏报，此期水灾盖有三种：一雨水型水灾。洪熙元年（1425），登州府奏：莱阳县秋雨，损伤庄稼一千二百一十九顷有奇。宣德十年（1435），平陆县奏：四月烈风雨雹，积厚一尺，“禾稼千余顷尽损无收”。景泰三年（1452），太和县奏：“今春雨雪连绵，二麦无收，秋又积雨，湖水泛涨，粟谷麻豆等苗，淹损殆尽。”二河溢型水灾。如永乐十三年 （1415），山西布政司言：辽州淫雨，河水暴溢，毁坏民田三十余顷。宣德五年（1430），内黄县奏：六七月间连雨不止，河水漫溢，淹没田苗一千九百三十八顷八十一亩。成化十三年（1477），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张瑄奏：“今岁首黄河水溢，淹没民居，弥漫田野，不得布种。”三海溢型水灾。如永乐十四年（1416）， 淮安府奏：盐城县飓风，海水泛溢，毁伤民田二百十五顷有奇。正统五年（1440），浙江海门卫百户罗贤奏：海水冲决蛎岩头等处堤防，浸没熟田七十余顷。

　　二是旱灾。旱灾是危害最严重的天灾，“天旱则五谷不成，五谷不成，则民无由得食，民无由得食，则将趁食于四方，苟处处皆然”。明代旱灾主要发生在北方地区，宣德三年（1428），山西布政司奏：太原府定、忻、代等六州，交城、清源、榆次、阳曲、寿阳等二十二县，“春夏不雨，麦谷旱死，人民乏食”。正统五年 （1440），巡抚于谦奏：山西太原等府“各因旱伤，田禾无收”。嘉靖七年（1528），甘州五卫各申：“自春徂夏， 雨泽愆期，狂风屡作，泉源枯涸，河水微细，子粒少种。”嘉靖十七年（1538），江津、纳谿等县申称：五月以 来，亢旱不雨，禾苗枯稿，秋成失望。崇祯十一年（1638），丹阳县详文：“骄阳为戾，业已三月，秧苗枯稿。”

　　三是蝗灾。纵观中国古代，明代蝗灾最多，其对农业的危害有时甚于水旱，“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洪武十一年（1378），平凉府华亭县言：“霜蝗害稼。”正统六年（1441），保定、大名、广平、永平诸府，德州、卢龙、山海、兴州、东胜、抚宁诸卫各奏：“蝗伤禾稼。”景泰五年（1454），巡按御史汪淡奏：六月以来，宁国、安庆、池州府属县“旱蝗伤稼”。万历三十 一年（1603），保定廵抚孙玮言：“清苑县蝗蝻甚生，蚕食禾稼，聚若蚁，起如蜂。”

　　除上述灾害外，明人也奏报霜、雪、雹、虫等灾害信息。正统二年（1437），衡州府所属州县及桂阳守御千户所各奏：“虫伤禾苗，秋粮子粒无从办纳。”景泰五年（1454）五月，直隶凤阳、常州府，河南南阳、彰德府，并凤阳、泗州等卫各奏：“去冬，积雪冻合，经春不消，麦苗不能滋长，夏税子粒无征。”六月，镇守易州御史陈泰奏：“易州大方等社，大风拔木，雨雹如碗大，伤稼一百二十余里。”成化二年（1466），巡抚李侃奏：七月，太原等府及岢岚、和顺等州县，“殒霜杀谷苗”。

　　（二）奏报农业灾害的影响

　　一是租税无征。农灾之后，农业歉收，区民贫困，赋税难征，这在明人奏报中常有反映。洪熙元年 （1425），巡按御史张约奏：五、六月，宁夏等卫雨水伤损麦豆，“所收子粒不及半”。宣德元年（1426），台州府黄岩县奏：永乐二十二年七月，飓风大作，海潮怒溢，“淹没官民田二百五十六顷四十亩有奇，其年税粮无从征纳”。正统二年（1437），湖广衡州府所属州县，并桂阳守御千户所俱奏：虫伤禾苗，“秋粮子粒，无从办纳”。景泰元年（1450），真定、济南、青州、襄阳诸府奏：去年夏秋亢旱，“禾稼焦枯，租税无征”。

　　二是灾民悲苦。明代治灾能力仍然较低，“有旱有水，谷种既没，则饥馑立至”，百姓“一年所入，仅足以供当年之数”，故一遇大灾，灾民流离，“垂于阽危，濒于死亡”。如永乐十二年（1414），蓟州奏：去年水灾，禾麦无收，百姓艰食。宣德十年（1435），淮安府奏：所属州县连年水旱，庄稼不收，人民艰食。正统十三年（1448），诸城县奏：境内旱蝗，民众逃亡二千四百余户。弘治十八年（1505），咸阳等县奏：因无雨田干，不能耕种，“致小民逃窜”。嘉靖二十八年（1549），巡抚龚辉奏：淮安等地“连岁灾伤，户口逃亡大半”。万历四十七年（1619），栖霞县申称：五月二十日以后，亢旱至今，点雨未落，“万姓嗷嗷，坐以待毙”。

　　三是灾民生变。灾荒之际，常有民变，“凶年民之不肯就死者，必起而为盗”，“天下无收则民少食，民少食则将变焉，变则天下盗起，虽王纲不约”。明后期，据地方奏报，农灾常引起穷民“噪呼嚷乱，致 生事端”，导致流民“抢夺市集，惊动乡村”。如嘉靖二十三（1544）、二十四年（1545），嵊县大旱，“乡人有携麦半升夜归，辄被劫杀于道”。万历十六年（1588），上海县五月大水，七月大风，田禾俱尽，致民大饥，死者无算，“桀黠者煽众环富室告贷，寻间入室中尽夺其所有，报复相杀伤甚众”。崇祯五年 （1632），淮安旱灾，饥民“变为草寇”，劫掠货物，以致南北往来，几于断绝。六年（1633），潜江县大饥，村民周肖河等“聚众抢夺”。

　　（三）奏报应对农灾的措施

　　一是蠲减税粮。这是明代地方政府奏请赈灾的常用策略。永乐五年（1407），汤阴县河水泛溢，淹没民田一百七十一余顷，当地官员“乞免今年税粮”。十三年（1415）夏，磁州多雨，滏、漳二河大水淹没田 稼，遂“乞免民间今岁税粮”。宣德九年（1434），常德、荆州二卫奏：“官军屯田今年夏旱，田禾槁死，乞免岁较子粒。”弘治十八年（1505），庄浪等县申奏：自四月十四日至二十日，连降严霜，致“将麦豆杀伤多半”，又因日久无雨，“约有八九分枯死”，故乞“分豁税粮”。万历二年（1574），以水旱灾伤，巡抚宋仪望奏请减免丹徒、丹阳等县钱粮。

　　二是缓征税粮。岁荒民饥之际，地方会奏请缓征税粮。永乐二十二年（1424），浙江乌程县五月至八月间雨潦尤甚，淹没田稼一千六百一十一顷九十余亩，该粮五万三千九百九十石有奇，“小民办纳为难”。次年，知县黄棨宗奏“乞候今年秋成通征”。景泰六年（1455），山东单县伤亡官马千余匹，知县叶斌以“本县连年水涝伤禾，人民缺食”，“乞暂停止，候麦熟设法追偿”。万历十四年（1586），因陕西延镇所辖三卫去冬无雪，今春夏大旱，督抚“条议缓征”。

　　三是折纳代输。为缓解灾区粮食危机，地方会奏请将税粮折成灾区物资上缴，此即折纳代输。如永乐二年（1404），郑州蝗蝻伤稼，有司奏请税粮“以豆菽代输”。正统元年（1436）四月，凤阳府寿州“久旱不雨，田禾稿死，不能成实，秋粮无从营办”，奏请“以黄菉豆抵斗输官”。十二年（1447），沂水县夏税豌豆旱伤无收，“乞折纳黑豆”。

　　四是折征货币。为确保税收，地方会奏请将应缴税粮折成货币征收。正统十二年（1447），赣州等府县因“去春淫雨江涨，田禾淹没”，江西布政司奏请将应输南京税粮“折银运赴京库”。十四年（1449），顺天漷县春夏少雨，麦苗枯稿，人民缺食，地方“请以应征税麦或停征或折钞，以苏民困”。正德三年 （1508），苏、松等府旱灾，该征军粮及两京俸粮均不能足数，粮储都御史罗鉴“请尽折银”。嘉靖六年 （1527），湖广大水，漂没民田、庐舍凡五府二十四州县，巡抚孙修等请“以今年兑运米二十五万，南京仓三十万皆折银，或量折其半”。

　　五是停缓劳役。遭灾之后，民生艰难，地方会奏请停缓劳役。宣德三年（1428），绥德旱灾，州民艰食，而“上司赋役浩繁，民不堪命”，地方官遂“乞稍宽之”。十年（1435），淮安连年水旱，人民艰食，“今又征取役夫”，地方官建议“宜缓其期，俟秋成发遣”。正统十年（1445）四月，福建雨水，冲坏延平卫城，淹没侯官等处庄稼，官府征发严急，布政司奏请“少缓以俟丰稔”。十一年（1446），当涂、宣城等县久雨不停，冲决圩塘，田禾尽没，二县各奏：“今秋税粮尚恐无望，而南京工部派办物料及起修造夫役未已，乞暂止之。”弘治元年（1488），湖广连年荒旱，民穷特甚，巡按御史姜洪奏请：“所司方督造马快船，乞暂停止， 以苏民困。”

　　六是奏请赈贷。为帮助灾民恢复生产，摆脱困境，地方会奏请赈贷。永乐二十二年（1424），宁海等地连岁水旱，田谷不登，农民乏食，登州府挪用储粮五十万石“乞以赈贷”。宣德八年（1433），直隶河间府之青、兴济二县，顺德府之广宗县，大名府之濬县皆奏，去岁旱干，田谷无收，今人民乏食，“乞贷官仓米麦，计户赈恤”。嘉靖十年（1531），西安等府大旱，螟食苗尽，总制尚书王琼等“请停征料，给赈贷”。万历四十一年（1613），山西水灾，巡按御史李若星“请发帑赈贷”。

　　七是兴修水利。为恢复灾后农业生产，地方会奏请兴修水利。洪武十七年（1384），太原山水暴涨， 冲毁坝堤，侵及民田，太原请“以军民协力修治”。永乐元年（1403），章丘县漯河等处山水涨溢，冲决堤岸，伤及禾稼，“请命修筑”。洪熙元年（1425），容城县六月以来霖雨不止，白沟河水暴涨，冲决堤岸，淹没田苗，官员奏请“发人修治”。宣德四年（1429），直隶献县柳林口堤岸被水冲决，水势骤急，乞请“发军民协力修筑”。正德十二年（1517），淫雨连绵，淮水泛涨，冲决漕堤，漕运御史丛兰“请仍以所在桩草银修理决堤”。

　　八是免去朝觐。明制，外官需三年朝觐，但遇有灾荒，为保证救灾得力，巡按等官会奏请免除灾区正官朝觐，此类事例多出现在成化、弘治时期。如成化七年（1471），陕西旱伤，巡抚马文升奏请免陕西州县 明年朝觐。十三年（1477），巡按御史侣钟奏：浙江宁、绍、台三府水旱相继，岁谷不登，请“各留知府赈恤，免明年朝觐”。弘治五年（1492），以河南旱灾及黄河决堤，巡抚等官奏请免去开封、卫辉、彭德、怀床四府州县正官明年朝，八年（1495），因湖广“地方旱潦”，巡抚、巡按奏请免武昌、长沙、衡州等府州县正官明年朝觐。同年，山西旱灾，巡抚等奏请免太原、平阳、泽潞等处正官明年朝觐。

　　总之，明代地方官民奏报的农灾信息，大多是地方官民的亲闻亲历，也经过地方官府的勘视核实，内容广泛，信息真实，不仅列出了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种类、范围、程度等具体信息，而且地方官民常会结合当地农灾实情，经过分析研判，以请示、恳求、建议等言辞，初步向朝廷提出备灾、救灾、减灾的举措， 诸如减免赋役、兴修水利、折钱代输、修缮城墙等，这些颇具确实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宝贵灾害信息，不仅成为各级官府掌握灾情的主要途径，也成为中央朝廷治理灾害的重要决策。如洪熙元年（1425），保定府容城县奏：六月以来，霖雨不止，白沟河水暴涨，冲决堤岸，苗稼俱伤，“请发人修治”，宣宗认为“田苗方盛，而水潦为灾，不早治，其害不已”，急谕尚书吴中“即令军民协力修筑”。宣德九年（1434），湖广、河南、江西及应天、凤阳等府、州、县奏“今夏旱蝗荐臻，凡灾伤之处，民多缺食”，宣宗恻然，敕谕：“工部派办物料即皆停止，无灾伤之处所派办者，亦令陆续办纳，不许逼迫，差去催办官员悉令回京，若迁延在外扰民，必罪不贷。”正统七年（1442），蒲台县奏：“比岁旱涝，伤豆无收”，建议所司以“县仓多储折粮黑豆”， 英宗命户部移文“悉以贷民”，以解民困。总体上，凡地方所奏农灾信息及其提出的应对措施，明廷多是 “从之”“许之”，或“可其奏”，或命户、工等部及灾害所在官府覆视落实，甚至超出奏报所言，予以更多应灾举措，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广宗县奏：“今岁雨水下田，伤稼颇多，乞宽其租税。”仁宗命户部“蠲其永乐二十年逋税，其二十一年所逋者，令折输钞”，并要求尽快落实，再令巡按御史审查核实，而不必先行核实，使“民困于有司之督责”，耽延赈灾时日，“自今各处有告灾，悉准此例”。凡此表明：明廷在农灾治理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鲜明的“天灾可弭”的务实理念，也充分彰显了浓郁的“救灾恤民”的民本意识。

　　余论

　　较之以往，明代农灾奏报已初步形成奏报主体多元、奏报途径灵活、奏报内容丰富等独特运作机制。但囿于时代与体制，明代农灾奏报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四点：一匿灾不报。匿灾不报危害重大，“地方遇灾不报，则民隐不上闻，膏泽无由下究，以致道殣相望，盗贼伺目，往往酿成事端，而朝廷不知，迨知之，而百方绥辑已无及矣。是讳灾者，国家之大患也”。明初，灾害奏报制度尚未建立，地方官员遇水旱灾伤，或“虑勘覆之劳，匿不以闻”，或“好谈时和年丰，以钓声誉，而讳言饥荒水旱，以损功名”。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祥符、阳武、封丘水灾，田地连年被淹，“有司不以言”。永乐元年 （1403），河南郡县蝗灾，“所司不以闻”。九年（1411）九月，雷州府飓风暴雨，毁坏庐舍，浸没田禾，溺死民众，“府县匿不以闻”。正德间，荒歉之时，百姓乏食，而官司仍“遇灾不行申达”。二谎报灾情。当时，一些官员专办财赋，以荒作熟，匿灾报瑞，“贪丰熟之美名，讳闻荒歉之事，不受灾伤之状，责令里正状熟”。如永乐六年（1408），苏松地区发生水灾，有司蔽而不闻，并“言桧花为瑞”。十一年（1413），各地官员至京陈事，有人妄言“时和岁丰，民安物阜”，成祖派人验视，“田野荒芜，人民饥寒，甚至水旱虫蝗皆不以闻”。至明中后期，谎报灾情者日盛，“天下奏报灾荒多不实，或以荒为稔……其弊甚多”。二是妄报灾伤。地方有司因觊觎蠲免，也会虚报灾伤。如正统十年（1445），淮安奏报，海州知州秦贵及赣榆县官吏，“不应以有收田地，妄报灾伤，希免粮草”，英宗认为“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遂令执问之。嘉靖十一年（1532），户部尚书许赞等应诏陈言：“腹里报灾，多不以实，甚者已征在官，亦云蠲免，徒为贪官污吏之资，而又请内帑抵补，舛谬甚矣。”万历时，一些地方官员一遇灾荒，或“相率欺罔”，或“辄报灾伤， 希图豁免”。于此，时人感言：“各省人情大都如是，势必展转营求，本无灾伤而告灾伤，非水旱而告水旱，因循故套。”三报勘迟延。灾害之时，须臾辗转，即可残害生灵，亏损元气，“足以殃民而蠧国也”。明人报灾也时有延误，甚至出现“去年水灾，今始奏至”的情况。究其原因，并非朝廷没有赈恤之策，而是有司官吏“惟以簿书为急，不以生灵为念”，遇有水旱灾伤，若非不得已便不肯奏报；加及地方报灾， 文移往来，延搁时日，“及其得请赈恤，灾民且沟瘠矣”。四是奏灾留中。明代前期，地方农灾信息到达朝廷后，多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然至明代后期，逐渐出现了地方报灾，而中央“不报”或“留中”的情形。以奏疏“留中”最多的万历朝为例，各地报灾“久而未发”成为常态。如三十六年（1608），福建道御史方大美以“南畿水灾”，疏言“漕粮宜蠲”“条鞭宜蠲”“存留宜蠲”“叠税宜蠲”四条，结果均被“留中”。四十四年（1616），广东巡按御史田生金因“东粤水旱”，屡奏“留税赈灾”，结果也被“不报”。针对这一情状，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疏言：“臣查祖制，但有异灾蝗蝻，即时奏闻……从前未有报水旱留中者”，并建议今后朝廷“将各省直报灾疏，亟敕户部分别轻重，蠲赈如例”，但神宗的回复仅是“各处皆有收成，览奏不觉恻然”。这种漠视地方农灾奏报的治灾态度，无疑会加剧灾民悲苦，激发官民矛盾，引发社会动乱，“嗷嗷之民，倒悬莫解，转徒沟壑，含悲万状，恐有他虞”，于是便出现了“四方水旱频仍，民穷盗起”的灾难性场景。

　　明代农灾奏报虽有上述问题，但常能根据情况不断完善奏报机制，及时调整应灾政策，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明廷及时获取真实、全面的农灾信息，以便朝廷作出科学、有效的救灾决策，这不仅增强了明廷治理农业灾害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纾解灾民颠危，保障灾区生机，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也从另一侧面充分印证了传统中国“治灾如治国”“治灾即治国”的重要观念。

　　（作者展龙，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争杰，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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