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35年秋季，关东军出台“思想对策”，并指定由关东宪兵队统制实施。由此，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建立。该特务系统使用多种手段搜集各方情报，尤以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为重点目标。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情报搜集活动，一方面，使关东宪兵队基本掌握了不同活动区域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情况，另一方面为关东宪兵队实施集中逮捕和武力“大讨伐”等镇压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关东宪兵队的情报搜集等活动并不能击垮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最终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思想对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统治者在东北沦陷区内的情报搜集活动颇为猖獗。1935年8月“思想对策”出台后，关东宪兵队组建了由其统制的特务系统，猖狂地指挥日伪宪警进行情报搜集等特务活动，而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便是其重要目标之一。
目前学界关于关东军系统的情报搜集活动，主要探讨的是奉天特务机关、哈尔滨特务机关、保安局所从事的特务活动，而有关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活动尤其是其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情报搜集活动，则罕见相关研究成果。而对此进行研究，不仅能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所领导的抗日斗争。基于此，本文将在解读吉林省档案馆藏“思想对策”档案的基础上，结合中方相关资料，论述分析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建立，以及其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进行的情报搜集活动的主要内容、手段和破坏性等。
一、“思想对策”的实施与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暴露出独占中国的野心。1935年开始策划“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五省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辖之下分离出来。为实现其侵略野心，日本将伪满洲国作为其“大本营”，迫切需要保证伪满洲国治安的“稳定性”。从1935年秋季开始，通过军事“讨伐”与政治镇压相结合的方式，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治安肃正”，出台“思想对策”，以“彻底普及‘满洲国’王道政策”的名义构建思想领域的防卫机制，对共产主义等“有害思想”进行监控与镇压，同时对普通民众实施思想控制。为有效地推动“思想对策”的实施，关东军给予关东宪兵队指挥其他警务机关的权力，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组建有了权力支撑。
关东宪兵队获取指挥其他警务机关的权力后，在伪满洲国各地设立以日本宪兵为中心的“警务联络委员会”，这是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最初形式。这个特务系统的组建几乎将所有日伪宪警都聚集在关东宪兵队的周围，“彼此相互协助，彻底消灭潜入地下的在‘满’共产党”。“中央警务联络委员会”委员长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时为东条英机)担任，各地委员长由宪兵队长、分队长、分遣队长、分驻所长分别担任。在各级委员会中，日本宪兵是实际联络者。
“警务联络委员会”成立半年后，关东宪兵队开始筹划将统制权更为稳固的“警务统制委员会”作为其特务系统的新形式。1936年4月1日，“警务联络委员会”改称“警务统制委员会”，关东宪兵队得以“合法”地控制各地各级宪警与行政机关。对此，1936年5月16日，东条英机称，“警务联络委员会”在执行“思想对策”过程中所发挥的联络作用“尚未达到期望的水平”，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统制力度”。
在这个特务系统中，关东宪兵队起到了“大本营”的作用。为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于1935年8月对内部设置进行了调整，下设总务、警务二部，警务部下设第二、第三两个课。各地宪兵队本部设特高课，各地宪兵分队、分遣队设“特高系”。1940年5月，关东宪兵队组建了一支特殊宪兵队，即“思想宪兵队”。“思想宪兵队”在新京、奉天、大连、锦州、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设有7支分队，实际上就是“统一的侦察网”，一方面“加强‘满洲’的思想防卫”，另一方面“确立将来战争发生时的思想、情报、宣传、谋略之基础”。
此外，在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中最为“活跃”的是“特务警察”。1936年4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提出，警察机构要利用广泛、密集的监控网，“经常搜集‘匪’情，为‘满’军警行动提供依据”。1937年5月，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长大岛陆太郎提出，要扩充强化“特务警察”的力量，以此对抗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1937年7月，伪满洲国“治安部”下设警务司，警务司下设特务科，“首都警察厅”下设特务科，伪满各省警务厅也下设特务科，各县警务科则下设特务股，“特务警察”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得到扩充强化。1937年12月1日，在东北的所有外务省警察与关东局警察均转入伪满洲国警察系统，“特务警察”的力量得到进一步扩充强化，其重点任务亦有所调整，转为“对民心动向的考查，民众安定的维持以及不法分子的搜查”等方面。“特务警察”情报搜集的重要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例如，根据1943年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特高科汇总的《特务汇报(第四号)》记载，“特务警察”除直接侦察“最近‘满洲党’及抗联‘匪团’”的相关情报外，还对“民心动向”和“‘国内’邪教秘密结社”的情况等进行侦察，以此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争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象进行情报搜集。
除关东宪兵队与“特务警察”以外，该特务系统还辖有其他日伪宪警机构，并在计划制定、人员配备、情报报告等方面都呈现出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特点。关东宪兵队依据关东军的治安方针制定“思想对策”的年度与月度计划，并设置情报搜集目标，要求各地宪兵队“要以本队兵力为骨干，在始终一贯的方针下由干部施行一元化统制，要建立有组织、有联系、且持久的侦谍组织”。在日本宪兵的指挥下，“特务警察”等宪警机构共同实施情报搜集和镇压活动。此外，对于情报内容，关东宪兵队要求“每月月末进行调查，次月10日之前必须报告至司令部”。
关东宪兵队之所以要建立这种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特务系统，主要因为“思想对策”是以共产主义等“有害思想”为目标设定的一项镇压计划，而在这些“有害思想”下开展的抗日运动都是有组织性的，且其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因此，必然要求各地日伪宪警达成统一，共享情报。以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运动发展情况来看，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做报告，号召各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这种重大策略转变之下，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结合中国的现实需求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指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意义，同时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杨靖宇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称“我东北抗日联军随时准备参加全体统一之抗日联军军队编组”，并欢迎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同时，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在各阶层与各群体之间广泛发展抗日组织，这种发展形势让关东宪兵队十分担忧，认为“在‘满’共产党的活动虽然在表面上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是对其地下秘密活动仍需保持警惕”。可见，一个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特务系统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所需要的。
二、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进行情报搜集活动的主要内容与手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工作非常重视。1921年至1923年，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时任区委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主要负责人的罗章龙前往东北考察工运并筹备党组织的建立工作。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东北地区发展的序幕。此后，各级党组织进行改组，党团员人数不断增加，截至193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已有2个市委、1个特委、4个县委、8个特支。此外，中共北满特委下还有2个县委和六七个特支，党员、团员各1000人左右，在农村、工厂、学校共设有180多个党团支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率先号召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参与、指导和援助抗日义勇军工作，健全党组织，组建红色游击队。1933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提出了反日斗争是东北党组织的基本革命任务，并要求在东北实施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策略，这对指导东北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重要作用，为东北地区从土地革命斗争转向反日民族革命斗争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契机。此后，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并与其他抗日武装组建攻守同盟，开始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但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政策之间的分歧使上下层统一战线无法有效融合。“八一宣言”促进了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从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此外，自人民革命军组建之后，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始终重视军队干部队伍建设，强化纪律性和纯洁性，有效地增强了人民革命军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的向心力、凝聚力，这也是东北党组织不断走向成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断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成为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情报搜集的重要目标。1936年4月，关东宪兵队将“思想对策”划分为“恒久性思想对策”和“一般性思想对策”，前者任务重点为“在‘满’共产党”，后者为所有抗日组织。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情报搜集活动。
从内容上看，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实施的情报搜集活动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活动形式进行的。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于1941年6月24日汇编的《思想对策月报》就反映了这一点。此份月报形成时，日本正积极准备武力扩张与对美战争，“‘满洲’由反苏联的前进阵地变为日寇南进和‘日美战争’的策源地”。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党组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以“掌握现有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的领导”“恢复和重新建立各地方党的组织”、发展“城市和乡村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及“发挥游击运动的实质作用”等为主要任务，详细规划了在城市、游击区等各个地域的工作，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思想对策月报》中进行了专门记录，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东北抗日联军针对日本士兵与“移民”所进行的反法西斯和反战的宣传，以及针对伪满洲国士兵和当地民众所进行的抗日救国宣传等内容。比如，《思想对策月报》记录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5月24日在北安地区给日本士兵及日本“移民”发放宣传文的内容：“日本法西斯军阀是诸君的敌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动了侵略战争”，呼吁日本士兵与日本“移民”“终止强盗战争、反对讨伐，为建立日本人民共和国战斗”。第三路军还于5月24日在北安地区给伪满洲国士兵和当地民众发放了两份宣传文，号召士兵“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洲国”，号召民众“作为中国人要奋起反抗，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
另一类是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活动。《思想对策月报》记录了王明贵、金日成等抗联指战员的活动轨迹：王明贵率部54人于1941年3月6日5时左右在孙吴县进入伪满；金日成率部29人于4月中旬进入伪满，在珲春县内开展“扰乱治安”等抗日活动。在这些指战员的指挥下，东北抗日联军于1941年5月进行了20次游击活动，《思想对策月报》记录了每次活动的交战时间、地点、概况、双方损失等详细情况。必须指出的是，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除了直接搜集东北党组织的相关情报外，还尤为关注沦陷区中国人、朝鲜人表达的各种不满言论以及社会上“具有不稳定因素”的言论，认为其是“在战时或对‘满洲国’防卫上有可能逐渐发展成重大漏洞的各种思想策动”，特别担心这些言论是由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策动”所致。比如，此份月报记录了中国人的不满言论：“得到的配给粮食还不足需求的四分之一”；黑河市的许多民众“因为粮食困难而诉苦”，“对政府咒骂和诽谤的言论”增加，关东宪兵司令部认为这种不满言论容易被“在‘满’共产党”的“经济谋略”所利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对上述情报内容加以统计分析，报告至关东军司令官，同时抄送至各地宪警机构，以及朝鲜、华中、华南等宪兵司令部。
由于情报内容涉及领域广泛，内容庞杂，关东宪兵队指挥日伪宪警定期开会讨论，编写小册子，不断探讨情报搜集的手段。最终确定的常用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使用密探。东北沦陷期间，几乎每一名宪兵与“特务警察”都有自己的密探。1941年6月，日伪在一本小册子中这样写道：“利用密探是查明共产党及反‘满’抗日团体相关情况所要采取的首要手段。”
然而，密探鱼龙混杂，情报内容也不可尽信，因此，在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内部，针对是否应该使用密探，以及如何使用密探的问题出现过很大分歧。1936年5月30日，“中央警务统制干事会”干事长荻根丈之助称：“不可过分相信间谍与密探的报告，要在搜集确凿的组织系统情报与证据资料之后再着手逮捕。”同年8月13日，荻根又强调，针对密探“应该采取严格的人事录用标准，并在录用后给予监督指导”。虽然密探存在种种弊端，“但因‘满洲国’是语言、风俗完全不同的多民族共存的‘国家’，使用密探也是万不得已，不过要注意人选，并对其进行监督”。
为此，关东宪兵队“严格规定”了密探的“录用”条件。密探被划分为“基本密探”(即固定使用的密探)和“临时密探”(即临时使用的密探)两种。前者是密探中的“统领者”：一方面“在地方居民阶层中搜集能够录用为临时使用的密探的人选资料”；另一方面“监督临时使用的密探，并扩张密探网”。后者一般为“精通当地情况，且与情报搜集目标人物生活区域相同”之人，在搜集情报的同时，还要实施“破坏‘匪团’中枢”等特务活动。这两种密探构成了密探网，为了对其加以控制，关东宪兵队在密探网中推行连坐责任制，以各地区的行政区划为基准，以屯为单位，组下设班，各组都有连坐责任。
密探具备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等“优势”，可以为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提供较为细致的情报。从“录用”条件与控制手段来看，使用密探是最为常用的情报搜集手段。
第二，利用叛徒。因在情报搜集方面有“先天优势”，叛徒受到了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格外重视，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比如，1937年1月，磐石中心县委书记陈文彬与青年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宋明植被捕，二人供述了磐石、伊通地区党组织的相关情况，关东宪兵队由此针对“南满”地区党组织实施了集中逮捕。
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些叛徒，关东宪兵队将其编入“特别工作队(班)”，让他们潜入抗日组织之中，妄图从内部进行瓦解。所谓“特别工作队(班)”，即在实施某项“思想对策”的具体活动时，设置一个特别机构来专门负责。其指挥者是宪兵或警察，下辖的“特设队”队长与队员则均为叛徒，主要实施“搜集‘匪贼’情报，提报关东军讨伐队”等特务活动。为了更好地搜集情报，关东宪兵队还规定了队员的录用标准：一是“与目标‘匪’具有一定关系的‘匪’首干部及成员”；二是“近期的归顺者、被逮捕者，并且是干部或残存分子信任的原目标‘匪团’中的成员”；三是“对目标‘匪’反感或是厌恶的‘匪’首干部”；四是“目标‘匪’的亲戚、朋友、兄弟、敬重者和崇拜者”。可见，叛徒掌握重要情报，并熟知当地地理、风俗和人情等情况，同时在党组织内部有熟识之人，为此关东宪兵队对其大加利用，以搜集重要情报。
第三，秘密实施邮政检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了东北地区的邮政，针对电报、电话、书信和刊物等进行秘密检查，以搜集情报。“思想对策”出台以后，关东宪兵队愈发加大邮政检查力度，于1936年制定实施《战时通信检查规定》，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成立中央检查部，各地宪兵队及宪兵分队成立地方检查部，秘密检查往来通信。
有关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情报是邮政检查的重点目标。自1936年6月开始，在哈尔滨宪兵队的统制下，日伪宪警以哈尔滨为中心，对牡丹江、齐齐哈尔、新京、吉林、奉天、大连和锦州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成员实施了集中逮捕，致使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一度陷入瘫痪状态，这其中的很多情报便是通过邮政检查发现的。1936年，哈尔滨宪兵队秘密实施邮政检查，历时1个月左右发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与负责人，进而查明了东北党组织的联络网，实施了集中逮捕，并将情报汇总为《满洲支那共产党的活动》这一小册子，将其作为研究如何镇压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情报搜集活动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造成的破坏
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情报搜集等活动加大了关东军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活动的破坏和镇压力度。对此，各地党组织在特务系统组建之时就有所察觉。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在1935年9月指出，日伪在哈东地区进行的秋季“大讨伐”“是空前残酷和毒辣的”，使用“欺骗、软化、军事、政治恫吓威胁[等手段]”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收买大批奸细、探狗、坐探或便衣队”混入党组织，开展情报搜集及刺杀党员干部等活动。中共吉东特委在1936年3月对1935年工作进行总结时也指出，1935年秋季日伪实施的“讨伐”与此前“方式完全不同”，主要体现在“专打山林队，不打抗日军”来“个个击破”等方面。这种不同以往的方式给东北地区抗日武装部队造成了巨大损失，吉东特委因叛徒向敌人提供情报而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中共东满省委也曾提及，在1935年秋冬季“大讨伐”中，与关东军共同行动的还有由“宪兵、警察、一大批侦探、间谍、特务人员”等组成的，主要从事情报搜集、政治诱降等特务活动的“政治、特务工作班”等人员。
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情报搜集活动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巨大破坏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关东宪兵队基本掌握了不同活动区域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活动状况与其执行的路线方针等情况。
针对不同活动区域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关东宪兵队依据搜集的情报，将其划分为两类：一是在游击区活动的党组织；二是在日伪统治区活动的党组织。前者一般是以“半公开”的形式活动，“在思想上领导‘共匪’，同时还得到‘共匪’的武装掩护”；后者一般是“以地下组织的形式进行潜伏活动”，他们组建基层组织并“扩大与强化党组织和外围团体”，开展抗日活动，有时也发动“民众武装暴动——赤化革命”。关东宪兵队还对两者领导下的外围团体实施侦察，发现它们均“受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及影响”，同时为共产党提供“物质与精神的支持”。
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在各阶层与各群体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关东宪兵队掌握情况如下：对于农民阶层，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利用”他们对土地、农作物收购、物资分配、劳动力征募等问题的不满，激发他们的抗日意识；对于工人阶层，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主要是“利用”其对恶劣生存环境与受到的非人待遇的不满，动员他们加入抗日斗争中；对于伪满军警，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或是通过传单“宣传煽动”，或是通过“散布流言或歌谣”等方式，“激发军警的民族意识，使其加入武装统一战线之中”。
从上述内容来看，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搜集的情报虽与东北党组织的实际情况有些许差异，且多有诋毁之词，但可以看出，关东宪兵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了解和掌握了在不同区域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活动状况及其所执行的路线方针等情况。
首先，关于在不同区域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活动状况。如关东宪兵队分析，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在游击区与日伪统治区都设有党团组织，并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活动。从“九一八”事变至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各级党组织在游击区发展武装抗日力量、在日伪统治区各阶层与各群体之间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共满洲省委撤销，东北党组织改组，设置中共南满、中共东满、中共北满、中共吉东四省委以及中共哈尔滨特委，独立领导各路东北抗日联军开展武装游击斗争，同时加大了对日伪统治区各阶层与各群体的统战工作力度。1940年秋天后，东北抗日联军虽然相继到苏联进行整训，但依然领导东北地区武装游击斗争，并发展群众力量，配合与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其次，关于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执行的路线方针。关东宪兵队所分析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在各阶层与各群体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与东北党组织体察民情，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激发民众抗日民族意识的工作方针基本一致。比如，中共南满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中共南满党组织的战斗任务之一就是“巩固扩大东北抗日联军”，为此需要“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扩大游击区域”，同时，“动员群众积极来拥护、帮助抗日联军”。此外，此次会议还对在各阶层与各群体之间广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式进行讨论。比如，在士兵工作中，要“估计‘满’兵对抗日救国的同情和对日‘满’匪人的不满”，然后由地方党部和抗日联军的政治部通过“打入内部或利用社会亲属、封建等关系”进行宣传动员；在开展“城市的反日战线”工作中，要“抓紧广大群众对日‘满’匪贼的一切不满与忿恨的情绪”，对其开展充分动员，“将各界真诚抗日救国的民族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其二，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情报搜集活动为关东宪兵队实施集中逮捕以及关东军实施武力“大讨伐”等镇压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阻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一方面，关东宪兵队依据搜集的情报，实施集中逮捕。从关东宪兵队针对“南满”地区党组织的逮捕行动，便可以看出关东宪兵特务系统的情报搜集活动给“南满”地区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表1所示：
如上所示，关东宪兵队通过搜集大量的情报，对“南满”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外围团体进行了连续性的破坏。“南满”地区的地理位置，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很重要，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抗日的主要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利用多种方式在“南满”地区实施情报搜集，先后对柳河县委、磐石中心县委、抚松县委、长白县委、抚顺特别支部等进行破坏，导致大批党团员被捕。同时，还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领导的外围团体进行破坏，导致“南满”地区党组织在伪满官吏、伪满军警、工人、农民、商人、师生等各阶层与群体中发展的抗日力量被破坏殆尽。
除了对“南满”地区党组织实施集中逮捕，关东宪兵队还对“北满”、吉东等地区的党组织进行了严重的破坏。1936年6月13日，日伪宪警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牡丹江等地实施集中逮捕，共逮捕213人，其中40%为教育工作者。1937年4月15日，日伪宪警对哈尔滨为中心的地下党组织实施集中逮捕，逮捕了500余人，哈东特委被破坏到“无法收拾”的程度，甚至波及大连、柳河、磐石、奉天等地党组织，东北大城市和城镇中的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活动变得十分艰难。1938年3月15日，佳木斯宪兵队、汤原宪兵队指挥宪警破坏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逮捕了党团员和抗日民众300余人，“被捕判徒刑者甚多，组织全部被破坏零散，无法收拾”，使得“松花江下游地区党的活动处于完全瘫痪状态”。1943年3月，日伪宪警制造了“巴木东事件”，在巴彦、木兰、东兴三县破坏抗日救国会14处、青年义勇队和农民武装队13支，逮捕爱国志士662名。这些集中逮捕都是在关东宪兵队的指挥下，依据搜集到的情报实施的有严密计划的行动，疯狂镇压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杀害了众多抗日志士与普通民众，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受了巨大损失。
另一方面，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情报搜集活动，在关东军实施“大讨伐”这一武力镇压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这从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统一指挥日伪军警在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期间实施的“野副大讨伐”中可以反映出来。
首先，关东军通过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提供的情报，基本掌握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在游击区与日伪统治区都设有党团组织，并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活动等情况。特别是“长岛工作班”在镇压柳河县委过程中诱降了冯剑英等人，此后又诱降了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等重要干部，这就使日本关东军掌握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军事部署、部队建制等重要机密，为其“大讨伐”计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线索。其次，关东军在“野副大讨伐”过程中还在司令部以日伪宪警为基础组建宪兵部、警察部，以及“特别工作队”，借此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直接从事情报搜集、政治诱降等活动。这些活动导致“野副大讨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性，使“东南满”地区的抗日军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一路军一些将士壮烈牺牲。
结语
从1935年8月开始，为了从思想上击败共产主义等“有害思想”，关东军出台“思想对策”，并授予关东宪兵队组建由其统制的特务系统的权力。该特务系统几乎囊括所有日伪宪警力量，具有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特点，采取使用密探、利用叛徒、秘密实施邮政检查等多种手段获取最具价值的情报。在这些手段的运用下，关东宪兵队基本掌握了不同活动区域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活动状况及其所执行的路线方针等情况，并依据这种情报实施严密的集中逮捕行动。这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团组织，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造成了大量抗日人员伤亡。同时，这些情报还服务于关东军指挥的“大讨伐”，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直接参与“大讨伐”之中，开展情报搜集、政治诱降等特务活动。这也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造成了东北抗日武装人员的大量伤亡。
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实施的情报搜集活动并不能击垮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开展的抗日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作为中国人民不屈强虏，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伟大的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