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心为人与善举济世是中华文化世代相承的优良传统，慈善事业是中国历朝各代用以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时至今日，慈善事业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助推器。故此，适时回顾近代以来中国慈善史研究的状况，审视当前研究中的优缺，展望未来可能发展的路向，进而为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提供启示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近代以来中国慈善史研究演化历程述要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中国慈善思想源于先秦诸子学说。慈善一词起源于公元3世纪的佛经译典，中国慈善之事的述说则可追溯至古时荒政，亦散见于历代官宦奏章和文人载录。不过，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当是近代学科体系形成与细化的产物，更与近代中国民生困境紧密相连，从而渐为学界同仁所关注。清末以后，评介慈善义举的文章已经频频见于《申报》《新民丛报》等新式报刊杂志，并出现《慈善报》等一些以慈善命名的专业性刊物。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内各界关于慈善事业的讨论空前热闹起来，相关文章数以百计，并新增《慈善汇报丛刊》等一批与慈善事业紧密相关的报刊。斯时，著名慈善家张謇、熊希龄等人亦屡屡言及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各省市政府公报也刊发大量关于慈善义举的报道，北洋政府内务部更印行出版《慈善行政讲义》，指导推动慈善事业走向社会大众。
通览民国时期各界关于慈善事业的讨论，大多为当时人写当世史，围绕现实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展开，缺少史学研究的视角。目前所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篇具备史学意义的慈善史论，当属1912年朱友渔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以今日后见之明来看，朱氏的研究在中国慈善史上占有重要席位，可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则未然，在国内学术界反响微乎其微。
稍加转换观察视角则不难发现，民国时期专门性慈善史著述虽然少见，可在救荒史等史学分支领域却出现大量言及慈善事业的研究成果。尤其在20世纪20、30年代“农村破产危机”的背景下，如何从古时救荒活民举措当中获取改善当下民生的有益建议，便成为史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于树德探讨了古代的农荒预防政策，何兹全和全汉昇等人对佛寺济贫救灾善举多有关注，谷霁光专注于隋唐社仓的救荒济民作用，高迈阐述了两宋慈善救济事业。周一良、刘秉仁等人均在救荒史研究中颇有建树，对古代慈善事业均有不同层面和视角的讨论。马君武、邓云特等人更是出版荒政史与救济史专著，或对具体民生问题进行深耕，或对某一学术议题展开前沿性探索。尤以邓云特所著《中国救荒史》最具代表性，该著不仅是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慈善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总体言之，民国时期中国慈善史研究并未成长为一门史学分支，而是依附于荒政史和救济史等领域，缺少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的系统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慈善史研究长时期成为学术禁区，即便偶有论及，亦在传统“革命史观”影响下一概持批判与否定之态度。中国慈善史研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并渐成学术体系，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迄今已有40余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慈善事业在匡补社会民生漏缺方面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中国慈善史研究重回学术视野，渐有史学研究者涉足其中。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专辟一章论述教会善举，冯尔康在《清代地主阶级述论》一文中对清代慈善机构展开探讨。宋采义等人讨论两宋慈幼事业，邢铁则注意到宋代宗族慈善，王兴亚对明代养济院有所研究。不过，多数学者尚未完全脱离阶级斗争语境，以致相关研究成果仍对慈善事业持批判态度。斯时，亦有少数学人尝试以客观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慈善史事。譬如，林增平、周秋光等人即以近代著名慈善家熊希龄为研究对象，撰文梳理熊氏的慈善教育与救济事业，并充分肯定其贡献。
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公开为慈善正名，各类慈善组织相继成立，慈善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其消减社会矛盾和助推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愈发为各界所重视。中国慈善史研究也开始得到国内史学界普遍关注，涌现出一批颇具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周秋光撰编《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熊希龄传》《熊希龄集》等著作、文集，将学界对熊氏的主体评价从政客官僚转向慈善大亨，并将学术目光拓展至整个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对中国慈善史研究具有开拓意义。王卫平则以明清江南慈善事业为切入点，进而为中国慈善史研究打开另一重要路径。与此同时，学界陆续对明清以来的慈善事业展开初步探讨。平心而论，彼时中国慈善史研究仍旧着眼于个案型、短时段、小区域、具体化、表层化的研究模式，尚未出现纵横古今、贯通中外、兼修内外的研究取向。
进入21世纪，中国慈善事业迈入全面发展的转型期，趋向繁荣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新问题。如何问道于史以资鉴当前慈善事业发展，便成为中国慈善史研究的目标取向。总体观之，近20年来的中国慈善史研究，无论从断代慈善史到慈善通史，从区域慈善史到中国慈善史，从慈善个体史到慈善群体史，从精英慈善史到草根慈善史，从国内慈善发展史到海外华人慈善发展史，从慈善史事概略梳理到慈善史实精细考论，从慈善史话实证描摹到慈善史论初创反思，从依附传统史学到史学新兴分支，从历史学单一学科到多学科融合交叉，从少数慈善史探路学人到慈善史学人共同体，无不呈现出一路高歌猛进且硕果累累的发展态势，成长为中国史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具体而言，周秋光及其团队逐渐走上中国慈善通史的研究路径，王卫平及其团队对明清慈善史和江南慈善史展开深耕细作，池子华及其团队专注于红十字会发展史研究，郭常英及其团队开辟出慈善义演史研究新领域，王文涛等人在秦汉南北朝慈善史研究领域结出硕果，张文等人在宋代慈善史研究领域成果不俗，曾桂林等人转而探究慈善法制史新议题，黄永昌等人针对传统慈善组织展开探究，朱浒等人对晚清义赈组织进行专题研究，李喜霞等人关注到近代慈善思想问题，徐华炳等人挖掘海外华人慈善史，蔡勤禹等人则对区域慈善史和慈善专题史进行精细化研究。转换视角来看，慈善史研究也获得空前的项目资金支持，仅历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目至少在40项以上，囊及重大、重点、一般、青年、西部及后期资助等项目，研究主题涉及慈善通史、区域慈善、宗教慈善等方面。质言之，中国慈善史研究发展至今，已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二、中国慈善史研究的现有成效
40年来，中国慈善史研究从筚路蓝缕之际的鲜有问津发展到风生水起状态下的蔚然大观，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现择要述之，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慈善史史料文献整理取得突破
史料为史学之基础，40多年来，慈善史料的整理编集颇见成效，尤以近代中国慈善人物和慈善团体的文献整理出版最具代表性。前者当以近代史上著名慈善家文集档案的编辑出版为要。兹以《盛宣怀档案选编》为例，全100册篇幅之中即有“慈善编”17册、“赈灾编”19册、“文化教育编”15册，无不围绕盛氏生前公益善举进行编集。后者多围绕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展开，相关成果有《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系列等。与此同时，各类近代赈济史料和方志文集等也包含大量慈善史料文献，如《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等。但直接以慈善二字命名编辑出版的史料文献则并不多见，笔者目力所及，仅有《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及其研究》。另有郭常英、曾桂林等人研究课题亦立足于慈善史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此外，各地编辑刊行的地方文史资料亦含括大批慈善史料文献，但未能系统整理汇集。总体看来，当前中国慈善史料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和拓展，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现已编辑出版的慈善史料多系近代以来的文献，对古代慈善文献的整理工作则无明显成效；二是缺乏一部诸如“中华慈善史料文献汇编”之类全面详实的史料汇集以供学界同人参阅。
（二）中国慈善史研究范围开阔多样
中国慈善史研究范围极为开阔，所讨论问题涉及慈善事业方方面面，既关注长时段通史研究，也耕耘断代史研究；既有全国性研究，更不乏区域范围研究；还有大量围绕特定主题而展开的慈善专题史研究。
从中国慈善通史研究来看，现有成果虽不丰硕，但多具有标志性学术意义，尤以《中国慈善通史》的出版最具代表性，成为目前中国慈善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慈善简史》为国内第一部慈善通史类学术著作。又有《中国慈善史纲》，同样是慈善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文本。
从断代慈善史研究来看，相关成果明显要比通史类成果丰赡详尽。既有对古代和近代及当代等较长时段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的考察，比如《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等；更有对某一具体朝代慈善事业发展史的精耕，比如《清代荒政研究》等。学术著作以外，也有大批量断代慈善史研究论文问世。
从区域慈善史研究来看，相关成果堪称丰硕。现有研究成果可分为地理区域类、省级行政区域类、城巿区域类三种。地理区域类的研究主要探讨江南及华北、东北等地区的慈善事业，不过成果称不上丰硕。省级行政区域类的研究成果则极为可观，覆及湖南、浙江等多个省级区域。城巿区域类的研究以沪、京为最多。
从慈善专题史研究来看，相关成果同样极为丰硕。该领域研究大致可分为表层、里层和中间层等三个层面。表层研究，主要围绕慈善人物、慈善组织、慈善款物、慈善活动等慈善史的外在表现属性展开。慈善人物的研究，基本是对经元善等个体慈善家的考察，亦涉及部分慈善家群体。不过现有慈善人物的研究多停留于施善者视角，缺乏对受救者的综合考察。慈善组织的研究，主要是对红十字会等具体慈善组织的考察，具体内容则涉及慈善组织的历史渊源、慈善活动、救济路径等多个方面。慈善款物的研究，多半围绕某一施善过程而展开，考察款物的具体来源、募捐途径、社会成效等。慈善活动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对慈善救济和慈善教育两方面的考察，并以前者更为突出。里层研究，即是对慈善思想文化的探讨，主要包括慈善思想、慈善伦理等。中间层研究，则是对慈善制度的探索，尤其是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重塑等相关问题。
（三）中国慈善史史学诠释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史学理论范式在中国慈善史研究过程中相互交织，影响较大的有革命史范式、近代化范式、国家与社会理论等。
改革开放初期，革命史研究范式一枝独秀，对传统慈善组织及其善举活动和外国在华慈善事业持批判态度，以顾长声、冯尔康、宋采义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代表。由于革命史范式难以涵盖中国慈善史研究的丰富内容，这种单一的研究范式日益式微，但却扮演着中国慈善史研究复兴时期重要的引玉者角色。
20世纪90年代起，“近代化范式”逐渐成为解释中国慈善史的重要理论，以近代化为主线，运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认知方法，探索中国慈善近代化变迁的历程。张礼恒将民国时期上海慈善事业分为传统型、外来型和近代城巿型等三类，将其看作是对城巿近代化建设的有益探索和尝试。王卫平从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问题。周秋光、曾桂林则指出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集中体现在慈善事业内容多样化、慈善机构多元化、慈善救济区域扩大化、慈善经费多渠道、慈善救济手段技术化、慈善道德多层化等六个方面。近代化研究范式拓宽了慈善史研究视角和领域，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慈善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一度成为中国慈善史研究的一种主流解释范式，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影响。
与此同时，从社会学领域移植而来的“国家与社会”理论也得到中国慈善史研究学者的普遍青睐。该范式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通过考察公共权力性的国家干预与民间管理性的社会自治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来审视中国慈善的发展，为中国慈善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建构和研究取向。梁元生探讨了清末民间慈善团体和福利机构的政治参与情况，认为清末地方上的施赠与抓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善堂董事既为地方社会的政治菁英，也是代表民间社会的宗教领袖，而更多时候是沟通两边的桥梁人物。王卫平、黄鸿山将清末苏州的慈善组织分成民办官助型、官办民助型两类，通过比较二者管理方式和收入来源两方面的变化，说明清末国家干预与社会自治之间力量消长中的“绅权扩张”问题。总之，“国家与社会”理论着力探讨影响中国慈善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对中国慈善变迁诸多问题的分析颇有解释力。
上述三种影响较大的理论范式外，尚有多元现代性理论、社会治理理论、第三次分配理论等社会理论，被运用于具体的中国慈善史研究。这些理论范式的治学思维相异，话语系统有别，问题意识不一，精神旨趣悬殊，反映了学术界一定的理论自觉，为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学术繁荣和学术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
（四）中国慈善史研究的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学术交流频繁
相较于20世纪80、90年代极少数学人的艰辛探索，当前中国慈善史研究队伍已然人才济济，蔚为大观。从事中国慈善史研究的中坚力量遍布全国各地，包括湖南师范大学周秋光及其团队，苏州大学王卫平及其团队，河南大学郭常英及其团队，等等。内中不仅有中国慈善史研究的早期拓荒者与领路人，更有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形成“老—中—青”合理化建设梯队。他们依托高校或科研院所平台整合慈善史师资队伍，成立专业性慈善公益研究院（中心），陆续招收慈善史方向研究生，积极培养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后备人才。2019年，由中国红十字总会、苏州大学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创立的红十字国际学院正式成立，成为国内首家集红十字会研究、红十字会学历人才培养、红十字会文化传播、国际人道交流合作等于一身的高校基地和学术平台。
人才队伍的发展必然促进学术交流。我国史学界多次召开慈善史学术研讨会议，瞄准学术前沿，围绕时代主题，重点探讨和交流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理论反省和未来发展，激发中国慈善史研究者的时代紧迫感和学术使命感。重要的有：199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两岸三地“历史上的慈善服务与社会动力”学术研讨会，2009年苏州大学举办“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会议，2011年在济南召开“近代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在长沙召开“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学术论坛，2019年在长沙举行“回顾与前瞻：中国慈善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这些主题不一的研讨会对于学术界调整研究方向、寻找研究创新点不无裨益，成为助推中国慈善史研究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交流平台。
（五）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学者中国慈善史研究论著迭出
港澳台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也极为关注中国慈善史研究。冼玉仪对东华医院颇有独特的论析，叶汉明专注于香港早期保良局对妇女的救济，游子安着重考察明清善书的劝化意义，梁其姿聚焦于明清慈善组织的社会功能，张建俅探讨了中国红十字会初期的发展历程。梁庚尧等学者，则较多地探讨了宋代以降义庄等慈善机构的救济活动。另如李志贤等华人学者则多关注近代以来华侨慈善发展史。
（六）国外学界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果
喜人国外学界对中国慈善史的研究早已展开，前期研究多关注中国古代慈善救济事宜，约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中国近代慈善事业。日本学者在此领域颇有建树，以梅原郁、星斌夫、夫马进等学者为代表，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视角，对中国救济制度、近代上海的善堂组织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韩国学者田炯权从经济史角度探讨晚清时期中国善堂地产的经营实态，李瑾明考察了宋代居养院制度的变迁。美国学者多以“巿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理论范式关注明清时期至民国年间的善会与慈善伦理。法国学者魏丕信考察了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国外这些颇具学术价值和影响的重要成果，与国内势头正兴的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果交相辉映，共同推动了中国慈善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深化中国慈善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慈善史研究早已摆脱其附属于其他史学分支的边缘地位，应时顺势地成长为中国史学科的一个新增长点。然而，中国慈善史研究成绩喜人的同时，也存在诸多有待解答的问题。诸如史料挖掘不充分、史事叙述不清晰、史论阐释软弱化、研究领域着力不均、研究模式同质化、研究方法简略单一，等等。是以，如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实现新突破，推动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建设，进而为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提供借鉴，便成为摆在所有中国慈善史研究同仁面前的一道难题。笔者不揣谫陋，略陈一孔之见，供同仁批评指正。
（一）弥补中国慈善史现有研究的薄弱与阙如之处
现有中国慈善史研究还有诸多未曾深挖甚至被忽视之处，此亦后续研究得以深化和突破的学术空间。大致说来，今后中国慈善史研究或可在如下五方面着力跟进。
其一，转移研究视角，关注慈善实践过程中的受助者，探讨受助者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现有研究大多以施善者为视角，偏重于考察施善者的慈善思想与慈善事功，甚少从受助者视角出发去探讨慈善活动的得失问题，未能深思受助者需要的慈善活动与施善者开展的慈善活动之间是否存在偏差。若说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初始阶段仅需勾画出施善者行善过程，那么到中国慈善史研究深耕细作的今天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擘画出一幅施善者与受助者双向奔赴或渐行渐远的慈善图景。此亦慈善史研究为当前慈善事业发展所能提供的视角转换之经验借鉴。
其二，拓展学术目光，发掘被历史风尘掩埋的“平民慈善”现象，描绘精英群体以外的另一幅施善画面。由于慈善活动需要大量物质财富作为前提条件，故此能名留史册的慈善家群体基本上是非官即富或绅的精英群体，极少有人能以平民身份而跻身慈善家行列（诸如武训则是另类存在）。然而慈善史记述不能否认平民慈善家群体的存在。旧时，方志、笔记、碑刻中即记述不少乡民集体施善之事，近代以降，报刊杂志、善堂善会内刊和同乡会馆文本同样记载着大量平民的善举，遑论互联网时代“人人可慈善”的网络公益众筹现象等。这些都表明平民慈善不仅存在，而且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有研究关注的多是精英群体的慈善思想与实践，对平民善举功绩的探讨则几乎为零。此则今后中国慈善史研究应该注意并应做出改变的一个方向。
其三，延伸研究边界，将华侨华人慈善史纳入中国慈善史研究范围，通过慈善活动探讨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慈善史研究不应画地为牢，而应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点，举凡中华民族子孙善举义行都应被纳入其中。为此，近代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在桑梓故土和海外侨居地的慈善活动都应当纳入中国慈善史研究范围。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到近代以来海外侨胞的慈善活动，并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相比于善举义行赫赫的慈善史事，现今华侨华人慈善史研究依然是一块有待挖掘的学术沃土。此亦深化中国慈善史研究不可回避的学术议题。
其四，调适研究着力点，解决中国慈善史研究内容和研究地域及研究时段的失衡问题，推动慈善史研究的平衡发展。就其研究内容的失衡问题而言，现有成果较多地关注到慈善救济之事，详细叙说赈灾救荒等善举。可对于兴办学校、兴建医院、建设贫民工厂等公益之事的研究则远不及前者详尽。对于历史时期的慈善观念、慈善伦理、慈善动机等“务虚”层面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可数，亟待强化。另就其研究地域的失衡问题而言，现有成果基本关注于江南等地，尤以对上海、北京、天津等近代以来较早开始城市化地区的慈善事业发展史研究最为突出，对偏远地区和民族地区慈善事业发展史的研究则多半处于起步阶段，甚至存在诸多空白。至于其研究时段的失衡问题，同样是一个久悬未解的问题。现有研究尤为关注中国近代慈善史的诸多议题，而对于中国古代慈善史和当代慈善史的关注度则明显不够，以致于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故此，重点加强古代与当代慈善史研究，也当是深化今后中国慈善史研究的重要取向之一。
其五，转换研究思路，开展中国慈善史比较研究，通过横纵内外的比较推动慈善史研究走向深入。当前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果虽称丰硕，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平面化和同质化现象。尤其在慈善组织、慈善人物等方面的研究过程中更是如此，得出的结论只要替换个时空位置同样适用，实际上就是一种低配版研究。为有效解决该问题，适时开展比较研究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法。具体言之，可以对古代、近代和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态势和基本特色，不同地区慈善事业，传统慈善组织和近代新式慈善组织，精英慈善现象与平民慈善现象，华侨桑梓慈善事业与侨居地慈善事业等方面展开比较研究。通过一系列比较研究，可以有效辨明一些模糊不清的学术疑惑，也可以更加清晰客观地认识到中国慈善事业的复杂多样性。
（二）形成一个贯通古今中外的中国慈善史研究体系
史学研究应当有贯通古今中外的学术视野和追求，切不可画地为牢各自为战。话虽如此，当前史学研究却无不过度关注自身“学术专长”，不轻易涉猎其他研究领域，古今中外史事难以贯通交错。中国慈善史研究现状亦大致如此，研究古代慈善史学者不轻言近代慈善史，研究当代慈善事业的学者多忽视历史时期的慈善思想与实践，研究中国慈善史的学者更不轻谈中西慈善史对比研究。长此以往，研究虽愈发精细，却也不无狭隘化倾向，绝不利于构建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有鉴于此，当前中国慈善史研究应当尽可能打通古今中外的壁垒。
其一，打破中国慈善史研究过程中的古今壁垒，促使相关研究更加完整与系统。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具体时段的考察，其中以对宋明时期和晚清民国时期慈善事业的研究最为常见，相关学术成果更堪称丰硕，可是对于秦汉至隋唐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慈善事业的研究则远远不够。如果古代慈善史研究缺位尚可以归因于文献资料零散不足的话，那么当代慈善史研究缺位则是研究者自身学术思维及其他社会因素所导致。而且，现有古代、近代、当代中国慈善史研究还存在着各行其道、互不相干的隐形壁垒，以致相关研究往往只是探讨具体历史节点的慈善史事，而对历史节点前后阶段的慈善史事则多有忽略或一笔带过，结果自然出现掐头去尾式的中国慈善史著述。为此，学界应当不断推进并深化中国慈善通史研究，擘画中华慈善事业的千年连绵画卷。现虽已出版《中国慈善通史》，但对中华慈善事业的千年历史来说，该著无论字数篇幅还是覆盖范围均与千年慈善史的宏伟画面尚有差距，后续的精细化与拓展式研究势在必行。具体言之，或可尝试以某一类慈善组织、某一类慈善活动、某一类慈善家群体等为研究主线，于纵横交错间勾画其千年历史图景，做到慈善专题史与慈善通史的有机结合。
其二，打破中国慈善史研究过程中的中外壁垒，主动吸收海外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果。察看中国慈善史研究现状，国内学界与海外学界的研究多有不同。国内学界借助丰富多样的史料文献，能够详细考析出具体慈善史事的来龙去脉，描摹出中华慈善事业的千年长卷，但在慈善史论的阐释方面却多有不足，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海外学界则多擅于构筑理论阐释体系，能够通过对具体慈善赈济活动或慈善人物的研究，敏锐捕捉到背后复杂多样的社会网络关系及朝野各方在施善过程中的博弈情况，但在如何叙说长时段慈善历史方面则力有不及。可以说，中外学界关于中国慈善史的研究各有千秋，理应达成互补状态。国内慈善史研究者当以开放的胸怀和理性的心态来看待海外学术，主动与海外学界展开学术交流，吸纳海外研究成果，借鉴海外阐释体系，做到化洋为中与取长补短，推动中国慈善史研究走向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亦应注意到中国慈善事业有着鲜明的民族属性，如国人对于慈善概念的理解、对慈善人物的价值评判、对慈善事业社会功能的认知、对慈善制度规范建设的建议等均与西方人士存在较大差异，故不可在研究过程中直接套用国外慈善史论，以免出现水土不服和削足适履的情况。
其三，打破中国慈善史研究过程中的学科壁垒，广泛借用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思维及观点，打造多学科综合视野下中国慈善史研究格局。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不仅历史学者在努力耕耘，其他如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也纷纷加入。不同学科对于慈善概念定义、慈善事业社会功能、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和阐述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迥然相反的表述。这些固然让慈善史研究面临诸多困惑，但也能在学科碰撞中迸发出新的思维火花，匡正历史学视野下中国慈善研究的若干不足。同时，相比于历史学较为单一的文献研究方法，其他学科有着更为丰富的研究手段和切入路径，也有助于中国慈善史研究走向深入。
（三）确立历史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责任意识，推动慈善史研究成果转化及运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资政育人则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社会功能。笔者强调史学研究的社会服务意识并非宣扬攀附政治的研究路径，而是主张史学研究者应该有必要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主动将个人所学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推动史学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为中国慈善史研究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出现的诸多问题和面临的发展瓶颈，同样出现于历史时期。
中国慈善史研究的重要社会价值在于为当前中国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是以，如何通过慈善史研究，呈现和辨明传统慈善的当代价值，让传统慈善在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生机，就成为中国慈善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传统慈善中有许多值得传承的观念与做法，恰好有助于解决当代慈善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宗族慈善有助于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善治”格局的形成，但宗族慈善旗号也容易成为滋生个人极端威权乃至地方黑恶势力的借口。再如民国时期慈善法制建设已经颇具成效，相关律法文件对当前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仍有资鉴意义，但当时灾祸频仍的社会环境又让慈善法制建设几近沦为一纸空文。我们应当秉持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的“扬弃”态度，将传统慈善中的优秀养分吸纳入当代慈善事业之中。
与此同时，通过慈善史学术研究，厘清历史时期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定位当前慈善事业的性质。从古至今，官办慈善始终存在，而且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至近代以降方逐渐让位于民间慈善。以历史观照现实，当前我们应该推动慈善事业走民办官助的社会化道路。政府部门应对慈善事业的民间主体性有一清晰认识，将自己从决策、参与者角色转变为支持、监管者，放手让权于民间慈善组织，推动官办慈善组织的民营化转向，并为慈善事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反之，慈善组织也应该主动接受政府监管。慈善组织一旦完全脱离了政府监管，便极有可能沦为不法资本的藏身之所。此外，还应在政府部门和慈善组织之外，建立并健全第三方评估审计平台，尽可能保证慈善款物流向的公开与透明。
转换视角来看，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困境及未来可能的走向，同样也将成为以后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应有之义。诸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转型，互联网时代中国慈善的全民化走向，慈善资本运营的实效评估与价值判断，权力、金融、慈善融合下慈善异化的破解之道，慈善法制建设的规范化和本土化等问题，均将成为当代中国慈善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今日之实况即为明日之历史，我们以亲历者身份关注并研究中国慈善事业，不仅是以公民身份参与社会事务的体现，更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历史责任，能够为后来者研究中国慈善史留下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宝贵的学术创见，而我们自身也将在中国慈善学术史上留下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