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4世纪的宋辽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及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佛教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与汉文化认同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高昌回鹘、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文化认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0—14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佛教及中国宗教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各民族以宗教文化的认同为途径,进而实现民族的认同。本文在此将以高昌回鹘国的佛教思想为典型案例进行考察。伴随着近千年以来回鹘民族的宗教和历史演变,高昌回鹘的佛教经典文献大多散佚,这对探究高昌回鹘佛教的理论内涵与思想特点造成了较大困难。对此,本文主要依据近代以来通过考古发掘等途径获得的相关佛教文献,试图梳理出回鹘佛教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在回鹘民族吸收和认同汉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一、回鹘文《说心性经》及其对唐宋禅宗思想的认同
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回鹘佛教文献《说心性经》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就该文献的思想内涵和性质来说,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认为此书属于唯识学著作,并且是回鹘文原著;二是认为该书是汉文禅宗著作的回鹘文译本,如澳大利亚学者德荣(de Jung)认为此经译自一不知名的汉文禅宗文献;三是认为该书是高昌回鹘人所著的佛教哲学原著,如杨富学及阿里木·玉苏甫等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由此可见,虽然学术界对该文献的争议较大,但它作为“不但保留完整，而且是一部难得的回鹘文佛教哲学原著”,有着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特别是对探讨高昌回鹘佛教的思想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说心性经》的内容来看,该书的作者通晓汉文,并且对中原禅宗思想了解颇深。因此,通过对该文献的梳理辨析,可以从中窥探高昌佛教思想界与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之间的思想联系。
第一,该文献提出“心性”是解脱成佛及一切诸法的本体依据。
《说心性经》的主题就是对作为修行依据的“心性”内涵的探讨,以及对如何证悟本体心性的讨论。首先,该经认为“心”是出生一切诸法的根源:
2-3.若探究(其究竟),我自己及所有凡人与圣人、有心者与无心者,一切诸法皆生于心,又反过来依靠心。
从文中可知,其中反复论证“心”是出生世间出世间万法的根源,同时又是万法存在的本体依据,这是典型的“万法唯心”佛教心性本体论思想。这种思想明显受到中原大乘佛教的影响,自南北朝后期开始心性本体论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佛学各宗派的共识。对此,禅宗立宗经典《坛经》就提出类似“万法皆出自心”的观点,将“自心”作为“万法根本”的本体,而解脱的关键则在于开发自身的“心性”。对比可知,《说心性经》的“心性”思想与中原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心性论之间存在一致性,可以说该文献中的心性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原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
第二,该经确立了“自心”与“佛性”等同,通过开发本心解脱成道的修行论。
《说心性经》不仅肯定了“自心”具有修行本体的性质,同时还认为“自心”是解脱修行即成佛的主要依据,其意义与“佛性”等同。对此该经提出:
求觉悟之人反观自心,此心即心,此心即佛。
从文中可知,《说心性经》明确提出了“此心即佛”、不可自心外求佛等命题,认为众生自身本有的“真心”就是解脱成佛的“佛性”依据，因此修行解脱不必外求,而应该反观证悟自心。自公元6世纪以后,中原大乘佛教受到《涅槃经》佛性思想、《十地经论》阿赖耶识思想、《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等的影响,佛教思想界就普遍主张从主体心性的角度确立解脱修行的依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禅宗的“自心即佛”思想,如慧能《坛经》便提出:“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而据考为唐代南宗禅师伪托达摩所作的《达摩大师血脉论》也提出:“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这些禅宗经典都将“佛性”与内在于众生主体的“自心”对应起来。对比两者不难发现,《说心性经》在“心”“佛”关系及修行论方面都继承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原大乘佛教思想。
第三,该经将涅槃解脱的主要内涵规定为对内在“心性”的觉悟。
在涅槃即解脱境界的讨论上,《说心性经》也受到中原禅宗思想的影响,将超凡入圣和解脱成佛的标志规定为对内在“心性”即佛性的证悟上,该文献提出:
若在一切世与心并行,心性不觉者即是凡人;若欲领悟心性,不得彻悟者即为菩萨;若欲领悟心性,安住心性者即为佛。
文中提出,对于“心性”(佛性)的觉悟程度是判断解脱程度的主要标准,对“心性”的觉与不觉区分了凡人与菩萨,而“彻悟”与否则区分了菩萨与佛。对此,唐宋时代的禅宗经典中就持这种解脱境界论,如慧能在《坛经》中便提出:“故知不悟,即是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也就是将涅槃解脱、超凡入圣的标志视为对内在“心性”(佛性)的觉悟。由此可见,《说心性经》的相关思想也来源于唐宋中原禅宗的理论。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分析,我们就《说心性经》所反映的高昌回鹘佛学思想内涵做出以下推断:
首先,通过与唐宋中原禅宗经典的对比可知,《说心性经》属于禅宗著作或受禅宗思想深刻影响的佛学论著。综观《说心性经》中提出的理论概念及其文字表述,不难发现它与《坛经》等中原禅宗文献之间的密切关系。《说心性经》据考证为元代抄本,而在宋元时代禅宗则是中原佛教的主体,从两者的时代关系及中原禅宗的影响力等方面推知,该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禅宗思想在高昌回鹘佛教界流行的证据。
其次,《说心性经》虽然受到唐代禅宗思想的深刻影响,但也体现出高昌回鹘佛教界的自身特点。从现有资料来看,回鹘文《说心性经》并非某一中原禅宗文献的译本,它实际上应该被视为经文会钞,即对禅宗等中原佛学著作的选择性摘编翻译。同时,这种翻译也并非简单的摘抄直译,而是有选择性的、并结合回鹘文化和语言特色的改写和再创作。从这一角度来说,《说心性经》也是回鹘佛教对中原汉文化深入吸收和融合的例证。
最后,从佛学思想内涵来说,《说心性经》反映出高昌回鹘佛教界对中原禅宗思想及汉文化的认同。该文献在理论内涵上以心性论(佛性论)为核心,在修行论上主张开发自身本有的“本心”,并将彻底“觉悟本心”视为解脱成佛的标志。这些思想反映出中原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对高昌回鹘佛学思想的重要影响。同时,这也是高昌回鹘佛教界主动吸收融合唐宋中原大乘佛教文化,进而促进与汉民族文化认同的思想表现。
二、S6551号讲经文及《弥勒会见记》中体现的中原佛教净土思想
除了上述的回鹘文《说心性经》,在敦煌发现的S6551号讲经文以及在新疆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等文献对于研究高昌回鹘佛教思想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前者据考证为五代宋初居住在高昌回鹘国的汉族僧人所作,内容为宣扬弥陀净土信仰和解说《佛说阿弥陀经》,它也是高昌回鹘国佛教净土信仰的重要反映;后者为佚名者所作的回鹘文佛教文学作品,带有佛教变文的性质,该文主要描写弥勒出家成道及下生说法等佛传故事,以及相关的弥勒净土思想。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高昌回鹘佛教界对中原佛教净土思想的吸收与融合。
其一,高昌回鹘佛教界将弥勒信仰作为主要的净土信仰,并将往生净土等同于解脱成佛。
就中国大乘佛教各宗派的基本教义来说,解脱成佛都被设定为修行的终极目标。净土信仰者也是如此,S6551号讲经文和《弥勒会见记》同样确立了这一修行目标,并宣扬净土信仰是实现解脱的主要途径。作为高昌回鹘国弥勒净土信仰的重要文献,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本身就是弥勒净土信仰的产物。从该文献卷首的发愿文(《敬章》)可知,抄写《弥勒会见记》的主要目的就是祈愿上生兜率天并值遇弥勒。而在解脱目标上,信徒在祈求往生弥勒净土的同时,也希冀得到弥勒菩萨的“授记”而得到佛果。这种将往生兜率净土与成佛等同的思想在S6551号讲经文中也有体现,作者将成佛(“同登解脱之床”“早证无为之果”)与上生兜率净土(“总在率陀天”)、下生与弥勒相会(“皆逢千佛之光”“亦值龙花三会”)并列为祈愿的目标。此文一方面确立了佛教的解脱目标(“未来世中,必定成佛,更莫生疑。”,另一方面将往生净土等同于成佛得果的涅槃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讲解《佛说阿弥陀经》的S6551号讲经文本应以宣扬弥陀净土为主,但其发愿文却反映出作者的信仰对象为弥勒净土，这也体现了弥陀与弥勒信仰的融合,以及弥勒信仰在高昌回鹘佛教净土信仰中的主体地位 。
其二,高昌回鹘的净土信仰将持戒、忏悔、行善等作为证得解脱的主要修行途径。
在确立了往生净土等同于成佛的解脱目标后,高昌回鹘佛教思想界还必须回答: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即解脱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对此,S6551号讲经文和《弥勒会见记》提出了持戒、忏悔、读经及行善等主要的修行方式。具体来说,首先是持戒,如《弥勒会见记》称,如果在家居士能严格地持守“五戒”“八戒”、出家僧人持守僧尼戒等,死后“将享受(未来)与弥勒佛会见的法乐”；S6551号讲经文也提出:“此受三归,复持五戒,便得行愿相扶,福智圆满,将永佛果,永晓(免)轮回。”因此,对于出家僧侣和在家居士来说,持守“五戒”和“八戒”等戒律都是得见弥勒、解脱证道的重要途径。其次是忏悔,如S6551号讲经文称:“凡夫十恶未能抛,努力今朝须忏悔。”要求信徒摒弃“十恶”,虔诚忏罪。再次是行善,S6551号讲经文提出:“总持十善,十恶休行,同梧(悟)真乘,断除邪见,普共未来,同城(成)佛果。”将践行“十善”视为成就佛果的重要途径。这些修行要求与中原大乘佛教和净土信仰的修行论也是基本一致的。
其三,高昌回鹘佛教的净土信仰具有世俗化、简易化的特点。
高昌回鹘国的净土信仰整体上体现出世俗化、简易化的特点。首先,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体现出对人间和人身修行的重视。如《弥勒会见记》的第十品就是《从兜率天下降人间》,该品主张在天界或地狱等处都无法成佛,只有在“赡部洲中部国”才能修成佛果;而且菩萨也必须舍弃“天身”,要化生为人才能成佛。这种强调以人身修行解脱、在人间证道成佛的思想,虽然受到传统佛传故事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回鹘佛教重视现世及世俗化思想的反映。其次,从将往生净土与解脱成佛等同的思想来看,高昌回鹘佛教界与中原大乘佛教的净土信仰之间有所区别。依据佛教经典及中原地区净土信仰的理论,往生净土世界并不等同于成佛,也并非信徒的最终修行目标;在中原大乘佛教思想界看来,往生净土的主要意义在于众生在净土世界中可以脱离浊恶俗世的干扰并得到诸佛亲教,从而更易于证得佛果。因此,在中原地区的净土信仰中,往生净土只是成佛过程中的阶梯而非终点。而高昌回鹘佛教界对净土信仰的改造,正体现出回鹘民众对佛教教义简易化、世俗化的要求。通过对比可知,高昌回鹘佛教界的净土信仰和解脱思想,一方面是其净土信仰世俗化、简易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高昌回鹘佛教界对中原佛教文化既有继承也有改造。
三、《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与“三教合一”思潮的流行
在目前已知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存世数量最多的经典是《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以下简称《八阳神咒经》)。从该经典在高昌回鹘国的影响力等方面来说,“没有哪一部经典可以与之相提并论”。鉴于此经在高昌回鹘社会中的广泛流行及其重要影响力,本文将通过对其思想内涵的分析,探讨高昌回鹘佛教对中原佛教思想文化的吸收与认同。
第一,该经是佛教中国化及佛儒融合思想的产物,反映出高昌回鹘对中原大乘佛教文化和“三教合一”思潮的接受与认同。
回鹘文《八阳神咒经》并非高昌回鹘佛教界的原创著作,而是对汉文经典的再翻译(以唐义净汉译本为主要底本)。《八阳神咒经》是公认的“伪经”即中国人托名佛说而撰写的著作,其中杂糅了众多儒学、道教甚至是民间信仰的内容。该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佛教中国化以及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潮的产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孝”为核心、佛儒融合的道德思想。对此,《八阳神咒经》提出:“父慈子孝,男忠女贞,兄恭弟顺,夫妻和睦,信义笃亲,所愿成就”与“夫天阳地阴,月阴日阳,水阴火阳,女阴男阳”。这里提到的孝、慈、忠、贞、恭、顺、信、义等伦理道德观以及阴阳天地思想都源自于儒家的观念。这种杂糅佛儒的思想在前述的敦煌写本S6551号讲经文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该文称:“天名五星,地名五岳,在道教为五行,在儒为五帝,在释为五戒。”将佛教五戒与五星、五岳、道教五行、儒家五帝等比附对应,这正是“三教合一”思潮的反映。由此可见,《八阳神咒经》在高昌回鹘社会的流行并非偶然,它一方面是中原汉文化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昌回鹘佛教界同样存在“三教合一”思潮。
第二,该经受到儒家人本思想的影响,将人置于天地万物及修行成道的核心地位。
《八阳神咒经》提出人是天地之间“贵于一切万物”的存在:“夫天地之间,为人最胜最上者,贵于一切万物。”肯定了人在万物中的至尊地位,以及在修行“成圣道”中的优先性，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佛教对人的定位。传统佛教并不认可人“贵于一切万物”的观点,而是认为人在业报轮回等方面与“众生平等”;人虽然具有“觉解”即证悟佛法的思辨和智慧,但这并不能作为人高居万物至上的依据。实质上,我们可以在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人本和人学思想中追溯到这一思想的源头。从这一角度来说,《八阳神咒经》的流行确实是“三教合一”思潮和中原思想文化在高昌回鹘国广泛流行的又一表现。
第三,该经将心性论作为理论核心,呼应了中原大乘佛教的思想主题。
《八阳神咒经》虽然杂糅了大量的儒道等家思想,但其理论核心仍然是中原大乘佛教的心性论思想。该经明确提出“人之身心是佛法器”和“自心是佛法根本”等说法,即将“自心”设定为解脱超越的本体依据。这种对心性本体的强调与禅宗等中原大乘佛教宗派的认识是一致的,这也说明《八阳神咒经》是在中原大乘佛教的思想背景和影响下编撰而成的。该经在高昌回鹘社会的广泛流行,则表明中原大乘佛教的心性论思想也成为回鹘佛教界所关注的理论主题。
从总体上看，《八阳神咒经》是一部以中原大乘佛教心性论思想为核心,吸收了传统儒家和道教思想的中土著述。该经在理论深度及思想创新等方面虽无特别之处,但其中表现出的“三教合一”、佛教中国化以及世俗化、简易化等特点,却适应了一般佛教信徒的需要,因此才得以在普通民众中广泛流行。通过对《八阳神咒经》的思想分析,可知高昌回鹘佛教界也将心性论作为理论主题(这在《说心性经》等文献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同时受到唐宋以来中原大乘佛教“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想交流的出现,一方面与汉晋以来汉文化在高昌地区的长期流传有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是10—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彼此联系和交融的表现。
四、高昌回鹘佛教思想所反映的中原汉文化认同
综上所述,从现存的高昌回鹘文献中可知,10—14世纪的高昌回鹘佛教界与当时的中原佛教界在理论主题和思想特点上存在着一致性。这主要体现为高昌回鹘对中原禅宗心性论思想的吸收、对弥勒净土信仰的推崇,以及共同具有的“三教合一”思潮和佛教世俗化、简易化的发展趋向等,这些思想都反映出高昌回鹘对中原佛教文化的接受与认同。这主要体现为:
首先,高昌回鹘佛教界将心性论作为思想主题,反映出对禅宗和中原大乘佛教文化的吸收和认同。由上文论述可知,作为高昌回鹘佛学著作的《说心性经》是以“心性”为核心探讨成佛依据、涅槃境界和修行途径等关键性的理论问题,而在高昌回鹘流行最广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也将心性论(“自心”)作为理论主题。不论在名相概念、思想内涵还是表述方式等方面,这些文献都反映出唐宋禅宗思想及中原大乘佛学思想对回鹘佛教的深刻影响,并且与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思想趋向心性论的发展趋势一致。
其次,高昌回鹘民众推崇以弥勒崇拜为主的净土信仰,反映出对唐宋中原佛教文化的引进和推崇。从敦煌写本S6551号讲经文、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等文献可知,源自中原地区的“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是高昌回鹘佛教徒的普遍信仰,其中“弥勒净土”又受到特别的推崇,这都反映出中原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力。与此同时,高昌回鹘国也对中原净土信仰进行了改造和选择性继承,一是将净土往生与成佛证道等同；二是将9世纪以后在中原地区已衰落的弥勒信仰作为主流,这也是回鹘民族对汉文化引进和深入学习的反映。
再次,高昌回鹘佛教界流行的“三教合一”思想和佛教世俗化、简易化现象,反映出与中原大乘佛教发展的一致性。从《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等中土疑伪经的流行以及这些经典的思想内涵来看,高昌回鹘佛教界也出现了“三教合一”思潮和佛教思想世俗化、简易化的发展趋势,并以此实现了佛教在世俗社会中更广泛的传播。综观当时中国佛教的发展情况,可知高昌回鹘佛教也展现出了与中原地区一致的中国化佛教风貌。
从这种思想上的契合性来说,高昌回鹘佛教文化在整体上确实是宋元时代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高昌回鹘与辽、西夏政权的佛教界也存在着交流和互动,这都说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上虽然存在着高昌回鹘和宋、辽、夏、金等分立的政权,但当时的中国佛教界确实是一个有着思想融通和文化交流的整体。而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将中原佛教文化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并围绕中原大乘佛教文化建构了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从这种共同的信仰(契丹、党项、回鹘、女真等民族都信仰中原大乘佛教)、共同的宗教思想文化(以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等为主的中原大乘佛学思想和佛教文化)、共同的宗教习俗(如佛诞日、火葬、葬礼佛事等)等方面来说,正是借助中原大乘佛教,包括回鹘民族在内的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中国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回鹘等民族)和中原汉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宗教文化上的认同,并以此为媒介而接受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进而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10—14世纪高昌回鹘国的佛教思想文化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例证之一。同时,高昌回鹘接受中原大乘佛教文化并以佛教文化为桥梁而逐渐认同中原汉文化的历史事实,也启示我们:在研究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时,应当进一步研究宗教思想文化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