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史记》开始，志逐渐成为纪传体正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志之难修，向来为学者所认同。对此，刘节解释道：“（纪传体）以书志为最难作!因为这一部分包括了几种内容：其一，就是制度史，如礼志、职官志、刑法志；其二，是学术史，如天文志、律历志、艺文志、释老志；其三，是社会史，如食货志、礼仪志。此外，如祭祀志、五行志、符瑞志，也可以说是宗教史、风俗史。都要源源本本，讲出一种学术或一种制度的渊源流变，不能专靠一鳞半爪的知识所能济事的。”也正因为修志对编撰者知识水平的要求极高，所以古人常以撰志炫才。
现今所见汉唐之际的正史虽有15部之多，但仅有八部修志（《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晋书》）。“礼”类典志作为志的一种，因记载了大量繁复的礼仪步骤，间又关涉各种晦涩的经学思想，所以虽有学者关注，尚有深入讨论的空间。关注“礼”类典志，不仅可以窥测当时正史的书写体例，更能以此为突破口，探讨背后蕴含的礼制思想。本文选取汉唐之际八部正史的“礼”类典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前后变化，提出若干陋见，以示引玉之意，希冀方家指正。
一、两分之制：两汉“礼”类典志的书写体例
任何一部史书的体例在修撰时都有史家自身的考量，绝非随意安排。徐冲在分析汉唐正史“禅让起元”与“开国群雄传”、“外戚传”与“皇后传”这两对联动装置时，就为我们揭示了正史修撰时不同思想的碰撞。
“礼”类典志亦如此，它最早的雏形缘起于《史记》，但《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了包括《礼书》在内的“十篇”内容。不过“十篇缺，有录无书”表明，今本《史记》的纲目仍是司马迁所创。《礼书》位于八书之首，体现出司马迁对礼的重视，他以《礼书》《乐书》《律书》《历书》为次序，当有“礼乐达于天下”之意。虽然《礼书》的内容佚失，但《太史公自序》却保留了司马迁撰写《礼书》时的规划：“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可知司马迁修《礼书》目的是接续三代，阐述圣人之言，宣扬“王道”，自然含有“永垂经典”之意，而作为“时制”的仪注就只能载入《封禅书》。
司马迁作《封禅书》本就为了记载“诸神名山大川礼”，全篇追溯三代以下各代君主敬奉鬼神之祀（即“时制”），从“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便可知相较于《礼书》而言，司马迁对《封禅书》中诸多祭祀的记载，只是为“存沿革、备记录”而已。《史记》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史书修撰：一是体例，司马迁对礼的记载分入《礼书》《封禅书》，此二分之法为后世承袭，《汉书》《后汉书》莫不是循此备述礼仪；二是“重礼论”“轻仪注”的修撰思想，从“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可知司马迁本非记载仪式步骤，呈现的文本也多为时人对礼制的争论，在他眼中，礼事仪注当为有司所存，此点一直为后世承袭。
最初班彪意图续《史记》修《后记》，未就而死，其子班固继之，以成《汉书》，其本意为接续《史记》，故体例大体照搬后者而稍有变易，如改八书为十志、变《封禅书》为《郊祀志》、合《礼书》《乐书》为《礼乐志》。这些调整使得《汉书》十志，无论篇目还是内容都比《史记》八书更为严密与整齐。
班固与司马迁一样强调礼的重要性。他认为“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但“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礼是圣人创制用于调节人性的产物，有了各种礼，人性才有约束，才能“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在体例上，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二分之法，对礼的记载亦分为《礼乐志》与《郊祀志》，前者主要记录国家的日常礼仪事务，如明堂、养老、辟雍之礼，后者则主要记录国家的大型祭祀，如山川、郊庙、鬼神之祀。
但班固并未理解司马迁《礼书》是为阐述“圣人之言”、而非接续具体礼事之意，他将朝廷的日常礼仪乃至乐也纳入《礼乐志》中，表明班固虽意欲绍续司马迁，但实际上却偏离了司马迁原本的精神。在班固眼中礼与乐同等重要，圣人之言与日常礼事都属于礼。清人方苞亦指出班固的《汉书·礼乐志》并没有理解司马迁的本意，记载了一些与汉代完全无关的内容，即便是与汉代有关的很多内容也是完全不必要的。然而“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经过班固的改易，正史“礼”类典志的修撰体例逐渐成型，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进阶式发展：魏晋南北朝“礼”类典志的书写体例
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汉代大一统式中央集权的崩溃，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礼”类典志亦不例外，它也在逐步挣脱汉家之制，走向进阶式发展，首先便是《后汉书》所附《礼仪志》。
有关《后汉书》诸志，余嘉锡云：“范（晔）撰是书，以志属谢瞻，范败后，瞻悉蜡以覆车,遂无传本。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别题梁剡令刘昭注。据陈振孙《书录解题》,乃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勘,以（刘）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书合为一编。”刘节亦指出：“司马彪八志之成，得到蔡邕旧著的凭借为多，足证蔡邕对于《后汉书》各志，有草创之功。” “现在范晔《后汉书》中的八志，就是宋朝人根据司马彪《续汉书》八志刊入的。八志的底本，大概是《东观汉记》的志，其源出于蔡邕十意。”
由此可知，《后汉书》诸志乃是萧梁时期刘昭别采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补录，其根源可追溯到蔡邕十意，而蔡邕又是绍继班固而来，故我们现今可见《后汉书》对礼的记载即是承袭汉制的“两分之法”，分为《礼仪志》与《祭祀志》。《礼仪志》序云：“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可见《礼仪志》主要内容为朝廷的日常礼仪事务，即“三千威仪”，大体内容为合朔、立春、五供、上陵、冠、夕牲、耕、高禖、先蚕、祓禊、立夏、请雨、拜皇太子、拜王公、桃印、黄郊、立秋、貙刘、案户、祠星、立冬、冬至、腊、大傩、土牛、遣卫士、朝会、大丧等。司马彪以《月令》为蓝本，按照一年四季的轮转，将朝廷日常礼仪散入其中，使得每个月份都拥有固定的礼事，继而在这些礼仪事务中不断重复强调君臣之序，最终起到严尊卑的效用。
《祭祀志》则不同。其序文云：“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于念想，犹豺獭之自然也，顾古质略而后文饰耳。自古以来王公所为群祀，至于王莽，《汉书·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兴以来所修用者，以为《祭祀志》。”可知，《祭祀志》接续的是《汉书·郊祀志》，记载告天、南北郊、封禅、明堂、辟雍、灵台、迎气、增祀、六宗、老子、宗庙、社稷、灵星、先农、迎春等生民之祭。通过将《礼仪志》与《祭祀志》的各项礼目两相比对，便可明显发现前者模仿《月令》依照时令次序记录朝廷日常的“三千威仪”，其侧重点在于仪式步骤；而后者记载盛大的郊祀活动，即关系国家命运的“鬼神之祀”，其侧重点在于以人、事、言为中心的礼论。
司马彪既追崇汉制、效仿“二分之法”，又有革新，这种革新为日后正史礼志突破汉家之法埋下了伏笔。他的革新大体有二：一是体例，二是内容。体例上，司马彪虽然绍继马班的“两分之法”，但他在《礼仪志》中依《月令》按年编排朝廷礼事，在《郊祀志》中专载鬼神之祀的做法，对后世有所影响，沈约在修撰《宋书》时便模仿了此种思想——内容上，较《史记》而言大幅减少微言大义的部分，较《汉书》的杂乱来说，也显得更整齐有序。它既在礼事与礼目的记载上有所扩充，又不过分拘泥于描述礼事背后的争论，与汉代“重礼论”“轻仪注”相比，更注重对礼事客观的记载。可以认为，与其强调它对《史记》《汉书》承前的一面，不如看它对此后正史“礼”类典志产生影响的启后一面。
《后汉书》后仅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可供讨论，兹以成书先后论之。
早在沈约《宋书》之前，便有多家“宋史”流传于世。如宋文帝永嘉十六年(439年)，何承天草立《宋书》传纪，并编修了《天文志》《律历志》，而后山谦之、裴松之、苏宝生陆续参与编修；大明六年（462年）徐爰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隋书·经籍志》亦有著录。刘节认为这些文本只能当作史稿看待。不过，这些“史稿”的存世，正为沈约的修撰提供了便利条件，全书仅用年余便告修成，难怪赵翼感叹“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
既然前人之史为沈约所继承，其志的部分亦不例外，如刘节认为《宋书》各志，原以续司马彪八志为承继，《律历志》《天文志》《州郡志》采自何承天、徐爰等人。具体到我们所关注的“礼”类典志上，此前业已指出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对《宋书·礼志》的影响，而前朝“史稿”均未有修撰“礼”类典志，故可认为《宋书·礼志》是沈约在参考《续汉书》的基础上独立修撰而成。从《宋书·礼志》所记载的内容上看，它前溯东汉三国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憾。除了对司马彪的沿袭外，通过梳理相关内容，我们亦发现《宋书·礼志》在《续汉书·礼仪志》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汉制陈规，呈现较大变化。
一是在体例上取消了汉家“两分之法”。沈约改变了自汉以来对礼记载的两分之法，以《礼志》为名，统揽全篇。《宋书·礼志》全文共分五卷，在卷一与卷三开篇处，沈约各撰有一段注文表明其写作意图。卷一的注文云：“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今抄魏氏以后经国诞章，以备此志云。”卷三的注文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书契经典，咸崇其义，而圣人之德，莫大于严父者也。故司马迁著《封禅书》，班固备《郊祀志》，上纪皇王正祀，下录郡国百神。司马彪又著《祭祀志》以续终汉。中兴以后，其旧制诞章，粲然弘备。自兹以降，又有异同。故复撰次云尔。
可见，沈约所撰卷一、二是对前代《礼仪志》的承袭，而卷三、四则是对前代《郊祀志》的延续。由此便知，沈约将《礼志》作为统揽二者的纲领，对汉家“两分之法”的改变也仅限于体例。《宋书·志序》云：“班固《礼乐》、《郊祀》，马彪《祭祀》、《礼仪》，蔡邕《朝会》，董巴《舆服》，并各立志。夫礼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礼而何？今总而裁之，同谓《礼志》。”可知沈约否定司马迁、班固等人将礼的记载两分的做法，他认为“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礼而何？”《礼仪志》与《郊祀志》同属“经国（旧制）诞章”，并无区别。由此观之，在沈约看来，无论是国家的日常礼仪还是大型的鬼神之祭，无论是仪注还是礼论，都属于礼，都是《礼志》收录的对象，都需要接续备录，那么《礼仪志》《祭祀志》就应该被理所当然地整合进《礼志》。虽然沈约的注文凸显出对汉制的承接，但礼制精神实质却是对威仪与祭祀、礼论与仪注的融合。这种融合显示出时人对于“礼”的定义再次发生转变，这对当时正史“礼”类典志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是在内容上出现五礼的雏形。在沈约看来无论是《礼仪志》还是《郊祀志》，同为国家诞章，并无区别，这种思想反映到文本上，便是《宋书·礼志》记载相互杂糅，难有分明的界限。《礼志》卷一卷二的内容为：改正朔、冠（皇帝加元服、皇太子冠）、婚（皇帝纳后、皇太子纳妃）、岁旦磔鸡（傩礼）、元会、郊祀（南郊、北郊、东郊、殷祀）、合朔伐鼓、耕籍、亲蚕、立学校（养老、乡饮、辟雍、释奠）、兵（蒐狩、貙刘、讲武）、巡狩、读令、祓禊、丧（丧服、丧期）、藏冰、三公黄閤。卷三至卷五的内容为：郊庙（南郊、北郊、太庙）、明堂、圆丘、封禅、追封、立庙、殷祀（祫）、宗嗣、丧服（祔庙、祥禫）、社稷、先农、亲蚕、岳渎、祈雨、释奠（孔庙、诸葛庙）、舆服 。
两相比对可知，前者记载了日常经国之礼，后者记载了祭祀鬼神之礼，但前后之间，诸多礼目相互杂糅，如在前者出现了南郊、北郊、东郊、殷祀，后者亦有出现；前者出现了丧服、丧期，后者亦有涉及二者的祔庙、祥禫；前者有籍田、亲蚕礼，后者亦有，甚至在改正朔、冠婚等礼仪上，前后条文亦有掺杂。这愈发证明了笔者的观点，即无论是国家的日常礼仪还是大型的鬼神之祭，无论是仪注还是礼论，在沈约看来都属于礼。于是他就将当时所能见到的礼仪文本皆收录其中，导致杂糅重复。
由于沈约消弭了“威仪与祭祀、礼论与仪注”的区别，将它们统属于一志，如何编排这些纷繁复杂的礼事成为现实的难题。因此，沈约采取五礼“以类区分”的方法，如将“冠婚元会”归为一类，“郊祀、耕籍、亲蚕、释奠”归为一类，“蒐狩、貙刘、讲武”归为一类，“丧服、丧期”归为一类，他甚至在文中引述有“周之五礼，其五为嘉”等语句。这种“以类相从”的编排方式，使得《宋志》最终呈现出来的局面，就是相较于前述诸多“礼”类典志，出现了五礼划分的雏形。因此，本文并不同意闫宁所说“《宋志》诸礼间次序仍有沿用《后汉志》之处,但又依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形成了既不同于《月令》时序又不同于‘五礼’次序的独特体例”的观点。《宋志》是在《续汉书·礼志》的基础上，朝着五礼体例过渡的早期雏形，可视为中古正史的“礼”类典志在“取法汉代”与“归从五礼”之间的艰难转型。
在萧子显撰《南齐书》之前，亦有前人修撰的南齐典制，如“有豫章熊囊著《齐典》，沈约亦著《齐纪》二十卷，江淹撰《齐史》十志，吴均撰《齐春秋》，俱见各本传”，但多数并未修撰完成，亦未流传于世，其中以江淹《齐史》的体例最为清晰。“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檀）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晔，合《州郡》。”由此似乎说明，江淹的《齐史》在礼制记载上采取了汉制的“两分之法”。从《南齐书》各项条目上看，“但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八志，而《食货》《刑法》《艺文》仍缺，列传内亦无《帝女》及《列女》，其节义可传者，总入于《孝义传》，改《处士》为《高逸》，又另立《幸臣传》”，可见“（江）淹撰成之（齐书），犹未备也”。刘节亦认为江淹所上之表“是一篇很堂皇的条例” 。既然江淹的《齐史》未备，那么萧子显的《南齐书·礼志》自然为他独立修撰，也会在其中表露自身对《礼志》的看法。
萧子显在《南齐书·礼志》开篇便列举班固、蔡邕、司马彪等人不采“时事”“朝仪”的事例，认为“礼”类典志，应当记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婚丧祭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的内容，那些“其车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别篇”，目的在于“存为盛德，戒在先亡”。由此《南齐书·礼志》呈现出来的文本，便是以礼论为主，并未记载朝仪与时制。从内容上看，《南齐书·礼志》分为两卷，分别记载了郊庙、明堂、雩祭、配享、合朔伐鼓、圆丘方泽、先农籍田、立学校、冠、婚、朝会、祓禊、马射、丧礼（祔庙、丧服、设奠）等内容。相比于《宋书·礼志》的混杂无章，《南齐书·礼志》的内容更为清晰明了，从郊祀到籍田主要为吉礼，从婚冠到朝会为嘉礼，马射为军礼，最后祔庙等为凶礼。从萧子显在序文中详细追溯西晋五礼的奠定过程来看，他应当熟稔五礼制度，而《南齐书·礼志》相较于完整的五礼制度缺少了宾礼的内容，这恰又与他“记变革、录时事、备今志、存省德、戒先亡”的目的有关，即他认为礼志核心目的是载“变革与时事”，而宾礼或前后变化较小，或不能反映“盛德”，故阙而不录。
既然江淹在修撰《礼志》时曾意图采取汉制的“两分之法”，那么为何萧子显不继续沿用呢？除了江淹的《齐史》未能成书外，想必也是萧子显故意为之。倘若《宋书》还有延续汉代正史礼仪记载“二分之法”倾向的话，萧子显修撰《南齐书》时则秉持着独立的精神，从“汉制”中解脱出来，其五礼编排的倾向愈发突出。
《魏书·礼志》共四卷，主要记载了即位、郊祀、告庙（太庙、庙制）、彗星、籍田、川泽、五精帝、文武庙（孔子、文王、武王）、圆丘（祫）、昊天、五方帝（感生帝）、配享、丧事（丧服、丧期、迁祔）、兵法、大傩、冠、舆服。《魏书·礼志》的特点有二：一是全篇以礼论为主，不见任何仪注的内容；二是前后记载极为繁复。以郊庙为例，魏收花费巨大篇幅，记载了魏帝举行郊庙的议论与施行情况，往往在论述一帝的郊庙事毕后，转述他事，继而隔数页又重新讲述下一帝的郊庙之事，如此回环往复的书写当与魏收屡次重修《魏书》有关。从魏收对《礼志》内容的编修顺序来看，大体亦是承袭了吉、凶、军、嘉的顺序，但不够清晰，且与《南齐书》一样缺宾礼的内容，这或牵涉北朝正史修撰之风。
当然，倘若不局限于存世的正史，我们便可发现同时期诸家散佚史书的“礼”类典志，亦处于发展阶段。如谢承《后汉书》有《舆服志》，王隐《晋书》有《礼乐记》，臧荣绪《晋书》有《礼志》《郊祀志》，南齐修撰的诸国史有《礼乐志》《郊祀志》，范晔也曾计划撰写《礼乐志》《舆服志》。
由此观之，由于汉以后由《史记》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在体例中必须有表、志的传统，在中古时期尚未彻底固定下来，而后各家正史一方面吸取汉代史书修撰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由此呈现的局面便是，从《后汉书》《宋书》到《南齐书》《魏书》，汉家“两分之法”的影响愈发衰弱，并最终消失不见。与之相对，新的正史“礼”类典志书写体例尚未完全建立，虽然五礼次序在礼志中若隐若现，却并没有明显地区分，导致其记载极为繁杂，表明这一时期的正史“礼”类典志面临着艰难的发展。不过，从《宋书》到《南齐书》，五礼的雏形愈发清晰，这昭示着五礼成为“礼”类典志书写体例的时代即将到来。
三、走向五礼：唐代“礼”类典志的书写体例
有唐一代，共修八史（《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史》《北史》），除《隋书》《晋书》外，其余六部均无志。《隋书》诸志又名《五代史志》，乃是唐太宗于贞观十五年（641年）为弥补官修五史无志的缺憾，下诏魏征、于志宁等人而作，并附于《隋书》之后，成为现今所见的《隋书》诸志。《晋书》则是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为排除诸家《晋书》，御赐定于一尊所作。
虽然《五代史志》的修撰晚于《隋书》，但在贞观三年（629年）魏征等人始修《隋书》时，便有修“礼”类典志的打算，从残存的史料中，亦可感受到他们拟定的精神。《隋书·阎毗传》云：“（阎）毗立议，辇辂车舆，多所增损，语在《舆服志》。”又《隋书·何倜传》云：“自余麾幢文物，增损极多，事见《威仪志》。”所谓的《威仪志》，即源自“威仪三千”之语，可见它与《祭祀志》《郊祀志》一样，都是对当时仪注的记载。由此可知，魏征等人在最初修《隋书》时，亦是承绪汉魏对“礼”类典志“两分之法”的思想。不过，出于种种原因，《隋书》诸志并未告成。等到魏征等人再修《五代史志》时，对“礼”类典志的规划，则完全抛弃了汉魏以来的做法，重新以五礼的方式编排。
现今的《五代史志》分十志30卷，居首的《礼仪志》有七卷，体量大概占了全书的1/4，卷一卷二为吉礼，卷三为凶礼、宾礼、军礼，卷四为嘉礼，卷五到卷七的舆服亦属于嘉礼的外延内容。《隋书·礼仪志》是按照“吉凶宾军嘉”五礼次序井然有序地排布。
通过对《隋书》的探讨，至少能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最初修撰《隋书》时，曾规划过“礼”类典志的蓝本，这个规划有继承汉魏以来“两分之法”的倾向，但因未能成书无疾而终；二是《隋书·礼仪志》的编排，不仅标志着唐人完全抛弃了汉魏以来的做法，重新以五礼的方式塑造“礼”类典志，而且也使得中古时期的正史，从《隋书·礼仪志》开始真正走向了五礼体例。
《晋书》则较为复杂，从刘知幾《史通》可知在唐以前，至少有18家晋史存于世。以臧荣绪本《晋书》最为完整，对官修《晋书》影响最大。据《旧唐书》云：“（房玄龄）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臧荣绪本志从何而来呢？《史通》指出它源于西晋束皙《晋书》的十志。那么，唐修《晋书》的诸志，自然也要追溯到束皙。
虽然《晋书》诸志可由臧荣绪追溯到束皙，但我们认为此乃内容的传承，其体例框架当为唐人所创。以《礼志》为例，据《晋书·司马彪传》云：“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司马）彪上疏定议，语在《郊祀志》。”唐修《晋书》并无《郊祀志》，故此语当是唐人修撰时因袭前代《晋书》未改。由此可见，前代18家《晋书》的“礼”类典志在体例上很大可能保留了《郊祀志》。那么，唐人在修撰《晋书·礼志》时，确实对“礼”类典志的体例做了调整。
以上论述，足证今本《晋书·礼志》的体例当为唐人所作，而我们反观其内容，亦可感知此点不误。现存《晋书·礼志》的内容，条理清晰、体例分明，以五礼为编排次序，井然有序，甚至修撰者在每一种礼制转折前，均拟了一段“五礼之别，某曰某”的小注进行说明：
（阙）
五礼之别，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则养，死则哀，故曰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者也。
五礼之别，三曰宾，盖朝宗、觐遇、会同之制是也。
五礼之别，其四曰军，所以和外宁内，保大定功者也。
五礼之别，其五曰嘉，宴飨冠婚之道于是乎备。
此前，我们已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礼”类典志内容混杂、体例难有五礼分明的界限，这也从侧面表明《晋书·礼志》的体例并非承自前代，而是唐人根据当时成熟的五礼体例进行编纂。同时，我们对《隋书》《晋书》所划分的五礼内容进行比对，发现某些记载难以贴合，现以表格明之：
由上可知，二者最为明显的不同在于《晋书》的宾礼极为丰富，不仅将《隋书》嘉礼中的“元会、册礼、拜礼”以及军礼中的“巡狩”归入其中，还新增了“封禅”与“崇后”的内容。与此同时，《晋书》“嘉礼”与“军礼”的内容则急剧减少，将“驱鬼逐恶气”从军礼归入吉礼、将“读时令”从嘉礼归入吉礼、将“射”从军礼归入嘉礼，并减少了“合朔救日、露布、宴宗室、受贺”的内容。这似乎提醒我们虽然两部史书的体例都是唐人确立，且前后修撰时间相去不远，但在不同修撰者的心中，对于“五礼”应当涵盖哪些内容，依旧认识不一。这表明五礼体系虽然已经走进当时的正史“礼”类典志，但并非一劳永逸，五礼仅作为划分礼制的一种方式，还需要随着社会与人们的认识不断调整。
四、中古礼学观念的转型与“礼”类典志的变迁
通过以上梳理，便可发现从西汉的《史记》到唐初的《晋书》，正史“礼”类典志的体例有着清晰的脉络变化，即从“两分之法”到“五礼之制”，这不仅反映出从私修转向官修的史书有着书写体例的运作差异；也表明不同时期的史书修撰者对“礼”有着各自的定义与认识，其关涉的是中古时期礼学观念的转型。
有关汉人对“礼”的态度，刘知幾曾做过论断：“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亦称《礼书》源自三礼，是对三代“圣人之制”的接续。三礼作为“圣人创制”的经典，其地位无可动摇，亦如阎步克所言：“汉儒持有一个坚定信念：经书编者（孔子或周公）是洞察未来的‘圣人’，经典著作中蕴藏着现实难题的答案。孔子做《春秋》，为汉立法；要兴太平，就得照‘最高指示’做。”秉承这种思想，司马迁就只能将朝廷行用的“三千威仪”（时制）归入《封禅书》。但东汉时班固已不解此意，《汉书·礼乐志》将礼与乐的融合，泛化了正史“礼”类典志对“礼”的定义，并深刻影响了后世。这也难怪郑樵在《通志》中对班固多有批评，甚至有“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的苛论。
中古时期知识、学风的变化，给礼学观念带来了较大的冲击。葛兆光指出：“东汉这种知识主义的风气引出了很直接的思想变化，即是非的评价标准由信仰转向理性，‘古学’在注释经典的形式中强调的不是神秘体验也不是任意想象，不是对圣贤哲理的敬虔心情也不是对微言大义的钩玄索隐，而是历史、事物以及语言文字的确定性知识，是对经典的学术性诊解。”
人们不断打破对经典的崇拜，圣人之言也不再是高悬于世、可望不可即的金科玉律，它们变成可供学习、背诵乃至接续的知识，于是对“礼”的定义就格外不同，以唐初学者对改撰《礼记》的争论最为典型。据《旧唐书·元行冲传》记载：
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遽令（元）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开元）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元）行冲等解征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于是赐行冲等绢二百匹，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行冲恚诸儒排己，退而著论以自释，名曰《释疑》。
《礼记》作为“圣人制作”的经典权威受到中古学者的挑战。囿于史料的残缺，学者们对孙炎、魏征、元行冲等人刊削部分到底是《礼经》原文还是诸家义疏，理解不尽相同。但至少表明，在当时某些经典条文确实难以在社会行用，由此反映出“中古时期已有一种思想、甚至一股势力，试图突破自汉以来建立的古典格局，从而建立起了对经典的新理解与新篇章”。理想礼文与现实政治产生隔阂，人们对“礼”的定义与认识也就有了变化，这也成为中古礼学观念转型的思想背景。
我们此前对沈约《宋书·礼志》编撰思想的探讨，也表明中古时期的学者不再关心“仪注”与“礼论”、“礼经”与“时文”的区别。思想领域的变动，使得原有 “礼”的划分，难以容纳人们的新认识，重新界定与区分什么是“礼”，便有了强烈的现实需要，五礼制度的诞生就有了“内在诉求”。
倘若说班固对“礼”定义的失焦，开启了正史“礼”类典志记载的泛化，那么中古时期正史的修撰者，则沿着班固的道路走得更远。在他们看来礼不再是具有神秘力量的“圣人之言”，而仅仅作为一种知识，可以“时变”与“折衷”；“圣人之言”是礼，“朝廷威仪”是礼，对礼的具体争论也属于礼。人们对礼的崇奉度降低，礼便成为可以改撰的“知识”。而汉唐之际“礼”类典志书写体例的差异，便是顺着“中古礼学观念转型”这条脉络派生的产物。
最终，在五礼制度的影响下，各朝掀起了修撰礼典的热潮，但正史修撰的体例受到马、班影响较深，一时难以摆脱汉制。《史记》《汉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呈现出来的局面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典，以其自身的专门性，对于五礼制度的接纳早于同期正史“礼”类典志。
结语
“礼”类典志作为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例书写拥有自身的内在理路。我们不能割裂地看待汉唐之际正史“礼”类典志，而应跳出传统史学史的话语体系，关注每部“礼”类典志的具体生成过程，将其视为一个前后延续、承继流变的整体，联系时代思想背景，分析它们的独特之处。
通过对汉唐之际“礼”类典志的梳理，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礼”类典志的体例，从“两分之法”的“汉制”逐渐走向以“五礼”为架构的“唐法”，这与人们对“礼”的定义与认识密不可分。中古时期礼学思想观念的转型，使得人们开始打破对古礼的崇拜与恪守，不再认为礼是不可更易的“圣人之言”，这为后来“礼”类典志体例的调整埋下伏笔。第二，魏晋时期虽然诞生了五礼制度，但正史“礼”类典志的体例，受马班、汉制的影响较深，尚未被当时“礼”类典志所采纳，而礼典以其自身的专门性，对五礼制度的吸收要早于同时期的正史“礼”类典志。直至唐初《隋书·礼仪志》才确立五礼的体例，折射出的是中古时期正史“礼”类典志的修撰思想不断走向成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