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妇女史研究兴起；90年代，“社会性别”理论被引入，性别史研究兴起。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独立的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宋少鹏《立足问题，无关中西：在历史的内在脉络中建构的学科——对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思想史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5期），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妇女/性别史异常活跃，引人注目。
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妇女/性别史似从繁盛走向了沉寂。但其实，研究的“量”并不支持“黯淡说”，以中国古代妇女/性别史为例，2011—2020的10年，刊发的论文数量达2500余篇，著作也有140余部（数据统计方法见李志生、王丹妮《古代妇女/性别史研究综述（2011~2015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11~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而2000—2010的10年，刊发的论文仅数百篇。
“量”不成问题，那就在“质”上了。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中存在着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是研究内容呈现“分离领域”倾向，缺乏两性视角关照；二是研究的“碎片化”偏向明显，缺少宏观意识；三是提出的方法多，但对理论的理解不够（高世瑜《从妇女史到妇女/性别史——新世纪妇女史学科的新发展》，《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陈雁《当妇女提问时：新时代的妇女史研究》，《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李志生、王丹妮《古代妇女/性别史研究综述（2011~2015年）》）。问题提出了，如何看待与解决它，就是当下之急了，因为关涉到学科的发展与走向。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中古妇女/性别史研究现状，并结合个人体会，略陈己见。
一、关于“分离领域”倾向
妇女/性别史研究的路径，大体在添加史—她史—社会性别史的三阶段，现在的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主要还维持在“她史”阶段，且以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妇女史是被遮蔽的历史，故挖掘女性历史轨迹的“她史”，其实是妇女/性别史研究的起点，学人们着意于在历史中发现妇女、以妇女为研究对象，他们的这些研究，都将为深化历史认知、将妇女纳入性别考察框架，提供有益的先期积累。
但仅止于“她史”，并不是妇女/性别史追求的目标，书写出两性的大历史，才是学人们念兹在兹的宗旨。琼·斯科特（Joan W. Scott）提出社会性别理论（Gender），初衷虽在探讨女性的性别建构、追索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但社会建构者的男性，同样是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起点。自古以来，有社会就有男女；同时，社会塑造的也不止是一性。像在人们的通识中，贞洁是妇女受压迫的重要面相，但中国历史上对男性同样也有贞洁要求，只不过较妇女宽松而已。所以，不汲汲于妇女一性的历史，打开两性观照的视野，或许会对男性压迫、男性建构之类的话语释然很多，也会以更平和的大历史观重新审视历史。早在2002年，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就指出：“一些妇女史研究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一种两性对抗论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对抗论却是违背事实和逻辑的”；“不少妇女史研究者过分强调妇女史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将其变成一个封闭的学术领地。”此番直言，切中了中国妇女史难以迈向性别史的症结，也点出了妇女/性别史难以融入主流学术的原因。
一项研究显示，在1975—2015年间，在美国历史学界最受欢迎的史学方法是妇女/社会性别史和新文化史，而2015年,妇女/社会性别史更是研究成果最多的单个领域（Lynn Hunt, History: Why it Matters? Polity Press, 2018）。但这众多的研究成果，却并不一定是以妇女为中心的，社会性别视角变成了主流学界吸纳的概念和工具。面对这种情状，美国妇女/性别学界早有人担心，“妇女与社会史领域可能不再属于它自己……”（Rebecca Edwards, ‘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 in Eric Foner & Lisa McGirr eds.,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但这种两性的而非女性主义的视角，其实与中国的价值观更契合，相对于女性主义发达的美国，我国历来强调两性和谐，因而，性别成为研究视角而非过分强调妇女的特殊性、妇女/性别史走出一性的局促、迈向两性的和谐，在中国应更为可行。
至于具体研究方法，以新译的《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詹镇鹏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为例。该书的作者高彦颐是海内外妇女/性别史研究的重磅学者，但在她的这部著作中，女工匠顾二娘却隐身到了清初工匠的大历史中，虽然如此，顾二娘于此书的意义却非凡。在该书中文版“自序”中，作者谈到选题时说，她写作的初衷就是要考察女性物质文化，但多方搜讨都未能如愿，“琢砚家顾二娘，就是在‘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迷离境界下，渐渐现身眼前，最后成了我的‘真命天子’”，顾二娘才是作者展开这一论题的导索（尽管高彦颐私下交流中也承认顾二娘的史料相对欠缺）。不但如此，该书始终贯穿着性别视角，特别是最后的结论部分，更有对“文匠的性别问题”的定焦。
所以，对于性别历史，我们必须直面操纵古代社会运转的是男性的现实，运用女性视角固然可以观察到妇女的丰富世界，但妇女世界是依托在男性政治社会基础上的，则毋庸置疑。举例来说，安史之乱前的崔暟家的妇女们，平静地生活在东都洛阳，虽然她们每人有乐也有苦，相互之间还有不睦，但安史之乱的烽烟，使颠沛的南逃成了这些妇女无可选择的命运，她们的喜怒哀乐甚至生死，都被笼罩在这一政治事件中（李志生《唐崔暟家妇女的日常生活——基于性别视角与日常生活史的考察》，常建华、夏炎主编《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科学出版社，2019年）。所以，像高彦颐《砚史》的研究方法——将妇女置于大历史中，但带上性别的视角，或许是我们放下执念的妇女、直面两性历史的一个可行思路。
二、关于“碎片化”偏向
研究的“碎片化”倾向，也是深化史学研究方法的议题之一。“碎片化”倾向（与微观史学紧密相连）并不止表现在妇女/性别史研究上，它也是近年来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话题。学者们对“碎片化”研究的批判各有所重，“综合来看，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一致，都要求摒弃细碎的结论而愿意接受零碎的证据”（黄若然、安子毓《近年来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3期）。
“碎片化”研究是必要的，“前些年西方流行的‘微观史’……是以可分享的个体生活‘经历’来颠覆被既存论说抽象出来的整体历史‘经验’。其所针对的，正是更早那些众皆认可的宏大叙事”（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像唐代山东士族出身的郑琼，嫁给了关中士族新科进士杨牢。对于唐史，陈寅恪指出：“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唐后期，山东士族在文化上的心理优势，让他们睥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的众生。然而，在郑琼与杨牢的婚姻中，郑琼高门背景对她却是一种束缚，这就促使我们从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唐后期的社会分层问题（李志生《妇女的自我感受：郑琼与杨牢的婚姻情感生活》，《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碎片化”研究也在反思史学的“科学化”，忽略“人们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日常经历”，就无法了解人们的真正“需求”，也就无法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Alf Ludtke, translated by William Templer,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Princedon University Press , 1995）。
“碎片化”研究的问题小，但要求的功力并不低。荣新江对唐代女扮男装的考察是一个典范研究，作者对唐代女扮男装的流行时间、出现原因、背景和性别意识，作了详尽而令人信服的分析，而作者对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熟稔和对宏观背景的把控，更令人印象深刻（《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在这一强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或可再放宽视野，那就是在唐代还有一种女扮男装为“服妖”的正统观念，而这一观念还贯穿到了唐初的正史修纂中。现实与理念的并存不悖，其实才真正体现了太宗所奠基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治国理念（李志生《唐人对女着男装为“服妖”说的接受史》，《唐史论丛》第31辑，2020年）。这一推进，得益的是史学史的研究。唐代女扮男装研究还提示我们，要对史料保持高度警惕，某种史料——无论是考古材料还是正史，透露的或只是历史的一个面相。爬梳史料、文本考察、勾连史实、由小见大，无一不是“碎片化”研究的前提。
说到对史料的警惕，它一向是妇女/性别史研究的大议题。受后结构主义影响，文本研究（或称史料批判、历史书写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前提和内容，考察史料书写、递嬗中的性别意识，素来是妇女/性别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对史料的警惕绝不止于此，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正史与笔记小说，甚至各个墓志之间，都有着不同的形成方式、相异的受众群体与传播渠道，这又都会影响到史料的多寡和结论的得出。再回到女扮男装的问题，荣新江主要基于所爬梳的壁画墓图像材料，而得出了如下结论：“天宝以后，女扮男装的现象立刻消失。”（《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但齐东方的研究显示，唐代前后期的墓葬本身就发生了变革，后期丧葬中，地面丧祭地位提升，地下墓葬则变得简陋（《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这是否影响了唐后期壁画墓的修建与数量？再有墓志，田安通过权德舆撰写的两方亡女、亡孙墓志，提醒中古墓志的阅读者，墓志撰写者“敏锐地意识到纪念传记存在多种多样的潜在读者”，因而对撰写的墓志内容多有选择（伊沛霞等主编《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因而，无论何种材料，背后都隐含着时代、阶级、性别、人生阶段、种族的话语，所以面对史料，“与其将‘文本分析’抑或‘史料批判’看作研究方法，不如将这种研究手段当作学者解读史料应当恪守的‘自觉’”（吕博《武汉大学“珞珈中古史青年学术沙龙”简介》，《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4卷，中华书局，2014年）。
三、关于理论的深化与运用的可行性
20世纪末中国妇女/性别史的兴起，一方面得益于本土妇女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学术潮流的推动，学人们认识到，立足本土，以西方理论打开思路，是一条有效的研究路径，因此，性别史、日常生活史、情感史、身体史、家庭史、儿童史纷纷被引入，大大丰富了研究内容。与此同时，对理论理解不深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许多研究将理论变成了引人的标签和罗列的概念，并未真正达到引导思路、开拓视野的目的。
兹以情感史和日常生活史为例。近年来，情感史是笔者在课堂讲授的重点理论之一，情感史和性别史几乎同时兴起，“妇女是感性的动物”这一传统认识，又使两者产生了天然亲近关系。情感史探讨的是社会的情感规则和集体或个人的应对，针对的是理性史学中存在的偏颇，情感史与性别史联手，“有助于重新思考传统的历史分期，检讨以理性主义为前提的近代史学遗产”，挑战近代史学的宏大叙事（王晴佳《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交融：情感有否性别差异的历史分析》，《史学集刊》2022年第3期）。在教学和阅读时笔者注意到，虽有若干声称情感史的论作，但实际谈的都是个人、群体的感情，而非情感史研究。有鉴于此，笔者在2022年5月举办了“路径与取向：从情感史视角看中国历史”的讲座（论文见李志生《路径与取向：情感史与中国古人情感》，《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听者踊跃，这或许正是年轻学人希望深化理论学习的体现。
相较于性别史和情感史，日常生活史兴起得更早，它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日常生活史针对的是史学“科学化”的“见物不见人”，研究的定位是“目光向下”。就中国而言，帝王将相曾是传统史书的中心，也是霸占早期研究和近年荧屏的主角，因此，“目光向下”地将研究定位在下层妇女，当然是日常生活史研究最理想的结果。但这一诉求关乎史料的多寡，史景迁可以写出《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的经典著作，是因为王氏生活在17世纪，作者有包括县志、个人文集、笔记和小说的多种材料可以使用。但中古史不同，有时预计的主题是下层妇女，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回到皇权，这就是史料限制的结果。
就中古妇女日常生活史而言，定焦下层固然是至上追求，但“目光向下”的难度大。如此，发掘史料就是关键一环，新史料当然令人振奋，但旧史料也依然蕴藏着诸多待发之覆，只不过需要变换思路进行思考；对待选题则是另一关键，从学术角度讲，直面史料欠缺，在暂时无法达到“目光向下”时，探讨上层也不失为一种策略，这并不意味着学术视野不够。其实，上层也好，下层也罢，只要史料允许，题目又能发掘未知历史、补充甚或修正大历史，那就是深化妇女/性别史研究的有益选题，而这也正是笔者近期将目光投向虢国夫人日常生活的原因（《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年）。
关于妇女/性别史研究的理论运用，对拓宽思路、整合问题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理论的运用必须基于本土、本领域的研究现状。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先对理论有深入理解，避免使其沦为彰显时尚、吸引眼球的幌子。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